2010年，我曾以「中國模式與龐氏騙局」為題寫過一篇評論，今天再議這個話題，一方面，是因為終於看到了這個龐氏騙局開始瓦解，另一方面，也是想對這個規模空前的騙局為什麼能走這麼遠，發表一點新的心得和判斷。
就認知而言，包括胡溫在內，很多人早就看到了中國模式會難以為繼。胡錦濤為了請小布殊出席北京奧運，私下坦言中國問題很多，難與美國爭雄，溫家寶更是公開直言，中國的增長模式不可持續。我有一些深知內情的舊友，20年前就一再對我說，中國經濟「快穿幫了」。也就是說，中國增長模式的龐氏騙局特徵，並非秘密，真正難解的，是這個格局能持續多年的機理，尤其是其貨幣學的機理。
早在1637年，荷蘭發生的「鬱金香泡沫」就揭示了龐氏騙局的金融學機理，但中國模式的龐氏騙局之獨特性就在於，這不僅是一個金融學現象，更是一個超出了西方主流貨幣理論的嶄新的貨幣學現象。其獨特性就在於，是美中兩個超級大國貨幣政策的耦合，為這個史無前例的金融騙局提供了融資手段。這個見解非我首創，而是早在2009年，就被知名歷史學家弗格森（Niall Ferguson）和他的合作者發表的論文所道破。（「The End of Chimerica」，by Niall Ferguson and Moritz Schularick,2009）不過，儘管弗格森當時就知道這個怪獸不會活太久，但我相信，終局的遲到還是超出了他的想像。
為什麼會這樣？我相信會有許多經濟學和歷史學家正在並將繼續去解析這個問題。我的一個基本解釋就是，改革前中國存在着一種不同於蘇東的社會和財政安排，即政治集權的等級分租制，其核心是城鄉二元和地域身份歧視。這種體制以實物形態，最大限度地集中了農業地租來推動重工業化，為此犧牲了農民的自由，不僅犧牲了農業發展，也犧牲了城市化。改革初期的包產到戶和財政包幹，則把這個實物化的等級分租制，通過經濟決策分權而貨幣化了。這一發展，觸發了地域之間的產權安排競爭，推動了鄉鎮企業的大發展，為八十年代中國經濟走出困境提供了有效激勵，但未能解決農村勞動力就業不足的大問題。
六四後，中國經濟再度陷入困境。1992年，鄧小平抓住了老布殊伸出的橄欖枝，通過南巡之舉，把地方競爭的激勵引向了對外開放。由此，地方競爭轉向了對外資和外來人才的競爭。中國對外開放，外資獲得暴利，秘密何在？大家都知道與海量的農民工有關，但為什麼農民工會接受如此低的工資，則少見深入分析。農民工接受遠低於馬克思所說的「勞動力再生產成本」，是因為包產到戶不僅迅速提高了農業效率，也帶來了貨幣地租的均平化。農民外出打工，可以立即提升家庭人均收入和消費，即使農民工的工資不足養家餬口。
國際資本對中國農民工的超級「剝削」機會，給金融全球化的主張帶來巨大推動。1997年，西方主流學者不顧凱恩斯的忠告，在世界銀行香港年會上大張旗鼓推動金融全球化，鋪墊了美中貨幣政策的歷史性耦合。正所謂：「利之所在，不得不行」。至於這個誘惑與中國龐氏騙局的形成是什麼關係，將是下次評論的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