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上，這不是簡單的韓國現象，歷史上尤其是當代史上很多轉型都是如此。當初的美國革命，真的是因為英國王室對北美民眾壓迫有多深重嗎?其實未必。獨立戰爭前，北美殖民地交的稅比英國本土還要低。那為什麼北美要鬧革命?「無代表，不納稅」，關鍵是「代表」二字。當代世界裏，蘇東劇變真的是因為中東歐民眾窮得過不下去嗎?也不是。這不是一個經濟階級推翻另一個經濟階級，而是民眾要推翻官僚統治。為什麼?正如東德電影《他人的生活》所揭示的，因為人們厭倦了謊言與羞辱。
從學生到全民：觀念的擴散
觀念的水位如何影響制度的變遷?簡單來說，就是不斷提高舊制度的運轉成本，使其高到不可能再繼續運轉。關於這一點，這幾部電影都有清晰的呈現。我們看到，在電影裏，運動有一個不斷擴散的過程。最開始只是學生，但是慢慢地，隨着政府暴力的變本加厲，普通的中產階級、白領、勞工階層乃至街頭的大媽大嬸都開始加入。
《辯護人》講的就是這樣一個故事，一個本來唯利是圖的稅務律師，因為一個朋友的兒子被刑訊逼供，最終走上了「反抗者」的道路。《出租車司機》裏的那個司機，《1987》裏那個清純的女學生，《華麗的假期》裏面的女護士……也都是本來完全不關心政治，但是，因為不堪忍受國家暴力而加入抗爭。
所以到運動的最後階段，無論是1980年的光州，還是1987年的首爾，都是傾城出動了。大媽大嬸給陌生人做飯送飯，司機們免費給傷員當志願者，加油站讓所有出租車免費加油，護士們跑到最危險的地方去救死扶傷……那種人與人之間的友愛互助，非常令人動容。但是，從國家的角度來說，當司機們、廚師們、清潔工們、教師們、白領們……都成為「異議分子」，這個國家還怎麼運轉?所以，全民抗爭會無限提高舊制度運轉的成本。
但是，真正給舊制度帶來致命一擊的，是體制內的人開始動搖。在《1987》裏，公訴人拒絕給火化屍體簽字，因為這個學生的死因過於可疑;在《辯護人》裏，一個士兵成為扭轉案情的最關鍵證人;在《華麗的假期》裏，退伍前軍官成為反抗武裝的領袖。舊制度的螺絲釘一個一個開始鬆動，整個機器就無法再運轉了。
當然，這是一個過程。在影片中，我們看到很多體制內人物艱難的掙扎和變化過程，所以，雞蛋怎麼可能戰勝高牆?因為高牆也是由人組成的。他們也有在讀大學、中學的子女，在當律師或者記者的同學，在工廠參與勞工運動的親友……當整個社會的觀念發生變遷，這個觀念會發生一個「上滲」的效應，軟化堅硬的高牆。
這種軟化之所以會發生，在這裏，不得不提到韓國人的執着。要知道，韓國的民主運動不是1987年才開始的，甚至不是1980年光州事件後才開始的。可以說，它斷斷續續進行了30年。從1960年的419運動，到1972年抗議獨裁的「維新憲法」，到1980年的5月抗爭，直到1987年的全民抗爭，這是一個漫長的接力過程。而且，這個過程充滿艱難險阻，無數大學生被開除、被毆打、被抓捕甚至被判死刑。僅1980—1987年，就有12萬多名大學生被開除學籍，到1986年還在押的3000多個政治犯中，85%是學生。
為了進行勞工維權，數千名大學生假扮工人進入工廠，組織工會，一旦被發現被抓，新一波的大學生又跟上，這叫「排隊入獄」。在電影中我們看到，有大量民眾被毆打、被射殺的鏡頭，學生被刑訊逼供的情節。所以，韓國人的民主真的是他們用幾代人的血與淚爭取來的。
正因為韓國的民主運動是一個漫長的、不斷滲透和擴散的過程，從轉型的人心基礎來說，韓國的轉型是特別「紮實」的，因為幾乎家家、人人都有所參與，所以，每個人都覺得自己是新生民主制的「原始股東」，它不僅僅屬於某個階層、某個政黨或者一小批革命義士。我記得1997年，我當時還在國內讀研究生，給一個韓國留學生當家教，教他中文，不過，這個留學生年齡比較大了，大概有40歲左右。有一天我給他上課，那天正好是韓國大選的日子，課上到一半，消息傳來，金大中獲勝，我那個學生立刻陷入了狂喜，激動得把我給抱了起來，在房間裏轉了三圈。我當時非常尷尬，覺得學生對老師這樣不大合適吧。但是今天回想起這個細節，我才意識到，根據他的年齡，他應該就是20世紀80年代初的韓國大學生，當年就是在街頭被毆打、被噴催淚彈的青年之一，而金大中當時是韓國最著名的反對派，幾代韓國人的精神教父。
這也是為什麼直到今天，韓國會有那麼多反映轉型故事的電影出來，而這些電影在韓國會如此受歡迎，因為這個抗爭過程已經成為集體記憶的一部分，成為「韓國精神」的一部分。這種幾代人添磚加瓦構建出來的民主，和那種短平快的轉型是不同的。比如阿拉伯之春，之前阿拉伯地區幾乎沒有任何民主運動，2011年星星之火突然燎原，表面上看埃及、也門、利比亞很快在一兩年內就舉行了選舉，然而，來得快的勝利往往去得也快，沒有觀念的廣泛變遷作為轉型的基礎，制度即使變遷也可能很快倒退。
而韓國不同，共同澆灌出來的民主大樹，每個人都很珍惜。說實話，在看這幾部電影的過程中，我意識到，電影對歷史過於簡化了，黑白過於分明了。比如，其實韓國學生運動後期有不少暴力行為，但是電影對此幾乎完全沒有反映，而電影裏的壞人也非常臉譜化，似乎是一群喪心病狂的瘋子。不過，這些電影可能本來就不僅僅是要講歷史，而是要塑造一個民族的圖騰。每個民族都需要自己的神話，韓國人的民主抗爭，成了他們的民族神話。
觀念從何而來?
一個很自然的問題是：如果說觀念是制度變遷的推動力，觀念又是從何而來?「若為自由故，兩者皆可拋」，並不是一個自然的觀念狀態，更自然的觀念狀態可能是「過好小日子就行了，談什麼政治」，或者「政治能當飯吃嗎」。明哲保身，以求現世安穩，是大多數普通人的價值觀。為什麼當年韓國社會會形成這種「若為自由故，兩者皆可拋」的政治觀念?甚至，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左右，這種觀念成了韓國社會的主流價值觀?
對此，當然存在很多的解釋。比如，學者英格爾哈特(Ronald Inglehart)和韋爾策爾(Christian Welzel)就論證說，觀念的變化本質上是經濟發展的結果。如果用一句樸素的中國諺語來概括，就是「倉廩實而知禮節」，吃飽穿暖了，人們就開始關心權利和自由等價值了。英格爾哈特也的確用大量的數據展示，大體而言，經濟發展的水平與民主觀念的深入程度呈正比。韋爾策爾甚至寫過一篇論文，駁斥所謂的「亞洲例外論」，因為根據他的發現，在經濟發展帶來觀念變化這一點上，亞洲並不是什麼例外。
但是，就韓國這個個案而言，經濟發展的解釋說服力有限。的確，到20世紀80年代，韓國經濟已經實現了相當的發展，這可能能部分解釋為什麼到80年代，民主觀念逐漸從學生向全民擴散。但是，即使到80年代，韓國的人均GDP也只有2800美元左右，遠不是一個發達國家，所以在這幾部電影裏，經常會有一些角色表示：韓國經濟不夠發達，現在還不能民主化。像《辯護人》中的一個海歸商人，非常語重心長地告誡男主角宋律師：韓國的國民收入至少還要翻三倍，才能啟動民主化。宋律師的回答則是：我以前也是這麼想的，但是現在不這麼認為。
相比「經濟發展」的解釋，更有說服力的，可能是所謂的「政治機會」理論。政治機會理論是什麼意思?我們以前經常聽到一個說法，叫作「哪裏有壓迫，哪裏就有反抗」，但是，「政治機會」理論卻說：不對，哪裏有反抗的機會，哪裏才會有反抗。反抗並不與壓迫成正比，而是與反抗的政治機會成正比。為什麼?壓迫太深了你無力反抗啊。有縫隙的地方青草才能生長，鐵板之中無法成長出生命。
放在韓國的背景下，儘管自李承晚時代開始，韓國就是威權制度，但這是一個充滿縫隙的威權制度。朴正熙的前兩次當選，都是通過具有相當競爭性的選舉上台的——他在這兩次選舉中的得票率就很能說明問題：第一次，1963年，是47%，第二次，1967年，是51%，這說明其競爭者有相當的政治空間。1971年議會大選，反對黨贏得了44%的選票，同年的總統大選，反對派金大中贏得了45%的選票，這些都顯示，韓國當時的政體其實更像是一種混合政體，而不完全是威權政體。
韓國實施完全意義上的威權統治，其實只有幾年，就是1972年朴正熙實施「維新憲法」之後。那之後，總統選舉從直選改成間接選舉，朴正熙的得票率就幾乎是百分之百了。也是在這個階段，政府開始了對公民社會殘酷的鎮壓，包括綁架金大中、給他判死刑，都是這個階段的事。但是，這樣的鐵腕統治也就維持了7年，到1979年朴正熙被刺殺後，就大致結束了。1980年光州事件後，政府又做了很多讓步，釋放一批政治犯，讓大批被開除的大學生重返校園，1985年還放開了國會選舉。
所以，韓國的民主運動就是從這些制度縫隙中成長起來的。在校園裏，除了維新憲法那幾年，學生會基本上可以自治，被選出來的學生會成為抗議活動的組織者。各種以「學習小組」「興趣小組」面目出現的學生組織也很多。此外，當時的韓國有宗教自由，教會的成長很快，教會後來也成為民主運動的重要同盟，所以在這幾部電影裏都能看到牧師的身影。工會、農民協會，也都有一定的生存空間。也就是說，韓國民主觀念的擴散是一點點擠出來的，一厘米的縫隙被擠成十厘米，一米變十米……直到新制度從舊制度中破繭而出。當然，韓國民主運動也有低潮期，什麼時候?恰恰是政治壓制最深重的維新憲法時代。因為沒有政治機會，就沒有政治運動。
可能有人會問，就算是制度縫隙為民權觀念的擴散提供了槓桿，那韓國人的民權觀念，最初源頭又是哪裏呢?其實，在這個問題上，無論是韓國、中國或者印度、南非，甚至歐美國家本身，答案都是類似的，那就是二三百年前開始的啟蒙運動。啟蒙運動大家都知道，它所締造的一個核心觀念，就是「主權在民」。在此之前，人們認為公共權力的來源是上帝、是天命，所以統治者凌駕於被統治者之上是自然秩序。在此之後，人們認為公共權力的來源是民眾，所以被統治者駕馭統治者，才是自然秩序。某種意義上可以說，近代以來，世界政治史上只發生了一場革命，就是這場「主權在民」的觀念革命，其他的革命都只是這場革命的支流而已。
可能有人會困惑，幾百年前的幾個白人男子，什麼洛克、盧梭，他們怎麼就這麼能蠱惑人心?這些韓國的學生，乃至全世界很多國家的民眾，就這麼容易被幾個西方思想家給洗腦了?當然不是這麼簡單。思想者很多，能夠引起數百年共鳴的卻沒有幾個。啟蒙思想的致命吸引力，不是因為它來自西方，而恰恰是因為它來自我們自己的內心。所謂啟蒙，未必是把一個外來的什麼思想塞到我們的腦子裏，而是用一盞燈把本來就是我們心靈深處里的東西給照亮而已。或許電影裏的學生和教授讀過啟蒙思想家的作品，但是，裏面的律師、司機、加油站老闆、護士、獄警……哪讀過什麼盧梭、洛克，他們只是知道，刑訊逼供是不對的，文字獄是不對的，拿着警棍四處打人是不對的，死人不讓報道是不對的……這些情況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現讓他們慢慢意識到，除非權力結構改變，這些不對是不能被系統糾正的。
《1987》裏面有一段對話，一個女孩勸她所暗戀的男大學生不要去參加遊行。她說，你以為你這樣做，世界就會改變嗎?別做白日夢了，醒醒吧。那個大學生說：「我也想啊，但是不行，因為心太痛了。」心太痛了，可以說，一語道破了啟蒙觀念的真正起源。那個小女孩當然說不過他，但是，作為一個社會科學研究者，我會想到1000個理由去反駁他：你沒想到民主運行的經濟條件嗎?你沒想過轉型後的裂痕動員嗎?你沒想過革命的時機和策略嗎?你沒想過國家能力和社會權力的平衡嗎?……但是，到最後，我發現，這種源於道德直覺的正義感有種令人敬畏的天真。你會發現，當所有政治的泥沙沉澱、所有理論的波濤平息、所有流行的趨勢過去，最終，這種無與倫比的天真還是會從水底浮現。它熠熠的光芒，還是會誘惑你向它伸出手去。
作者簡介：劉瑜，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博士，清華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研究領域包括比較民主化、新興民主國家、美國政治等，講授課程包括比較政治學、比較民主轉型、美國政治等。著有《民主的細節》《觀念的水位》《送你一顆子彈》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