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將殺人合法化。這是奪取政權後的發展，制定各種嚴刑峻法，用毫無公正可言的司法形式，判處數以十萬，百萬計的反革命，歷史反革命，現行反革命死刑。前中共公安部長羅瑞卿一九五六年曾證實過這種司法的「慘無人道」。這對一個革命成功後在和平建設時期的國家而言，是不可寬恕的罪行。
三是殺人的神聖化。如果前兩階段在蘇聯都出現過，那麼這個殺人萬歲的階段，純屬毛的獨創──這就是毛晚年發動的文革。文革以那樣上億人的政治瘋狂，以階級鬥爭打倒「封資修」為名，實行大規模的階級滅絕政策，令千百萬天真的青少年成為打手兇手，致人於死地而後快。造成無數人自殺，被打死，被折磨死，甚至發生道縣大屠殺那樣滅戶滅村令人髮指的事件。毛已經把殺人變成了全民性的狂歡，令一個文化悠久的民族變成一群嗜血的野獸。毛也在這場吃人的饗宴之後死去。
北京學者讚美毛的殺人政治學
當中華民族經過毛數十年血的蹂躪之後，毛的繼承者們驚於共產黨罪孽深重，他們給甦醒的國人以種種物質的賄賂，以期新的一代又一代忘卻那些血腥的往事，改寫歷史，作新時代的洗腦。同時禁制言論，沒有人敢於或有機會清算毛的罪惡。他們甚至也不敢再為革命暴力作理論上的闡述。
然而，最近一位大學教授蕭延中，百無聊賴，竟作起文章，還上電視講台為毛的殺人歷史巧言辯護。搬出西方學者的什麼理論，給毛作心理分析。通觀他的那篇一萬四千字的「試論毛澤東」革命犧牲「的政治學」，透過晦澀玄奧的學術詞令，把毛號召人民作無私的犧牲，美化為「革命的永生」。本欄「一個觀眾」的文章已有清晰的剖析。蕭援引的那位研究「暴力與倖存者」的美國教授羅伯特利夫頓，對中國革命與現實的了解，不過是搜羅毛在一九四九年之前關於為革命不怕犧牲的若干講話，便煞有介事地構建學說，稱毛把死亡與犧牲內在聯結之後，對死亡的焦慮便「轉化成為深沉的動力，升華為崇高的道德。」毛「這位征服死亡的英雄已成為中國永世長存的象徵。「還說，毛的生涯不斷和死亡較量，」成功地改善了自己民族的境遇。「
蕭延中讚揚毛反覆說：「共產黨員連死都不怕，難道還怕困難嗎？」是反映毛革命和辯證法的徹底性。他的結論是：毛成功地把對死亡的恐懼轉變為傲視死亡，而成為戰無不勝的全能的領路人。毛的生死辯證法，已使生物性死亡被「符號性死亡」所替代，革命犧牲已被陶冶結晶成具有神聖意義的政治學。他甚至斷言，毛這種政治學邏輯，在「一九四九年以後仍發揮着非同小可的持續功能。」
如果說，那些洋教授食中不化，還可作為笑料一粲，那麼，這位人民大學五十二歲的政治系副教授，就只有令人不齒。他應該去問問他的那些倖存的親友，「革命」名下的死者，是不是一堆神聖的符號，而不是鮮活的生靈？
在慾海中浮沉自甘腐蝕的今日中國士人，也許不必苛求他們。但必須指出在評毛論壇上，無論華洋與雅俗，根本分歧乃是價值觀的分歧。
究竟是人，人的生存，人的尊嚴高於一切，還是所謂革命，理想，國家高於一切？在認同前者的當代普世價值中，人權是高於一切的。然而，在共產黨的哲學中卻是顛倒的，在中國封建倫理的傳統中也是顛倒的。毛正是這兩種顛倒的集大成者。蕭延中和利夫頓只引用毛藉以取得政權之前的豪言壯語，為什麼不面對一九四九年後的大量死亡？
毛澤東頑固地反世界潮流而動
應該補充的正是，毛的大規模殺人是發生在國際共產運動開始作深刻的自我反省之後。這一點，具有特別的警示意義。
眾所周知，中共革命並取得大陸上的勝利，很大程度是以斯大林為首的蘇共援助扶植的結果。包括複製紅色恐怖暴力專政在內。但是，斯大林一九五三年逝世後，蘇共立即捲起修正潮，並在一九五六年的二十大公開揭露與批判斯大林，在一系列的政策與理論的突破中，最震撼人心的批判，就是斯大林的濫殺無辜。引起東西方一致的共鳴與憤慨。
蘇聯歷史學者，作家從國安資料中，驚人地發現，在一九三六至三九年的大清洗中，至少五十萬人被處決，莫斯科有時一天就槍斃上千人。在斯大林統治時期的被害人數，估計達一千五百萬;斯大林死時，仍有一千二百萬人關在勞改營。這種政治恐怖，大大超過歐洲歷史上的記錄，西班牙最殘酷的宗教裁判所，只燒死一萬人，法國革命雅各布賓專政，上斷頭台的只有一萬七千人，而沙皇治下，十九世紀一百年處死政治犯也只有幾十人。斯大林殺掉的包括黨政軍的大量高幹，包括中央委員，元帥和數百名將校軍官...
這些確實的情報，毛和中共高層絕對知悉，我曾在中共官方有關八大的材料中，看到毛等人亦表示對蘇共二十大的肯定，他們公開也承認斯大林有「錯誤」，但是毛內心的真實，他那反人類的冷酷心理，是後來才為人知：他根本反對否定斯大林，說俄國人把兩把刀子（列寧，斯大林）丟掉了一把（斯大林），另一把也快丟了。何謂刀子？殺人工具也。毛欣賞的是列寧斯大林的殺人本領。
可見毛留戀的迷信的仍然是幾十年前佔山為王，殺人放火的共產黨！因此，口出好戰狂言（世界大戰死一半人口，換來一個新世界），大躍進餓死幾千萬人，無動於心。親自發動一個又一個運動，「八億人口，不鬥行嗎？」鬥鬥鬥！殺殺殺！血流成河，哀鴻遍野──便都在他的內心邏輯之中，人民的死亡成全他崇高的「道德境界」。老子說，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毛就自我塑造了一副絕不仁道，視百姓為草芥的千古暴君形象。
在黨內，和劉少奇的分歧，實質上仍然是關乎死人問題。人為的錯誤導致三千萬人死亡，使劉少奇良心發現，形成高層衝突，七千人大會，而後文革，千百萬人頭落地。
在我看來，無論學者專家，還是學生市民，只要面對那血淋淋的歷史，面對二十世紀的也是人類空前的踐踏人權的記錄，批毛，已不再具有學術上的需要，而只是一個法律問題：追查如山的血案，對殺人元兇進行公開的缺席審判，然後，在天安門廣場豎立一個受難者紀念碑。
中國的民主化，如果無法越過這個障礙，徹底清算毛的罪行，及其留給繼承人的殺人基因，那麼在必將到來的共產大廈倒塌的一天，難免還會有一場大流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