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將鴉片戰爭的失敗大部分歸結為「從至尊天子到尋常百姓，都喜歡聽謊言，或者說喜歡聽好話、「吉利」的話、歌功頌德和「鼓舞人心」的話，至於這些話是否真實，或者有幾分真實，則是第二位的事。」
我覺得之所以大家都願意撒謊，也願意聽謊話，根本原因是謊言可以帶來利益，同時避免因為「不合群」導致被排擠。這形成了一種體制上的共生關係。就像「羅剎海市」裏面寫的一樣。大家都以丑為美，慢慢的就變得習慣了。那麼，為什麼連至尊天子也要加入這樣一場愚蠢的遊戲中呢？這是因為，撒謊的代價並不會由撒謊人承擔，更不可能讓皇帝受到影響，而是被轉嫁到萬千小民身上。至於平民百姓在天子眼中不過是螻蟻一般的存在罷了。
總之，當人只享受權利不承擔責任，撒謊還會有什麼負擔嗎？
當撒謊變成一種表忠誠的形式的時候，在同一個漩渦里，沒有人可以真的穩坐壁上觀。不會撒謊的人才是異類！
鴉片戰爭是中國人的錐心之痛。
不過，認真說來，痛，是後來的事。當時好像不怎麼痛。不但不痛，相反，1841年的那個夏天，「戰敗後的廣州，並沒有像通常那樣死氣沉沉，而是上上下下都喜氣洋洋地互賀升遷」。
首席指揮官奕山，被欽命「交部優敘」，賞白玉翎管。其他官兵人等，則優敘的優敘，升官的升官，補缺的補缺，換頂戴的換頂戴，正所謂「彈冠相慶，共沐天恩」。因為負責這次戰役的奕山在奏報「戰功」的同時，還一口氣保舉了「有功之臣」共五百五十四人，幾乎囊括廣州所有官員。
這可真是「勝利者的歡宴」。
然而事實又如何呢？奕山一夥嚴重讀職，既戰敗，又違旨。
奕山的職銜是「靖逆將軍」。「靖逆將軍」不是「撫遠將軍」，他只能「剿」消滅英軍，不能「撫」停戰言和。
道光皇帝給他下達的命令，也是「大兵兜剿」、「擒獲夷酋」，「務使該夷片帆不返」。為此，皇帝下令調集湘、贛、鄂、桂、滇、黔、蜀七省大軍供其驅使，還慷慨地一次性撥款三百萬兩充做軍費。這次戰役的前敵指揮部也陣容強大：領侍衛內大臣、御前大臣奕山，軍機大臣兼戶部尚書隆文，湖南提督楊芳，四川提督齊慎，原刑部尚書、現任兩廣總督祁塤，一共五位大員。
道光皇帝決心之大、期望之高，可見一斑。
可惜事與願違。「英夷」不但沒有被「一鼓蕩平」，清軍反倒一敗塗地。「夷酋」不但沒有「束手就擒」，反倒指名道姓地要奕山親自出面談判，而且開出的價碼中，竟然要求奕山等人率兵出城，駐紮在廣州城外兩百里處。
最後的結果是，奕山不但全部接受英方所開條件，還提前兩天繳清了六百萬元的「使費」，總算是從英軍的炮口下「贖」回了廣州城。至於兩國之間恢復通商，自然更是不在話下。
停戰是違旨的，談判是違旨的，同意通商也是違旨的，賠款就更是喪權辱國，然而卻獲得了嘉獎。這直接的原因當然是奕山向皇帝撒了謊。就在廣州城降旗高掛的5月26日，奕山給道光皇帝上了一道奏摺，歷數清軍在5月23日至25日的「赫赫戰功」，宣稱擊沉、焚毀英軍輪船、兵船各一艘。6月4日，即停戰協定達成九天、英軍退離廣州之後，奕山等人又上一折，聲稱英軍頭目夷目在城下「免冠作禮」，懇請「大皇帝開恩，追完商欠，俯准通商」。只要給他們這兩項「恩典」，「英夷」們就「立即退出虎門，交還各炮台，不敢滋事」。其實所謂「商欠」，就是那六百萬元的「贖城費」，奕山等人早在5月31日就交清了。而通商則是事實，奕山和先期到達的參贊大臣楊芳等人早就默許，不聞不問，只不過道光皇帝還蒙在鼓裏而已。於是，這個冤大頭皇帝便在上諭中「寬宏大量」地說，那些野蠻人（該夷）原本「性等犬羊，不值與之計較」。現在，天朝已略示薄懲，英夷又作禮乞恩，你們辦事也不容易（朕諒汝等不得已之苦衷），那就恩准通商賞還商欠吧！奕山一看謊言生效，又在7月14日出奏，聲稱「英夷」聽宣，感恩戴德，「額慶歡休，免冠感伏，聲言永不敢在廣東滋事」。
這一結果，雖然離「片帆不返」，「一鼓蕩平」相去甚遠，但「永不滋事」還是皇帝願意聽的，奕山等人豈有不加官晉爵之理。
事實上，在整個鴉片戰爭史上，我們很難找到完全不撒謊的官員將領。
兩廣總督鄧廷禎撒謊，兩江總督伊里布撒謊，欽差大臣琦善撒謊，參贊大臣楊芳也撒謊。當然，楊芳的撒謊和奕山相比，還是小巫見大巫。結果，最敢撒謊也罪孽最重的奕山交部優敘，賞白玉翎管。
撒謊水平次於奕山的楊芳「革職留任」（原因在於多少講了點真話），相對誠實的林則徐（基本不撒謊）和琦善（後來才撒謊）處分最重——林則徐遣戍伊犁，琦善判斬監候死緩。這可真是誰不撒謊誰倒霉！
當然，也有因撒謊而倒霉的。1842年2月24日，英軍主動撤離舟山，伊里布不費一兵一卒就「收復」了定海縣城。而且，接收這座空城的，其實只有三個人——伊里布的家僕張喜和兩個下級軍官。然而，在給道光皇帝的奏摺中，伊里布卻自吹自擂，大表其功，甚至不惜編造情節，但這「真實的謊言」卻激起了道光皇帝的雷霆大怒——「伊里布著革去協辦大學士，拔去花翎，暫留兩江總督之任，仍帶革職留任處分，八年無過，方准開復，以觀後效』！
讀《天朝的崩潰》一書感觸最深的，就是在整個戰爭過程中前方將帥的不斷撒謊。可以說，在這場「鴉片的戰爭」中，謊言成了麻痹和麻醉清廷君臣的一劑鴉片。只不過，他們不認為是鴉片，也不管它叫鴉片，而叫做「天朝體面」。有時候，也叫「愛國主義」或「英雄氣概」。
眾所周知，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我們民族都沉浸在一種「天朝大國」的良好的自我感覺之中。在我們看來，人類居住的這個地方，叫「天下」。天下的中央住着我們，叫「中國」。中國的皇帝是天的兒子，叫「天子」。天子的王朝是最偉大的，叫「天朝」。天朝的臣民是最優秀的，叫「華夏」。周邊那些國家因為離天子太遠，無法接受天朝的禮樂教化，因此不開化，是野蠻人，叫「蠻夷」。
「蠻夷」和「華夏」之間是「君臣」關係，或「文明人」與「野蠻人」的關係，根本就不平等。「蠻夷」到「中國」來，要麼是來「朝貢」的，要麼是來「觀禮」的，要不然就是來「乞恩」或者「喊冤」的。
因此「天朝」無「外交」，只有「理藩」即打理「中國」與「藩國」的事務。直到耆英等人簽訂城下之盟時，使用的也仍是「恩准」字樣，比如「恩准」五口通商。
明明是人家強迫我們訂立不平等條約，還要說是我們「恩准」，這不是自欺欺人是什麼？
然而不說「恩准」是萬萬不行的。不說，就是「大不敬」，就是「賣國賊」。同樣，不說「逆夷」「聞風懾服」、「實無能為」也是不行的。不這樣說，就是「膽小鬼」，就是「助夷氣焰」，就是一屁股坐到敵人那邊去了。誰敢擔這個罪名，也就只好說「夷不足畏」。
當然，誇大敵情的時候也有，比如說到1842年第二次定海之戰時就是如此。在許多論著中，這次戰役往往被描述成一個激動人心、英勇壯烈的故事。定海三總兵——定海鎮總兵葛雲飛、浙江處州鎮總兵鄭國鴻、安徽壽春鎮總兵王錫朋率孤軍五千，奮力抗擊英軍萬餘人的圍攻，血戰六天六夜，終因寡不敵眾而陣亡。
這樣寫，當然感人至深，可惜並不完全是事實。
三總兵率軍抗戰是真的，英勇奮擊也是真的，以身殉國就更是真的。但據茅海建先生考證，敵軍並沒有萬人之多（更沒有二三萬），而是只有四五千。也沒有「血戰六天六夜」，而是只有不到一天時間，從1841年10月1日早晨開始，至下午二時許結束。
在整個戰鬥中，「英軍並未遇着堅強的、有效的抵抗」，「只付出了戰死二人、受傷二十七人的微小代價」。敵情，顯然被誇大了。
但這種尚待核實的說法在當時和後來卻幾乎視為信史，即使一些以「嚴謹治學」為標榜的人也寧信其真，不疑其偽，就因為從至尊天子到尋常百姓，都喜歡聽謊言，或者說喜歡聽好話、「吉利」的話、歌功頌德和「鼓舞人心」的話，至於這些話是否真實，或者有幾分真實，則是第二位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