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人叫金岳霖，在圈子內評價頗高，馮友蘭稱讚他的《論道》和《知識論》：「道超青牛，論高白馬。」（青牛指老子，白馬指公孫龍）。按馮先生的意思，金岳霖如果生在春秋時期，也是諸子百家之一，而且名次絕對靠前。
金岳霖其實還有一本書叫《邏輯》，但他自我評價說，寫得很糟。
比邏輯更糟的是，進入1949後，金岳霖便再也沒有撰寫過新著。
給人印象，他是那麼專注於學問的人。即使是在危急之秋的西南聯大，他也照樣孜孜不倦地思考着書。他有個習慣，沒課的時間，概不見客，獨自一人呆在書房裏讀書寫文。思考時，靜坐冥想，彷佛老僧入定。有次日本飛機突襲雲南，金岳霖在書齋里對空襲警報竟是充耳未聞。結果炸彈在他那幢樓房的前後左右爆炸，他卻渾然不覺。待警報解除，大家奔回廢墟尋人，竟發現他提筆而立，呆若木雞。
一個人把學問痴迷到走火入魔，在旁人眼裏，是難免有些呆氣的。
金岳霖十幾歲時，按照邏輯推理對中國俗語「金錢如糞土，朋友值千金」進行分析，發現如果把這兩句話作為前提，得出的邏輯結論應該是「朋友如糞土」。
後來赴美國留學，徵詢兄長選擇何種專業。兄長建議他學簿計學。後因無興趣，改學政治學。為此致信兄長說：「簿計學，是雕蟲小技。我堂堂七尺男兒，何必學這雕蟲技藝。昔日項羽不學劍，就是因為劍乃一人敵，不能當萬夫。」
這樣的「武功」最後學成沒有，大有疑問。不過他敢於口出狂言，傲視公務員，一番話說得擲地有聲。他曾在《晨報·副鐫》上發表題為《優秀分子與今日社會》的文章說：「我開剃頭店的進款比交通部秘書的進款獨立多了，所以與其做官，不如開剃頭店，與其在部里拍馬，不如在水果攤子上唱歌。」
也幸虧他沒去擺水果攤，否則賠得稀里嘩啦也說不定。他這人愛喝牛奶，冬天訂了好多瓶，到了夏天，喝不了那麼多了，就經常邀請鄰居來喝，一再懇求：「這個忙諸位一定要幫。」一位鄰居得知情由後，對他說訂牛奶可以隨時增減，冬天多訂，夏天少訂。他才恍然大悟，真心誠意的表示佩服，說：「你真聰明！」
這當然不是承認自己笨，而是他的聰明沒用在訂購牛奶上。
人家金教授擁有的文化，當然不是用來開剃頭店的，也無需日曬雨淋去做小販。他在美國留學的經歷，那可不是白混的。我們且來替他羅列一下：
他精通英文，習慣用英文思考哲學問題。他能準確分辨出英國不同地區的發音。他用英文寫作的散文曾被大學外語系選作範文。
他喜歡詩詞，不僅能背誦許許多多古代的詩詞名篇，還能對古代詩詞作品作出令方家嘆服的評論。
他擅作對聯，常把朋友的名字嵌入聯中，渾然天成，令人叫絕。
他對繪畫有很高的鑑賞力，尤其對山水畫的佈局和意境有深刻的理解。
他愛好打網球，穿着高檔的網球運動員服很像專業運動員，曾在巴黎留學生網球比賽中榮獲亞軍。
他也是一位美食家，能對中國菜以及歐美等國菜餚不同特點說得頭頭是道。
一言以蔽之，這是個不能以常人視之的人。
楊步偉醫生講過金岳霖一個笑話。當時，金岳霖在清華教邏輯，但不住在清華，而是與秦麗蓮（英文名叫Lilian Taylor，是金在美國認識的一位小姐）一起住在北京城裏。有一天，金岳霖來電話說有要緊的事，想請楊步偉進城。楊問什麼事，金不肯說，只是說非請你來一趟不可，越快越好，事辦好了請吃烤鴨。楊步偉是醫生，以為是秦麗蓮懷孕了，說犯法的事情我可不能做。金回答說大約不犯法吧。楊步偉和丈夫將信將疑地進了城。到了金岳霖家，秦麗蓮出來開門，楊步偉死勁地盯着她肚子看。進門後，才知道不是人而是雞的事。金養了一隻母雞，三天了，一個蛋生不下來。楊步偉聽了，又好氣，又好笑。把雞抓來一看，原來金教授經常給它餵魚肝油，以至雞有十八磅重，因此雞蛋生下不來，但是已有一半露在外面，楊步偉一掏就出來了。金岳霖一見，讚嘆不已，連稱「妙手回春」。事後，為表慶賀，他們一起去烤鴨店吃烤鴨。
馮友蘭說金岳霖有魏晉風度，很像大玄學家嵇康。其實並非如此，那不過是學了點皮毛而已。
有一次，金岳霖講《小說和哲學》，講着講着，突然停頓下來，對大家說：「對不起，我這裏有個小動物。」他把右手伸進後脖頸，捉出一隻跳蚤，捏在手指間看看，那神情比名捕逮住欽犯還要得意。從這個細節，大家便覺得他有魏晉名士之風。可歷史上的王猛比他更牛，王猛聽說東晉大司馬桓溫帥軍進入關中，披了件舊棉襖就去拜訪他，一邊談論當時的天下大事，一邊還忙着在身上捉虱子。
金先生的魏晉名士做派還有不少。金先生是個單身漢，無兒無女，但是過得自得其樂。他養了一隻很大的鬥雞（雲南出鬥雞）。吃飯時，大斗雞能把脖子伸上來，堂而皇之地啄食餐桌上的飯菜，他不驅不趕，安之若素，待鬥雞如家人。這與《世說新語》中阮氏兄弟與豬崽共用大瓮飲酒有得一拼，只是場面有點小巫見大巫了。
比起嵇康來，金岳霖是很會來事的。
1946年，西南聯大解散之際，金岳霖在會計處碰見黃子卿教授，後者問他：回到北平後，倘若共產黨來了，怎麼辦？金岳霖的回答很直接：「接受他們的領導，他們不是洋人，不是侵略者。」
早在辛亥革命時，金岳霖就能快速跟上形勢。民國一成立，金岳霖立刻剪去頭上的辮子，還仿唐詩《黃鶴樓》寫了一首打油詩：「辮子已隨前清去，此地空餘和尚頭。辮子一去不復返，此頭千載光溜溜。」
當又一輪改朝換代，金岳霖仍能緊跟形勢。聽到新領袖用湖南話宣佈：「中國人民站起來了！」金岳霖興奮得幾乎跳了起來！他逢人便嘆：「中國人民站起來了，真好呵！解放了，中國人再也不受列強欺負了。」
建國後，開展思想改造，經過學習，金岳霖說：「知識分子頭等重要的問題是為誰服務的問題。在政治上我追隨領袖接受了革命的哲學，實際上是接收了歷史唯物主義。」「對於政治，我是一個辯證的矛盾。我一方面對政治毫無興趣，另一方面對政治的興趣非常之大。」
1952年，金岳霖在《批判我的唯心論的資產階級的教學思想》一文中，對自己最喜歡的學生殷海光和王浩進行了批判。在海峽彼岸的殷海光讀到此文後，「思緒起伏不定」，但當有人撰文批評老師時，他立即撰文對其進行批判，他說這些人沒有設身處地為身在大陸的老師考慮。
金岳霖的立場卻異常堅定，不為所動，他檢討說：「我培養了只做概念遊戲，不關心政治，甚至於反動的人。例如殷海光就是我培養的一個反動分子，他現在在台灣為蔣匪幫服務。」「我宣傳邏輯上的純技術觀點，天才教育觀點，在這一方面我特別捧王浩，他現在仍然留在美國大學裏，為美帝國主義服務。」
1955年，金岳霖離開北大，調任中國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副所長。另一位副所長告訴他應該坐在辦公室辦公。金在辦公室呆了一上午，也沒弄明白如何「辦公」，一個人也沒來找他。他這才知道，辦公室和講台是完全不同的兩個地方。
全國開展知識分子「上山下鄉」運動時，金岳霖已經70多歲，但他主動要求「下放」。為準備「下放」後有所作為，有一段時間專門看養魚的書。他對別人說，「我要是『下放』了，農林牧副漁五業中，農業我現在幹不了，林，我幹不了，牧，我也幹不了，副業，我也沒有技術，就剩下養養魚了。」
他說這話時，好像忘了自己患有眼疾，需要常到協和醫院檢查治療。「文革」開始後，革命派不許金岳霖用公車。金岳霖說：「不用公車不是問題，可我怎麼去協和醫院呢？」對方答覆說：「給你派輛排子車（一種人力木板車，用於運貨）吧。」金岳霖對此欣然從命，每到就診之日，他準時自帶小馬扎，端坐於平板三輪車上，任人一路踩過去，沿途東張西望，不勝愜意。
後來毛澤東對他說：「你要接觸接觸社會。」那年他已經八十歲了，怎麼接觸社會呢？他就和一個蹬平板三輪車的約好，每天蹬着他到王府井一帶轉一大圈。
有次，他在王府井一時興起，花幾百元買了一頂高級皮帽，事後竟誠惶誠恐了好一陣，雖然沒有人指責他，他卻多次在小組會上主動懺悔，說自己資產階級生活方式的餘毒沒有肅清，階級性主宰了他的思維邏輯。金岳霖的侄女從美國回來去看他，當他得知侄女加入了美國籍後，竟二話沒說把侄女趕了出去。
粉碎「四人幫」後，金岳霖的學生一起去看望老師。金見到自己的學生後，異常高興，對學生發議論說：「現在可好啦，中國再也不會被瓜分了。」讓學生們感到分外吃驚。
1981年，已是86歲高壽的金岳霖身體每況愈下，但他每天還按規定的時間聽新聞廣播，看報紙。1981年春節，他大病一場，近乎癱瘓，可他卻興致勃勃地對學生劉培育說起收音機里聽來的關於棉花產量增加的事情，並且自我安慰道：「這幾天我能從沙發走到屋門了，又進了一步。看來短時間死不了，我要看到『四化』。」
晚年金岳霖寫回憶錄，第一句話是：「我和毛主席吃過四次飯。」
1982年，重病期間的金岳霖留下了一份遺囑：「哲學所黨組負責同志：我可能很快結束。我要藉此機會表示我感謝黨，感謝毛澤東同志，感謝全國勞動人民，把中國救了。瓜分問題完全解決了。四個現代化問題也一定會解決。我死之後，請在我的存摺中提出三千元獻給黨。請不要開追悼會，骨灰請讓清風吹走。」
他的得意弟子王浩說，金岳霖的學術貢獻都是在解放前，1949年之後他的學術生命實際上已經死掉了。邏輯學大師的金岳霖終究還是解決不了自身和社會的矛盾。
2020-05-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