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 > 存照 > 正文

李凡: 窮孩子能遇到好老師麼

作者:

王老師並不是完美的模範老師。她不像《窗邊的小豆豆》或者《夏山學校》裏的老師那樣溫和穩定,永遠有耐心。充滿生命力和情感的另一面是,她也易怒。但我們都覺得自己是老師最操心、最喜歡的孩子,自己是獨特的、被認真對待的。

朗讀

我的小學班主任姓王,也是班上的語文老師。她和媽媽差不多年紀,個子不高,身材瘦削,背部微拱,走路時課本扣在手心,雙臂甩開,步伐踏實有力。小城的成年人大多安靜沉悶,像在烈日下行走太久,身體和面部都顯出疲憊懶散的狀態。像王老師那樣有朝氣的人不多,剛上學時,我也不太敢和她對視。如果說不敢看其他老師是因為害怕,不敢看王老師,是對她眼裏的熱忱覺得陌生——那不是我熟悉的成年人的眼神。

王老師上課也特別有氣力。板書時粉筆一撇一捺噼啪作響,擱在木架上的黑板也搖晃不已。寫到最後總會狠狠點一下,震得粉筆灰簌簌下落。每開始講一篇新課前,她總會先朗讀課文,一手橫在胸前,另一隻手舉着書本,邊讀邊來回踱步,聲音洪亮,飽含感情。

她的普通話很標準,這在學校老師里很難得。我們的縣城偏居西南,以捲舌、重音、降調的土話知名,有濃重的鄉野氣和喜感。不少語文老師的普通話也夾着方言腔調,俗稱‌‌「椒鹽普通話‌‌」,比如把‌‌「肉‌‌」讀成‌‌「RU‌‌」,‌‌「我‌‌」讀成‌‌「EUO‌‌」,‌‌「是‌‌」讀成‌‌「施‌‌」。但王老師不會,她嚴格要求我們按正規拼音的音節和聲調發音,自己也是這麼做的。

有感情地朗讀課文,是王老師教給我們的第一課。她的音量會隨着情節起伏變化,還會模擬不同人物的腔調。讀到高潮部分,嗓子因為激動變得沙啞,披頸捲髮隨着語言的節奏,像獅子鬃毛那樣蓬開抖動。

她用自己的聲音和情感,在簡陋陰暗的教室里製造出一幕幕短劇:收穫花生後,全家人一起在後院的茅亭過落花生節;一個小女孩用穿着麻線的大針,將掏去果瓤的橘皮穿成一盞小橘燈,給走夜路的客人照明;小凡卡在城裏鞋匠家當學徒,受盡虐待,寫信給唯一的親人爺爺,想回到鄉下美好的生活中。我現在還能記得信里描述的畫面:老闆娘叫我收拾一條青魚,我從尾巴上弄起,她就撈起那條青魚,拿魚嘴直戳我的臉。夥計們捉弄我,他們打發我上酒店去打酒,他們叫我偷老闆的黃瓜,老闆隨手撈起個傢伙就打我。吃的呢,簡直沒有。早晨吃一點兒麵包,午飯是稀粥,晚上又是一點兒麵包;至於菜啦,茶啦,只有老闆自己才大吃大喝⋯⋯

讀到這裏,老師的聲音喑啞斷續,字句似乎越來越沉,最後和着她的眼淚一起重重地掉下來。就像一開始所說,對小學生來講,學校多少是個有些緊張壓抑的地方。這裏不僅傳授知識,也是規訓的場所。老師和學生之間不僅是教與學的關係,更代表約束和散漫兩種力量,常常相互眈視,劍拔弩張。老師朗讀並落淚的時刻,似乎化解了這種緊張的對抗。當她忘我地沉浸在語言裏時,她不是嚴厲的、讓人懼怕的權威,而是一個被人間溫暖苦痛打動的真實的人。

王老師朗讀課文時經常流眼淚。每當她瘦削的肩膀輕輕抖動,聲音變得斷續喑啞,一些調皮的男孩子就會相互擠眉弄眼,意思是:快看,快看,老師又哭了。但王老師仍然專注地盯着課本,直到朗讀結束,她才抬起通紅的眼眶,並不回應我們關切或者訕笑的眼神,也不做任何解釋,只是用紙巾擦掉臉上的眼淚,昂起頭長舒口氣,仿佛從一場耗費氣力的表演中抽身出來。

王老師的身體並不好,她是我小時候見過的最多病的人。一旦發病,滿臉浮腫,大熱天也穿着毛背心。有一次生病無法上課,我們悄悄約着去家裏探望她。透過裏屋的布簾縫,看見她躺在床上,從頭到腳裹得嚴嚴實實,連頭上都包着毛巾,眼睛緊閉,氣息微弱。但站上講台的她總是熱情有力。

那會兒,學校里這樣堅持有感情朗讀課文的語文老師並不多。有一次趴在隔壁班窗戶邊,聽到他們的語文老師讀課文,聲音很小,毫無頓挫起伏,我不由得生出些優越感,為自己有一個可以大聲朗讀課文的老師感到驕傲。長大後我明白,這叫‌‌「不惜力‌‌」。而力量,是語言文學裏最寶貴的東西。小學生很難通過沉悶抽象的鉛字體會到這種魅力,但老師通過朗讀,在我們心裏埋下了一顆種子:語言是承載傳遞情感的工具。不要害怕表達自己的感受,即便身體羸弱,也要有吶喊的力量和勇氣。

日記

王老師教給我們的第二課是動筆。

大概從小學二年級開始,她要求全班同學每周上交三篇日記:不限題材,不限文體,不限字數。這個要求一直持續到小學畢業。現在回過頭看,那可能是我經歷過的最自然的寫作訓練。

王老師佈置的每周三篇日記,因為沒有任何限制,所以內容常常是拉家常式的。上世紀80年代,縣城孩子的世界很小,城裏只有幾條街道:后街,桂花街,鹽井街,解放街⋯⋯大概半個小時就能從城東走到城西。沒有遊樂場,沒有購物中心,沒有互聯網,也沒多少課外讀物。我們不知道世界其他地方什麼樣,發生着什麼,世界似乎也忘了這個有一千多年歷史,如今資源耗盡、奄奄一息的古老縣城。

但孩子的生活中仍然有那些普世性的成長痛苦:暴力的陰影,人對死亡的恐懼,還有成人世界的封閉和沉悶對孩子生命力的壓制。我們活在成人平靜的絕望和時常無法自制的憤怒中,能聞到小城平靜表面下散發出的腐爛臭味,前者讓我們恐懼,後者讓我們不安和壓抑。

日記成了面對這些問題的方式。如果不是現在回過頭翻看小學日記,我都忘記自己曾經有那麼多煩惱:投稿失敗,考試失敗,被家長誤解責罵,對生活感到擔心害怕⋯⋯現在看起來都是非常瑣碎的小事,可積累起來就是如黑暗森林般的藤蔓,孩子心靈會被捆綁,以至於無法呼吸。我很慶幸上小學時可以通過日記講出煩惱,並得到老師的回應。

爸爸去成都上學了,媽媽一個人在家很辛苦,情緒不好,懷疑自己得了癌症。我又驚又怕,在日記里問:‌‌「王老師,我該怎麼辦?‌‌」她留下批語:‌‌「要寬慰媽媽,要她放心,一定不是絕症!‌‌」

我被老師分派去同學家里送成績單,送完已經快天黑了,身體有點不舒服,回家後被媽媽罵一頓,說我身體不好,就不應該接受這樣的任務。我在日記里訴說委屈,問:‌‌「我不應該完成老師交給的任務嗎?到底是我錯了還是媽媽錯了?‌‌」老師回覆:‌‌「是老師錯了。老師不了解你的身體情況。‌‌」我被班上一位同學拜託,幫她撒謊逃避她媽媽的責打。我又在日記里問老師:‌‌「我不想撒謊,可如果不撒謊,她又會被打,我該怎麼辦?‌‌」‌‌「你很明白:做誠實的孩子。‌‌」老師這麼回答。覺得自己作文靈感枯竭,越寫越差,於是在日記里悲嘆:‌‌「為什麼我退步了?‌‌」老師寫道:‌‌「沒退!要有自信心。‌‌」

不僅是我,其他同學也把日記當成傾訴煩惱的渠道。畢業後,班上同學約着回學校看王老師,我們圍坐在她周圍聊起往事。王老師露出孩子般得意的微笑,說:‌‌「我可知道你們很多人的秘密呢。‌‌」

不過對小學生來說,連續幾年,每周三篇日記也並不都是美好的回憶。它常常是個討厭的負擔。我記得自己好幾次沒有完成,大清早上學前跑去小公園,找一個偏僻角落,蹲在潮濕陰冷的樹下,鬼畫符一樣補日記。這樣的日記通常得分不高,70多分,但沒有刪除字句,也沒有文字結構的調整。除了圈出錯別字,王老師很少修改,頂多會在旁邊批一句:‌‌「注意書寫。‌‌」她唯一確定的要求就是‌‌「寫‌‌」,不斷地寫——用自己的方式,把想說的話表達出來。

小學畢業後,我們班不少同學還保持了記日記的習慣,我也是這樣。直到現在,日記仍然是我應對成年人困境的一種方式。雖然不再是每周三篇,但情緒最低落的時候,總習慣打開電腦,敲打鍵盤,把自己完全交付給毫無限制、毫無評判的文字。雖然不再有王老師的閱讀和回復,但通過小學4年的日記訓練,她已經教給我們一件應對生活的武器。作為人類古老的表達方式,文字自有其神秘的療愈力量。當我們正確地使用它,它會給我們安慰。

閱讀

上世紀80年代,也就是我上小學那會兒,一個縣城孩子能得到的課外讀物很少。學校有個圖書角,準確說是一個鑲玻璃的書櫃,在校長辦公桌後面,我從沒見它打開過。有一次學校號召大家給圖書角捐書,我從爸爸的書架上精心挑選了一本《哥倫布航海記》。它在一堆《故事會》《識字大全》中很顯眼,被放在書櫃最正中,每次進辦公室我都會去看一眼,它總在同樣的位置,玻璃書櫃也總是上着鎖,似乎把書關進去後就再沒打開過。

城裏還有間圖書館,建在縣城最高的小山頂,走上去就是趟體力活兒。我去過一次。十幾段石梯佈滿青苔,七折八拐通向山頂。暗綠色的帶刺雜草顫巍巍蓋住石梯兩側,散發着陰冷不祥的氣味。兒童借閱室的幾排書架上東倒西歪擺着些破舊童書,大都封面殘落,書頁缺漏,翻撿半天找到一本相對完整的《中國民間故事集》,那是我在圖書館借閱的第一本、也是最後一本書。

王老師鼓勵我們閱讀,她自己家的書架也對我們開放,上面有全套的《十萬個為什麼》,只要寫一張借條就可以帶回家看。但回想我的童年閱讀,稱得上文學性的兒童讀物仍然非常少。一個縣城圖書館的兒童讀物數量,還比不上現在很多城市孩子的家庭藏書。這些孩子的書架上擺着成套托爾金、羅爾德·達爾的作品,《哈利·波特》系列,《金銀島》《綠野仙蹤》《柳林風聲》,精裝本的《格林童話》《安徒生童話》《西頓動物故事集》,還有法國的兒童哲學系列讀本,美國的《How and Why》輯集⋯⋯那是我小時候從未見過的世界。

不過,閱讀分為泛讀和精讀。前者注重數量,以開闊視野,後者則需要成年人的引導,幫助孩子理解文字使用的方式,以及其中包含的意思。和獲得書籍相比,獲得理解的能力更不容易。它不是去接近標準答案,而是挖掘出自己對世界的看法,這是人之所以成為自己、而不是別人的起點。

閱讀理解既包括思考能力,也包括表達權利:孩子是否有按自己想法理解的權利?是否有表達自己想法的資格?如果一位老師意識到這點,並適當地讓渡出權力,即使讀的書沒有那麼多,孩子也可以受到不錯的精讀訓練。

我精讀的啟蒙訓練是在王老師的語文課上完成的。大約從小學四年級開始,課後題目有了閱讀理解——挑出文章的某一段話,寫出你的理解。閱讀理解是我最喜歡的作業,常常一道題目會寫大半頁紙。對我來說,那是真正寫作的開始。如果說寫日記是審視和描述自己的生活,學會面對悲傷、憤怒、恐懼等個人情緒,閱讀理解就是將目光從自己身上移開,去理解別人的悲傷、憤怒和恐懼,那是一個更廣闊的世界。和寫作興趣小組的呆板,或者日記的瑣碎隨意相比,課後的閱讀作業則是讓學生去思考一些高於日常生活的問題,而且老師對我們的回答沒有任何限制。

記得小學五年級有一篇課文,解讀俄國畫家列賓的名作《伏爾加河上的縴夫》。課後有道題目是選出群像中的某一位,說說對他的理解。我選了畫裏的少年,他身着紅衣,揚頭皺眉,微斜肩膀,手摳縴繩,在一群雙臂低垂,面目愁苦的縴夫中最突兀也最有生氣。我在作業里努力寫出對他姿態的理解:好像要掙脫縴繩的捆綁,又好像要掙脫苦難的生活。在試圖接近這位紅衣少年的內心時,我感到了理解的愉悅,還感到一種創作的熱情。老師的回應也很熱烈。所有的解讀都被她標上表示好詞好句的紅圈圈,一骨碌一骨碌串在一起,整頁作業紙都紅彤彤的。

小學最後那個學期,王老師還實行了一個‌‌「新政‌‌」:讓學生講課。我們挑選喜歡的課文,自己備課上台。一開始大家都很害羞,不好意思上台。但幾次試講之後,每到語文課開始,總有幾個同學捏着自己的備課本,衝上去搶講台。我想,大家從害羞變成爭搶,大約都感受到了自己理解課文和交流想法的樂趣。

從備課開始,分段落,概括大意,找出其中的好詞好句,想出自己的理解,這是非常主動愉快的精讀過程。課堂上的交流也很自由。我記得自己當‌‌「小老師‌‌」上課時,最常反問同學的一句話就是‌‌「你為什麼這麼想?‌‌」然後雙方各執一詞,爭辯討論。沒有權威,沒有標準答案,只有想法和想法的碰撞。

王老師坐在教室最後一排,除了偶爾討論陷入混亂時站起來維持一下秩序,大多數時候她都安靜地聽着。宣佈這個‌‌「新政‌‌」時,她解釋自己為什麼這麼做:‌‌「你們就要離開小學升入初中了,希望你們以後能有自學的能力,有自己理解課文的能力。‌‌」我其實不記得她的原話,但記得老師這樣懇切的語意和姿態。那個學期對她來說,或許是一次漫長的告別,這個可以自由解讀、自由討論的課堂,就是她送給我們的離別禮物。

我進初中才知道,在考試里,閱讀理解的分值很高,通常是拉開分數差距的。新學期剛開始,班上同學相互自我介紹,一位來自其他學校的女同學知道我的小學班級名後說:‌‌「哦,原來你是這個班的。我們班的語文閱讀理解全縣第二,只比你們班低一點兒。‌‌」我才知道,小升初考試在縣裏是有排名的。我不記得班上特意為考試做過閱讀理解的訓練,至少王老師沒有過分強調這種訓練,但她交出一個老師定義文字的權力,幫我們獲得了理解的自信和能力。

情感教育

做記者這些年,我做過不少關於教育的選題。其中一次採訪是在北京城裏收費最高的國際學校,據說目標是將國際IB教育和中文教育結合起來,完成中國教育和世界教育的接軌。學校在北京城郊的別墅區邊,紅磚白牆的高大校舍,闊大的綠色草坪上鋪設着如空間站一樣充滿科技感的體育設施,圖書館是開放式的,書架上放滿了彩色封皮的英文書和素雅乾淨的中文讀物,學生可以隨意取用。校長有多年國外名校的管理經驗,老師則很大部分來自北京的公立名校。

採訪那天,和我交談的語文老師原來在北京四中任教。她穿着淡雅合身的淺紫色旗袍,講了不少如何將西方文學和中國語文教育結合的方式,言談溫文有理,《詩經》和莎士比亞的詩句隨口引用。

我還記得另一所著名的國際學校,校長是一位語文老師,原來在北京十一學校任教。在學校的招生推介會上,她向家長們解釋如何用具象的方式幫助低齡孩子理解古詩。以《木蘭辭》為例,對10歲左右的孩子來說,理解並記憶這首北朝民歌並不容易,但畫畫的方式會讓過程更簡單也更有趣。校長在PPT上展示了一個小男孩的畫作:12個紙格,每格上面都寫着‌‌「爺‌‌」——那是小男孩對‌‌「軍書十二卷,卷卷有爺名‌‌」的理解和表達。這既是一種新式教學思維的展示,也是一種極具誘惑的教育關係的展示:孩子的想像力可以自由展示,天真和幽默可以被理解。

兩所學校每年學費都是20多萬元,如果加上校服、住宿、餐費和遊學,大概要30萬元。這是少數孩子才能得到的奢侈品,就像一個美夢,一種幻想。但對無數家境普通、機遇普通的孩子來說,他們是否也能有理想的語文教育呢?只有金錢才可以買到好的、寬容的教育方式嗎?好的語文教育,本質是什麼呢?

我想起我的小學。雖然連今天城市教育的平均物質水準都達不到,但我仍然覺得語文教育的部分值得分享。它是普通人也可以擁有的——當一個老師具備充沛的情感,並真心愛她的學生時,教育就已經自然發生了。朗讀課文,講解字詞,歸納段落大意,寫作訓練,都是這情感的載體和工具而已。有文字和語言天分的學生,通過這些手段得到專業能力的訓練,天分和興趣缺乏的學生,也能感受到一種真誠有力的生活方式:大聲說出自己的感受,用文字坦白地溝通和表達自己,感動或者悲傷時就流下眼淚,對弱小和不幸的人報以善意。教育最終的目的,不就是要讓人具備好好生活的能力嗎?

那會兒班上有一個女同學,母親過世,父親再婚且脾氣暴躁,她身上常有傷痕,好幾次離家出走,王老師和家長一起找她找到半夜。與家裏矛盾最激烈的那段時間,她住在王老師家裏。她告訴我們,老師家的飯菜很簡單,常常就是菜糰子,但會把唯一的雞蛋讓給她。我的媽媽去外地上學期間,王老師也邀請我去她家吃早飯,‌‌「只是饅頭、稀飯和鹹菜‌‌」,她像有點歉意地說出早餐的內容。小學五年級時,我得了哮喘,上課有時也要站起來喘氣。她一下課就去校門口藥店給我買治哮喘的噴霧劑。我現在還記得她急匆匆跑出教室的背影,碎花襯衣下肩膀瘦削微拱,披頸捲髮因為小跑微微盪開。

王老師並不是完美的模範老師。她不像《窗邊的小豆豆》或者《夏山學校》裏的老師那樣溫和穩定,永遠有耐心。充滿生命力和情感的另一面是,她也易怒。生氣的時候臉上陰雲密佈,大聲吼叫,把黑板砸得咚咚響,甚至從木架上掉下來。我坐在第一排看得心驚肉跳。她還會打人。我語文成績不錯,也因為聽寫生字時反覆出錯被揪過頭髮,那些調皮的男孩子被‌‌「修理‌‌」得就更多了。但多年以後,在小學班級的微信群里,一位當年常惹麻煩的男生回憶舊事時說:‌‌「我作為王老師最操心,也最喜歡的學生⋯⋯‌‌」一個同學接道:‌‌「你怎麼知道王老師最喜歡你呢?‌‌」這也是我心裏的嘀咕,問話背後的意思其實是:‌‌「老師最操心、最喜歡的應該是我啊。‌‌」

我在群里回了一句:‌‌「看來,一個好老師的標準就是,讓每個學生都以為老師最喜歡的是自己。‌‌」下面彈出其他同學的笑臉,大家似乎心照不宣——我們都覺得自己是老師最操心、最喜歡的孩子,自己是獨特的、被認真對待的。

現在,我有了自己的孩子,也在上小學。當他遇到語文學習上的問題時,我還會給王老師打電話,講出我的煩惱和疑問。她總像寫小學日記本上的批語那樣,給出清楚簡潔的回答。

要不要給孩子加黃岡試卷?

‌‌「試卷偏難,有不少超綱的題目,我不建議做。‌‌」

孩子看很多書,可為什麼閱讀理解和作文還是不好?

‌‌「不要着急。只問耕耘,不問收穫。‌‌」

孩子講起遊戲故事滔滔不絕,但一寫作文就寫不細,常常是敷衍幾句怎麼辦?

‌‌「他喜歡講,就多聽他講。多說也是很好的語言訓練。‌‌」

在寫這篇文章前,我又給王老師發了條信息:王老師您好,我所在的雜誌要做一個封面報道,講語文教育。我要寫一篇文章講我接受過的語文教育。想跟您聊聊,小學時您是怎麼教我們的,您的執教想法是什麼?

很快,她回復了:二小平安!你想要了解的,我已無能給出任何幫助了。請原諒!

二小是我的小名。從小學開始,王老師就習慣用小名稱呼班上的同學:二小,鍾二,王三⋯⋯這些簡陋的、沒有精心修飾的小名,就像我們曾經生活的那個縣城。我們就像城裏一棵棵微小的植物,平凡普通,卻確確實實得到過愛的光照。

責任編輯: 李廣松  來源:三聯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本文網址:https://hk.aboluowang.com/2022/0813/178882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