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啊，你能理解我當時的心寒嗎？」她在公司已經待了三年，一些同事也處成了要好的朋友，過去公司一直將「團結友愛「掛在嘴邊，現在卻沒有一個人願意為她發聲。倒是有一個不怎麼熟的同事每天定時給她發消息，早中晚各一條，「你現在什麼感覺」「你吃藥了嗎」「你今天有發燒嗎」。後來，這位同事請假了一段時間，吳靜又收到了她的一條消息：「我回家了，你這幾天可以來上班了。」
不能去上班的日子，吳靜每個月底薪不到2000元，她算了一下，自己和丈夫的租房吃飯開銷接近5000元，老家房貸6000元，還有孩子的奶粉錢一分不能省。好在丈夫的公司還算開明，並沒有影響工作，起初丈夫說要戴口罩、防護面罩去公司，還被同事們打趣拒絕，「你確診的時候我們都沒感染，你康復了，我們又怎麼會有事？」
但吳靜一直沒有等到公司允許她復工的消息，她曾經打過12345求助，對方卻告訴她，這種情況可能不容易受理，原因在於公司並沒有開除她，依舊給她發最低工資。日子一天天過去，吳靜再也等不下去，她撥通了領導的電話，「我要辭職」，領導甚至都沒挽留她，直接回了一句「好的」。
王芳芳沒有被單位歧視，但工作同樣受到了影響。她在上海一家大型百貨公司的珠寶櫃枱擔任櫃員，6月1日復工後，主管通知她，有過陽性感染史的員工被暫停進入商場工作，「這是商場領導的意思」。
王芳芳接受了這個條件，她以為這只是暫時的安排，但直到現在，王芳芳的上班時間依舊遙遙無期，她被臨時安排在位於街邊的商鋪門店裏。在珠寶銷售行業，存在一個潛規則，借調員工不能與原員工搶單，就這樣，王芳芳從主銷降成了輔銷，她每天的工作是在同事負責推薦產品的時候，為客人添茶倒水。
工資也一路下跌，上海疫情最嚴重的時候，王芳芳的居家工資只有2000元出頭，現在因為沒有銷售業績，人每天在門店打卡，也只能拿4000元左右的工資，「這個薪水在上海根本活不下去」。她一次一次地撥打12345投訴，客服告訴她，這屬於法律投訴，找到法律援助電話，對方稱這有可能涉及到防疫過度，王芳芳最後將電話打到了防疫辦，這件事又被定性為商場和公司行為，需要她自己與就業單位協調。
王芳芳徹底放棄了投訴，一天後，12345撥回了電話，詢問她問題是否已經被解決，「無話可說」，她對那頭說，果斷摁斷了電話。
「歷史無陽」，這個標籤第一次如此現實地擺在新冠陽性感染者面前。據國家衛健委通報，截至2022年7月20日24時，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和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累計報告確診病例228180例。這些患者絕大多數都已康復，除去就業以外，「陽性」已經深深嵌入他們的生活，水面看似平靜無波，但隱藏於某個切面的回憶依舊存在，成為一種揮之不去的刺痛。
上海方艙醫院
無辜的感染者
許多人至今都不知道自己是如何感染的新冠。
沒有一點徵兆，4月2日，已經在家封控了十多天的劉薇突然開始發燒，一天後，她的抗原出現了兩道槓，「前一天還是陰性，我也沒出過門，不知道是什麼原因」。同樣在上海的陳楓，在確診之前，一家人已經居家了十餘天，除了拿物資、開窗，他們幾乎沒有和外界有過任何接觸。
發燒後，在不到70平方米的家裏，劉薇單獨搬到了一個房間。在同一屋檐下，樂樂見不到媽媽，她寫了幾封信，畫了一位穿裙子、戴口罩的卡通媽媽形象，塞進劉薇的門縫裏：
「媽媽：我愛你，我想問一下，你好嗎？我有一點擔心，如果要你去隔離，會有什麼（後果）？」
「我媽生了病，我很想她快點康復。」
4月4日，劉薇的丈夫也發燒了，樂樂開始止不住地哭，她擔心爸爸媽媽都要被拉走隔離。劉薇曾聽同事說過，樓上鄰居就是被拉走隔離，只留下孩子一人在家。她隔着一堵門，和丈夫發了微信，連用5個感嘆號，「絕對不能和孩子分開！！！！！」
當天晚上，樂樂一夜沒睡好，反覆做噩夢，嘴裏在大叫「放開我」。第二天，樂樂也發燒了，劉薇和丈夫反而鬆了一口氣，至少孩子不會與他們分開。4月12號凌晨，劉薇一家被轉運至方艙，夫妻倆達成了一個默契——不告訴樂樂方艙是個怎樣的地方。「我無法想像孩子知道自己要與社會隔離後，會遭受怎樣的打擊。」
收拾東西的時候，樂樂穿着校服，馬上是考試周，她帶上了全部課本。樂樂一直沉默，直到快出發了，她突然帶着哭腔，拽着劉薇的衣角，「媽媽，我害怕」。一家人走到樓下，身穿防護服的工作人員看到他們，大喊：「我來拉陽人！」
劉薇趕緊捂住樂樂的耳朵，蹲下來告訴她：「你是人，不是陽人。」
上海醫護轉運患者
由於傳染病具有極強的傳播性，其病理所昭示的社會屬性，往往被人們加以聯想，進而對患者污名化。
新冠病毒傳染性強，意味着人人都有可能在公共空間被傳染，一旦被傳染，有些人會被認定為「不戴口罩」「亂跑」「愛玩」。2020年初，在江蘇淮安，三位三十多歲的女性曾經被確診為新冠陽性，一時互聯網上到處散播着關於她們的謠言，「出軌」「去武漢會了情人」。經歷網暴後，三人都曾在醫院說過「死了算了」，事情平息後，她們有人選擇換掉了自己的名字。
在今年3月以後全國爆發的多輪疫情中，由於感染者數量大幅增多，網絡上對感染者的稱呼也發生了變化，一些人開始把新冠陽性感染者戲謔地稱呼為「小陽人」「羊」，甚至以性別、年齡區分為「公羊」「母羊」「老羊」「小羊」，更有人將轉運集中隔離人員的行為形容為「抓羊」。
對於許多新冠患者而言，是在不明原因、自身不知情的情況下感染，對他們的玩笑、譴責與標籤化，實際上是一種迭加在身體痛苦上的二次傷害。
迄今為止，吳靜都不知道自己和丈夫的感染源頭在哪兒，甚至兩人的流調報告也沒有得出個所以然，但夫妻倆的生活已經被「陽性」攪動得天翻地覆。吳靜不敢告訴老家的父母和朋友，她的老家至今沒有一例陽性，父母年邁，對新冠的認知一片空白，覺得這是會要了命的絕症。但她更害怕的是，如果這件事一傳十十傳百，到時親戚朋友該如何看待她，自己能否回家都會成為一個問題。
在陳楓後來的回憶里，反倒是在方艙里的日子有一種平靜的快樂。他和父母一起在方艙隔離，這裏人多，吵得慌，但也熱鬧，最重要的是，「大家都一樣，沒有人會另眼看你」。父母喜歡嘮嗑，認識了許多新朋友，經常不見蹤影，有一回，他聽見父親和一位保安聊天，才得知對方來方艙應聘短期保安，之前是健康的，後來感染了新冠，乾脆就一直在方艙工作下去。每個晚上，護士們會組織大家一起跳舞，音響放在地上，放着陳楓這種年輕人無法理解的廣場舞曲，他乾脆不參與，就呆看着，權當消遣。
劉薇一家先被安置在隔離點，這個隔離點此前是一個未交付的寫字樓，一共14層，僅劉薇所在的樓層就容納了兩百多個單人床位，彼此間隔一米，沒有能通風的窗戶。這裏的夜晚燈火通明，呼嚕聲、吐痰聲、聊天聲此起彼伏，樂樂睡不着，劉薇就用英文和她解釋方艙的含義，她特意避開了「集中隔離」這個詞，而是用cabin mobile hospital來解釋。樂樂突然抬頭對她說，「那這裏就是我們的假家了」。
劉薇所在的隔離點廁所還算乾淨，但依然無法洗澡。她用盆接了熱水給樂樂擦身。孩子很興奮地說：「就像泡溫泉一樣！」平時，樂樂也常常和隔離點的孩子一起玩，「今天認識了哪個小朋友，她都會介紹給我」。學校的線上班會，有時需要開攝像頭，劉薇和丈夫幫樂樂設置了一個虛擬背景。他們暫時沒有把確診的消息告訴老師和家長，「不能讓孩子受到無謂的指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