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不止是考生的較量，還是社會、學校與家庭資源投入的裝備賽。在這場競賽里，沒有任何一方是輕鬆的。
開封高中錢學森班的語文老師袁泉告訴我，學生如果要考「C9」，她得想辦法把他們的語文成績提高到130分甚至是135分。理科生的其他科目要儘可能往滿分上沖，而語文科目主觀性強，每往上拔一分，都無比艱難。去年，開封高中的理科最高成績是裸分727分，「所有科目加在一起，只扣了23分，作文總要扣些分數」，剩下的每一分，所有的老師都在一分一分地往前觸探。
袁泉的壓力來得比學生直觀，學生的求知慾、家長對分數的渴望、學校之間的排名，都會傳導到她身上。學校每月參加聯考，考後都會出具像一本書那樣的數據分析報告，細化到每個學生、各個層次學生的學科成績比較。壓力最大的時候，她也會感到「崩潰」，在空房間裏獨自哭上一陣兒，「哭過之後就緩過來了」。
十七八歲女生的身體也在發生變化，她們會跟老師訴說自己的容貌焦慮、脫髮以及痛經的苦惱。有人還會因為考前的焦慮感出現生理性的不適。袁泉帶過的畢業生里，有個女生，一看到學校的桌子就嘔吐，「一邊嘔吐一邊上課，吐到不能再吐的時候，回家休息兩天，緩一緩再來上課」。班上還有個不能吹空調的孩子，大夏天裏穿了兩層外套，袁泉過去一摸，手腳冰涼。後來，學校給這個學生單獨安排了一個閒置的會議室，讓她自主複習。遠離了人群競爭的環境，她鬆弛了很多，偶爾也會把空調打開吹上一會兒。
袁泉越來越覺察到自己對學生的「悲憫」心態。她做老師的頭幾年，學生考差的時候、粗心寫錯的時候，「脾氣急起來，明火執仗地吵一頓」，但現在，她越來越能理解學生的痛苦。
比起自己的工作壓力，她更心疼學生，「老師只用管一個學科就好了，他們卻至少要學6科，每個科目都在問他們要成績。」
學生課堂上打瞌睡，有時她不忍叫起，還會走過去摸摸學生的頭。班裏發了新的試卷，她給在會議室的女生捎一份過去，再跟對方聊上幾句。
老師甚至還要疏導家長的情緒。袁泉班上一個學生的媽媽，哪怕遇到孩子正常的成績波動，都接受不了，要一趟又一趟地往學校跑，她不得不提醒這個媽媽說：「父母再這樣下去，會干擾到孩子。」
河南考生、教師和家長的集體性壓力的背後，有一個顯著的事實：相比於考生人數的巨量，河南的優質高等教育資源卻比較稀缺。
河南大學的盧克平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說：「河南是人口大省、高考生源大省，由於優質高等教育資源佈局不均衡，河南省僅有河南大學、鄭州大學兩所『雙一流』高校，難以很好地承載起百萬學子的『名校夢』。而省外『雙一流』高校，尤其是教育部直屬高校在河南投放招生計劃較少，與優秀河南考生上好大學的迫切需求存在較大矛盾。」
即便是本省的高校，對於河南考生來說也不容易。有機構做過分析，2021年，文科考生要讀鄭州大學，天津考生的位次在前15.57%，而河南考生的成績至少要排到本省的前1.09%。
努力一直追不上錄取分數線，這似乎是河南考生的「宿命」。杜媛雪畢業於河南師範大學漢語言文學專業。2012年，這個專業的錄取分數線高於一本線10分左右，等她的學生考入這所學校的同一個專業，「高出了一本線32分」。學生還告訴她，她的成績在班級里只處於中位，不少同學高出了一本線四五十分。
人們會猜測，今年河南的125萬考生中，復讀生會佔據多大比例。河南省教育廳在2009年就叫停了公辦高中的復讀班，有關復讀生的數據難以確切查證。
4名被訪者對我講述了他們「高四」的秘密。大多數時候，他們並不願意跟人提及這段經歷。「禁止公辦復讀」的政策剛出的頭幾年，有些高中會把復讀班的主體，套一個別的「殼子」，給那些落榜的學生提供回爐重造的地方。也有學生發現，到了高三，班裏會悄悄插入幾個復讀生進來，大多數時候，他們一言不發，「永遠都在學習」。
衣櫥女孩楊安琪滑檔後去了一所二本院校。她不甘心這個結果，回到高中的復讀班再次苦讀，「每一個知識點都細化到最小顆粒度」，終於上岸了一所985院校。她的心思全放在備考上，「直到畢業，班裏的同學都沒認全」。
競爭的殘酷性甚至會決定人生走向。楊安琪的同班同學裏，有兩個人都想報考廈門大學，他們分數相近，老師勸說他們，「河南的招生指標少，咱們同班同學就不要廝殺了」。他們協商後決定，那名復讀了兩年的同學報考廈大，復讀一年的同學報考對外經濟貿易大學。
河南省焦作市，溫縣一中高三學生在教室內複習備考。
「河南考生」的烙印
更長時間裏，「河南考生」會成為他們身上的集體烙印，甚至辨認同類的一個重要指征。
有一次，楊安琪在川西旅行，遇到一位搭伴的驢友。對方跟她確認了「河南考生」的身份之後，立刻開始對她訴說自己高中的糟糕記憶，「那種地獄模式，再也不願回去了」。
2021年，在北京二環里的心理諮詢室里，何意第一次對外人提起自己高考時遺失准考證的經歷。心理諮詢師感嘆，「這得是多大的心理壓力。」何意抽泣不止，把藏在心裏的秘密情緒發泄出來。這些年，她一直認為自己因為準考證插曲影響了高考成績，幾乎不會對人提起她考取的那所雙非院校。
18歲之前做題形成的肌肉記憶和思維習慣，直到現在都沒在秋分溫身上全部消失。進了大學，分數突然不再成為唯一的準則，周遭同學的技能異常多元，而她手足無措，不知道該去抓哪條主線，「整個大學都很忙很忙，太想得到所有領域的認可」，以至於整個大學都「過得很累」。
畢業後在北京找了份不錯的工作，秋分溫總能把各式情景代入到「考場」。工作是從老闆那裏領走試卷，開始答題，獲得一個漂亮的分數；交友時，會特別留意對方的第一學歷，因為她需要憑藉高考分數來確認彼此的智力水平，甚至還會根據省份、考試年份、文理分科，做出精確的坐標權重調整。
當然，這樣難獲得快樂與喘息。今年5月，她在微博上寫道：「做題家很難快樂，信奉『哀兵必勝』，聽從父母和老師的解讀，對模擬考失利的解釋總是『驕傲了』，逐漸養成悲觀底色，但凡察覺一點快樂就覺得危險，是翻車的前兆，怕快樂是時候未到、是沒看透。」
那條微博底下湧入大量私信。在長篇累牘的敘述與上千條互動里，有人告訴她，畢業10年了，都怕別人在面前提起高考分數。秋分溫想起，自己高中最好的一位朋友在高考後就「失蹤了」，最近才終於取得聯絡。提及這些年「失蹤」的原因，是因為她考去本省的一所雙非一本院校，「混得不好」，她用了10年的時間來跟自我和解。
很多時候，他們也享受這種強競爭給自己帶來的能力上的「獎賞」。高四那年養成的自驅以及歸納、總結的做題方法，楊安琪延續至今。她覺得自己總能在繁雜的事務中釐清主次，工作與生活都井井有條，「這些年越來越好」。
脫離了高考的河南省內「廝殺」，考研是場全國性的競爭，努力的慣性讓他們很容易在考研中脫穎而出。陳斐考去信陽師範學院，有名的「考研聖地」。學校沒有空調，沒有暖氣，「夏天熱得發暈，冬天凍得要死」，但他不怕吃這些苦，最終考取研究生，後來成了深圳的一所重點學校的老師。
杜媛雪帶出的第一屆畢業生里，不止一人告訴她，讀了大學之後，發現自己的成績是同宿舍的最高分，並由此能夠獲得在大學的自我認同。
很多個時刻，秋分溫也受惠於河南考生的身份。別人在介紹她的畢業院校的時候，會在後面加上後綴，「河南考生」。她覺察到，這四個字說出口時，「自己在對方心裏的智商和努力權重又加了幾分」。
河南省溫縣一中的高三學生在走廊上複習。
（應受訪者要求，袁泉和秋分溫外，其他均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