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說，唐愷，我們今天晚上的聊天不能告訴任何人聽，你向我保證。我說，我不告訴任何人聽。然後他說，你講真話，北京到底有沒有開槍？我說，有，死了很多人，坦克軋死很多人。他們說，啊，真的是這樣啊！
那批人是什麼人呢？我不知道。等我從北京秦城回來以後，偶爾有一天看電視，噯，這不就是那天晚上見我的人嘛。他們是深圳市的一些領導。連他們都不知道北京到底有沒有開槍，有沒有死人。你看他們是不是一層層瞞騙。」
和江青比鄰而居的秦城監獄
在梅林看守所關了一周後，唐愷被送到廣州公安廳，當天上午又被押上前往北京的火車。
「我們一個包廂，四個床位，兩個是深圳市公安局的警察，還有一個是北京公安局的警察。到了北京，下火車以後，站台上有一個警車等着我。警車四周都蒙着黑布，我也戴着手銬，直接拉到一個地方就進去了。」
同一個號子裏關了7、8個學生，包括清華大學的熊煒。他是被當局通緝的21個學生領袖之一。唐愷說，一開始大家都不知道被關在什麼地方，直到一位管教泄露了「天機」。
「他有一次就跟我說，你知道你來了什麼地方嗎？我說，我不知道啊。然後他說，你看看那邊那個炮樓。我們住的那個院子周圍都是高牆，高牆的四個角就是一個高高的炮樓，和電影裏面日本鬼子的炮樓是一樣的，圓圓的。上面站着一個武警。四周都是武警。我們那個院子和另外的院子是沒聯繫的。
他說，炮樓的那一邊，牆的那一邊，那個地方是關江青的。回到號里我就跟熊煒說，哎呀，我們和江青住在一個監獄裏面了。熊煒聽了以後馬上就臉色大變，眼淚都要掉出來了。他說，完了完了完了，我們被關到秦城監獄裏面了，這是中國最高級的監獄。他說，我們這一次不是死刑也是無期了，最少要十年了。我當時才有這個概念，有個秦城監獄，是關着中國最高級的犯人的地方。」
唐愷（左）和六四後被通緝的學運領袖楊濤曾被關在秦城監獄同一監號（唐愷提供）
因為參與天安門運動，同一時期也被關在秦城監獄的前中國政法大學教師、美國之音主持人陳小平證實了唐愷的說法。
「所有的人剛開始都關在204區，那是秦城監獄的一棟樓，只要是六四被抓的都往裏塞，不管你是學生、工人、老師。204是滿的，一個房間裏關了8到10個人，裝不下。確實實隔壁是江青所在的區。」他說。
冬去春來，秦城監獄院子裏的蘋果樹長出新枝。放風的時候，唐愷看到幾位年長的犯人，穿着藍色的布棉襖，由武警帶着給蘋果樹剪枝。
「有一天那個管教又把我叫出去了，我又跟他聊天。我說，哎呀，你看我們這個監獄有那麼老的犯人，我們會關多久啊？那個管教跟我說，你知道他們是什麼人嗎？我說，我不知道。他說，他們是林彪的部下。你想想他們被關了多少年了。我想，天吶，這真是完蛋了。」
不過不久，事情發生了轉機。據唐愷回憶，在東歐發生一連串反對派推翻共產黨政權的劇變後，他們的住宿條件改善了，伙食也改善了，原來總暗示要把他們發配新疆的領導也閉口不提這事了。
9個月後，唐愷獲釋了。
「我離開秦城的時候，北京公安局提審最後一次提審我。他說，給你三個紀律，你一定要遵守。第一，你要夾着尾巴做人，像狗一樣老老實實夾着尾巴做人；第二，北京所發生的任何事情，你不能告訴給任何一個人聽；第三，你要記着，我們隨時會把你逮回來。」
沒想到離開中國會那麼愉快
回到南方後的幾十年裏，唐愷賣過保險，做過小生意。不願趨炎附勢的他生意始終做得不大，但他還是接濟過不少89難友，這也給他帶來不勝其煩的國保騷擾。
「一個月最多的時候四、五次，少的也有一兩次。公安局見我的時候，表面上很客氣，實際上就老是威脅我，說我們隨時會抓你的。你不要說這些話呀，不要幫助誰啊。我的第一個妻子也因為這些事情經常跟我鬧矛盾，後來就離婚了。搞得很痛苦，非常壓抑，說真的。」
2018年香港爆發反送中運動後，唐愷在微信上寫道，香港青年其實和八九年的學生一樣，都是追求民主自由，根本就沒有什麼港獨。很快，國保的電話打過來。漸漸的，他覺得留在中國的風險越來越大。
2019年9月，六四慘案30周年後，唐愷和家人來到美國，在這裏申請了政治庇護。他在亞馬遜找了一份送貨員的工作。每天儘管辛苦，但心情暢快。
「我來到美國才知道，沒有了國保好舒服啊。我都沒想到離開中國會那麼愉快。哎呀，我就後悔我離開得太晚了。」
直到今天，唐愷的母親還會念叨，假如當年你沒有參加八九學運，今天肯定是個公務員。可是唐愷覺得，一個人在年輕時代能投身那樣一場運動，敢用生命去實踐理想是一件幸事。他說，這場運動也讓他看清了中共政權的真實面目。
「像中國現在的很多行為，習近平的很多行為，我都可以理解，可以知道出於什麼需要，他們會做出那麼邪惡的事情。通過這場運動，自己不斷地反省，不斷地看書，才能提高到這種意識，所以我反而很榮幸自己能夠參加這場運動。」
在美國加州自由雕塑公園六四紀念碑前（唐愷提供）
33年過去了，還有一件小事讓唐愷念念不忘，也讓他十分感念如今已經離開人世的父親。當年他在北京街頭撿了一梭子解放軍的子彈，連同廣場上的傳單和「外高聯」糾察隊的聯絡名單一起帶回廣州。在他被關進秦城以後，他在廣場上的兩個小兄弟向審訊人員交代了這些情況。廣東省公安廳去了唐愷家，要他父母交出這些東西。
「我媽嚇得要死，就跟我爸商量。我爸是老共產黨員，老軍人。可是那次，我爸說不能交，交的話就是害了孩子。我媽就把這些東西拿到後山上燒了。省公安廳的人後來又來了好幾次，我媽堅決說沒看到。他們搜查了我所有的包，衣服，都沒查到。要是我父母老老實實交上去了，證據確鑿，我肯定得判刑了。其實我從初中開始，因為叛逆，老跟我爸鬧彆扭。那件事情之後，我還挺佩服我爸的。那個時候我就覺得，怎麼說呢，就是人性戰勝黨性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