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紐卡索大學學者喬安娜·史密斯·芬利博士（Joanna Smith Finley）
一、談新疆發生種族滅絕的認定
經過幾年的外界難以知曉的周折，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米歇爾·巴切萊特的中國和新疆之行終於成行。與此同時，國際媒體對她訪問新疆期間能否實際調查那裏是否發生種族滅絕問題普遍持懷疑態度。然而，眾多研究中國和新疆問題的國際學者認為，已有大量無可否認的證據顯示，種族滅絕問題在新疆已經發生並且仍在進行中。這些學者包括研究維吾爾人問題30年的英國紐卡索大學學者喬安娜·史密斯·芬利（Joanna Smith Finley）博士。
在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巴切萊特開始她的中國之行之際，美國《華盛頓郵報》5月24日發表報道，標題是「在聯合國（人權事務）代表訪問中國新疆地區之際，人們擔心一場掩蓋」。
5月19日出版的英國《經濟學人》雜誌發表文章，標題是「聯合國人權事務負責人終於即將訪問新疆——她是否能了解到任何事情要看中共當局」。
當今中國，新疆以及維吾爾人問題早就成為學術研究和言論自由的禁區。中國共產黨當局禁止中國人在公開場合談論新疆以及維吾爾人問題。但中國境外的學者們多年來研究取得了豐富的成果。這些學者當中有英國紐卡索大學的芬利博士。芬利的研究得到了中國政府給予的一種特殊的凸顯，這就是，她被中共當局列入制裁名單。
美國之音不久前採訪了芬利。在採訪中，在解釋她獲得中國政府制裁這種「殊榮」以及她研究維吾爾人問題的緣起之餘，芬利也解說了為什麼她以及眾多的國際學者認為用「種族滅絕」來表述在新疆的維吾爾人正在經歷的痛苦並非誇張而是實事求是。
芬利表達的是她的個人觀點，不代表美國之音。
緣何獲得來自中國的殊待遇或榮譽
金哲問：英國有不少研究維吾爾人和新疆問題的學者，你是被中國政府去年三月宣佈列入對英國9人和4機構制裁名單的唯一的學者。其他8個人是政界和法律界人士。假如我們的受眾對此感到困惑，你要如何解釋你為什麼會獲得這種特殊待遇或榮譽呢？
芬利答：不錯，我確實是英國唯一的一個受到中共制裁的研究新疆的學者。很多人問為什麼是你？我研究維吾爾問題有30年了，只是最近這幾年的研究讓我遇到了麻煩。英國本來也會有幾個其他的學者會受到中國的制裁，但我想為了報復英國（先前宣佈制裁4個中國官員和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在新疆侵犯人權），我可能是中國最容易挑選來進行打擊的具有像征意義的英國學術界人士。
英國有其他一些研究維吾爾人問題的學者，其中包括兩個擁有美國國籍但生活在英國的學者。我想，挑選他們來報復英國可能不太合適。還有一個研究民族音樂的教授，那位學者對維吾爾人研究涉入很多，但對待政治問題可能不像我一樣。我們還有兩個職業研究人員，他們是資歷比較淺的學者。他們在中國發佈制裁之前不是那麼著名，因此沒受到注意。
那麼，為什麼是我受到制裁呢？我想有好幾個可能的原因。我發表的好幾篇論文是可能的原因。2019年我發表一篇文章，其中的論點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可能在新疆實行國家恐怖主義。我談論了中國共產黨當局如何使用拘禁、監禁和強迫勞動的威脅來使整個維吾爾族感到恐懼從而使他們臣服。這樣的文章大概是中國政府不喜歡的。
2020年，我在《種族滅絕研究》雜誌上發表論文，那篇論文探討了新疆發生種族滅絕的風險，探尋了邊疆地區的掠奪性種族滅絕，比較了歷史上的邊疆地區的掠奪性種族滅絕跟新疆的例子。我在文章中指出，學者最初提出的在新疆的文化種族滅絕（也就是低一級的種族滅絕）在2020年6月得到了增補。因為有了證據顯示新疆發生強迫絕育、強迫流產、強迫避孕環植入，這些證據顯示有可能發生名符其實的種族滅絕。2021年12月9日，設在倫敦的維吾爾法庭判定新疆發生的情況確實就是生物學意義上的種族滅絕。它所依據的根據就是在那裏維吾爾人被禁止出生。
我上了中國政府制裁名單的另一個理由可能是，我向英國議會外交事務委員會提供了證詞。那個委員會的主席是湯姆·圖根哈特，他也像我一樣在去年三月受到中國的制裁。在我提供的證詞當中，我向英國政府提出的一些建議或許中共當局不喜歡。我的建議包括抵制2022年2月的北京冬奧會，英國需要和中國進行某種經濟脫鈎，需要就人權問題進行經濟制裁，對中國某些個人實施制裁。
我被中共當局選來實施制裁的最後一個可能的理由是，我在紐卡索大學組織了題為《新疆的危機：種族滅絕、反人類罪、司法正義》的大型研討會。那個研討會在2019年就開始規劃，我們在網絡上，在社交媒體推特上做了推廣。後來那場研討會在2021年9月舉行，聚集了新疆研究和種族滅絕研究的學者、律師、政界人士和人權活動人士。他們齊聚紐卡索大學討論新疆的危機。我想這可能就是中共當局對我實施制裁的可能原因之一。
非常有趣的是，在那場2021年9月1日至3日的研討會舉行的前兩天，新疆首府烏魯木齊舉行了一場記者會。在那個記者會上，當地官員問英國有什麼權利就人權事務指責中國？那場記者會羅列了英國歷史上一系列侵犯人權的事例。我想那場記者會的時間選擇不是偶然的而是特意選擇的，選擇在我們的研討會之前。
研究新疆維吾爾人問題的緣起
問：你是怎樣開始研究維吾爾人問題的呢？
答：我最開始是在英國利茲大學學現代中文，我選擇學習中國語言、文化和社會、政治。我到外國留學的那一年是去了北京，那是1988－89年。我去了北京外國語大學，當時叫北京外國語學院。那個地方靠近在北京的一個維吾爾人聚居區，叫魏公村，也常被叫作新疆村。那裏有很多維吾爾人餐館。
作為外國學生，我們經常到那裏去吃午飯和晚飯，我們就認識了很多維吾爾人。我很吃驚，因為看到那些人，我就想：他們怎麼在中國？他們跟中國人不一樣，他們是白種人，他們有鼻樑高、眼窩深，說的語言跟漢語完全不一樣。他們的宗教也不一樣，他們是信奉伊斯蘭教，他們在這兒幹什麼呢？我對這種現象很着迷。我在1990年返回利茲大學，寫了我的大學本科論文，探討中華人民共和國1949年以來的少數民族政策，重點是放在維吾爾族。
大學畢業後，1991年我又返回北京，回到北京的維吾爾人聚居區。那時，所有事情都突然變了。在維吾爾人聚集區，所有人、尤其是年輕人都在非常激動地討論新疆獨立的可能性。這就使我想研究維吾爾人與漢人的關係，也使我想研究維吾爾人自我認同的演變。
將維吾爾人與「種族滅絕」聯繫是否誇張
問：在2019年發表的一篇文章中你寫到：「維吾爾人的狀況最近受到全世界更多的關注。『種族滅絕』之說（而且是不帶『文化的』這種修飾語）被用來描述維吾爾人的狀況。」鑑於大多數中國人因中共密不透風的出版審查不知道中國正在發生什麼，你可以如何嘗試讓他們認識到在新疆一場種族滅絕正在發生，而且，使用跟納粹對猶太人的大屠殺相聯的「種族滅絕」之說並不是誇張？
答：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
種族滅絕這個概念本身顯然就有很多學術的和法律的爭議，無論是談論當前的維吾爾人危機還是跟這個危機很遠的事情。
人們常常錯誤地以為種族滅絕涉及大規模屠殺，而且是那種非常扎眼的一次性的事件，有成千上萬的人被殺掉。人們也常常以為種族滅絕是要跟納粹對猶太人的大屠殺平級的。但實際上我們知道，而且也有很多納粹大屠殺研究者指出，納粹針對猶太人的大屠殺完全是獨一無二的案例，是跟其他的案例不可比擬的。
學者布拉德利·坎貝爾（Bradley Campbell）寫到：種族滅絕可以發生於更廣闊的範圍，從原型種族滅絕（這可以是一次性的小規模暴力事件，有幾千人被屠殺），到超級種族滅絕（這種屠殺的例子就是納粹政權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蓄意處死600萬猶太人）。對猶太人的種族滅絕是大屠殺是非常極端的事件。
但我的觀點以及其他一些學者的觀點是，種族滅絕可以是以緩慢的、逐漸的方式發生，比我剛才所描述人們所常見的那種屠殺更痛苦；種族滅絕可以在更長的時間段內發生。這種種族滅絕或許可以被稱作漸進式的種族滅絕、緩慢的種族滅絕，就像學者馬克·勒文（Mark Levene）所說的那樣。
聯合國《防止及懲治滅絕種族罪公約》第二條列出了五種行為可以構成種族滅絕，其中每一種行為都可以獨立構成種族滅絕，無論大規模屠殺是否發生。
符合聯合國認定標準的種族滅絕在新疆
這五種行為是：（a）殺戮某一族裔群體的成員（不一定是大規模屠殺）；（b）給某一族裔群體造成身體或精神的嚴重傷害；（c）將某種生活狀態強加於某一族裔群體，以便造成該群體的身體毀滅；（d）實施措施以阻止某一族裔群體內新生兒出生；（e）強迫將某一族裔群體的兒童轉移給另一個族裔群體。
判定上述五種行為時必須有得到證實的、從身體上或生物學意義上全部或部分毀滅該族裔群體的情況存在。這就是聯合國《防止及懲治滅絕種族罪公約》的主要內容。
在2020年6月之前，很多像我一樣研究新疆的學者認為，新疆正在發生文化種族滅絕。文化種族滅絕在國際法當中不被承認。文化種族滅絕也是英國和其他歐洲殖民地國家在殖民入侵時所做的事。這些事情發生在北美州、南美州、加拿大、澳大利亞和其他地方。這也是為什麼一些國家在1940年代拒絕使文化種族滅絕的概念納入1948年通過的聯合國《防止及懲治滅絕種族罪公約》。
然而，就像我前面所說的，2020年6月出現了證據表明新疆發生了阻止生育的情況，也就是由政府指令的強迫性人工流產、絕育、宮內節育器植入。這使設在倫敦的維吾爾法庭在2021年12月9號裁定，現有證據超出了合理懷疑，新疆發生了反人類罪、酷刑、種族滅絕，符合聯合國《防止及懲治滅絕種族罪公約》第二條（d）款。維吾爾法庭審查了大量的證據，其中包括中共當局的所謂人口優化政策，這種政策導致了阻止或減少在新疆的維吾爾人生育。
設在倫敦的維吾爾法庭直接了當地應用聯合國《防止及懲治滅絕種族罪公約》第二條（d）款，判定新疆發生種族滅絕。但是現在也有很多律師認為，必須根據聯合國《防止及懲治滅絕種族罪公約》第二條（b）款（致使該團體的成員在身體上或精神上遭受嚴重傷害），以及第二條（e）款（強迫轉移該團體的兒童至另一團體，在新疆就是把父母都被拘押的孩子轉移給政府辦的寄宿學校、孤兒院），判定新疆了發生種族滅絕行為。
二、談新疆維吾爾人問題研究
就在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米歇爾·巴切萊特（Michelle Bachelet）即將訪問被許多專家學者判定發生了針對維吾爾人的種族滅絕的新疆之際，眾多國際媒體5月24日報道說，最新來自新疆的包括5000多張當事人照片的公安部門外泄檔案顯示對維吾爾人大規模任意羈押和判刑的驚人證據。但在維吾爾人和研究新疆問題的學者看來，新疆的今天只是其昨天的一個延續。英國紐卡索大學學者喬安娜·史密斯·芬利（Joanna Smith Finley）博士通過她過去30年的研究為人們理解新疆的今昔提供了她的貢獻。
5月24日，在巴切萊特抵達中國並準備前往新疆訪問之際，美國、英國、德國、法國、日本、芬蘭等國的主流媒體以及國際調查記者聯盟發表依據研究新疆問題的學者鄭國恩（Adrian Zenz）發佈的從新疆公安機關外泄的照片和檔案所做的報道。外泄的內部文件再次證實中共對維吾爾人大規模任意羈押和判刑的存在。外泄照片中被任意逮捕羈押者，下至年僅14歲的女孩，上至73歲的老嫗。外泄材料還包括中共前新疆主管陳全國的講話，陳在講話中說公安人員對任何挑戰政府的人應當「先斬後奏」。
根據新披露的文件，國際媒體列出詳細的問題向中國有關官員、中國駐美國、法國、英國及其他國家的大使館發出查詢。但中國官員沒有對相關的問題做出回應，中共外交部發言人則籠統地指責國際敵對勢力抹黑新疆形勢。
在被問到這些顯示針對新疆維吾爾人的大規模任意羈押和判刑的存在的檔案文件的問題時，巴切萊特的一位發言人表示：雖然不能證實外泄材料，但那些材料「與我們的關切相合」。
作為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巴切萊特的這次中國和新疆之行引起廣泛的關注、爭議、擔憂和批評。訪華期間，國際記者不得與她同行。批評者擔心本應是調查真相之旅變成中共政府操控的一場遮掩真相、粉飾太平的宣傳。
批評者說，最新披露的中共公安部門內部文件連同那些被任意拘捕判刑的維吾爾人的照片只是再次證實對維吾爾人的大規模任意羈押和判刑的存在；實際上，這種羈押和監禁的規模之大以至於早就可以通過人造衛星圖片清晰可見了。
然而，由於中國共產黨政府當局對內對外的信息封鎖，絕大多數中國公眾不知道新疆究竟發生了什麼，維吾爾人作為一個民族究竟正在經歷什麼遭遇。
有觀察家和少數民族權利活動家指出，除了中共當局的信息封鎖之外，漢族人不了解維吾爾人的遭遇也跟中國的傳統文化教育有關，因為幾千年來直到今天，在中國掌控話語權的漢族政權所推行的教育總是強調漢族文化的先進和文明，少數民族文化的落後和野蠻。中國歷史教科書歷來強調所謂的外族野蠻入侵，幾乎從來不說漢族人對少數民族的野蠻入侵、殺戮和強迫同化。
還有一些分析人士指出，由於多元文化教育的匱乏，佔中國人口絕大多數的漢族人，其中包括許多鼓吹自由民主的人幾乎完全不知道少數民族在強勢漢族文化壓迫下的屈辱和苦難，不理解他們的身份認同，不了解他們多年來為保持自己的身份認同和生活方式而進行的種種反抗。這種不知道、不理解、不了解導致眾多的漢族人對維吾爾族只是刻板的印象，認為維吾爾人不是潛在的恐怖分子就是能歌善舞的人。
英國紐卡索大學學者芬利博士日前接受美國之音採訪，介紹了她對維吾爾人的身份認同的演變和她所說的維吾爾人象徵性反抗的研究。
芬利表達的是她的個人觀點，不代表美國之音。
人們的自我認同總是在不斷演變
金哲問：我看到紐卡索大學網站對你的介紹列出了你的研究方向，其中包括在新疆的以及在國外的維吾爾人的身份認同的演變。你可以簡單地描述一下這種演變以及研究這種演變對維吾爾人有什麼意義嗎？
芬利答：這是個重要問題，涉及我過去30年的研究核心。人們的自我認同總在不斷演變。人們有多重身份認同。有些身份認同非常顯著，有些時候比另一些時候更顯著，其他身份認同退到背景之中。在早期維吾爾人的身份認同中，來自綠洲的人的身份認同是重要的，或許是他們最重要的身份認同。
但在1990年代也就是在蘇聯倒台之後、在中亞獨立國家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等國家成立之後，我們開始看到在維吾爾人當中出現了民族獨立的期望，這種情況我們不是第一次看到。假如我們把眼光放回到1930年代、40年代，那時在新疆出現兩場由維吾爾人和其他當地人發動的運動，成立了名為東突厥斯坦共和國的獨立國家。一個是1933年到1934年在喀什，一個是1940年代中在鞏哈縣。
新疆維吾爾人最近的這種民族認同感的發展當然是蘇聯倒台以及邊境另一邊其他中亞民族獲得獨立國家引起的反應。這種發展的另一個背景是，新疆由一個漢人的控制是有限的邊疆殖民地區轉變為一個定居者地區。大量的漢人移民到新疆定居，新疆地區的基礎建設設施，鐵路和航空基礎設施都加速跟中國大陸融和。新疆的自然資源也被加速開採。
在新疆的維吾爾人身份認同演變的由來
在1990年代新疆地區有很多的壓力。漢人定居者大舉進入新疆，隨着漢人定居者進入，當地人尤其是維吾爾人感覺到社會經濟的不平等。維吾爾語被邊緣化，漢語得到優待。在教育方面，維吾爾人受到巨大壓力，要他們選擇漢語而不是維吾爾語作為學習媒介，只有這樣他們才能有更多的機會就業。
隨着1990年代的推移，維吾爾人越來越多地發現，即使他們能說流利的漢語，即使他們接受的是作為第一語言的漢語教育，在就業的時候他們仍然得不到僱用，只是因為他們是維吾爾族。維吾爾人常常指出我們在1990年代看到的典型的招工廣告，明確列出「限漢族」。而加速開採新疆的自然資源也使很多維吾爾人感到憤怒。他們說，假如這裏只有維吾爾族，沒有那麼多的漢人定居者，這些自然資源可以夠我們用幾十年上百年，或幾百年。
另外，就維吾爾人的身份認同的演變而言，還有一件事情，這就是宗教復興。這種宗教復興從1990年代後半尤其明顯。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是跟全球伊斯蘭教在其他國家的流傳和復興是同步的。維吾爾人出國到麥加朝聖，伊斯蘭教產品被進口到新疆，新疆與外界有信息交流。但這種宗教復興的背景也包括對中國國內壓制宗教的反彈，即中共當局越來越用力鎮壓宗教。
維吾爾人有什麼樣的象徵性抵抗
問：你的研究方向還包括「新疆的象徵性抵抗的戰略」。對很多很多不了解這種象徵性抵抗的人來說，你要如何講解這個話題？
答：這是我攻讀博士學位研究的課題。我在2013年出版的專著的題目是《象徵性抵抗的藝術》。這本書前半部分是根據我的博士論文寫的，後半部分是根據我2000年之後、尤其是2002年和2004年在新疆進行的研究。我的研究是對象徵性抵抗戰略的長期的歷時研究，其中包括那些戰略是什麼時候出現的，那些戰略隨着時間的推移有什麼變化。
在那本書中，我討論了一些和平的抵抗戰略。在這裏強調這一點非常重要。我在那個時段也就是從1990年代到2000年之後的那幾年所記錄的抵抗戰略都是和平的，日常的，不是暴力的抵抗。
我在新疆所觀察到的包括維吾爾人當中所流傳的有關民族的固定印象、反固定印象。他們用那些固定印象來對抗漢人對維吾爾人的固定印象。漢人對維吾爾人有什麼負面的固定印象，他們就提出對漢人的負面的固定印象來對抗。漢人對維吾爾人有什麼負面的固定印象，他們也用對維吾爾人的正面的固定印象來對抗。這是一種語言的、口語的抵抗。維吾爾人總是在談論這些固定印象，並以此來挑戰漢人的固定印象。
第二，我們看到維吾爾人對在新疆的漢人定居者有意地維持文化界線。於是，我們看到種種象徵性界線、空間界線、社交界線。空間和社交界線是很容易想像的。空間界線基本就是每個族裔社群自成一體，維吾爾人選擇不跟漢人交友，不去參加漢人的婚禮，不邀請漢人參加他們的節日活動等等。這種空間和社交的界線使我們看到維吾爾人住在舊城，而漢族人則住在新城。
就象徵性界線而言，或許最好的例子就是時間。維吾爾人總是用當地時間，當地時間比北京時間晚兩小時。現在他們不能這麼做了，假如他們再這麼做，就會被認為是暴露出宗教極端主義，有些人就會因為這個失蹤。
第三，當地人展示象徵性抵抗的一個方式是流行歌。一些流行歌手寫的民歌包含政治性信息，但那些政治性信息不是直言不諱，因為那麼做會太危險。那些信息都是以隱喻和寓言來表現的，但那些信息維吾爾人都很清楚。這種政治性信息的一個例子是1990年代的一首著名的歌曲《我帶來家一個客人》。那歌曲講的是把一個客人迎來家，但那個客人來了就不走了。最後那客人把維吾爾主人趕出家，趕到荒漠上，從果園裏收走了所有的蘋果。這當然是隱喻漢人移民到新疆定居，逐漸逼走維吾爾人。
我研究的維吾爾人的第四種象徵性抵抗是伊斯蘭教復興本身。人們回歸宗教象徵性地展示他們抵抗中共當局愈演愈烈的宗教打壓。伊斯蘭教的復興也是一種拯救自我，使自己變成一個有道德的好人，進而拯救維吾爾族。換言之，假如我是一個好的穆斯林，假如我抵抗宗教壓迫以及當局所推行的世俗化，假如我擁抱伊斯蘭教，回歸伊斯蘭教，我成為一個好的穆斯林，維吾爾族的命運就會好。
維吾爾人的第五種象徵性抵抗是跟漢族人通婚的禁忌，現在只有極少極少的維吾爾人跟漢人結婚。維吾爾人絕大多數都是在同族內嫁娶。在合適的結婚對象的高低排列中，跟漢人結婚絕對是禁忌，是萬萬不可，是在等級次序的最低級。這是一種表達抵抗漢人殖民化、漢人霸佔和漢文化同化的方式。
我的那本書的最後一章討論了年輕人的問題，年輕人如何表達他們的象徵性抵抗。他們選擇接納來自中東、中亞和土耳其的大眾文化，而不接受漢人的世俗文化。他們飄過漢人的世俗文化，嚮往中東、哈薩克、吉爾吉吉斯坦、烏茲別克、土耳其的文化產品。烏魯木齊的維吾爾人區域的建築風格和人們的文化選擇到了2016年開始顯得幾乎就是土耳其或中亞國家。在那裏經商的維吾爾人越來越多的是跟中亞和中東商人打交道。這也是一種象徵性手段，展示跟其他突厥民族和阿拉伯文化的親近，而不是跟中國文化的親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