傑夫·斯沃普（Jeff Swope）今年2月得知房東將隔壁那套兩居室空置公寓的租金提高了30%以上，達到每月2075美元，他第一次感到憤怒。
42歲的斯沃普是一名教師，他的妻子阿曼達·格林（Amanda Greene）是一名護士。儘管他們的年收入為12.5萬美元，但他們無法承受如此大幅的租金上漲——再加上學生貸款、汽車貸款、水電費和其他三口之家不斷增加的所有成本。「這種挫敗感就像溫水煮青蛙一樣，」斯沃普在他簡樸的公寓裏說，「我們眼睜睜地看着租金飛漲，心裏想，好吧，這也太荒謬了。這是在搞什麼名堂？」
35歲的珍·杜威-奧斯本（Jen Dewey-Osburn）住在鳳凰城郊區，當她計算自己欠了多少學生貸款時，憤怒爆發了：她借了22624美元，還了34225美元，但她現在還欠43304美元。她和她的丈夫知道他們比大多數人都幸運，畢竟他們都有不錯的工作，但他們覺得在財務上太吃力了，因此無法想像再添個娃會怎樣。「我們在道德、身體和情感上感到疲憊，」她說。「沒有正確的選擇；好像怎麼選都是錯。」
26歲的奧馬爾·阿卜杜拉（Omar Abdalla）的憤怒在他第12次購房競價失敗後達到了頂峰，他覺得相比他和妻子，他身為第一代美國移民的父母能擁有更多的財務穩定。他們都有很好的大學學位和很有前途的職業，但他們存下的9萬美元作為首付，在賣家那裏完全沒有競爭力。
相比之下，阿卜杜拉的父母擁有兩套房子，他岳父母有四套。「他們從房子上賺的錢可能比他們工作賺得更多，」他說。「相比之下，我名下沒有一項資產能讓我安枕無憂，這就是讓我心碎的部分。」
美國中產階級家庭幾十年來一直舉步維艱，收入增長停滯，物價上漲，而疫情引發的通貨膨脹尤其讓他們對前途倍感迷茫。疫情之初，他們似乎有了一個趕上來的機會：他們保住了自己的工作；由於企業難以找到工人，他們的工資開始以更快的速度上漲；他們存錢的速度也比之前幾十年更快。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的數據顯示，大約三分之一的中等收入美國人認為，在疫情爆發一年後，他們的財務狀況有所改善，因為他們被隔離在家裏，同時受益於政府發放的救濟金、兒童稅收抵免和暫停聯邦學生貸款還款。
但18個月後，他們越來越懷疑，任何財務安全感都只是一種幻覺。他們的銀行存款可能更多，但在美國，成為中產階級不僅僅關乎你賺多少錢；而是你能用那筆錢買什麼。有些人以一個家庭是否在地下室有第二個冰箱或在院子裏有一棵樹來衡量，但布魯金斯學會的中產階級未來計劃主任理查德·里夫斯（Richard Reeves）說，真正重要的是人們是否覺得他們可以輕鬆負擔「三H」：住房（housing）、醫療保健（health care）和高等教育（higher education）。
僅去年一年，房價就飆升了20%，所有商品的價格上漲了8.5%。與去年相比，今年美國家庭在消費價格指數（CPI）所追蹤的基本商品和服務上的花費增加了3500美元。相比之下，經通脹因素調整後的平均時薪下降了2.7%。這種壓力讓許多自認為是中產階級的人難以負擔得起「三H」，尤其是住房。根據密歇根大學的消費者調查，今年3月，美國消費者信心降至2011年以來的最低水平，更多的家庭表示，他們預計自己的財務狀況將惡化，這比1980年5月以來的任何時候都要多。
「我們的座右銘是：努力工作，付出應有的代價，你會得到回報。但你的目標總是越來越難以夠到，」36歲的丹尼爾·巴雷拉（Daniel Barela）說，他是新墨西哥州阿爾伯克基的一名空乘人員，他非常清楚他的父親在他這個年齡已經有了自己的房子和四個孩子。巴雷拉和他的伴侶去年共賺了大約6.9萬美元，他覺得自己成年後的大部分時間都缺錢。他在經濟大衰退期間失業，2008年一家大型信用卡公司將他的貸款利率上調至29.99%後，他不得不申請破產。
他說：「無論我從事什麼樣的工作，無論我做了多少工作，似乎都買不起自己的房子。」
像巴雷拉這個年齡段的人構成了今天的大部分中產階級，但是，即使他們賺得比他們的父母更多，即使他們有大學學位和一份光鮮的工作，即使他們有地方住，有iPhone，有平板電視，但許多人現在感覺到，儘管一路循規蹈矩，但他們在財務上極其脆弱。家庭年入超過12萬的斯沃普說：「我們的收入理應使我們成為中上階層，但事實卻並非如此。如果你是中產階級，按道理你有錢做些好玩的事情，而我們不行。」
一代不如一代
《時代》雜誌採訪了全國數十位收入處於美國收入中60%的人，這就是布魯金斯學會定義的中產階級。對於一個三口之家來說，這意味着年家庭收入在42500美元到166900美元之間。以下是我們聽到的：
「美國夢絕對是一場噩夢，我現在不想再陷入這場噩夢中。」
「這真是令人挫敗極了。我失去了希望。不知道該怎麼辦才好。」
「我們做了我們應該做的事情——但我們的負擔太重了。」
「我賺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多，但我還是買不起房子。」
「我已經在這裏扎了根。我不想被迫離開。」
許多人提到了對父母或年長同事的不滿，因為對方不理解為什麼年輕一代沒有像他們那樣買一幢郊區別墅或還清大學債務。「嬰兒潮一代能做最低工資工作的同時，還能開開心心地生活——去國家公園玩兒啦，生兒育女買房子啦，這對我們來說是不可能的，」朱莉·安·尼奇（Julie Ann Nitsch）說。她是奧斯汀的一名政府工作人員，她的房東決定要在5月份將她出租的房子掛牌出售，之後她就不能再在她服務的縣居住了。
他們說得有道理。隨着房地產價格漲幅超過通脹水平，擁有住房的願望一代比一代難以實現。根據城市研究所（Urban Institute）的數據，1980年，35歲至44歲的人群中有超過70%擁有住房，但到2018年，這個年齡段的人買房的比例不到60%。截至2019年底，自有住房總價值飆升至29.3萬億美元，這造成了一種分化，讓擁有住房的年長美國人富裕起來，卻將無力進入市場的年輕一代拒之門外。
千禧一代和更年輕的一代在幾十年來最嚴重的經濟衰退中成年，進入工資增長緩慢的就業市場，然後在疫情開始時經受了又一輪衰退。在此期間，成本持續上漲。家庭收入中位數自2001年以來僅增長了9%，但大學學費和其他費用同期增長了64%，自付醫療費用翻了近一番。在所有80年代出生的孩子中，只有一半長大後收入超過父母，而在40年代出生的孩子中，這一比例超過90%。彭博社的數據顯示，與嬰兒潮一代在40歲時相比，千禧一代和X世代的淨資產更低，債務更多。
他們的擔憂關係到更大的美國經濟。正如喬·拜登在2019年所說，「當中產階級處境不錯時，每個人都會非常非常好。富人會特別好，窮人也能看到一些光明，一個機會。他們的想法是，『也許我也能找到一條向上的出路。』」
阿曼達·格林和傑夫·斯沃普在喬治亞州坎頓的公寓外
在失業率處於歷史低點的情況下，如果中產階級感到自己被幾十年來最強大的經濟體排除在外，這是一個嚴重的跡象，表明社會不和諧即將到來。現在，沒有大衰退，沒有科技泡沫，也沒有複雜的房地產投資產品崩盤來解釋為什麼房市如此緊張。從表面上看，美國經濟看起來欣欣向榮。但就像斯沃普所說的溫水煮青蛙一樣，許多中等收入人群意識到他們正處於水深火熱之中。「這不是憑空冒出來的火山，」布魯金斯學會的里夫斯說。「在某種程度上，我們已經看到了經濟中的這些長期變化，比如工資增長緩慢和向下流動。經濟構造壓力可能需要一些時間才能充分建立，而現在火山正在噴發。」
三座大山，以住房最嚴重
在過去的幾十年裏，三H的成本都在飆升，但引發當前諸多不滿的是住房成本——通常這是所有家庭最大和最關鍵的支出。幾十年來，除了2007年至2009年的一次下跌，房價一直穩步攀升，但在過去的一年裏，房價增長達到了瘋狂的地步。很少有地方能倖免；超過80%的美國都市區房價上漲了至少10%。在斯沃普和格林居住的亞特蘭大都市區，房價中值為40萬美元，較去年上漲了7.5%。（他們認為自己能負擔得起一套30萬美元的房子。）
推動房價上漲的因素有很多，包括經濟大衰退後建築業滯後、短期租賃房屋的增加、機構投資者購置獨棟房屋的投機行為、建築材料短缺，以及勞動力和供應鏈問題。家庭想要花掉自己存下來的錢，嬰兒潮一代在疫情期間想要留在家裏，千禧一代急於成家，這些需求不斷增長，加劇了這些問題。
最近的購房熱潮已經得到了充分的證明，但在許多地方，租房者的處境比買房者更糟糕。2021年，一些州的房租上漲了近30%，預計今年還會進一步上漲。37歲的大衛·羅賓遜（David -Robinson）在鳳凰城出生長大，現在與女友和三個孩子住在馬里維爾（Maryvale）一套簡陋的三居室公寓裏，他認為那裏算是城中較為低檔的地區。去年9月，在「某家位於華盛頓州的物業管理公司」買下了他們所住的這棟樓後，房租從每月1200一下跳漲到2200，他說，他現在的房租約佔他作為一名公用事業測量師收入的50%。
他說：「現在買了衣服、食物，支付了水電等其他賬單之後，我們基本上就沒有任何存款了，一家人根本沒有錢進行任何娛樂活動。」他希望他們的車能撐得更久一點，更別說他們的健康了。
傑夫·斯沃普的妻子阿曼達·格林（Amanda Greene）知道這種感覺。在她的吉普切諾基意外報廢后，她將車子降格為豐田卡羅拉（Toyota Corolla），為此還要貸1.9萬美元。在她嫁給傑夫並加入他的健康計劃之前，她和她7歲的女兒通過僱主獲得的醫保每月要自付1400美元。格林患有慢性病，需要定期進行大量檢查，因此她選擇只買自己的保險，女兒看病完全自費。她說，目前她還有數千美元醫療費要還，因為她的保險不負責報銷。
在過去20年裏，醫療費用的上漲速度通常快於通貨膨脹，這主要是由於醫療費用上漲以及人口老齡化。1980年，經通脹因素調整後，全國人均保健支出為2968美元；到2020年，這個數字增加了4倍。大流行加劇了挑戰，因為許多人失去了工作和因此獲得的醫保。根據Commonwealth基金進行的一項調查，在疫情期間感染新冠或失去收入的成年人中，有一半以上也在為醫療賬單而掙扎。
隨着大學教育成本增長、聯邦政府對公立大學的資助暴跌，第三個H，也就是高等教育也越來越昂貴。隨着學費上漲，越來越多的學生申請貸款。2020年，平均學生貸款債務為36635美元，經通脹因素調整後大約是1990年的兩倍。許多家庭幾十年來需要為還學生貸款而掙扎。格林當年是在一所私立大學獲得了護理學位，她以為這能讓自己在職場擁有更好的機會。現在，她背着9.9萬美元的貸款，而她的兩個沒有上大學的姐妹則沒有債務。
總的來說，三H在斯沃普和格林的實得工資中所佔的比例越來越大。加上食品和水電之類開銷，他們有好幾個月的時間沒有足夠的錢開房租支票。他們已經夠省的了：他們不下館子，不買名牌貨。雖然他們都是全職工作，但斯沃普正在考慮找份兼職工作。
一些經濟學家認為，糟糕的會計核算掩蓋了中產階級的危險狀態。前克林頓政府貨幣審計長尤金·路德維希（Eugene Ludwig）表示，CPI扭曲了中低收入美國人的真實經濟狀況，因為它還計入了遊艇、第二套住房和酒店房間等可自由支配項目的成本。根據他的計算，家庭最低需求成本從2001年到2020年上升了64%，比通脹率快1.4%。今年3月，路德維希共享經濟繁榮研究所（Ludwig Institute for Shared Economic Prosperity）發佈的一份報告顯示，房價實際上漲了149% （CPI計算為54%），醫療成本上漲了157% （CPI計算為90%）。
路德維希研究所執行主任斯蒂芬妮·艾倫（Stephanie Allen）表示：「我們發現，2001年的人們還有一點點可自由支配支出，但相比之下，到2019年，許多家庭，尤其是多子女家庭，都完全沒有可自由支配支出。」（她說，疫情使得追蹤這些數據過於不可靠，無法估計自那以後的可自由支配支出。）
老一輩人理解不了中年人的苦
三四十歲的人感到的壓力和憤怒正蔓延到他們與父輩的關係中。如今，在美國，一個收入中等的家庭需要支付六倍的收入才能買到中等價格的房子。在1980年，只要兩倍的收入就能買到。但許多嬰兒潮一代似乎對他們孩子的困境不太能感同身受。
傑夫·斯沃普的父親當年靠一名社工的薪水養活了一家三口，並在喬治亞州的桑迪·斯普林斯（Sandy Springs）買了一棟大約5萬美元的房子，他的母親去年以25.5萬美元的價格賣掉了它，而那個買家今年3月再加價三成賣出。
對照來看，斯沃普2003年大學畢業，獲得市場營銷學位，找到了一份銷售黃頁廣告的工作。當這個行業隨着在線搜尋引擎的普及而消失時，他一邊做服務員，一邊獲得了教育學學位。2008年，他在經濟大衰退期間畢業，沒有固定工作，他只能做家教來養活自己。
直到2013年，他才得到一份公立學校入門級教師的工作。即使是現在，他5.5萬美元的收入也不足以支撐三口之家。他和妻子格林申請了一筆抵押貸款的預批准，但一直沒有收到回音。他覺得被困住了。「老一輩人看不起你，因為他們就是不理解，他們覺得除非你有房子，否則你就不是一個成年人，」他說。
有些人很難理解的一件事是，結構性變化的漣漪效應在他們年輕時才剛剛開始。例如，工會數十年來的衰落使得工人們更難通過談判獲得更好的工資和福利。斯沃普沒有加入教師工會，因為喬治亞州不允許公共教育工作者進行集體談判，這也是該州2020-2021學年公立學校教師的平均工資比1999-2000學年（經通貨膨脹調整）低5%的原因之一。在有着強大教師工會的馬薩諸塞州，同期公立學校教師的平均工資增長了19%。
在全國範圍內，能提供醫療保險和其他福利的工作越來越難找。現在的零工工人比十年前至少多了600萬。甚至像谷歌和Meta這樣收入豐厚的公司也會將清潔、食品服務和一些技術工作外包出去，將許多在辦公室工作的人排除在全職工作之外。
小丹尼爾·巴雷拉與父親
與此同時，自動化和技術的崛起勢頭不減，意味着越來越多的僱主希望聘用受過大學教育的員工。哈佛大學的一項研究顯示，2015年，約三分之二的生產主管職位需要大學學位，而在已經就業的生產主管中，只有16%擁有大學學位。
空乘人員小丹尼爾·巴雷拉的父親老巴雷拉不明白他的孩子們為什麼過得不好。1984年，當他第一次搬到阿爾伯克基時，他做門房的時薪為5.4美元。他沒有大學學位，但他在自己的公司努力工作，買下了房子。他和妻子現在在新墨西哥州擁有九處房產。
他說：「我這一代人——我們不會說一周工作40個小時後就躺平休息。如果你想要成功，40個小時只是起點，我們會不惜一切代價。這一代人，他們工作40個小時就累壞了。」
老巴雷拉有養老金，這是他這個職位的人今天得不到的。他承認現在的房價比他當年置業時要貴。但對於開出12到15美元的時薪找不到人來幫他修理出租屋，他也感到納悶。「不只是我的孩子。我在其他孩子身上看到了這一點——他們就是不想工作，」他說。
這讓他的兒子非常沮喪。他在航空業工作了很長時間，但仍然沒有資格擁有自己的房子。他說，每當他加薪時，醫保費和其他費用也會跟着上漲。這並不是他的託辭。根據路德維希研究所的數據，在阿爾伯克基，教師和救護車司機的年收入達到7.7萬美元，比美國收入中位數的6.7萬美元高了整一萬，但他們每年仍需要背負6000美元的債務才能滿足最低的適足需求。
中產階級的崩潰
許多接受本文採訪的人把不滿指向了巨富階層，這些人通過投資積累財富，當他們從投資中獲取財富時，稅率要比工資低得多。長期以來，中產階級的普遍不滿和萎縮一直與政治不穩定聯繫在一起。在經濟嚴重不平等的時代，富人壓迫窮人或窮人試圖奪取富人的財富，這將導致暴力和革命。但范德比爾特大學法學教授甘內什·西塔拉曼（Ganesh Sitaraman）表示，中產階級的存在幫助美國避免了這場衝突。這就是為什麼他認為「今天對美國憲政的最大威脅是中產階級的崩潰。」
長期以來，拜登總統一直把自己塑造成中間派的捍衛者，然而，他正在失去他們的支持；在NBC 3月份的民意調查中，只有三分之一的人支持他對經濟的處理，自1月份以來下降了5個百分點。
一些經濟學家認為，二戰後的幾年是一個反常的時期——一段生產率空前增長和繁榮的時期，這種繁榮永遠不會被複製。數以百萬計的人根據《退伍軍人權利法案》上了大學，工資大幅上漲，家庭得以購買房屋、汽車和電視。
這意味着，將中產階級工人與其父母進行比較可能不是衡量他們經濟狀況最有效的方法。如果他們的童年是在非凡的經濟增長時期度過的，那麼像斯沃普和巴雷拉這樣的人今天感到落後也就不足為奇了。此外，在之前幾代，許多美國人，包括有色人種和女性，無法進入工作崗位和擁有住房。里夫斯說：「美國中產階級以前能做得這麼好，部分原因是他們把人們排除在勞動力市場之外，而且他們有強大的工會，能給他們帶來比市場能給他們的更高的工資。」
適應新的世界並不容易。里夫斯提醒人們，不要拿自己與父母那一代人相比，而是要與沒有大衰退和大流行衰退期間的政策行動相比。如果政府沒有在疫情期間暫停學生貸款支付，並發放刺激支票和兒童稅收抵免，會怎麼樣？
不久前，在傑夫·斯沃普發現他的公寓小區漲價後，他在Facebook上一個名為「沒人想工作」的群里發了一篇帖子，諷刺那些抱怨找不到工人、卻只願意為爛工作支持底薪的企業。
「一名護士和一名教師，家庭收入為12.5萬美元，無法靠積蓄獲得成功。太糟糕了，」他寫道。一些評論者指責他不善理財。他們無法同情一個收入六位數卻仍在掙扎的人。
但是成百上千的評論者中有更多的人有不同的感受——他們完全懂斯沃普的感受。「我男朋友和我在一家鋼鐵廠工作，隸屬於工會，處境差不多，」一個人寫道。另一位同樣是護士的女性寫道，她和她的工程師丈夫也過着月光族的生活。在評論中，他們的憤怒無法抑制。另一條評論說：「你們做着兩份最重要的工作，卻只能勉強維持生活，這太荒謬了。我討厭這個國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