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概念里，關於白左，西方好幾年前已有相關概念內涵的定義以及分析，而且並不含糊。當然，可以不認同，甚至反對那樣的定義，這沒關係，但絕不是有與無的問題。概念清晰之後，有分歧也很正常。又譬如，就算到了當代，關於何謂「哲學」的概念就完全一致了？別太天真了。譬如羅素與維特根斯坦關於「哲學」基本內涵的認知就完全不一樣。
如果，能基於邏輯與事實的認知角度，好好去審視一下經濟全球化幾十年來全球、特別是西方世界的演繹流變，譬如在思維觀念、利益與價值、身份意識以及宗教信仰等角度去看，究竟發生了些什麼變化，更為重要。從我個人而言，關於白左的概念是很清晰的，之前文章也多次分析過。若有空，我或許專門寫一篇關於白左以及白左概念的文章。感謝兩位的交流給予我很好的啟發。
以上是我對船長和以利亞兩位兄台爭辯的感觸，也是覺得有必要寫這篇文章的原因。
（3）再看爭辯
不挑剔地說，其實船長在爭辯過程中已經給出關於「白左」核心內涵，譬如「所謂的白左，實質是拜金者，基本信仰缺失而癲狂，乃文明社會一毒瘤。」這就是非常凝練的表達。又譬如，關於撤軍阿富汗問題，船長認為那是美國的雙標以及對朋友的背叛行為。這依然揭示白左部分行為特徵。
以利亞認為，「歐美的左右根本不是黑白分明，各種錯綜複雜與分類標準完全不是國內的簡單劃分。所以在西方政治經濟文化爭論中很少還有人進行左右之分。」這是道理的，但並非全部，主要忽略了對諸事態演化的評估。
這當然也是一個定義問題。在我的認知糢式中，以左翼或右翼來區分各種政治力量與方向，這種概念的形成與分析方法，屬於現代政治學理論範疇，其背景是西方的價值觀、認知糢型與敘述語境。如果脫離這個基礎談左右，是荒謬的。
傳統上看，判定左翼或右翼，有一個共同的基準立場：彼此都堅持與維護自由民主的價值理念。在此基礎上討論左右，或者派別傾向，才有可能達至準確。如果突破或部分突破這個基礎價值觀，這些力量便不再稱為左翼或右翼，而是極左或極右了。
如今，包括黑命貴在內的極左與包括驕傲男孩在內的極右，同時都在明顯崛起，菱形的中左與中右等中間力量正在被削弱。當前，包括貧富分化資源錯配在內，歐美社會裂痕日趨走向擴大，並呈現彼此利益與矛盾不可調和的方向演繹，已是基本的判斷。不要說美利堅的象驢之爭了，譬如最近的德意志選舉結果，得票率趨勢就是分別往左右兩邊流走。在這個基礎上，若是仍然過多強調「左右根本不是黑白分明」，多少還是有些掩耳盜鈴了吧。
繼續來審視以利亞的觀點——「民主體制下更多重視的是前進或後退的道路上是否兼顧了各方利益沒有太多損害某個團體的一種生活方式，最終到哪兒反而不是那麼重要了」——這看起來似乎是一個正確的看法。但是回到船長所表達的觀點上看，以利亞的表達其實又多少含有偷換概念的嫌疑。
如上文所提，關於撤軍阿富汗問題，船長認為那是美國的雙標以及對朋友的背叛，這依然揭示白左部分行為特徵。船長的看法很明顯，所指的就是白宮政策立場，完全不是以利亞所說的「最終到哪兒反而不是那麼重要了」。
白宮一直都在算賬和算計，怎麼可能「最終到哪兒反而不是那麼重要了」呢？對此，本人天風盜於2021年6月11日發文《趨勢篇：黑鷹墜落》，這樣說：
就如同七十年代的越戰，不願再繼續蹚渾水，一本賬看起來也不划算的時候，就留下一個廢墟般衝突的越南，管你西貢與胡志明誰馬打死牛，牛打死馬，美利堅也不在乎。
要知道，此前分別退出越南、索馬里，包括如今在阿富汗萌生退意一樣，與老布殊和小布殊任期內發起的兩場海灣戰爭，是存在區別的。包括沙特等在內的海灣國家，是歐佩克主體構成，關鍵訴求點是能源，但不限於此，海灣國家那些眾多的阿拉伯王爺們更是需要美利堅力量的保護，而且他們交得起也願意繳納足夠規糢的保護費。當美利堅算得清這本賬的時候，那麼海灣區域秩序就必須維護，該有的戰爭就一定要打。至於其他區域，只要你不像當年的東瀛試圖跑去夏威夷珍珠港玩耍，或者不阻塞全球資源命脈通道，美利堅不會為誰而戰。
我作出以上判斷的時候，白宮仍未從阿富汗撤軍。但之後發生的撤軍諸事態，登登及其團隊的操作如同我之前的判斷完全一致。烏克蘭事態走向也一樣。而登登及其團隊，就是白左的一部分。
我作出以上判斷的時候，白宮仍未從阿富汗撤軍。但之後發生的撤軍諸事態，登登及其團隊的操作如同我之前的判斷完全一致。烏克蘭事態走向也一樣。而登登及其團隊，就是白左的一部分。
（4）白左究竟是什麼？
對於美利堅而言，「白左」是一個外來詞，主要出現於2017年左右時期的部分中文媒體。對於這一點，以利亞的看法是準確的。
所謂白左勢能，即是導致當前世界形成巨大潛在危機的群體與力量，而危機的形成反過來又促使白左進一步走向極端化。對於這種危機的擔憂，至少在八年之前，美歐已有很多人表達過。這裏舉三個例子：
例子一。2013年1月，查爾斯·埃默森於美利堅《外交政策》刊發一篇題為《災難前夕為什麼這個世界在2013年看起來和一戰前夕的1913年驚人的相似？》的文章，他說，「我們這個時代，原先全球領先的力量恰恰處在了相對衰落期，它們為國內的政治危機和不斷遭到侵蝕的經濟發展所困擾。同時，崛起中的國家正在世界各地爭先恐後地尋求自己的位置。」在文章的結尾，埃默森這樣判斷：「令人欣慰的時代已經過去。我們需要為一個更為艱難的旅程做好準備。」
例子二。2013年12月，大英《經濟學人》發表題為《當前時代和一戰前驚人相似》，這樣認為：如今的國際形勢和100年前一戰前夕非常相似：1、世界格局相似，有一個超級強國和一個崛起中的大國；2、全球民族主義情緒漸增；3、經濟上存在自滿情緒。在文章結尾，《經濟學人》這樣判斷：「全球目前的各種威脅都還不會導致1914年那樣的慘劇。但是，無論是由於種族、宗教還是部族衝突，瘋狂往往會催生出理性的自我利益的膨脹，而正是這一點導致了最終的大屠殺。」
以上，不難看出，埃默森則主要基於馬克·吐溫所言的「歷史不會重演，但它會押上韻腳」，從歷史縱深的角度展開主題敘事。《經濟學人》則着眼於當前政經演化趨向而觸及所蘊含的潛在危機。
例子三。有人更多是看到當前西方體系——基督體系內部已經形成的基礎危機。這個人就是BN。2014年6月27日，BN通過Skype的方式，參加梵蒂岡一場內部會議，他所作的演講和相關問答交流，就毫不隱晦表達自己的看法和主張。
BN認為，基督體系內部的基礎危機，即是，主要源頭為猶太—基督信仰的深層精神，卻演繹出彼此漸行漸遠的三種形態：一是基於勞工和產業中產階層的開明資本主義，二是國家形態支持下的裙帶資本主義，三是冠以「個人自由」牌匾的安·蘭德資本主義。
我此前文章說過，這三種形態鋒芒所指，簡言之，即為以下等式：
等式1：「基於勞工和產業中產階層的開明資本主義」=「猶太教-基督教價值觀＋經濟民族主義＋羅馬-十字軍團」能量流。
等式2：「國家形態支持下的裙帶資本主義」=「白左建制派」+「華爾街跨國資本集團」。
等式3：「冠以個人自由牌匾的安·蘭德資本主義」=「矽谷高科技互聯網NBA等經濟全球化資本勢能」。
必須要清楚，在BN所言的「另一個趨勢是西方大規糢世俗化」演化波及下，以上三種資本能量形式，尤其是在後兩種形式勢能驅動下，又延入一種新的外部圈層勢能，這就是第三秩序資本力量。因而這就得出達沃斯集團（party of Davos）概念內涵等式：
「達沃斯集團」=「國家形態支持下的裙帶資本主義」+「冠以個人自由牌匾的安•蘭德資本主義」+「西方大規糢世俗化」=「白左建制派」+「華爾街跨國資本勢力」+「矽谷高科技互聯網NBA等經濟全球化資本勢能」+「第三秩序資本力量」。
達沃斯集團就是基督體系內資本主義形式力量的分化主要結果之一，日益世俗化與物質化，且主要為一種趨向爭奪或維護全球化資本既得利益的生態連結構，在其核心部分又與當前華盛頓沼澤有着諸多重疊之處。這就是白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