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大絪教授（中）與作者沈寧父母
從我懂事開始，在家裏聽到最多的人名之一，是俞大絪。父母都是做英文工作的，經常聽他們提到：俞大絪教授當初是這麼講的，俞大絪教授當初是那麼講的。如果他們在英文方面遇到問題，更會爭論，然後結論是：我們去問問俞大絪教授好了。
我們從上海搬到北京之後，父母帶了我們兄弟，第一個去拜訪的，也就是俞大絪教授。順便說明一下，俞大絪教授是真正的名門之後，她是曾國藩的曾外孫女，陳寅恪先生的表妹，原國民政府交通部長和國防部長俞大維的妹妹，中國化學大師曾昭掄教授的夫人。
俞大絪教授和她的姐姐俞大縝教授，都曾留學英國牛津大學，主修英國文學。抗戰時期都在重慶中央大學英文系做教授，那時我的父母兩人都是她們的學生。俞大縝教授英國文學史，很嚴格，一概歷史年代，作者生平，代表作介紹，文學風格等，都要一字不差地背，學生們都有些怕。俞大絪教授英國小說和英國詩歌，講的生動逼真，引人入勝，學生們都很喜歡上她的課，也記得比較迅速和牢靠。
父親曾經告訴我，他最喜歡的課，是英美詩詞，俞大絪教授教他們唱美國民歌，如《蘇珊娜》等，要求學生們背熟。後來曉得那很有好處，歌詞容易背，記了單詞，句型，語法，還有美國人的講法習慣。四十年後，父親到美國訪問，跟美國朋友一起唱這些歌曲，能記的歌詞比美國人自己還多，使美國朋友非常敬佩，後來對我提過許多次，稱讚父親英文了不得。父親說，那當然都得歸功於俞家姐妹教授。
俞教授兩姐妹個子都不高，身體都胖胖的，俞大縝更胖一些，而且體弱多病。1953年父親獨自一個先調進北京工作，聽說俞大縝教授生病住院，馬上到醫院去看望她。過了些時，母親帶了我們兩個孩子搬來北京，父母一道再次拜望俞大縝教授，又是在醫院裏。她的身體實在是很糟，經常要住院。
俞大絪教授的身體好一些，多年在北京大學英文系做教授。中國曾經最流行的英文教材之一，是許國璋和俞大絪教授編寫的。我記得，小時候跟隨父母到北京大學去看望過俞大絪教授好幾次。俞大絪教授至今留在我記憶里的模樣是，頭髮梳得很整潔，在腦後扎個髻，滿臉是笑。她身上穿着對襟的深色絲棉襖，繡着暗花紋，雍容華貴，又平易近人。
每次去，父母仍像學生去見老師一樣緊張，父親通常要穿上西裝，母親則換好旗袍。我們小孩子，也都要換衣服，梳頭洗臉，格外裝扮。父母親說：俞大絪教授是名門後代，又曾留學英國，生活態度非常嚴肅和精緻。如果我們容貌衣着隨隨便便，是表現得對她不尊重。
父母總是帶我們到北京大學的燕南園去看望俞大絪教授，燕南園是個清靜秀麗的教授住宅區，都是一幢一幢的小洋房。我印象里，在俞大絪教授家不記得上過樓。那房子裏不很明亮，暗暗的，書房四壁都是頂天立地的玻璃書櫃，裏面塞滿了書。
記得每次去俞大絪教授家，父親就會特別熱切地察看他們書房裏的大書櫃，然後回家發一通感慨：如果有一天，我也有一間書房，也能安放這樣的大書櫃，此生足矣。但是我們家總是房子太小，沒有空間給他做書房，更沒地方讓他放大書櫃，就是有地方，我們也買不起大書櫃。父親母親本來都是俞大絪教授的優秀學生，都有足夠的才智和能力，卻沒有趕上一個能讓他們大展宏圖的理想時代。
我們到俞大絪教授家，雖是學生拜望老師，俞大絪教授仍會像招待朋友一樣，請父母兩個喝茶，坐在客廳里談天。我的印象里，俞大絪教授是個開朗快樂的人，比較喜歡講話。或許因為父母都是她的得意弟子，所以她特別樂意跟他們談天。但是俞大絪教授的先生曾昭掄先生，卻非常沉默。
我記得去看望俞大絪教授家好多次，卻只見到過曾昭掄教授一兩次。曾昭掄教授是曾國藩的嫡後，庚子賠款的留美學生，原本也是北京大學教授，1950年後任北京大學教務長兼化學系主任。1951年又任教育部副部長兼高教司司長，1953年成立高等教育部，便任高教部副部長，直到1957年。我想，就是那幾年裏，我們去俞大絪教授家，見到過曾教授。
記得我們到了之後，曾昭掄教授在門廳里，跟父母打個招呼，握握手問問好，寒喧幾句，然後俞大絪教授招呼我們一家進入客廳，他就不見了。母親告訴我，曾教授一定是鑽在書房裏讀書，或者寫作。父親後來也回憶說：除了見面打打招呼，他似乎不記得曾經與曾昭掄教授談過什麼話。當然他們只是俞大絪教授的學生，並不是曾昭掄教授的學生。
母親在西南聯大讀書時的好友許阿姨，專業化學，則是曾教授的親傳弟子。許阿姨告訴我，1950年曾昭掄教授應周恩來總理召喚，從英國回大陸服務，途經香港，召開了一個西南聯大校友集會，向他過去的學生們發表激情萬丈的演講，動員青年們回歸大陸，為中共建政服務。許阿姨就是受到曾教授的鼓舞，當場報名，毅然帶了全家回到北京的。
可是好景不長，1957年曾昭掄教授被打成大右派，不光丟了高教部的官職，甚至連北京大學化學系的教職也丟了。南開大學楊石先校長數次努力，想把曾昭掄教授調去，但校黨委始終不答應。最後是武漢大學李達校長，把曾昭掄教授請去湖北任教。從此曾昭掄教授常年在武漢，我們再去俞教授家，就見不到他了。
我的母親1957年也被劃做右派，父母兩人就不再敢多與友人來往，免得給別人惹不必要的麻煩。但我們還曾到北京大學燕南園去過幾次，看望俞大絪教授。母親說，俞大絪教授一個人孤孤單單，需要有人表示關心。父親說：那兩年俞大絪教授明顯地變老了，心情非常不好。
後來中國政治運動一次接一次，毫無間隙，而且日益殘酷，正常人之間，壁壘越加森嚴，稍有不慎，就可能粉身碎骨。按父親的話：那些年，終日提心弔膽，忙於自保過關，甚至沒有時間經常去看望別人，而且我們家的那種自危狀況，還怎麼再去安慰別人。但是父母親在家裏，還是會經常提起俞大絪教授，叨念不知她近況如何，很擔心北京大學的極左潮流，會傷害俞大絪教授。
不出所料，史無前例的文革終於從北京大學發作起來。我家很快就沉了船，難以自救，不敢也無法顧及他人。過了些時，我因為會拉小提琴，參加了北京一個中學文藝宣傳隊，到北京大學去集訓幾個月。有時騎自行車往返，有時就住在北大教室里。母親悄悄囑咐我，想辦法打聽一下俞大絪教授的消息。
我曉得在北京大學極左氣氛中，不可能公開打聽俞大絪教授下落。我曾經趁着月黑風高，偷偷跑去燕南園。可是沒有找到地方，父母拜望俞大絪教授家的時候，我年紀還小，而且只是跟隨，從來沒有想到要記路，有一天會獨自來探聽她的安危。此外，燕南園也已經面目全非，到處是標語大字報，門窗殘缺，庭院荒蕪，一派破落，成了廢墟，再看不出原是教授學者們居住的地方了。
後來我想方設法，找到英文系所在，從那裏的標語大字報里，發現對俞大絪教授的辱罵，她已經「自絕於黨」。記得我當時讀到打了大紅叉的標語，頭腦麻木，手腳冰涼，一時不知身在何處。之後我打聽到，文革發作之後，俞大絪教授家先後被紅衛兵抄過多次，書籍文物都遭毀滅。北京大學紅衛兵抄家時，強迫俞大絪教授下跪在地，紅衛兵剝除她的上衣，用皮帶抽打得鮮血淋瀝。俞大絪教授終於不堪侮辱，悲憤難抑，服藥自盡，年僅六十歲。
記得我曾費了很多心思，琢磨如何將俞大絪教授的噩耗告訴母親。現在回想，惶恐之間，我記不得最後是怎麼告訴母親的了。只記得她聽說了以後，獨自關在小屋裏，痛哭了很久，以後連續幾日，什麼話也不說。父親後來告訴我，俞大絪教授因為出眾的聰明才智，加以學術方面的成就和能力，一直特別要強，又特別的高傲。曾昭掄教授受辱，已經給她許多打擊，她能堅持下來已經很不容易，後來直接迫害到她自己身上，她就絕對無法繼續忍受，士可殺，不可辱，那心情父母親都能夠想像得到。
曾昭掄教授早在1961年就患了癌症，可他一直堅持研究和教學工作，甚至還在重病期間組織學生，完成《元素有機化學》叢書。但他的癌症擴散，隨後文革開始，曾昭掄教授不僅得不到醫護治療，反被批鬥被隔離，加以俞大絪教授的辭世，官方說法，曾昭掄教授支持不住精神和肉體的雙重折磨，於1967年12月8日，離開了他曾貢獻畢生精力卻難以贏得尊重的祖國，他才六十八歲。最近獲得一些信息，說是曾昭掄教授也是在武漢自殺身亡的，實在是悲慘之至。
從此我在家裏，再沒有聽父母親提到過俞大絪教授。我想，是因為他們心裏忘不掉她，提起她會引起太多的傷感，所以避免再提起她來。直到1977年，文革過去，高考恢復，我和弟弟兩人都報了北京大學，而且我們兩個的考分，都高過北大錄取線數二十餘分，有幾天我們自以為能夠一起進北京大學讀書了。那時候有一次，母親突然之間，嘆了口氣，說：如果俞大絪教授還活着，你們一起去看看她，就好了。
於是我們都知道，俞大絪教授，還有曾昭掄教授，將會永遠地活在我們大家的心裏。而且我還要把他們的恩情和遭遇，告訴我的兒女，讓子孫一代一代地記住他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