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1891年12月17日—1962年2月24日），原名嗣穈，學名洪騂，字希疆，筆名胡適，字適之。他是安徽績溪人，幼年就讀於家鄉私塾，20歲考取1910年度的美國庚子賠款留學生。1917年夏天，26歲的胡適成為北京大學教授和《新青年》雜誌的輪值編輯，他依託一校一刊率先倡導白話文和「充分世界化」的「健全的個人主義」的現代文明價值觀，從而正式啟動了新文化運動。98年前的「五四」運動，是以提倡白話文為第一目標的新文化運動的誤入歧途。
胡適之所以成為啟動並且引領新文化運動的靈魂人物，主要得益於他長達8年留學美國的人生經歷。1910年7月，趙元任、胡適等人在北京報考第二批庚款官費留學美國，趙元任在71名入選名單中名列第二，胡適名列第五十五名。這一年的8月16曰，胡適、趙元任、竺可楨、周仁等71人從上海乘坐輪船赴美國留學。胡適、趙元任、周仁等13人就讀於康乃爾大學。胡適起初在康奈爾大學選修的是農學專業，後來改修哲學，並且於1915年進入哥倫比亞大學哲學系，師從約翰·杜威攻讀博士學位。
新文化運動的主要內容，並不是陳獨秀所說的民主和科學，也不是教科書所定性的「五四愛國運動」，更不是某些痴迷於傳統文化的新儒家所說的反對以孔門儒教為正統主流的傳統文化，而是以「充分世界化」的眼光提倡符合於人類社會較為普遍的價值標準的說話方式和做人準則。
1919年12月，胡適在《新思潮的意義》一文中基於相對純粹的文化立場，曾經為「新思潮」也就是後來所謂的「新文化運動」，規劃了充分世界化的既切實可行又環環相扣的總體綱領：「研究問題。輸入學理。整理國故。再造文明。」胡適提出這樣的總體綱領的參照坐標，主要是歐洲文藝復興的成功經驗和中國社會的歷史及現狀。傅斯年、羅家倫等人在胡適的指導下創辦的《新潮》雜誌所採用的英文譯名，就是文藝復興：「The Renaissance。」
關於提倡白話文的說話方式，胡適借鑑歐洲文藝復興的成功經驗和中國社會的歷史及現狀，認為中國社會和文藝復興時期的意大利、英國、西班牙等歐洲國家一樣，最具有解放思想的生命活力的話語工具，是民間社會一直在流傳和運用的言文一致的大白話，《詩經》裏面的民間歌謠、宋代的「三言二拍」和明清兩代的《三國演義》、《西遊記》、《水滸傳》、《紅樓夢》以及各種民間戲曲傳奇的腳本，就是這方面的代表。獨尊皇帝的官方和獨尊儒術的儒生用來政教合謀愚弄大眾的文言文，就像歐洲中世紀的天主教《聖經》的拉丁文一樣，是一種已經喪失生命活力的既高度壟斷又嚴重僵化的死文字。
《新青年》內部真正達成共識的，是提倡生動活潑、通俗明白的白話文，新文化運動僅有的成功，也就是逐漸用生動活潑、通俗明白的白話文替代了一直壟斷在官方和儒生手裏的文言文。
關於胡適所提倡的「充分世界化」的「健全的個人主義」的做人準則也就是現代文明價值觀念，在《新青年》內部從來沒有達成基本共識。陳獨秀、錢玄同、劉半農、沈尹默、李大釗、高一涵、魯迅、周作人這些人，只是嚮往歐洲和美國的現代文明和現代制度，他們從來沒有像蔡元培、章士釗、陶孟和、胡適、丁文江等人那樣，腳踏實地到歐洲和美國學習過現代文明；他們即使到日本留學，也沒有認真踏實地接受過完整系統的學術訓練，他們連今天的初中生都學習過的數學、物理、化學的基本知識，都沒有系統學習過。他們的文化底色，是稍微接觸到了一點日本以及西方社會的時髦名詞的舊儒生。
陳獨秀雖然口頭上表示他維護的是民主和科學，他對於什麼是民主、什麼是科學，其實是只能交白卷的。用林紓的話說說，陳獨秀等人的極端反傳統、反儒教事實上是以舊反舊、以儒反儒：「民國新立，士皆剽竊新學，行文亦澤之以新名詞。夫學不新而唯詞之新，匪特不得新，且舉其故者而盡亡之……」
錢玄同是一個文字學專家，他一心想到歐美國家去留學卻沒有得到合適的機會。他在《新青年》雜誌發表的支持白話文的最有名的一句話是「選學妖孽，桐城謬種」，也就是把嚴復、林紓這些習慣於採用文言文應付科舉考試的桐城派的老儒生，看作是非人類的「妖孽」和「謬種」。
胡適在美國看到錢玄同罵人有理的「選學妖孽，桐城謬種」之後，在寫給陳獨秀的書信裏面勸說道：「此事之是非，非一朝一夕所能定，亦非一二人所能定。甚願國中人士能平心靜氣與吾輩同力研究此問題！討論既熟，是非自明。吾輩已張革命之旗，雖不容退縮，然亦決不敢以吾輩所主張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陳獨秀在回信當中表現出了比獨尊儒術的傳統儒生更加極端絕對的唯我正確、唯我獨尊的專制思維：「改良文學之聲，已起於國中，贊成反對者各居其半。鄙意容納異議，自由討論，固為學術發達之原則；獨至改良中國文學，當以白話為文學正宗之說，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對者有討論之餘地，必以吾輩所主張者為絕對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一個是「決不敢以吾輩所主張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一個是「必以吾輩所主張者為絕對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胡適與陳獨秀的精神面貌和文明境界之間的巨大落差，可想而知。但是，在封閉落後的社會環境裏面，越是非理性地唱高調、喊口號的人，越是能夠贏得多數人的擁護和追隨。當年的《新青年》內部，和胡適意見比較一致的，只有曾經留學英國的陶孟和。陳獨秀、錢玄同、劉半農、沈尹默、李大釗、高一涵、魯迅、周作人這些人，都是不情願按照胡適提倡的「充分世界化」的「健全的個人主義」的做人準則也就是現代文明價值觀念來嚴格要求自己的，陳獨秀、魯迅罵了一輩子人、害了一輩子人，從來沒有自我健全過，也從來沒有深刻反省懺悔過。把整個國家的無數年輕人包括自己的親生兒子陳延年、陳喬年都引向邪路和死路的陳獨秀，晚年只是寫了幾封否定蘇聯和斯大林的長篇書信，在他的這些書信裏面找不到一句認罪懺悔的真誠表態。
從胡適提倡的「充分世界化」的「健全的個人主義」的做人準則也就是現代文明價值觀念的角度上看，後期的新文化運動其實是失敗的，或者說是誤入歧途並且背道而馳的。
胡適所說的「充分世界化」的「健全的個人主義」，也就是通常所說的來自西方文明的自由主義。我個人把自由主義的價值觀念簡單概括為由四個基本的價值要素——自由、平等、民主、憲政——所構成的一個價值譜系：
第一位的價值要素是自由，也就是西方文明中的財產私有、自由自治。個人自由主要包括三個方面：其一是擁有一部分私有財產的財富自由；其二是思想自由和言論出版自由；其三是尊重並且維護自己和別人的自由權利的邊界意識和責任意識。
第二位的價值要素是平等，也就是人與人之間要契約平等、相互合作。
第三位的價值要素是民主，真正意義上的民主必須是遵守法治的民主，也就是在三個人以上的公共領域，每個人都應該遵守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律程序；以及一人一票、少數服從多數的制度規則。
第四位的價值要素是憲政，有叫限權憲政，也就是政府部門尤其是最高領導人的公共權力，必須嚴格限定在限權憲政的制度框架之中；換句話說就是「王在法下」，像對待吃人的老虎獅子一樣，把掌握最高權力的國王總統關在限權憲政的剛性的制度籠子之中。美國人對待川普，韓國人對待朴槿惠，台灣人對待陳水扁、馬英九、蔡英文的態度，就是這樣的。
中國古代只有春秋戰國期間出現過百家爭鳴的言論自由，參與爭鳴的諸子百家並沒有珍惜這種自由環境，反而採用商周王朝的公天下、打天下、坐天下、平天下、家天下、私天下的大一統的天理，來效忠於各自的諸侯國王。法家的嚴刑峻法、老莊的無為而治、孔儒的克己復禮，都是用來效忠各自的諸侯國王公天下、打天下、坐天下、平天下、家天下、私天下的。諸子百家在幫助諸侯國王打天下、搶天下、平天下的同時，也在用各種各樣的陰謀騙局來敗壞着思想自由和言論自由。孔老二剛一當上大司寇，就用妖言惑眾的罪名殺掉少正卯，就是最有名的證據。
中華民國的北洋軍閥時期，是繼春秋戰國之後的第二個思想自由加言論自由的黃金時代，北京大學的兼容並包和《新青年》雜誌的反儒反孔提倡白話文，都是思想自由和言論自由的一種表現。但是，反儒反孔的《新青年》主編陳獨秀等人，是沒有到過歐洲和美國的傳統儒生，他們對於胡適所提倡的「充分世界化」的「健全的個人主義」的現代文明價值觀念，並沒有切實的感受和理解。陳獨秀、錢玄同、劉半農、魯迅等人在提倡白話文的同時表現出的反儒教、廢漢字的極端絕對的專制思維，事實上就是在濫用和敗壞北洋軍閥時期的思想自由和言論自由。
正是因為這個原因，陳獨秀、李大釗等人很快就越過個人自由的權利邊界，秘密接受了蘇聯人的經費支持和政治指導，在自己的國家成立了專門用來剝奪私有財產和思想及言論自由的潛伏在地下的黨派組織。毛澤東的槍桿子裏面出政權和筆桿子裏面出政權，其實就是中國傳統的公天下、打天下、坐天下、平天下、家天下、私天下的2.0加強版。
胡適率先提倡的原本是要致力於文藝復興、解放思想的白話文，偏偏給自以為愛國有理的火燒趙家樓的五四青年，提供了一種通俗易懂、生動活潑喊口號的話語工具。白話文這種相對中性的話語工具，到了陳獨秀、李大釗、張國燾、張太雷、瞿秋白、毛澤東、張聞天等人的地下秘密黨派手裏，變成了更加具有煽動性和蠱惑力的筆桿子裏面出政權的批判武器。在馬列毛的話語體系里，杆子裏面出政權和筆桿子裏面出政權，又叫做相輔相成的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
2018-04-19美國駐華大使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