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火時武警如果還有點人性，本來應該協助救人，退一步說，至少不應當橫加阻攔。如果他們不這樣殘暴，死傷人數一定可以大大減少。可是這些平時慣於欺壓囚犯的惡棍，已經完全失去人性，他們根本不把人當人，死幾百人只當是死一堆螞蟻，這才釀成如此重大的驚天悲劇。這些遇難者實際上是被這些地獄裏的惡魔殺害的！
災後的現場慘不忍睹。堆在門邊的一層層的屍體，面目全非，燒得黑炭似的，手足縮成一團。我發現房屋中間窗外有一具屍體，跪倒在地上被燒死。看來他是打破了窗柵，衝出屋外的，但已來不及了，被疾卷而來的大火撲倒在地，活活燒死。還有一個倖存者是我的老鄉，我問他怎麼逃出來的，他說:「如果我決心不大，必死無疑。我眼看門口擠滿了人，擠出去是不可能了。宿舍的木床是上下鋪的，我看到門邊一張床的上鋪頂上還有空處，我就爬到上鋪鑽出，踩着人頭逃了出來。」他是憑自己臨機應變，才逃離火海的。還有一個葬身火海的難友，是瑞安中學的錢善德老師，1957年被屈打成右派，開除公職，送往河村農場勞動教養，好像也50多歲了。他知道自己年老體弱，擠不過人家，就索性躺在床上等死。當我清理宿舍時，發現他手中還捧着一個玻璃瓶子。此情此景，給我的印象太深了，今天我雖已老邁，還能記得清清楚楚。
這場火災是人為的驚天大禍。從囚犯宿舍的建築設計到封死所有安全出口，再加上武警阻止人們逃生，都是釀成大禍的原因。如要追究責任，農場領導脫不了干係。共產黨的慣技是報喜不報憂，此事當然要嚴守秘密。當時勞教所規定不准議論，嚴禁消息外傳，違者按反改造論處。龍泉勞動教養所大火吞沒130多條生命，死亡的真相一直隱瞞至今。火災一年之後，不斷有遇難的家屬來農場探親。一般回答都是以「病逝」兩字簡單地搪塞；但對一些來信或寄來郵包較多、比較關心囚犯的家屬，才不得不多應付幾句。不過對火災的真相，場部總是千方百計地隱瞞，決不肯對外人透露的。
六、饑荒中的死亡
自從大火之後，農場不再蓋茅草房了。過去建的農場總部、幹部宿舍都是「洋房」，採用磚木結構（磚牆瓦屋頂）、水泥地面。而勞教人員的宿舍囚房全部是泥牆茅草房。還有工業廠房、武警宿舍、農場倉庫等，大部分也只是泥木結構、瓦片蓋頂的。雖然農場從建場以來就有磚瓦窯、磚瓦隊、砍柴隊，批量的磚瓦都以市場價出售。磚瓦是農場的重要收入，火災給農場造成了損失，給勞教囚犯製造了沉痛的災難，讓一百多人喪生。這不僅僅是一次火災事故，而是執政當局對勞教囚犯草菅人命的結果。
農場死人的事還不僅限於火災中喪生的一百多條人命，毛澤東搞大躍進造成了三年大饑荒，農場也餓死了不少人。被關押在勞改農場裏面的人，誰都不知道外面的真實情況，他們只能從《人民日報》、《浙江日報》、《浙南大眾報》等各級黨報上看到假、大、空的宣傳：什麼形勢一片大好，什麼「東風壓倒西風」，什麼「三面紅旗」的偉大成就等等。我們運輸組天天外出，偶爾還能聽到點外面的真相，如人民公社的食堂散夥了，大辦鋼鐵的小高爐倒垮了，各地農民、工人也在餓肚子等等。農場裏是不准議論這些事的，只能頌揚三面紅旗，稱讚社會主義未來無限美好，會給廣大人民帶來「幸福」生活。大家都不知道，報紙上大吹水稻畝產多少萬斤，其實是假消息；也不知道小高爐煉出來的鐵水，其實是煤渣；對農民派購「餘糧」，其實是奪取他們的口糧。他們不知道，生產糧食的農民家裏已斷糧挨餓，外面已經到處在鬧饑荒了。
報紙上的宣傳其實也騙不了人，現實是最有說服力的。農場裏從吃乾飯改吃一干二稀，從吃大米改吃番薯、菜粥。勞教人員中患病的人日漸增加，醫務室的住院病房天天住滿病人。重病號都是因營養不良而患浮腫病的，也有吃了野菜中毒之後在搶救的，或吃了糠餅、草根以後患便秘的。
農場變成了地獄，但誰也走不出去。這裏的醫生都是從各地送來勞動教養的醫務人員，不是右派就是反革命，誰還敢說句實話呢？明明是長期飢餓造成死亡的病例，還要說是暴飲暴食致病，或說是舊病復發、身體虛弱、自己不保養所致。對浮腫嚴重的病人，也只是配給一包糠粉，用開水沖服。巧婦難為無米炊，遇上發高燒、浮腫休克的病人，按醫務常規本來完全可以掄救的病人，只因缺藥缺糧，良醫也束手無策。醫務室的醫生，只能眼睜睜看着難友們一個接一個慢慢地死去。
飢餓愈來愈嚴重了。農場裏年老體弱的人，確實很難支撐。這些人往往死得最早。有的人剛送進來時身強體壯，他們相信騙人的政策，拼命勞動，一心希望通過勞動改造脫胎換骨重新做人，早日返回革命隊伍。他們拼着命干，夢想放衛星、創高產，總是幹得精疲力盡。初來時糧食供應情況還好，由於他們年輕，經一夜睡眠，體力還可以恢復。但日子一長，身體就衰弱下去了，到了饑荒年月，身體更感到拖不動了。勞動改造的苦役，是每天每時的經常任務。誰想休息，就是偷懶；拖不動，慢慢做，就是消極勞動，抗拒改造。
場裏的伙食定量日益減少，人們天天遭受飢餓的折磨。名義上每人每日還有多少糧食定量，實際上真正能裝到飯盒裏的到底有多少，誰也說不清。等到有一天早上起床時感到疲倦，感到無力，死亡就臨近了。但你病倒了，場裏的幹部還會說你裝死；真不行了再讓你去醫務室，可到那時你就是死路一條。
人的身體還是要自己保護，即自愛。我常記着那位好心的警察老鄉的指點：勞動應「適可而止」，度過難關。我在勞動上歷來認輸，承認自己力氣小，從不爭高；而運輸隊個個都是勞動高手，相比之下更看得出我不適應拉車。當年深秋以後，我就被調回農業隊去搞田間管理。管理員派我去番薯地值夜班，任務是看管大片番薯地，防止被人偷竊。
我們在地旁邊用茅草搭了一間小棚，每人配置一把特光手電筒、一根木棍、幾根繩索。我們每天都是天黑後上班，到天亮下班；每兩人一組，從秋天一直做冬天。
在這段日子裏，雖然野外蚊子很多，不勝其擾，但勞動還是很輕鬆的，主要就是熬夜。我們只需慢慢走動走動，日子一長就習慣了。可是我們的工作也不完全是平靜無事，偷挖番薯花生的事常有發生。不過只要我們人一到，手電筒一亮，偷盜者早已逃得無影無蹤了。小偷總是心虛的，害怕被抓住。
有一次，我遇到一件奇事。一個小偷，潛入農場挖出兩塊番薯，正想慢慢享受，卻被我們發現了。兩把特光手電筒一齊對準那個黑影追過去，但此人卻一動不動。我們走近一看，竟是一個中年農民，身影瘦小，見有人前來抓他，立即跪地求饒，連聲說：「請你們救救我，請你們救救我，我已經三天沒吃東西啦！讓我吃一塊番薯吧！吃一塊番薯吧！」我們見他確實可憐，可是還怕他逃走，兩人分別從東西兩方擋住去路。他卻不想逃，跪在地上慢慢地啃着番薯。我們告訴他：「這是農場的糧食，我們上千人的口糧啊，你偷了是要被抓起來的！」他反覆懇求說：「只要有得吃，只要有得吃，抓了我也不怕！」當我們走近他身邊時，他卻主動的邊站起來，邊說：「把我捆起來送到農場去吧！」低下頭等着我們捆綁。我們兩人無言地面面相窺，是在徵求對方意見，到底該怎麼辦。抓他麼，我們於心不忍。沉默了片刻，我們兩人竟不約而同地對那人說：「到番薯棚里去，等天亮再說吧！」慢慢地天亮了，我們帶着那位偷番薯的農民，一起下班歸隊交差。管理員卻讓那位農民跟着我們回到農業隊宿舍，找了一個空鋪位讓他住下，每餐領飯，通知廚房為他多備一份而已。
隊長管理員職權只能管勞教犯，但無權處理外來農民。向農場派出所報案，也僅僅是筆錄一番，簽字畫押而已。白天大家出工勞動去了，他卻在宿舍里閒着。三天過去了，那農民卻要求把他收容勞教，跟大家一起去勞動。他是真正的貧下中農，不是地、富、反，怎麼能說勞教就勞教呢？農業隊的指導員是勞教隊裏專管政治思想的，他來找那農民談話，要他承認錯誤，寫悔過書。指導員查問他是哪裏人，他照直說了，錯誤也認了，可是沒有文化，不會寫。
那農民是附近村莊裏來的，他不願意回去。原來人民公社食堂現在解散了，他家已經斷糧，回去就要餓肚皮，所以願意在隊裏受勞動教養。指導員無權決定，只好放他回去，可是他卻賴着不肯走。
這就是「三面紅旗」下遭受饑荒挨餓的典型的中國農民！場裏沒有辦法，最後只得通知人民公社武裝部派民兵把他押回去。回去了他是不是要挨批挨鬥，會不會挨餓，我沒法回答；不過單從這件事就可以看出當時龍泉農村饑荒的嚴重了。
我還記得，農場有個規定：勞教人員外出，不准接觸群眾，但這些人卻常因飢餓而違反場規，帶上自己最值錢的衣物，向農民換個一升、八兩糧食填填肚皮，因此回場被批鬥。六十年代實行計劃經濟政策，物資匱乏，買糧食要糧票，穿衣買布要布票；生產越困難，票也越發越多：香煙票、酒票、油票、肉票、蛋票、鹽票、豆腐票、煤油票、火柴票，真是票證滿天飛。僅憑鈔票（人民幣）是甭想買東西的，三年大饑荒時期，尤其難買的是填肚皮的食品。勞動教養人員為了活命，拿出身邊最值錢的東西換糧食，是明知故犯。他們因為接觸人多，就多少了解了一點農村情況。農村中強弱貧富懸殊，當權的幹部優先佔有，普通農民的糧食就很緊張，挨餓的都是老實的農民和「階級敵人」地富反壞右分子。那些可憐人餓着肚子不能講，餓死了人也不能講，講了就是攻擊「三面紅旗」，污衊糧食統購統銷政策，就要挨批鬥。饑荒年代，農民斷了口糧，竟自願投入地獄去受勞教，成為被判無期徒刑的囚犯。這不是天方夜譚，而是三年大饑荒時期的真人真事。
七、求生的欲望
在廣闊的中華大地，從五十年代開始，到處佈滿了天羅地網。糧食政策、戶籍制度，對人民公社的農民是圈地為牢，未經批准是不准離開生產隊的。在「三面紅旗」時期，要離開居住地外出，必須開路條，要請假；地、富、反、壞、右都是階級敵人，親戚朋友來訪，還要匯報、登記。這些嚴格的規定，使「犯罪」的人特別多，為安置這些人員而設的勞改場，也已經多得不能再多了，所以1958年以後又增加了「勞動教養所」。根據《勞動教養條例》的規定，無需經過公檢法，各地的單位領導、行政主管、各級中共黨委、地方政府都可以決定送你去勞動教養。如果你未經批准，離開家裏外出打工求生，外地的公安、警察、戶籍管理，隨時都會查問到你，將你扣押拘留、遣送回家。到處都有遣送站，但是各地又有自己的地方保護政策。浙江，或者說浙南地區，受當時「大躍進」的禍害特別嚴重，人民公社食堂解散，斷糧的農民不斷增加，外流逃荒人群激增。
近鄰的福建省北部一帶地區，卻利用浙江農民的逃荒，招募外來人口，開發邊區荒蕪土地。他們曾一度驅車來浙南各地接運難民，去參加閩北開發。閩北當局公佈三年免徵農業稅，不收錢糧，發放三個月救擠糧的優惠政策，吸引浙南的饑民紛紛逃奔閩北。由於來浙江接送難民的車輛以紅色為標誌，因此日後稱為「浙閩紅車事件」。鬧饑荒的浙江農民，一批一批外流入閩，到了福建，只要經過登記入冊，就會被統一分配，各歸其位；原來種田的就給你土地、房屋，讓你自由耕種，安居樂業；如果你想打工，或謀求什麼職業，還可根據個人的文化程度、專業技術，安排適當工作；也有當工人的、當教師的、當醫生的，各得其所。閩北對地、富、反、壞、右一群「階級敵人」也很寬大，僅僅要求登記在冊，不搞批鬥活動，提倡安居落業，發展經濟搞生產。閩北開發的新政策，確實救了不少浙南各地的饑民，使他們活了下來。他們大部分被安置在浦城、武夷、光澤、崇安等地。農民獲得土地，如魚得水，自由種植瓜果糧食，安居樂業。後來浙江調整合作化政策，曾一度提出反冒進，解散了部分高級社，農民逃荒外流才有所減少，人心稍為安定。
但浙江的農村政策，頑固堅持極左路線，把農民卡得死死的，自留田全部取消，房前屋後，瓜果一株不留。農民求生的願望強烈，公開的紅車接送雖然被阻止了，但暗地裏自發偷越省境逃到福建去開荒的群體性事件仍不斷發生。我就有兩位表兄在大饑荒時期逃到福建浦城，至今仍居浦城。雖然文革後期，「清理階級隊伍」，曾經動用「專政」手段把地、富、反、壞、右五類分子全部從福建趕回浙江，歸原籍審查清理，但清理後不久，他們陸續又回福建居住。這段時間對勞動教養所的管理，可從來沒有放鬆過，越管越嚴。承受饑荒折磨的囚犯，到飢餓難熬時，什麼東西都會塞到嘴裏去充飢。許多活生生的人，在農場裏一個一個死去。為了活命，逃跑人數也在增加，管教幹部、武裝警察，對逃跑的勞教囚犯從不手軟。逃跑人員被捆綁吊打，批鬥，是家常便飯，但他們求生的欲望還是很強烈的，逃跑的事件仍時有發生。
在饑荒年代，勞教人員出於求生的欲望，還會向親人呼救，爭取親人救助。但這是要看條件的。親人條件好的，當然會千方百計地救援他們；但有的人親戚朋友自己都快要餓死了，還有什麼能力支援他們呢？在最困難的時候，我有一位同學，曾向掙扎在飢餓線上的我，伸出營救的手，他就是雲和同學——劉成貴。1957年反右運動中，他也受我牽連，被下放農村勞動，在浙閩紅車事件中，逃離苦難的浙江，去了福建崇安縣，開荒擴種求生。安定下來之後，他回到雲和探親，特地到我家裏看望我媽，詢問我被勞動教養的情況。當時他拿出十斤糧票交給我媽，囑她寄給我。在60年代，十斤糧票可是一件大事，慰撫了我媽孤獨悲傷的心，也救了我的命。他的慷慨和關懷使我看到人間還有真情，鼓舞我堅持活下去。我從內心深處感謝劉成貴同學對我的真情。在階級鬥爭的年代，像我這樣一個地主家庭出身的「右派」分子，別人碰到我就像碰到麻風病人一樣，連講話都不敢和我講，哪裏還談得上什麼同情和支持？當時當局就有一條規定：「同情右派按右派論處。」能在友人有難時冒着危險支援友人，這不僅僅是慷慨，更需要精神力量和道德勇氣。在那個無情的時代，這樣的人極少，極難得，也是十分值得崇敬的。
提到劉成貴同學，又使我想到另一個人，這就是雲和縣中心小學的常務副校長徐少青。
1957年秋，我被劃為右派以後，暫時留在雲和縣小，任教半年，聽候處理。有一次學校領導班子開會時，一名極左分子為了表示積極、立場堅定，提出：「右派分子楊世元留縣小任教，學校領導班子成員要對他嚴加監督管理。他的糧食定量還是每月38斤，應該降下來，改為每月24斤。」當時主持會議的是徐少青常務副校長。徐只說了一句話：「楊世元是思想上犯了錯誤，已經受到組織處理；生活上我們還是一視同仁，不能歧視他，糧食定量不應該減。」到了1958年初，學校放寒假，教師又集中整風學習，有人舉報徐少青同情右派，受到了大會批鬥，被戴上右派帽子，開除公職，去農村監督勞動。到1978年右派改正時，他已經家破人亡，妻離子散，孑然一身了。他不過說了一句公道話：「一視同仁」，竟遭受了20年的苦難，葬送了一生！好人遭難，惡人得意，這是怎樣的世道呀！落實政策改正之後，他才從離婚多年的妻子處，找回失散的兒子。
八，勞教是有期還是無限期？
從《勞動教養條例》的文字上看，有很多漂亮的辭藻，卻掩蓋不了實際的罪惡。關押勞教人員有囚房，監管勞教人員配備了武警，還有一群群的獄卒。這一切都同勞改犯沒有分別。勞教和勞改的不同僅在於：勞改有刑期，勞教卻沒有刑期；表面看來似乎勞教比勞改輕些，可在執行時，判處勞教就等於被判處無期徒刑！這樣，慢慢的，勞教隊裏就有了這麼一些人：他們蓄意鬧事，假裝逃跑，無事生非，目的無非是企圖改判勞改。起先，他們確實也有人達到目的。農業隊有個懶漢無賴，被送來勞動教養。他故意約了幾個人商量，裝作組織逃跑，結果被揭發了。為首的判了三年勞改，三年後果然釋放回家了。
勞改犯人在勞改服刑期間，是被剝奪政治權利的，但勞教人員關押期間還有公民權，如每年一次選舉人民代表時有「選舉權」。當然沒有被選舉權。人的生存權有沒有？這還是個未知數。通信自由從表面上看，好象有，只是來往信件都要通過檢查，甚至使用人民幣的權利也被剝奪。河村農場發了一種代價券，一角、五角、一塊、五塊、十塊，限於場內使用；勞教囚犯身藏人民幣就算違規，要受批鬥。
勞動教養所的管理還在加嚴。場部組織了多次批鬥會，表示獎罰分明，總結建場三年來的成就。第一次宣佈三個勞教分子解除勞教，留場就業，並宣佈對全體勞教囚犯，要根據本人罪行、錯誤和改造表現重新確定勞教期限，分一年、兩年、三年。可是我們這些1958年進場的右派進場都已經三年了，這又怎麼解釋呢？討論中反響很大，但場部仍然宣佈：勞教期限未定前，關押改造時間全部不算。這是多麼荒唐的決定！可是你反對也白搭，照樣重新確定期限，過去的三年大家都白關押了！換句話說，這等於給每個人都增加三年關押期！說什麼「改造表現」，其實全都是騙人的鬼話。1961年填表申報，場部批准的年限算不算數？解除勞教，摘掉右派帽子，留場就業，這些話又算不算數？即使年限滿了，還是圈地為牢，你還是這個勞教集中營的人員，最多不過換個稱呼：「摘帽右派」，「留場就業人員」！到了文革時，又改稱「勞教犯」，「留場犯」。在專制極權的中國，我們自1957年被劃為右派以後，就成了另類賤民。勞動教養沒有期限，一年、兩年、三年，甚至五年、十年、二十年，關你，放你都沒個准，完全沒有法律依據，都是當局說了算。直到1978年，中共中央11號，55號兩個文件下達以後，才算有個段落。
和我曾經一起勞動教養的右派，時間最長的達23年之久，而按照法律條文的規定，勞改判刑最長也只有20年；可是判罪輕於勞改的勞教人員，卻被關了23年，刑罰反而比勞改重得多了！法律上的勞教「無期」，反而重於勞改的「有期」，而且大大地「超期」，幾乎近於「永無盡期」了！表面上似屬從軽判處的勞教，到了實際執行時，竟成了「無期徒刑」！
1978年清理冤假錯案，落實政策，被錯劃的右派得到改正之後，在安置工作中，還有人把他們看作「摘帽右派」，「改正右派。「右派」這頂帽子，仍然也還是「無期」的！看來「右派分子」這項待遇是終身制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