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份鄭州CDC連續3年（1993～1995）對省衛生廳驗收合格的4縣3市（包括濮陽縣、蘭考縣、寶豐縣、永城縣、許昌市、洛陽市、開封市）七個單採血漿站所采的「健康原漿」進行二次復檢的報告稱：三年間共有588人份的血樣呈HIV陽性。其中僅1993年就有542人份，這一數字大大超過了當年全國的HIV陽性報告數274人。報告明確寫道：「在獻血漿人群中，不僅存在着甲肝、乙肝、丙肝的感染，還存在着嚴重的愛滋病的感染。」
請注意，這是對七家單採血漿站所采的「健康原漿」的二次復檢，不是初檢；而且「七漿站」，多數並不在官方鎖定的重災區「豫東南6市13縣」，更不屬後來所規定的愛滋病重點村「20鄉38村」。這不能不使人擔心河南愛滋病情勢或許更為嚴峻。
而我的田野調查發現獻血員中感染愛滋病病毒的時間更早，1992年10月，上海的生物製品廠家回饋河南省周口地區沈丘縣血站數名獻漿員的血漿「HIV+」，沒有引起任何關注。就在當年，河南省衛生廳與省紅十字血液中心簽訂承包經營合同，單採血漿目標竟陡然超過歷年最高水平兩倍之多。
官方整頓關閉血站，「但是不說砍血站的原因是單採血漿傳播愛滋病」，導致大批地下血站產生，非法賣血活動屢禁不止。
也許正是因為發現獻血員中流行傳播愛滋病，河南官方開始在部分地區整頓血站。最早從疫情最嚴重的駐馬店地區開始。當地衛生官員說：1993年開始砍血站，「但是，不說砍血站的原因是單採血漿傳染愛滋病，而是從保護生產力的角度提出來，只說是因為賣血的人都干不動活了，行署讓血站停了，當時其他各地還沒有停。」之後，最早砍血站又成了河南官方一項政績。
河南省乃至全國全面整頓血站，從1995年開始。媒體報導：「1995年3月，衛生部全國衛生廳局長緊急會議之後，河南省廳立即傳達貫徹衛生部緊急會議精神，1995年3月31日發出明傳電報，關閉全省所有單采漿站和血站的單采漿業務……。1995年5月4日，省政府在駐馬店市召開7重點地市防控獻血員HIV傳播現場會，以政府名義下文在全省關閉單采漿站。」
當地官方民間都認為：這一整頓才亂哩，官方血站轉入地下，還又整頓出來一批私人血站！「1995年關血站，關不住！」當地衛生官員說，因為市場還需要血漿；一些生物製品廠才投資那麼多建起來，還沒有收回投資；一些原有生物製品所能擴大的也擴大了，還沒見到收益。
而事實上最重要的原因，是當局隱瞞了賣血傳染愛滋病這一致命真相。當時老百姓還被宣傳說賣血有利健康，說把身體裏的血抽出來洗乾淨再還給你，治療貧血還掙錢。結果是：被忽悠的農民群眾更加瘋狂賣血，感染人更多了！1996年3月14日河南衛生廳和公安廳聯合行動，大規模打擊查封血站，有媒體稱之為「3.14案件」。賣血風潮大面上算是剎住了，但是地下隱秘賣血活動一直延續到1998年。而此時，一些賣血農民已經開始發病死亡。
對疫情層層隱瞞，嚴格保密
1998年4月，愛滋病村小灘李村醫將本村村民發病情況以「疑似愛滋病」寫報告給縣鄉防疫部門，縣防保站來村里抽取血樣檢測，第一次9人中8人確證愛滋病，第二次13人，全部確證是愛滋病。這使鄉防保站感到吃驚，他們說：照這種情況，全鄉賣血人那麼多，愛滋病得有多少哩？！但是，按照上級指示，對疫情嚴格保密，在鄉村醫生大會上，鄉防保站長宣佈該病為「無名熱」。
1999年底，上蔡縣防疫站僅數據庫愛滋病已經三四百人了，一直嚴格保密不報。後來記者來了包不住了，縣委班子建議書記上報，報了3例。
省里更是嚴加隱瞞。2001年上蔡縣裏向省里報告，全縣賣血人員3萬～4萬人，可以按20％感染率推算感染人數。省里沒上報。上蔡縣主管衛生的副縣長帶着資料直接上了衛生部，衛生部大吃一驚，來到縣裏，縣裏匯報「全民賣血運動」情況。省衛生廳因此對縣裏極為不滿，陪同衛生部的省衛生廳副廳長不聽匯報，嫌報告的數據太高，多次退回要求修改重報。那位主管副縣長受到排斥打擊。
高耀潔教授和桂希恩教授都為揭露河南愛滋病疫情立下汗馬功勞，享有極高的聲譽。然而愛滋病疫區衛生防疫部門的工作人員對此卻很淡然，說：「他們都揭了蓋子。其實不揭也是這，底下的情況早都知道！」
直到2005年，愛滋病村的村醫還是說：「1999年就確定是愛滋病了，上面不讓說。現在村里是公開了，也瞞不住了，對外還是不公開。我是村醫，是政府的人，得跟政府保持一致。不然領導知道了會批評，會說不想干回家！對記者採訪要無可奉告，領導跟着時一點不敢說。」
至今，當地組織部還說：上面宣傳部有指令，愛滋病的事，不准宣傳、不准報導、不准調查、不准研究！
「實實在在講，當時誰也沒料到這後果，否則誰也不敢拿群眾生命當兒戲，確確實實是認識不到。」在疫區，不止一個衛生官員跟我說過類似的話。人命關天，我相信這是實話。既然如此，後果已經發生，為什麼不可以亡羊補牢，儘可能將災難損失降到最低？如果在1993年發現單采漿傳播愛滋病以及各種疾病時，當局不是隱瞞疫情而是正視疫情認真對待，公開告知社會民眾，及時採取措施進行積極有效的防治，這場愛滋病災禍是不是就可以得到及時控制？
但是，歷史沒有如果。
現實是，因為刻意隱瞞疫情全面封鎖消息，大批農民獻血員不知道災禍已經來臨，從響應號召「光榮獻血」到違法非法「偷着賣血」，在這條災難的血路上走下去，直至發病死亡。
至今，自始至終，河南農民從未被正式告知過：當年的「獻血」可以導致感染愛滋病、肝病以及其他傳染病，反被污名愚昧無知貪錢不要命。
就這樣，由於全面封鎖消息刻意隱瞞疫情，從1993年（甚至更早）到1998年，大批農民流動賣血屢禁不止，大面積經血液傳播愛滋病病毒長達5年時間（甚至更長），使一場公共衛生事件演變成一場人道災難。
結論：可以說，河南農民因賣血引發的愛滋病災難，是在中國社會經濟體制轉型和全球經濟一體化的雙重背景下，完全沒有競爭資本的農民以自己身體的血為資本捲入與市場的交換，所釀成的群體性的社會悲劇。但是賣血行為絕非賣血農民的自願選擇，而是具有很大的誤導性被迫性，其中最主要的是錯誤政策的誘致性和政治體制的強致性因素。以發展經濟為名，由政府動員農民賣血，致使愛滋病長時間大面積傳播，是全世界絕無僅有的特例。
而愛滋病問題至今在河南依然是敏感問題，而且越來越敏感。這不得不引發人們對體制內部深層問題的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