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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來文革中極其不光彩的雙重角色與賀龍慘死內幕

周恩來是一個深得厚黑精髓的人物,為人處事總是手腕非常圓通,善於左右逢源,執兩用中,用他自己的自誇的話說,就是「天性富於調和」,善於在各種矛盾的對立衝突中保持自身的平衡,還得了一個「不倒翁」的名號。他在努力說服自己在政治上跟毛澤東走的同時,又有意無意地把他自己擺在一種「跟不上」的位置上,小心翼翼地同毛保持一定的距離:他在貫徹毛的意圖,充當文革執行者的同時,又儘力支撐危局,扮演了文革補救者的角色,對毛的極端,文革的狂暴起到了某種緩衝制衡的作用。

周恩來與賀龍自1927年南昌起義初識,到賀龍去世,有着長達42年的友誼。1966年毛澤東發動文革不久賀龍即被打倒,官方稱林彪和康生誣陷賀龍準備推動“二月兵變”,企圖推翻毛澤東,賀龍因此遭紅衛兵批鬥,受到嚴重迫害,1969年6月9日病逝。“九一三事件”後賀龍得到名義上的平反,周恩來在追悼會上罕見失態,對賀龍骨灰連鞠七躬,不由得讓人感到十分蹊蹺,作家高文謙在《晚年周恩來》一書中,分析指出周恩來在貫徹毛的意圖,充當文革執行者的同時,又似乎儘力支撐危局,好似扮演了一個文革補救者的角色,對毛的極端,文革的狂暴起到了某種緩衝制衡的作用。在所謂“大樹參天護英華”的背後,他也幹了不光彩的事情,簽字批准抓了不少人,對文革中不少大的冤假錯案都逃脫不了干係,有的更負有重大責任。

1961年3月,賀龍與夫人薛明在普陀山合影

“全面奪權”

毛澤東知道文革之舉已經徹底得罪了黨內各級領導幹部,索性一不做二不休,來個釜底抽薪,隨後號召全國展開“全面奪權”,接管黨政機關的思想便由比而來。毛在自己七十三歲生日那天,請文革小組成員到家中吃壽麵。席間,毛提議“為展開全國全面內戰乾杯!”

自中央工作會議後,毛澤東已經越來越感到黨內各級領導幹部與他離心離德,知道他所發動的文革之舉己經徹底得罪了他們,再企圖說服他們接受自己的主張無異於與虎謀皮。在這種情況下,如果還是按照以往搞運動的常規,幾個月後就鳴金收兵的話,那麼這一大批仍然在黨內佔據要津的各級領導幹部日後勢必成為劉少奇捲土重來的黨內基礎。因此,必須對問題作根本的解決,在政治上動大的手術才行。毛隨後號召全國展開“全面奪權”,接管黨政機關的思想便由此而來。這才是他內心深處不便對外人道的真實動機。至於後來把它形容成是毛“對馬克思列寧豐義關於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學說的重大發展”等一類冠冕堂皇的說法,不過是中央文革一班秀才們奉旨進行的理論包裝而已。

不過,毛澤東很清楚在政治上搞這樣一個破釜沉舟,幾近改朝換代的大動作需要師出有名,僅僅靠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是遠遠不夠的,因為制定和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問題無論再怎樣渲染,充其量也只有五十天:況且路線問題說到底也還是黨內問題,無法做太大的文章。因此必須在批劉的問題上另闢蹊徑。

實際上,自文革發動以來,毛澤東在批劉問題上一直採取的是相機而動的作法,是隨着文革運動的展開而不斷“水漲船高”的。究竟對劉少奇整到什麼程度,毛並沒有一定之見,而是完全取決於政治上的需要。更確切地說,只有把劉的問題說得越嚴重,才越能表明發動文革這場運動的必要性。本來,毛還是準備把劉少奇的問題作為黨內問題來處理的,即便是在中央工作會議期間也還是如此。他對劉、鄧二人的檢討分別做了批語,給以某種肯定和鼓勵,並在會上表示:劉、鄧二人是搞公開的,不是搞秘密的,要准許他們革命。甚至還說過:“對少奇同志不能一筆抹殺”。

但在會議結束後,當毛澤東發現需要藉助批劉來排除黨內對運動的阻力時,又改變了主意,決定採納中央文革的意見,把他本人肯定劉少奇,鄧小平二人檢討的批示扣下不發,而把他們的檢討單獨發下去,作為全國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靶子。這次,毛為了政治上的需要,準備再一次拿劉少奇開刀,不過改從他的歷史問題上入手,以便突破“五十天”和“黨內問題”的界限,為即將展開的“全面奪權”製造口實。

善於揣摸毛澤東心思的康生在這件事情上扮演了發難者的角色。還在文革發動之初,康生就暗中授意天津南開大學紅衛兵開始調查所謂“六十一人叛徒集團案”和劉少奇本人的歷史問題。九月間,他寫信給毛,說:“我長期懷疑少奇同志要安子文、薄一波等人自首出獄的決定”,“這一決定是完全錯誤的,是一個反共的決定。這些簽字發表‘反共啟事’的人,並不是例行出獄手續,而是,堅決反共的叛黨行為”。康生這一手十分老辣,既把安、薄這些屬於劉少奇山頭而又佔據黨內要津位置的人的歷史問題端了出來,又把劉本人給牽連進去,可謂一箭雙鵰。

毛澤東接獲康生的這一報告後,只是批了“已閱”兩個字,並沒有明確表態,實際上是採取了默許的態度,聽任康生繼續搞下去,同時他在盤算使用這塊“石頭”的時機。後來,這件事越搞越大。深知此案干係重大,牽連甚廣的周恩來不得不出面,為紅衛兵追查“六十一人案”中的西北局第一書記劉瀾濤出獄問題請示毛,表示:“這一集體自首案,牽連人甚多,而當時確為少奇同志代表中央所決定,七大、八大上均已審查過,故中央必須承認知道此事。否則,震動太大,而多年考驗,其中也有好人。”

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做了表裡文章,一方面同意了周恩來的提議,暫時把這件事壓了下來;另一方面又沒有把門關死,讓周覆電西北局,稱“中央是知道的。如果他們有新的材料,可派代表送來中央查處,不要在大會上公布和追查”。然而,當毛澤東決心發動“全面奪權”之際,便動手拋出這塊可以在政治上致劉少奇於死地的“石頭”來。十二月十一日,毛親自主持小範圍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碰頭會,專門討論了劉的“歷史問題”,決定對此立案審查,成立了五人領導小組,最初的成員是:謝富治、江青、蕭華,葉群、陳伯達(顧問)。不過,由於劉仍然是八屆十一中全會選出的中央常委,老於權謀的毛決定以“王光美專案組”的名義來審查劉的歷史問題,並把江青換成汪東興。

差不多與此同時,毛澤東還通過中央文革廣為收集劉少奇在各個時期的政治言論,並對其中一份揭發劉一九五0年一月十三日在東北提出“現在是剝削救人,要歡迎剝削”的材料上批示:“資產階級路線由來已久,此件是重要材料”。文革秀才陳伯達對此心領神會,立即利用宣傳機器造勢,將批劉的重點由批判在工作組問題上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轉為對十七年來劉少奇所推行的所謂“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的全面批判和清算。

在實施全國“全面奪權”的部署上,毛澤東選擇了上海作為突破口。毛之所以看重上海,不單是因為上海曾是文革運動發動的大本營,更重要的還是看重自“安亭事件”後,上海已經形成了一支勢力強大,足以左右政局的工人造反派隊伍。十二月間,工人農民開始起來響應造反後,毛曾多次找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吹風,談他本人已考慮多時的對黨政機關進行“接管”的思想,進行“路線交底”,說:兩條路線鬥爭,實際上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更加尖銳、更加集中地暴露出來罷了,其實它是長期存在的東西。單反赫魯曉夫修正主義是不夠的,還要反我們黨內的修正工義。過去做了一些,只是修修補補,沒有當作整個階級鬥爭去做。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是毛澤東的七十三歲生日。按照中國老的說法,七十三歲被認為是“命坎”,有所謂“七十三、八十四,閻王不請自己去”的說法。毛本人就曾多次說過這樣的話。耐人尋味的是,一向不在自己生日主動請客的毛,卻在七十三歲生日這一天,請了中央文革的大部分成員到他家中吃壽麵。正是在這次生日晚宴上,毛最後定下“全面奪權”的大計,決心採取破釜沉舟之舉,把自己發動的文革運動搞到底。席間,毛的興緻很高,談笑風生,圍繞着全面開展階級鬥爭的問題講了很多話,並站起來祝酒,一語驚人,提議:“為展開全國全面內戰乾杯。”毛澤東的這些思想後來大都寫入了《人民日報》、《紅旗》雜誌一九六七年的元旦社論中。不過,社論中並沒有直接使用“全面奪權”的字眼,而是用的“展開總攻擊”的提法,而毛祝酒詞中的“展開全國全面內戰”也被中央文革的秀才們換了個說法,改成“全國全面展開階級鬥爭”了。

根據毛澤東在生日宴會上的布置,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張春橋、姚文元以“中央文革小組調查員”的身份返回上海,緊急策劃奪權。一月六日,以上海市“工總司”為首的三十二個造反派組織,召開了“打倒市委大會”,揪鬥了自上海市委第一書記陳丕顯上下幾百名廳局級幹部。隨後,在張、姚的操縱下,建立了全市性的臨時政權組織,宣布以“造反組織聯絡站”作為上海市的最高權力機構,全面接管了上海市的黨政大權。

對於這出本來是由毛澤東在幕後一手導演的上海奪權,隨後他又自導自演,出面給予了充分的肯定和讚許,稱:“這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這是一場大革命”,“上海革命力量起來,全國就有希望。它不能不影響整個華東,影響全國各省市”。接着,毛又讓中央文革小組代中央、國務院和中央軍委起草一個致上海各造反團體的賀電,號召全國黨、政、軍、民學習上海的經驗,一致行動起來,開展向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奪權鬥爭。

接着,中央文革開足宣傳機器,在報刊上連篇累牘地大張聲勢,使上海“一月奪權”的風暴迅猛席捲全國,山西、山東、貴州、黑龍江等省首先起來響應,其它各省也不甘落後,紛紛展開奪權鬥爭,各地黨政機構完全癱瘓,領導幹部被普遍批鬥,正常工作無人過問。同派別之間的奪權鬥爭愈演愈烈,打得不可開交,演成惡性的武鬥事件,全國陷入了更大的動亂之中。

在上海“一月奪權”風暴席捲全國之際,一直在第一線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來的政治處境也變得更加尷尬。儘管他在打倒陶鑄的問題上採取明哲保身的態度,以退讓求生存,但文革女老闆江青仍然不依不饒,挑唆造反派繼續散布諸如“文革是新文革與舊政府的矛盾”等流言,年初在北京街頭甚至連續出現了“打倒周恩來”的大標語。

更讓周恩來感到被動和尷尬的是,在上海奪權這樣大的問題上,他一直被蒙在鼓裡,並沒有被通知參加毛澤東作出重大決策的生日聚會和表態支持上海奪權的談話。局勢的突變令他措手不及,完全打亂了他原先解決上海問題的設想和安排。

本來,從運動一開始,周恩來就對上海市委一直採取保的態度,針對北京南下串連的紅衛兵炮轟上海市委的作法,曾幾次表態宣布:上海市委不是黑幫,是革命的。在對安亭事件的處理上,迫於毛澤東的干預,他不得不退而承認“工總司”是合法組織,但仍主張依靠上海市委解決自己的問題。甚至就在幾天之前,鑒於上海的局勢日益混亂,他還代表中央給陳丕顯打電話,要他出來主持上海工作,叮囑上海一定不能亂,交通不能中斷,革命的秩序要搞好。上海的奪權行動,讓周本人的政治信用破產。

問題還不僅於此。自文化大革命全面發動後,周恩來在政治上努力緊跟毛澤東的同時,內心一直希望運動能夠早日結束。在他看來,既然接班人的問題已經解決,群眾也已經充分發動起來,劉少奇也靠邊站了,總之該解決的問題大體都已解決了,運動就沒有必要再這樣曠日持久地拖下去了。

為此,周恩來曾幾次設想過結束運動的時間表,並積極為此創造條件。甚至可以說,周之所以在前一段全力支持毛放手發動群眾,檢閱多達一千一百萬來自全國各地的紅衛兵也與此不無關係。因為中共歷來搞運動的作法,都是一旦群眾充分發動起來了,運動也就將由高潮轉入收尾階段了。

在中央工作會議期間,周恩來不止一次地流露出這樣的想法,勸導與會的各省、市、自治區的領導幹部打消思想顧慮,不要再猶猶豫豫,要敢字當頭,回去以後趕快放手發動群眾,說:“如果群眾運動不開展起來,我們過年就結束不了”,並為文革運動一再衝破原有的設想,何時結束仍然遙遙無期而着急。

這次,毛澤東支持上海奪權之舉,不僅使周恩來原先希望早日結束運動的想法完全落空,而且還使他陷入極大的困惑之中。很顯然,文革的這種搞法已經大大地超出了以往搞運動的常規,勢必會把整個黨和國家拖入一場巨大的分裂和內戰之中。然而,這場潑天大亂又是他本人矢言忠於的毛澤東行意造成的。在這種情況下,周的內心深處必然在兩者之間何去何從的問題上經歷過一番痛苦的掙扎,當然,最後還是“保持晚節”的心態佔據了上風,強迫說服自己在政治上要跟着毛走。用他本人的話說是,只有“做個無產階級徹底革命派才能想通”。

周恩來的這種內心困惑和掙扎,明明想不通卻又要作大徹大悟狀,強迫自己在政治上緊跟毛澤東的心態,在這一時期各種不同場合的講話中不時地流露出來,有時甚至到了不加掩飾的地步,像“我們在運動中緊跟主席思想,緊學、緊跟、緊改、緊趕、還趕不上”。這樣一類內心獨白,差不多已經成了這期間周在接見講話中的一個特色。這對一向城府很深,行事總是深藏不露的周氏來說,實在是很少見的。這種反常的情況,正好映照了他上述的內心困惑和掙扎,為了在政治上保持晚節,明知不可為而為之。

不過,周恩來是一個深得厚黑精髓的人物,為人處事總是手腕非常圓通,善於左右逢源,執兩用中,用他自己的自誇的話說,就是“天性富於調和”,善於在各種矛盾的對立衝突中保持自身的平衡,還得了一個“不倒翁”的名號。他在努力說服自己在政治上跟毛澤東走的同時,又有意無意地把他自己擺在一種“跟不上”的位置上,小心翼翼地同毛保持一定的距離:他在貫徹毛的意圖,充當文革執行者的同時,又儘力支撐危局,扮演了文革補救者的角色,對毛的極端,文革的狂暴起到了某種緩衝制衡的作用。

其實,周恩來本人對自己所扮演的這種雙重角色非常清楚。他曾不止一次地袒露心曲: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只有八個字:鞠躬盡瘁,死而後己。這句話在周死後廣為流傳,不少人把它解釋為周氏“高尚人格的表現”。其實,這不過是他備受上述雙重角色內在矛盾的煎熬--明知毛澤東發動文革是在鋌而走險,把整個國家拖入一場空前的動亂和災難之中,但在“保持晚節”的心態下,又不得不跟着走。與此同時,他又良知未泯,不甘自我沉淪,為求心之所安,只好儘力補救--這一複雜心態的隱晦抖露罷了。

最能體現周恩來這種雙重人格的,莫過於他在文革期間所精心選擇並且始終佩帶的那枚毛澤東的像章。像章的一端是毛的頭像,表明了他決心在政治上跟着毛走的信念。像章的另一端刻有毛手書的“為人民服務”五個字,則是他政治信念中的另一方面,藉以求得某種心理上的平衡。周氏之所以選擇佩帶這枚像章絕非偶然,而是他在文革中扮演雙重角色時內心衝突的外在表現,並試圖在這兩者之間尋求某種平衡的象徵。

周恩來把這枚像章看得很重,猶如文革期間安身立命的精神支柱,一直佩帶到死。其間當別人幾次想更換這枚像章時,他都拒絕了。據知情人說,曾經發生過這樣的事情:他到外面參加會議,造反派專門送給他一枚非常精緻的像章。為了不讓他們掃興,他當場並未拒絕佩帶,不過回來後仍然換上了自己中意的這枚“為人民服務”的像章。

讓我們還是回到“一月奪權”以後的敘述中來吧。

儘管周恩來被毛澤東排除在決策剖外,但事情出來後,他還是積极參加了進去。一月十一日,他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碰頭會,討論修改了前面提到的由中央文革小組起草的中央對上海奪權的賀電,並和陳伯達、江青一起聯名送毛審定。與此同時,周又設法應付由席捲全國的奪權浪潮而造成的亂局,有所為有而所下為。他有意避開了毛直接關注和掌握的各省市的奪權,而想辦法限制中央和國家機關的奪權範圍。

為此,周恩來借毛澤東在肯定左派奪權時說過“接管很好,只管政務,不管業務”的話,大大發揮了其中的意思,在各種場台強調說:奪權是指奪文革運動的領導權,對業務只能行使監督權。並一再申明:外交,國防、財政、宣傳、國防工業等大權屬於中央,不能奪。隨後,周又不斷擴大屬於不能奪權的範圍,提醒造反派對“業務監督要有分寸”,並針對兩派為了奪權而打派仗的問題,說:奪權裡頭有一個關鍵性的問題,即更重要的是我們每個人要奪自己思想中的“私”字權,去掉私心雜念。

在費盡口舌勸說造反派不要胡來的同時,周恩來對於在勸說無效後發生的一些出格越軌的事情,也毫不手軟地採取了制止措施。不過,他只拿參與其中的黨內領導幹部開刀而放過一般群眾,以免落下“鎮壓群眾”的把柄,觸怒毛澤東。比如,二月十七日,周在接見財貿口造反派時,當場下令逮捕了拒不執行命令,在背後操縱造反派搶奪財政部業務權的一名財政部副部長,以儆效尤。他並在講話中強硬地表示:這樣的奪權走到邪路上去了。要奪中央的財政大權,我們非起來保衛不可,不然我們要犯罪。不起來保衛主席直接掌握的大權,怎麼能算常委!“這件事當時引起的震動很大。中央文革一干人認為周恩來做得”太過份了“,很想報復一下,但終因抓不到什麼把柄而作罷。

又如,一九六七年二月下旬,趙紫陽這位後來在中國政壇上嶄露頭角的中共廣東省委第一書記,大概是已經看透了這場由毛澤東一手導演的”自下而上的奪權“的把戲,因而在省委機關只有二三個人起來造反的情況下,就主動讓權,把省委、省政府所有的公章統統裝在一個麻袋裡交給了造反派。周恩來聞知後,非常生氣,嚴厲批評了這件事情,指出各省的大權是中央授子的,決不能輕易送出去,要同中央打招呼,並說:小孩子做遊戲總還要打一場嘛,怎麼連兒戲都不如,隨便就把權交出去?!不過,周對趙的工作能力還是很欣賞的,在九大後安排各省市領導班子時,點名讓他出來工作。

在”大樹參天護英華”的背後

周恩來在文革期間確實保護了黨內外的一批人,不過做得非常小心謹慎,更多的時候是看毛澤東的臉色行事。在所謂”大樹參天護英華”的背後,他也幹了不光彩的事情,簽字批准抓了不少人,對文革中不少大的冤假錯案都逃脫不了干係,有的更負有重大責任。

隨着全國各地、各部門奪權鬥爭的展開,對高級領導幹部的迫害也達到了空前的程度,從一般的批鬥,發展到了搞人格污辱,變相體罰,諸如剃”陰陽頭”,戴鐵帽,畫鬼臉,遊街等,甚至私設公堂,關押拷打,嚴刑逼供。一月底二月初,就在周恩來的眼皮子底下,連續發生了煤炭工業部部長張霖之和國防科委副主任趙爾陸被造反派揪斗逼供致死的事件,特別是張死得不明不白,屍體上還留着累累鞭痕,卻被安上”自殺”的罪名。

這兩件事給周恩來的震動很大,悲憤之情溢於言表。應該說,這並非是在逢場作戲,而是確實感到自己的失職。作為國務院總理,沒有盡到保護好部屬的責任,無法向中央交待。對張霖之之死,周雖然明知其中大有問題,但卻無法認真追究,甚至連向死者致哀都做不到。因為張背着”自殺叛黨”的罪名,而且又是被毛澤東點過名的人,所以連追悼會也無法舉行。他當時所能做的,只是讓公安部報告張的屍體解剖結果,查明死因。

但是,在當時混亂的局勢下很難查清,加之中央文革小組從中作梗,袒護造反派,使得調查最後不了了之。不過,周恩來,一直記着這件事情,等到大亂過後,他親自為國務院起草了《關於張霖之同志死亡處理意見》,決定將張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其子女按革命幹部家屬看待。這已經是後話了。

有鑒於此,周恩來隨後和李富春、陳毅、李先念、譚震林等幾位副總理共同研究後,決定把國務院各部部長輪流接到中南海里小住,派專人進行照顧,使他們能夠在外面頻繁的批鬥中可以稍稍喘口氣,躲避一下。像余秋里、王震、谷牧、廖承志,姚依林等三四十人都曾到中南海里住過。與此同時,周又與上述幾位副總理商量後提出名單,以”養病”的名義,把李井泉,宋任窮、葉飛、江華等二三十位大區書記和省委書記接到北京加以保護,安排在京西賓館等地,指定專人負責他們的安全和生活。這些人經過文革劫後餘生,對周恩來心存感激,寫了很多緬懷文章,稱他為”大樹參天護英華”。曾經被保護過的一機部部長段君毅說過這樣一句代表了這批老幹部心情的話:上帝保佑,總理可別倒,總理倒了,我們這些人就成了沒娘的孩子了。

不過,周恩來在保護幹部的問題上做得非常小心謹慎,更多的時候是看毛澤東的臉色行事。平心而論,他並下想通過文革運動整什麼人,但也絕下會出來對什麼人都保。在保什麼人的問題上,周煞費苦心,權衡掂量政治上的各種利害關係,除了要力爭毛的支持外,還必須同時兼顧林彪和江青兩方面的態度,儘可能地在毛、林、江三者往往各不相同的態度中,找出一個不得罪任何一方的立腳點來做這件事。像前述保護黨內高級幹部的兩份名單中,周恩來為了爭取毛澤東的首肯,就很少包括黨內屬於劉少奇、彭真,薄一波北方局系統的人,當然也不是絕對沒有,像姚依林就是北方局的人。因此,這批人在後來東山再起後,對周的怨氣很大,始終不能給予原諒,也是事出有因的。

這裡還必須指出的是,周恩來在文革中利用手中擁有的職權,似乎有選擇地保護了一批黨內老幹部,民主黨派和社會知名人士的同時,很多不知道的是,他也簽字批准抓了不少人,在所謂”大樹參天護英華”的背後,着實幹了不光彩的事情。對此,大陸官方一直諱莫如深,極力封殺,唯恐捅出來有損周氏的形象。然而,歷史的真相是掩蓋不了的,總是要大白於天下的。周恩來當時作為中央專案審查委員會主任,同時又是中央文革碰頭會的牽頭人,而且作為中共最資深的領導人之一,熟知黨內各方的歷史情況,因此對文革中搞的不少大的冤假錯案都逃脫不了干係,有的更負有重大責任。舉其犖犖大者,像彭德懷、劉少奇、賀龍、彭真等人的專案,他都直接或間接地分管過,指導專案的審查,羅織罪名,擬定結論,對當事人的含冤而死實乃難辭其咎。

順便說一下,文革期間,凡是逮捕人,都需要經過中央文革碰頭會批准,大人物和北京的由碰頭會直接管,各省市的也須上報備案。這些全都經過周恩來的手。在專案審查的問題上,周除了抓總以外,還掛名分管了其中的一些專案,如彭德懷專案、賀龍專案等。作者曾接觸過其中的一部分專案審查材料,上面都有周的簽名或批示,有的還作過多次批示。寫了大段的批語,口氣是很嚴厲的,筆下頗有紹興師爺的遺風。

毫無疑問,這些東西都是站不住腳的,是周恩來本人歷史上的污點,白紙黑字,是抹不掉的。因為其中的情況比較複雜,涉及到眾多的人和事,不是三言兩語就能說清楚的,這裡就不專門展開敘述了,而是從中選擇幾個有代表性的案子放到本書的有關章節中去敘述。

至於被毛澤東,林彪、江青欽點而落難的,像劉少奇,彭德懷和賀龍等人,周恩來雖然內心不無同情,想做點好事,卻十分注意把握政治上的分寸,絕不越雷池一步,最多只是在枝節上做點文章,或者始保終棄。前者如劉,彭,後者如賀龍。即便如此,也可以從中看出周非常會做人,手腕圓通,善於左右逢源。他為了自保,不會挺身而出為他們仗義執言,卻會在職權範圍內做出某種看似有人情味的表示和舉動,讓遭難者感激不已,起到了刁買人心的大作用。

比如,清華大學造反派在中央文革的挑唆下,為了揪斗劉少奇的妻子王光美,設下圈套,謊稱劉的女兒在車禍中軋斷了腿,將王騙到醫院,當場扣押,演了一出”智擒王光美”的鬧劇,周恩來聞訊後連夜派秘書前去交涉,把王要了回來。在隨後一個夜深人靜的時候,他又親自給王打電話,說:”光美呀,要經得起考驗。”十四年後,當劉少奇的冤案卒反昭雪後,他的兒女們撰文回顧這一往事時寫道:”這在當時是多麼大的信任和同情呀!一句話激起媽媽心中的千言萬語,然而,幾句言語又如何能表達呢?媽媽只說了一句:’總理,你真好。’”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下旬,北京地質學院和航空學院的造反派學生奉中央文革之命把彭德懷從四川成都劫往北京批鬥。周恩來獲知後,下達了三條電話指示:一、由成都軍區派部隊與紅衛兵一道護送彭德懷同志到北京,沿途不許任何人截留,不得對他有任何污辱性的言行,絕對保證他的安全。二、不坐飛機,由成都軍區聯繫火車來京。三、由北京衛戍區派部隊在北京站等候,並負責安排彭德懷同志的住宿和學習。

彭德懷的警衛員後來在《在彭總身邊》一書中回憶了當時的情景時,這樣寫道:“趁沒人的時候,我向彭總傳達了周總理的三條指示。彭總沉思了一會兒,問:‘真的?’我說:‘真的?’他又問:‘還稱我同志?’我說:‘對!對!兩次,清清楚楚。’彭總抱着頭,轉向牆壁。我看到他雙肩在激動地抽搐。好一陣,他才轉過身來……”

在賀龍的問題上,周恩來和毛澤東一樣,一開始是採取保的態度。應該說,毛、周兩人對賀龍是很了解的,特別是周與賀龍的交往更是長達四十年,是對賀龍投身革命乃至整個人生產生過重大影響的人物。儘管賀龍並不在毛髮動文革的打倒之列,卻是林彪必欲剪除的對象。

林彪之所以視賀龍為眼中釘,有着歷史和現實兩方面的原因。賀龍的戰功雖然遠比不上林彪,但軍中資歷卻比林彪老得多。當年南昌暴動時,賀龍是起義軍的總指揮,而林彪才只是一個連長。加之賀龍為人豪爽,重義氣,關心部下,在軍隊中享有很高的威望,而且還有他自己二方面軍的山頭,是軍中唯一有實力和林彪抗衡的人物,被老帥們稱為“龍頭大哥”。就連毛澤東也不得不承認這一點,稱賀龍是“二方面軍的一面旗子”。更讓林彪窩了一肚子火的是,文革前,賀龍在代他主持軍委日常工作期間,與羅瑞卿打得火熱,一唱一和,在全隊中搞大比武,獲得了毛澤東以及中央一線領導人的好評,大出風頭,而把他這個軍委第一副主席拋在一旁。

文革一開始,林彪在扳倒羅瑞卿之後,為了讓自己手下的人馬在軍中形成一統天下的局面,很快便開始對賀龍下手,指使他的親信紛紛向毛澤東寫告狀信,指賀龍插手軍委總部和各軍、兵稀的運動,企圖篡軍奪權。並且通過康生散布賀龍私自調動軍隊,搞”二月兵變”的謠言,弄得滿城風雨。稍後,林彪親自出馬,以接班人的身份,在軍委常委擴大會上向各方打招呼說:賀龍的問題很嚴重,擔心主席百年之後,賀龍會鬧事。在倒賀的問題上,林彪和江青兩人聯手,不斷掀風鼓浪,社會上打倒賀龍”之風愈演愈烈。

毛澤東本來對賀龍一直懷有好感。雖說在打下紅色江山的過程中,賀龍並沒有立下多少戰功,但毛對他的評價卻很高,稱讚他對黨忠誠,團結同志,在軍隊中有威信。原因在於行伍出身的賀龍曾在歷史上幫過毛的大忙,一件事是當毛執意要和江青結婚而遭到黨內眾人反對時,時任陝甘寧晉綏聯防軍司令的賀龍力排眾議,乃至耍起粗來,說:“堂堂一個大主席,討個女人有什麼了不起,誰再議論我槍斃了他。”另一件是毛澤東在與王明爭奪黨內領導權的鬥爭中,賀龍雖只是一介武夫,卻堅決站在毛這一邊,說:毛主席的方向就是我們黨的方向,王明懂什麼?他要騎在主席頭上,我就一槍撂倒他。賀龍的這番話當時轟動了整個延安。文革中,毛澤東一開始的態度是保賀龍的,試圖調解林彪與賀龍之間的矛盾,撮合兩人在一起談談,但沒有成功,不得已退而考慮在林、賀二人之間的取捨。這裡有一個插曲,可以說明毛在這個問題上的躊躇心態。在一次毛主持召開的中央碰頭會上,在倒賀的問題上,與林彪聯手的江青突然出來將毛的軍,離開會議原定的議題,提出“為什麼下把賀龍揪出來?”毛沉吟了一下,表示:“此事現在不議。”誰知江青不依不饒,說:“主席,不讓群眾起來,我要造你的反!”弄得毛當眾出醜,尷尬已極,只得宣布散會,匆匆離去。

周恩來本來也是力主保賀龍的,而且可以說是文革初期在幾位副總理和老帥中花精力最多的一個,曾多次出面為賀龍講話,化解社會上的倒賀風波,鮮為人知的是,為了表明賀龍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給處境困難的賀龍一點支持,周還利用毛澤東第二次檢閱紅衛兵的機會,有意把賀龍安排在毛所乘坐的第一輛檢閱車上,而把林彪放在第二輛車上。為此,周恩來遭到了中央文革的圍攻,說這張新聞照片不能發,因為不能反映林彪的接班人地位。雙方鬥了一個晚上,最後還是周本人想出來個補救的辦法,提出在林彪的那張新聞照片中,另外加上”毛主席的親密戰友”的文字說明。這樣,林彪在政治上的分量超過了賀龍,這場風波才算過去。這也是林彪在文革中被稱為毛的“親密戰友”的由來。

但是,後來“打倒賀龍”的勢頭越來越猛。周恩來看出來者不善,背後是林彪在指使時,態度開始有了變化,對保賀龍的顧慮日深——他不願意為此而得罪身為副統帥的林彪。不過,好在毛澤東的態度還沒有大變,因此還可以利用毛作為擋箭牌,來抵擋來自林彪、江青兩方面的壓力。一九六六年底,隨着整個形勢的惡化,賀龍的處境也愈加困難,在北京東交民巷的家數次被抄。國家體委的造反派日夜糾纏,逼得賀龍東躲西藏,無處安身。在這種情況下,周代表組織出面建議賀龍暫停工作,搬到西郊新六所去休息,表示“家中的事情由我來管”。關於周恩來把賀龍接到自己家中加以保護一事,早已成為表現他在文革動亂中“大樹參天護英華”的一段廣為流傳的佳話。其實,真實情況並不完全如此,應該說,並不是周主動去“接”的,而是賀龍“諫宮”的結果。根據大陸官方出版的《賀龍傳》說,賀龍搬至新六所後,造反派立即追蹤而來,揚言要結隊前來揪斗賀龍。為此,賀龍的妻子薛明曾三次向周告急,但都沒有得到答覆。在下得已之下,賀龍決心返回東交民巷的家中,坐等被揪。在路過中南海時,賀龍覺得應該向周報告一下,就臨時決定去了西花廳。當時周不在家,他的秘書經請示後,賀龍夫婦便留在西花廳暫時住了下來。

賀龍夫婦的不請自來,對周恩來來說不啻是一個“燙馬鈴薯”。但在當時情況下,無論於公於私都不能把落難的賀龍推出門外。據知情者說,賀龍與周見面後的第一句話就是:總理,賀龍今日有難,我這次是來求你來了!在賀龍看來,四十年前,大革命失敗後,正是中共最困難的時候,周代表黨組織請求他率部參加南昌起義,如今自己有難,周理應搭救。周本人當然也不會忘記這一點,而且眼下賀龍確實無處可去,在這種情況下,周只好硬着頭皮,頂住外界的壓力,把賀龍暫時收留在自己的家中。

在此期問,周恩來大婦對賀龍大婦在生活上關懷備至,噓寒問暖,不過卻敬而遠之,竭力避免談論賀龍本人的問題。因為向深知這件事在政治上的利害,知道賀龍有一肚子的委屈,急於找他傾吐,而他卻不願為此得罪林彪。周的這種迴避態度,讓賀龍感到相當失望和傷心。當時他每大站在窗前,盼着周恩來回來,渴望能夠有一個機會向了解自己的老領導說說心裏話,申辯一下林彪橫加在自己頭上種種罪名,希望為他說句公道話,而周卻始終沒有給他這樣一個機會。

後來真正導致賀龍大難臨頭的,是毛澤東的態度有了變化。毛出於發動“全面奪權”的考慮,在政治上需要林彪的支持,因而在賀龍的問題上開始改變態度,聽任林彪搞下去,就像一年前對待羅瑞卿那樣。有了毛的默認,林彪立即升高了批賀的調子。一九六七年一月九日,他在軍委碰頭會上說:賀龍是個土匪,幾十年來靈魂深處是個大野心家,經常請客吃飯,拉攏幹部,在各軍區、各兵種都有他的人,是反毛主席的。他到處奪權,是個“刀客”。在這種情況下,周恩來就非常為難了。既然毛澤東改變了態度,他也就失去了保護賀龍的擋箭牌,本來,他還想再拖一下,但林彪追得很緊,親自出面找他談話,向他攤牌。在這種情況下,周權衡政治上的利害關係,即使此時對貿龍心存同情,也只好對不起他了,屈從林彪的壓力,把賀龍從家中交出來。不僅如此,周本人還奉命扮演了一個十分尷尬的角色,代表中央找賀龍正式談話,實際上是宣布在組織上對賀龍採取隔離措施。

關於這一幕,大陸官方的《賀龍傳》這樣寫道: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九日下午四時,周恩來與李富春一起來找賀龍正式談話,周恩來說:“本來這次談話還有江青同志,但她臨時說有事不來了。”周恩來告訴賀龍:林彪說你在背後散布他歷史上有問題,說你在總參、海軍、空軍、裝甲兵、通信兵到處插手,不宣傳毛澤東思想,毛主席百年之後他不放心,遺育,關於洪湖肅反擴大化問題,你、夏曦、關嚮應都有責任。你要好好想一想。賀龍幾次按捺不住,站起來想說話,但沒有等他說話,周恩來緊接著說:“你不要再說了。毛主席不是保你嘛。我也是保你的。給你找個地方,先去休息一下,等秋天我去接你回來。”周恩來還勉勵賀龍說:“要活到老,學到老,改造到老。”賀龍聽了周恩來的話,傷心地說:“我沒有想到把我看成這樣的人。”

賀龍的厄運並沒有到此結束。在他被周恩來送到西山象鼻子溝軍委前指所在地,名為“保護”實則失去人身自由以後,當年派遣熊貢卿充當說客前往對賀龍進行勸降的國民黨南昌行營第二廳廳長晏勛甫之子晏章炎寫信給中央文革,把這件事翻騰出來,誣指賀龍向蔣介石“乞降”,企圖”叛變投敵”。這正蕾好給了林彪人做文章的由頭,立即批轉周、江等人,並指派空軍組織人“調查”。

本來弄清這件事情並不難,賀龍當即處決了熊貢卿一事,領導層中很多人都知道,而且當年湘鄂西中央局為此事寫給中央的報告就存放在中央檔案館裏。可以說,身為中共資深領導人的周恩來對這件事的來龍去脈很清楚,不過當調查組按照林彪的旨意給賀龍加上“叛變投敵未遂”的罪名上報以後,他卻沒有出面為賀龍辯誣,相反還在中央文革碰頭會上附和了葉群的提議,正式決定對賀龍立案審查。

就在這一年的秋天,正當賀龍在囚禁之地天天望着通向山下的小路,眼巴巴地盼着周恩來兌現許願而接他出去的時候,中央在九月十三日正式批准了對賀龍立案審查。而向中央報送的審查報告正是經過周本人的手。他在上面親自動手作了修改,寫下了大段的批誥,無論人們可以找出多少理由來為周恩來辯護開脫,諸如賀龍平日重用的某人向中央寫信揭發賀龍的“歷史問題”,從背後捅了一刀,讓中央一時真假難辨,但周在賀龍後來被迫致死的問題上,是無論如何也難辭其咎的。

事實上,周恩來本人心裏是非常清楚自己是欠了賀龍的賬的,為此一直受到良心的譴責,後來在他病重的時候,強撐着一定要去參加賀龍的骨灰安放儀式。當人們再三勸阻時,周表示:我已經對不起賀老總了,我不能不來啊!並在賀龍的遺像前先後連連鞠了七個躬,以多少減輕一下他內心的負疚。這已經是後話了。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白梅 來源:摘自《晚年周恩來》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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