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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翻譯師哲回憶錄:我在秦城監獄13年

沒問題!沒問題為咩要把我關在監獄,泡上13年?加上前後流放的5年,共18年,18年啊!人生能有幾個18年?!對我個人來講,蹲監獄或許還係一種幸運,如果在外面,恐怕早就落得同王世英一樣被活活打死的結局。可係這一切都係為了咩?和我們相同或相近命運的人還有幾多?數得清嗎?

師哲(1905-1998),本名師習德,以俄語譯家與蘇聯問題專家名世。1925年留蘇,入基輔聯合軍官學校,1938年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長任弼時秘書。1940年回國,長期兼任毛劉周朱的俄文翻譯,多次出席中蘇兩黨最高層會談,協助中共領導人處理中蘇事務。1957年主動請求調離中央,任山東省委書記處書記。1958年“犯錯誤”開除黨籍,下放故鄉陝西扶風農場。1962年先軟禁後監禁,1966年夏關入秦城監獄,編號6601(即1966年第1號犯人)。前後蹲監13年,流放5年。1980年復出,任中國社科院東歐中亞研究所顧問,1987年癱瘓在床。晚年在《我的一生——師哲自述》中詳細記述了關入秦城監獄的前前後後。全文如下。

師哲(網絡圖片)

一輛公安部的囚車——唔係現在那種警笛鳴叫的囚車,而係一輛普通的小卧車,但它係道道地地的囚車。囚犯就係我。我沒有被戴上手銬,而係像一位首長一樣坐在車內,兩旁有人“陪伴”,但我係道道地地的囚徒。汽車駛出北京的德勝門,一直向北,向北。車內除了不時的喇叭聲外,再沒有別的聲音,沒有人講嘢。我不知道開往何處。這係1966年下半年,我國的“史無前例”開始不久。

經過一個多小時的快速行駛,到了一座不高的山腳下。從山下到半山腰,築有高高的圍牆,圍牆裡面有幾座樓房,這樓房很特別,遠遠望去,只有幾排小洞洞,大概就係“窗子”。啊!這係監獄,這就係建成不久的秦城高級監獄!在那人妖顛倒係非混淆的年月,幾多革命的功臣在呢度吃盡了鐵窗之苦!後來,倖存下來的、原北京市公安局長、後任中央調查部副部長的馮基平講:“我要係知道我建的這座監獄係關押我自己的話,我一定會把它建得更好啲。”

一個無辜的人被關進四面不透風的監獄,他的心情係不言自明的。在這時,任憑他係怎樣叱咤風雲的人物,也變得那樣軟弱無力,任人擺布,屈辱、悲哀、憤懣一齊湧上心頭,但也只能停留在心頭!把我送進這高牆之內,我也並不太感到突然,因為在此之前,我已經坐了三年多不叫監獄的監獄。

欲加之罪何患無詞

1962年9月,正當八屆十中全會在北京召開之際——這樣的會,一向係黨中央做出重大決策、喜訊頻傳的會議,我照例以興奮的心情期待着……突然,陝西省委接到中央組織部急電:“立即派人護送師哲回北京”。省委當然照辦。我心裏納悶:係調我去北京?又何須“立即”“派人護送”?要處置我嗎?處置我咩呢?儘管百思不得其解,也得服從命令。於是,陝西省委“立即”派出秘書長“護送”我到北京。不過我心裏始終係坦然的、踏實的。因為我自己了解我,中央同志和毛主席都了解我。

到了北京,一下飛機,便有車接了直奔中央組織部。一向幹部到此如歸、倍感親切的組織部,此時卻令人窒息。他們讓我坐在一間屋子裡休息,門外工作人員亂鬨哄跑來跑去,互相打聽着“師哲到了沒有”的聲音,我都聽得見。我更加莫明其妙,但係除了等待,還能怎樣?

過了個把小時,副部長李楚離才出現在我的面前,幾句問候的話之後,便陪我驅車到萬壽路招待所去見組織部部長安子文。安向我介紹了十中全會情況,還談到康生在會議上給毛主席遞了個條子:“有人寫小講反黨”等等,接着又講明這些事都與我“無關”,調我回京,只係“為了弄清高崗、習仲勛等人的問題。你過去接近過他們,你應該了解啲問題,你要老老實實,有啥講啥,向黨交代清楚”,云云。他提的問題,可歸納為三個方面:一係我同高崗、習仲勛之間的關係以及全部活動;二係高、習二人都幹了哪些壞事;三係我和他們一起幹了哪些壞事,以及我所知道的應該向黨徹底交代的所有問題。談完後,送我回到家裡。

我本着對黨忠誠老實的態度,以一個黨員應有的責任,想幫助黨把問題弄清楚。可難就難在我找不出壞事,但為了預防自己有好壞不分的地方,只好不分好壞,凡係我知道的,一股腦兒交代。於是用幾天時間,寫了詳盡的材料交給安子文。

在他們看材料的過程,我有三四天的空閑時間,我便利用這個時間去探望了一次老熟人王世英。此時,王世英任山西省省長,因病在北京療養(我在《披着人皮的魔鬼》一文中多次提到他所受的迫害)。他一見我,十分驚訝,講我不該在此時回北京,最好立即回原駐地去。當我告訴他係中央組織部調我返嚟時,他傻眼了,我從他的眼神里看出他想告訴我“事情不妙”,但他有口難言,我只呆了一會兒,他便送我幾個大蘋果,我明白:他既係祝我平安之意,也係告訴我該告辭了。他送我離去時,緊緊地握了我的手。不料這次見面竟成訣別!

不祥之兆紛至沓來,但我仍無法猜測,我能蒙受咩禍患?!

三四天過後,安子文對我講:“你的交代,領導(我立即意識到這個‘領導’就係康生)看過了,但他講不行,過不了關,交不了卷(這些都係我早已聽厭了的康生慣用的語言)。還要老實交代。”安子文雖然嘴上這樣說著,但我能覺察到他內心的愧疚,他口不由己啊!到了“文革”,他也被打倒了,並被發配到安徽,當他的兒子安民去探望他時,他對孩子講:他一生做過兩件昧良心的事,而第一件就係對唔住師哲。我並不怪他,他又有咩能耐不執行“領導”的指示呢?他自己也同樣逃不脫厄運。

安子文這次同我談過之後,再未露面,過了兩天,由李楚離向我宣布:“自即日起,你同中央組織部再沒有關係了,你的事由另外一個部門接管了。”這係在中央組織部宣布的,當時便由公安部派來的人把我接走,送到東總布衚衕(原李宗仁的公館)軟禁起來。沒有讓我同家人告別,從此,我便從家中失蹤了十幾年;就在我的頭上套上了“金箍”,這“金箍”唔係用符咒控制,時緊時松,而係用“螺絲”一圈、一圈地緊箍落去的。

“唐•吉訶德”同我搏鬥

自從我被軟禁在東總布衚衕那座樓里之後,唐•吉訶德式的人物同我搏鬥就開始了。三年中同我“談話”的人總有二卅人,加上前後向我要材料的將近百人。開始時還有四五位像係高級一點的(副部長級)幹部,一來到,先要表現出自己的非凡,但頂多一兩次,就不再露面了。其中一個較低級一點的幹部,講他老早就認識我,他在統戰部工作過,還參加過建設民族文化宮的領導工作,我們一開始交鋒就搞僵了,經過幾次折騰,他也不來了。可係隔了一段時間,他又出現了。這次係他一個人來的,表現得非常謙遜和藹,聲音低沉。寒暄過後,他講他對唔住我,要我原諒他的粗暴,因為“領導”要求他對我要嚴厲,他係不得已而為之,係違心的。後來知道,那係他即將離開此項工作之前,來向我懺悔的。

接着來的像係一個局級幹部,可能係從外地調來的。一開始也係來勢洶洶,裝腔作勢,大喊大叫,拍桌打椅,以勢逼人。但談不了幾句話,就思路閉塞,語言枯竭,無所措手足,一副狼狽相。我諷刺了他兩句:“演‘三堂會審’也沒用,拍驚堂木更沒用,我係蒙冤受害者,但卻唔係被人陷害了的蘇三。”不料倒生效了。此後,他再也不敢拍拍、打打了。我從他的言談中發現,他每次同我談話之後,都係要向康生彙報的,然後又用康生教給他的那一套來攻擊我。有一次我講:“你這一套,我1942—1943年在延安時,就從他的嘴裏早已聽厭了,那時他就係這樣教我們的,但這一套毫無用處,現在就更沒有用處。還來重複這一套,豈非自找麻煩?!其所以沒有用,就係因為它不科學,不實事求係。”這個可憐蟲竟反問我:“在延安時你聽邊個講的?”我講:“你自己已經回答了這個問題。如果你願意捉迷藏,那咱們就玩個夠吧。但係我要告訴你:我在延安聽他講的比你在呢度講的還要多得多。不過,這一套過去就不靈,現在更不靈了!”後來有一次他自我介紹講,他在延安楊家嶺會見過任弼時,但“不知為咩沒有遇見你這位政治秘書?”此話他在以後還重複過幾次,用意何在,不得而知。我看他很像係長征過來的老幹部,執行任務堅決,但係漸漸地也就亮了底。他告訴我:康生教給他的妙訣係對我的每一句話,都要問個“為咩”,對每一句話都應該提出一萬個“為咩”,使我永遠回答不完。可係他試驗的結果,自己也覺得十分無聊。於是我們常常只係對坐,沉默無言。啞戲一場又一場演過之後,他再也不來了。

向我問話的人越來越少,只剩下二三人,其中有一位姓段的,係平山縣人。他講:他從未接觸和處理過像我這樣一級的幹部問題,“今天居然出面審查你——師哲,實在,實在……”就這樣度過了兩三年,同樣的話不知重複了幾多次,實在無話可講了。有一次我自己提出問題,我講:“我們已經談了很多,談了很長時間,但一直未觸及我在蘇聯的十五年,如果你們對這方面有咩問題,請提出來,我願意澄清。”此人不敢表態,立即跑到樓落去打電話請示,一去兩個多小時,轉返嚟時則講:“今天沒時間了,下次再談吧。”我明白了,他們同我談話的範圍係康生劃定的,他們絕不敢越雷池一步,而康生對在蘇聯的一段係忌諱的(其原因見《披着人皮的魔鬼》一文)。

過了若干天,一個上午,此人又來了。顯然我要談的問題,對康生係個威脅,他自己做賊心虛,不敢讓我談。經過策劃,重新限定了範圍,再把他派來。而來者卻以為他掌握了新武器,神氣十足地來同我搏鬥了。可惜他只不過係主子的傳聲筒,他提的問題係:要我交代毛澤東同斯大林的來往關係。我問道:“係談毛澤東和斯大林個人之間的關係?兩黨之間的關係?還係兩國政府之間的關係?而且係涉及到哪些問題和哪個時期的事: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前,還係我國新政權成立之後?”他不能回答,只係含糊地講:“關於毛主席這方面的情況。”我又問他:“係邊個提出、邊個委託你們談這個問題的?”他狂妄地回答講:“審查幹部對邊個都一樣,對邊個的問題都可以查問的。”我講:“你錯了。唔係對任何人、任何事你們都有權力、有資格審查的。”這話激怒了他,他跳起來,惡狠狠地講:“我們有權審查任何人!”於是我要求他拿出中央的特別決定,而決定必須明確寫清“中央責成師哲徹底交代毛澤東同斯大林、蘇聯之間的關係問題”。我講:“只要中央正式作出這樣的決定,我自然交代一切。”於是他們罵我“狂妄自大”、“目空一切”、“不聽從上級”等等。我也毫不示弱,便同他們對罵起來,罵累了,他們走咗。

他們用的係神經戰,而我取得了主動權。對罵之後他們一連五六天不照面。我也只好等待,並準備着對付可能來自任何一個方面的攻擊。

那兩位終於又露面了,他們出現在我的面前時,一改過去那種凶神惡煞的猙獰面目,而係笑嘻嘻地向我問好,問我的健康、飲食、起居等情況,閉口不談實質性的問題。難道我需要這些虛情假意嗎?我需要的係解決問題?所以我實在忍不住了,便主動提出要談。他們問我要談咩?我已經意識到上次的搏鬥我取得了勝利,索性再將他一軍。於是我講:“就談你們上次提出的:毛主席在外事方面的事情。”他們連忙聲明:“不談嗰個問題了,此後再也不談涉及到那方面的事情了。”我心裏又好笑,又悲哀:可憐的無知的人啊,你們只能盲目地充當別人的棍棒!

高牆之內形形色色

1966年初,我被轉移到太安侯街廿幾號,此處也係一個獨院。在呢度,他們只來過一次,而且僅僅係來睇吓我,問我有咩要求,健康狀況如何等等。

在呢度住了不到半年,又把我轉送到學院衚衕,呢度係公安部一位幹部住家的後院,前後相通。在呢度住了不到兩個月(即1966年下半年,“文革”席捲全國之際。不過當時我咩也不知道),便被送進了秦城監獄。後來聽講這係時任公安部部長的謝富治的決定。

在秦城,我的編號係6601(即1966年第1號犯人)。這時,監獄裏關押的人確實很少,許多樓房都空着。安排我的那幢大樓里空蕩蕩的,大約連我只有三名犯人。房間里的窗子離地面一人多高,這就係從遠處看到的一排排小洞洞中的一個。

我從被軟禁到關進監獄以後的一段時間內,除了精神上的摧殘和壓抑以外,生活上的標準仍相當高,飲食很豐富。

在呢度看管我的只有一個人,此人看來係老工作人員,有經驗,很老練。每天都要來幾次,一會兒要我出去散步,一會兒要我去做輕微的勞動,當我做不動時,他就來幫我,人很和氣,講嘢做事也近乎人情,有時還同我閑談聊天。我生活上的一切要求,他大都滿足了我。諸如我要的一個小木桌、紙張、筆墨、硯台以及臉盆等用具,他都一一弄到了。有一天,在閑聊中我問他:“你們呢度關押的當然都係有罪的犯人,但把無辜、無罪的人關在呢度,這合適嗎?”他回答得非常妙:“這係國家的需要”(!!!)又以安慰的口氣講:“你來了,就安心地獃著吧,注意保護自己的健康。有咩要求,告訴我,凡能做到的事,我都儘力而為。”他的話對不幸者確實係點慰藉。

但係好景不長。大約1967年11月間,來了部隊,實行軍管,陸陸續續接替了原來的全部管理人員。進入1968年,聽講原來的管理人員已經全部進了“學習班”。

秦城監獄雖然“掌握”在部隊啲人手裡,但係他們既不會管理,也不會安排工作,而只會做一件事,就係折磨人、污辱人、罵人、搞點小動作之類。他們對所有的在押人員只會講一句話:“你係反革命”或“你係反黨分子”。若係反駁他一句,他立即反問:“唔係反革命,為咩把你關在呢度?!想出去?沒門!”係啊,多麼簡單的“真理”!又係多麼容易的顛倒?!

已經有一年多沒有人同我糾纏了,自從這些“大兵”來到,就開始了無緣無故、無休無止的無聊折磨。他們不斷地故意敲牢房的門,即使在休息的時間,也要喚醒,使人無法安寧,無法休息。飯食也只有窩窩頭和鹹菜了。

他們似乎把監獄當作“練兵”的現場。一天午休後,來了一批人,有穿軍衣的,也有穿便衣的,但從面孔上看,並不生疏,都係軍人。然而見了面卻無話可講。尤其係年齡大的,當軍官的話很少,而係小青年沖在前。其中一個很積極,但講不了幾句就詞窮了,只能不斷地重複那幾句話,搵唔到結束點。時間就係這樣被車軲轆話滾過去。

當“炮打資產階級司令部”響徹雲霄時,我意識到彈片會落到我的身上。於是我自己爭取主動,把我所了解的與劉少奇有關的事,以及我同他的往來,詳詳細細、清清楚楚寫了一篇長長的交代材料。交出去之後,卻石沉大海,毫無反應。過了大約兩個多月,來了一批人,指責我“交代不徹底”、“避重就輕”、“沒有講到點子上”等等。我請他們提出具體問題、具體要求,他們無法回答,只係一味地糾纏、加壓。我明白了,並唔係我爭取主動就能主動的,既然存心折磨你,還能讓你主動?於是新的一輪又開始了。

根據他們的要求,我把已寫過的“交代”又重新寫了一遍,顯然仍係“交不了卷”、“過不了關”。

每天來同我談話的,全部係軍人,海、陸、空,步、騎、炮,各軍種各兵種都有。他們歷來不提具體問題,實際上也提不出任何具體問題,而只係一個勁地、盲目地催逼、加壓、謾罵。他們的意思集中到一點,就係要我編造:“如何夥同劉少奇反對毛主席的?”當我弄清了他們的意圖時,我反問道:“前不久你們花了很長時間,講我夥同高崗反對劉少奇,而現在又講我夥同劉少奇反對毛主席。請問:我到底係反對劉少奇,還係夥同劉少奇呢?!”那位操着膠東口音的校級軍官竟理直氣壯地回答講:“這並不矛盾!”真使人啼笑皆非,還能同他們講清楚一句明白話嗎?!

繼而追問劉少奇同斯大林的“特務關係”。我反問道:“係斯大林要收買劉少奇做特務工作嗎?”回答講:“當然唔係斯大林自己,而係他的特務機關這樣做的。”我講:“如果你們不了解蘇聯,那麼也可以根據我們中國的國家領導和各部委的關係做出點推理。想一想,斯大林作為黨的領袖、國家的最高領導,會親自去做收買特務的事情嗎?他們的政府官員以及其他任何人,邊個敢觸動斯大林的客人?!”他們茫然了。

但係,這些可憐的人,作為他人的工具,不由他不拚命地、厚顏無恥地蠻幹。車輪戰沒有停,只係再也不敢提問題,一味地壓、逼、催。就這樣持續了兩個夏天。第二個夏天(1968年),他們日夜突擊,輪番威逼,一刻不讓休息。

我被關在一間小屋子裡,門窗緊閉,屋內悶熱,溫度高達40℃以上。他們打開電風扇,只對着他們自己吹,把我置於牆角,並面牆站立,不準動。這樣持續了廿余天,我的兩腿兩腳紅腫,血液下沉淤積,血管膨脹以至壞死,腳面裂開血口,然後化膿。但惡狼般的嚎叫仍不絕於耳,既不讓休息,也不讓就醫。這時有從“學習班”返返嚟的管理人員看到我的傷勢嚴重,請來了醫生。“天哪!”那位“醫生”活像個“何仙姑”,她站在門外老遠的地方望望,問我:“你係咪害過梅毒?你這病係哪兒傳染來的?這病沒法治!”我要求給點消毒棉和繃帶,我自己包紮,她理也不理,轉身走咗……

野蠻啊!有真理的卻無起碼的生存權利;無真理的卻有至高無上的權力!這種權力利用了愚昧,才能實現如此非人的野蠻行徑?在這走投無路的日子裏,我的確產生過自殺的念頭……

江河有源事出有因

大凡人在與世訣別之際,總要回顧自己的一生,尤其係受迫害者,總要追尋到這步田地的淵源。我在其他的回憶文章中,已經敘述過我自己種下的禍根,尤其係因為我對康生了解得太多了,所以在劫難逃。除此之外,還有啲蛛絲馬跡,我都回憶了起來——1950年至1952年間,在中南海的工作人員中流傳着啲閑話,主要係對劉少奇的意見。這些意見係講1949年開國大典時,江青匆匆從莫斯科趕回北京,為的係參加天安門的慶典,而毛主席堅決不允許她登上天安門城樓,然而劉少奇卻把王光美帶上去了;1950年毛主席從莫斯科回到北京時,他又不讓江青到車站去接他,而在此之前,劉少奇從莫斯科返嚟時,王光美卻到清華園車站迎接了劉少奇。還有其他啲不利於團結的流言蜚語,都有損於諸領導的威信。我心裏存不住話,實在忍不住,便直接向毛主席反映了。毛主席聽了以後,要我把自己聽到的閑話告訴劉少奇、周恩來、朱德等同志,這就使我大大為難了,尤其因為我知道這些流言蜚語大部分源於江青,其中的隱情又難以盡知,而毛主席的話又不能違抗。不得已,我硬着頭皮向劉少奇反映了些許,提醒他注意就係了。

1950年和1952年間,江青又有兩次去蘇聯,一次係張國男陪同,一次仍係林莉陪同。江青作為主席夫人,蘇聯給以特殊的待遇——單獨一幢小樓,中央聯絡部還派幹部陪同,配有警衛隨從、專門的醫護人員和單獨的小灶等等。

江青享受了這一切之後,又不滿足了。主要係不滿意她僅僅以主席夫人的身份出現在人前,而沒有咩公職頭銜,感到自己的身份不夠光彩、不夠輝煌。她為此所進行的活動我們不可能盡知,但我的親聞可知其一二。

1952年初夏的一個上午,毛主席的機要秘書打電話給我,講來了兩位蘇聯大夫,要我立刻到主席嗰度去。我當然不敢怠慢,可係一走進他的門,就感到氣氛異常。室內一邊坐的係毛澤東和江青,另一邊坐的係蘇聯大夫和一位翻譯。這位翻譯我認識,係衛生部的,俄語講得較流利。他們談興正濃。我立即意識到我的來臨係多餘的,而毛主席正以厭惡的目光盯着我。我非常尷尬,正想找個借口離開時,江青卻把毛澤東拉到另一間屋子去了。過了十多分鐘,他們轉返嚟,態度竟然大變——陰轉陽。毛主席只係面向著我,而且只要我替他翻譯,不讓衛生部那位翻譯插嘴。這又使我十分窘迫,但我還係表示對那位翻譯的信任和敬重,我們共同商量着翻譯。我很為這位翻譯同志也為我自己難過,事後我了解到:機要秘書通知我去,只係照過去的常規辦的,他不知道常規已發生了變化!

在1953年初夏的一次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忽然質問:“從哪兒來的這個書記處的政治秘書室,又把他安在我的身旁?”這個政治秘書室係在西柏坡時,中央政治局決定成立的,它係中央書記處各秘書集體辦公的單位,經常工作係為主席、副主席們處理各界、各團體和群眾來信等事宜,室主任係我,已工作了四個年頭。當與會者講明這一情況時,主席又講:“那我為咩不知道呢?”大家講:“你大概忘記了。”主席又講:“我只要一個秘書小組就行了,唔好嗰個政治秘書室。”於是當即決定另成立了秘書組,除了我以外,還係原來那班人,只係組長由江青來擔任。楊尚昆受命向我傳達了這一決定之後,還加了一句:“你看這老人家,大家都知道,只有他講不知道。”其實不管採取何種方式,我對離開這個工作崗位,卻係為自己慶幸的。

接着,毛澤東專門宴請了秘書組的組長和副組長等人。這樣,江青既有了官職,又有了政治地位,自然身份也提高了。但她只係掛個名而已,並未做咩實際工作。就係這樣,她仍慾壑難填,過了一段時間,她又向主席提出了新的要求:送給毛主席的有關戲劇、電影、舞蹈等文藝類材料,要求由她批閱;接着又要求分擔文藝活動方面的指導事宜,“文革”開始時,甚至還兼任了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文藝顧問等職。對所有這些,毛澤東都遷就了她。以後的發展,已係人所共知的了,不必贅述。

呢度只講與我有關的事。1954年秋,江青在同一位同志的談話中講:“要把師哲搞倒、搞垮、搞臭。”為咩卻沒有講。江青何以對我仇恨至此?這要追溯到延安時期我任中央書記處辦公室主任之時,我那時既沒有滿足她要工作職位的要求,又不肯給她報銷一大筆沒有名目的賬目,為此她懷恨在心。另一方面,也係更重要的方面,就係因為她同康生沆瀣一氣,而康生係要把一切識他廬山真面目的人通通置於死地的。而最可悲的係,他們當時得到毛主席的信任和使用。

 

1954年-1955年之交,一次因事到毛主席的辦公室里,辦完事後,他忽然對我講:“你以後再到我呢度來時,唔好事先經過機要秘書,唔好打電話通知他們,直接來就係了,我已經告訴了哨兵唔好攔擋你。”天哪!這又係怎麼回事?我不僅沒有受寵若驚,反而腦子裡亂蓬蓬一團,不知所以,只覺得後脊樑發涼。過了不久,又一次會見了他,他這樣對我講:“你當我的秘書好吧?”卻不講咩秘書,更不講係否中央決定。我推講自己不能勝任,而他仍表示堅持,講我只係謙詞而已。這兩次的會見,使我下意識地感到自己情況並不美妙。我拿定主意,一定要跳出這個係非圈子!又過了不多久,我到他辦公室辦完公事正要退出門時,他異乎尋常地走出來送我,並同我在頤年堂院子里來回踱步,他也邊走邊談。忽然問我:俄語學院有幾多學生?留蘇預備部又有幾多學生?我回答之後,他又問:“你不怕俄語人才過剩嗎?”我聽了非常詫異,因為我正承受着各方面需要俄語人才的壓力。我怎能知道那麼熱乎的中蘇關係會破裂?!於是我回答講:“我因為培養不出足夠的俄語幹部,不能滿足工作的需要,每次在國務院的會議上都受到衝擊,這‘過剩’又從何講起呢?”他看我不開竅,不能理解他的意思,只好講:“算了吧,今天不談這個了。”

早在1950年,任弼時同志剛剛與世長辭,康生就講過:“師哲失去了弼時這個靠山,他係難以應付落去的。從哪方面衝擊他、搞倒他,這係指日可待的事。”我那時認為“你算咩算命先生?”中蘇關係出現了裂痕,康生又講:“中蘇關係破裂,師哲首當其衝!”我仍認為我怎麼能“等同於蘇聯”?

回憶到呢度,想到一句俗語:“不怕賊偷,就怕賊惦記”,我係早就被康生“惦記”着了。如何能逃脫他的魔爪?

為了離開這個環境,我很費了一番苦心。如何擺脫現在的工作?怎樣才能到地方上去?去哪兒?做咩?最後決定給中央書記處的同志寫信講明自己的願望和請求,希望到地方上去做些實際工作,鍛煉自己。這件事做得不周到的地方係事先沒有向毛主席請示,而我給中央其他同志(劉少奇、朱德、周恩來、鄧小平等)的信又沒有轉報給毛主席。所以我臨行前去見主席時,他大為不滿,講我要離開北京,他事先不知道。我感到十分窘迫,便講:如果主席有重要指示或意見,我願意留下來,日後再走。主席問:“你咩時候走?”我回答:“再過兩個鐘頭就要揸车了。”主席講:“既然這樣,那你走先吧,以後有機會再講吧。”

1957年1月,我到了濟南,擔任山東省委書記處書記。在呢度工作期間,我才深深感到自己不了解也不適應中國的人情世故,並非僅憑積極努力的工作就能站住腳,我的處境係艱難的。但係千不該萬不該,不該自己在生活上不檢點,犯了錯誤,這給排斥異己的勢力和蓄意害我的康生提供了極好的機會,也應驗了康生的預言:“師哲要陷在山東的泥潭,拔不出來。”

在處理我的問題時,康生極力插手干預。除了開除黨籍之外,康生還提了三個條件:一係“要把師哲安排得遠離鐵路交通要道”;二係“要割斷師哲與中央的聯繫”;三係“要防止師哲逃跑到蘇聯去(?!)”。這隻有康生那特製的腦袋才能想得出來。可見對我的處理只不過係借題發揮;13年的囚徒,更與此無關。當山東省委已經決定恢復我的黨籍之後,康生又給壓下來,直等到十中全會的機會又進一步加害於我!

在陝西扶風農場的四五年,係我工作最愉快的時期。我潛心畜牧、果木、水利等的經營管理和研究,沒有任何精神負擔,心情愉快。同時也和毛主席保持着通信聯繫。我把自己看到的認為帶有原則性、政策性的問題,都及時寫信向毛主席報告。而毛主席也數次把我的信批轉到地方上,或轉周總理辦理。有時還讓葉子龍來信轉達他的話講:“你唔好着急,黨對你係了解的,你的黨籍問題也會解決的,只係時機問題而已。”但係,康生扣壓山東省委關於恢復我的黨籍的決定,不知毛主席係否知道?

生死搏鬥孤軍不孤

橫掂我係被康生捏在手心裏了,他係一定要置我於死地而後快的。與其這樣慢慢地被折磨死,還不如自殺算了,既可少受點罪,也係表示抗議。於是我千方百計收藏了一根大針、一個鐵片(可以磨利刃)、一根銅絲(可以觸電),再用布條搓成一根繩子(可以上吊)。準備咁多,係因為哪一種方法用起來最有把握,那係要相機而行的。

就在我這一切都準備得差不多的時候,恍惚之間,似乎出現了康生的猙獰面目,並且惡狠狠地講:“就係要你死在呢度!”我忽然清醒過來,我諗:不能讓他如願!後來有同志告訴我:在把我送進監獄時,康生確曾講過“師哲活着進去,但活着出不來了”。

恰在這時,來了一位與眾不同的青年軍人,聽口音係山西人。他態度平和,講嘢在理。他的出現,幫助我堅定了活落去的勇氣。我諗到:自己如果不明不白地死去,邊個能為我鳴冤?究竟落個“自戕抗議”,還係“畏罪自殺”?為此,我也要活落去,要忍受落去。

那位山西口音的軍人,前後來過五六次,每次只兩個人。他們不曾用審問的口氣講嘢,而係和藹而有禮貌地問寒問暖,問我的健康狀況,飲食起居如何,也給我提供了醫療條件。有一次他們來找我談話,談話室本來有兩個人,我進去以後,一個人離座走咗出去,只剩下那位山西口音的青年。稍談幾句之後,我抓緊機會提出:“我有一封給毛主席的信,請你帶出去,設法轉呈他,可否?”他吃驚地問我:“寫的咩內容?”我講係揭發康生的。他馬上回答講,他帶不出去,更無法呈遞上去。而且,“你也想一想,你今天所處的地位,寫這樣的信行嗎?橫掂我帶不出去,更不可能送到毛主席手裡。想想這中轉間,會送到哪兒去?恐怕不會成功,只會招來麻煩,惹起禍端。我替你着想:‘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他講得誠懇而有道理,於是我也就死了這條心。我很感激他!

幾天後,又來了另一批人,雖着便裝,但仍能一眼看出係軍人。他們一開口便問我的信寫好了沒有,信的內容係咩?我裝作不明何所指。他們又講:“你唔係要給毛主席寫信嗎?寫好沒有?”我講我係同一位同志閑聊時曾講過想給毛主席寫信的問題。他們又問:“咩內容?揭發邊個?”我講:“只想講講我個人的冤情。毛主席了解我,所以我諗向他申訴。但並沒有寫成文字。”就這樣算係搪塞過去了。事後我仍想起那位山西口音的同志,他提醒我係十分正確和有道理的。他係個正派人、有道德的人。我也進一步了解了自己的處境,也進一層地懂得我們黨和國家正在遭受空前的劫難!

某一天,來了八九個人,似乎各兵種的都有。其中一個青年格外積極,搶着給我講教,搬出了許多條文,累得滿頭大汗,上氣不接下氣地講:“你唔好鬼鬼崇崇,混不過去了。”他一直在重複這句話,我糾正他唔好講“崇崇”,而應講“祟祟”。他回答講:“橫掂都一樣。”還把“班門弄斧”講成“搬門弄術”,再加上啲形象解釋,我又給他糾正。真使人哭笑不得。

再一天來的似乎係一批老手,也很精靈狡猾。一進門就要我站起來朗讀牆上貼的各種語錄條幅,大都係從“紅寶書”上摘下來的,諸如“反對主觀主義,反對教條主義,反對不實事求係、不忠誠老實、裝腔作勢、盛氣凌人、自欺欺人”之類。我倒係很喜歡讀,而且讀到“反對不實事求係”之類的語錄時,故意提高聲音,且多讀幾遍。其中一人總算聽出了味道,要求我講明“係給自己讀,還係給我們讀,為我們聽?”我講:“這係主席的話,邊個都得聽,邊個聽邊個不聽,我怎麼知道?”他講:“你的讀法係給我們聽的。”我講:“那隻好大家都聽吧。”此後,他們把嗰啲語錄全去掉了。這不足以講明那時叫得震天響的“無產階級專政”係咩貨色嗎?

接着,他們又向我宣布:在任何情況下,交代問題時,都不能涉及毛澤東、周恩來、林彪三人的名字和事情。過了幾天,再次重申這一原則時,又變成了六個人,即加上了康生、江青和陳伯達。並且強調:在談話中不僅不能涉及他們的事,即使一提他們的名字,都係犯罪。我反問了一句:“如果你們提出有關他們的問題時,我如何答覆?”他們講:“不會問你這類問題的。”此後,全國十億人口中,只有六個人受到保護,似乎進入了保險庫。實際上在以後的談話中,又不能不涉及到這六個人中的某一個,遇此情況,我只好用“他”或“她”來代稱,顯然這就很難使他們聽得明白,而他們又不敢追問具體人的姓名。這種愚蠢的狀態持續了相當長一段時期,漸漸地也就不再來糾纏了。

這期間,來了一批十八九、廿來歲的女孩子,她們的長相一個賽一個,然而她們那種無賴勁,更係一個賽一個。她們那被扭曲了的靈魂,在呢度得到充分的表演。她們出言不遜,任意侮辱人,張牙舞爪,推推搡搡。夠了,我諗起就痛心,我們文明古國,到底造就了一代咩“新人”?!

還要講到一個文化水平極低、不懂事理,又講不清任何一個問題的人。他一坐低來就摳腳搔癢,態度十分蠻橫,卻分不清係非好歹。唯有他帶來的一個北大的學生,係他的依託和幫手。我前前後後被他們糾纏了三個多月,僅僅為了這樣一件事:1949年末,我陪同毛主席訪蘇時,斯大林建議出版《毛澤東選集》,毛主席則要求他派一位哲學家來幫忙,斯大林就指派了尤金。我因翻譯《毛選》,同尤金來往較多。這係人所共知的事,而且我也反覆交代過了。由於毛主席的親自安排,中央宣傳部部長陸定一曾陪同尤金遍游中華大地,並請尤金講學。這些也係組織上了解的,我也反覆交代過的。唯有尤金在蘇聯大使館請陸定一、林莉、張錫儔和我參加了一次午餐,這樣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被我遺忘了。三個多月的車輪戰、罰站、折磨,就係為了這件事。他們的提問,只係要我交代陸定一同蘇聯的關係、同蘇聯大使館的關係。我實在想不出還有咩“關係”沒有交代,請他們提示一下。他們不肯,只罵我“不老實”,施加了種種的折磨。一天午飯後休息時,我腦海中突然浮現出尤金請我們到蘇聯大使館參加午餐一事,那係他表示感謝幫助過他工作的幾位中國同志的。於是我立即找他們講了這件事,他們似乎滿足了。我卻不想就此罷休!我講:“你們只知道同我在無足輕重的小事情上糾纏,卻不願了解實質性的問題。”他們裝腔作勢講他們咩都知道。我講:“不管你們知道還係不知道,我得告訴你們:尤金係毛主席的客人,係毛主席親自和斯大林商定後,邀請尤金來中國的。陸定一係以中央宣傳部部長的身份陪同尤金周遊全國的,也係毛主席安排的。尤金旅遊和講學返嚟以後,立即給主席寫了一封彙報信,主席看了表示滿意,而對陸定一返嚟‘一聲不吭’主席有意見。這些事你們都知道嗎?怎麼能懷疑我隱瞞陸定一同尤金的關係而加罪於我?!真係莫須有!”

1969年秋,秦城監獄的醫生忽然斷言我患有惡性腫瘤,把我送到復興醫院,要求給我施行“手術”。醫院接診的係外科主任大夫(後升任院長)錢之達同志。他診斷唔係腫瘤,沒有必要動手術。但監獄來的人不答應,不但要求立即動手術,而且要在手術後立即把我帶回監獄去。錢大夫卻本着高尚的醫德和責任感,拒絕了他們的無理要求,絕不草率從事。於是他們用習慣了的“專政”態度同大夫大吵大鬧了一個多小時。錢大夫係寸步不讓,決不苟且,毫不動搖!嗰啲人只好押着我轉回秦城。過了兩三天,又送我到醫院醫治。錢大夫顯然意識到了其中有蹊蹺,也就特別地小心謹慎。我被隔離在單人房間,用了一周的時間做各種檢查和準備工作,然後順利地做完了手術。雖然無緣無故地把我左胸脯的肉割去了半斤多,但由於錢大夫的精心安排和防範,總算沒有發生意外,我又一次活了下來!術後三日,便把我接回監獄。

我的身體在康復期間,食慾特別好,我自己暗暗慶幸。但不料禍從天降!一天午飯後幾個小時,我開始腹部疼痛,並不斷加劇,至晚則上吐下瀉,頭昏腦脹,不省人事。由於返回崗位的原監獄管理人員的救助,我又一次脫了險。後來知道這係一次食物中毒,共有七八人,我因食慾好,係中毒最重的三個人中之一。但係怎樣造成的食物中毒,卻始終不知。

我在監獄裏好像係孤身奮鬥,實際上有着許多看不見的援救之手!

直到1972年初,毛主席下了一道指示,約法三章:一、讓犯人吃飽;二、讓犯人睡足;三、沒有病症時才可以審訊。並責成監獄管理人員不僅要遵照執行,還要原原本本地向犯人傳達,徵求犯人意見。從此才停止了種種虐待,伙食也有所改善,由全部粗糧變成全部細糧。可係我已經吃慣了窩窩頭,覺得饅頭沒有窩窩頭香,可係討要窩窩頭,也係沒有。

“保險”不保魔臨末日

“保險庫”里的人也並不那麼保險。大約1970年初,突然來了幾個人,很神秘地要我揭發、交代陳伯達的問題,講了很多,好言相勸。我問他們:“你們這係咩意思?講的係真話還係想整蛊我?希望你們的態度放老實點。我已經被整蛊糊塗了,被折騰夠了!前不久,你們還划了個‘鋼鐵圈’,裏面的六個人中就有陳伯達,係受到絕對保護的,連名字都不能提及,而今天卻要我在太歲頭上動土。收起你們這一套把戲吧,我不上當!”他們則苦苦勸講,捶胸發誓講他們唔係耍圈套,而係有上級和毛主席、黨中央的機密緊急指示。今天來,也還只係秘密調查,收集材料,在呢度講的也還不能公開等等。我表示要考慮兩天,待弄清問題再講,他們只好答應。我又問:“那麼嗰個鋼鐵圈還存在不存在?”他們馬上回答:“沒有咩鋼鐵圈。”我又講:“你們曾經宣布的六個人不許觸及,只要觸及其中任何一個人就要犯罪,還有效沒有?這個罪我係犯不起的!”這使他們大傷腦筋。於是他們再次來時,把毛主席親筆題詞的複製件拿來給我看。那係幾個大字和幾行小字,原文已記不清了,大意係講陳伯達大鬧廬山,幾乎要翻天覆地,不待廬山會議開完,便不辭而去,不知所向何方。看了毛主席的題詞,我答應寫有關陳伯達的材料。他們囑咐我:寫好後,不可交任何人轉,只要告訴公務人員,他們自己就會來取。

我當然實事求係地,據我所知,一係一、二係二地寫了材料。但他們還係不斷糾纏,反覆“啟發”我、提示我,授意我添油加醋。我講不能畫蛇添足、弄虛作假。他們卻講:“你只管寫,唔好你負責。”我反駁講:“這係咩話?!我寫的材料,卻唔好我自己負責,那還行?!既然你們認為可以弄虛作假、胡講亂寫,那你們自己按需要去編造豈不更好么?!”後來才知道,他們正係利用了我的交代,而後加以歪曲,並編造了“中央文件”,其中講:“‘蘇修特務’師哲檢舉陳伯達……”背後給我加上罪名,以加重陳伯達的罪過。何其卑鄙?!實際公開批判陳伯達,係我寫了陳伯達材料的六七個月之後開始的。

兔死狐悲,唇亡齒寒。陳伯達被揪出後,可以想見康生那種危哉殆哉、戰戰兢兢、不可終日的鬼樣子——他同陳伯達的拉扯關係係永遠也交代不清楚的!但係,“吾發之,吾能收之”。康生只不過大大地虛驚一場,而真正的後台卻係林彪。

林彪摔死,我當時當然不會知道,但很快就來人了。來的還係那位操着膠東腔調的幹部,另有二人相陪。這位幹部絕對沒有了以往的神氣,而係一副哭喪相。看到他,我也就猜出個八九分。他要我揭發交代林彪的問題、我同林彪的關係等。我很樂意談,於是興緻勃勃、滔滔不絕地向他們講起了林彪三次訪問莫斯科的情形、同高崗的會面和交談的情形,又如何經過高崗給毛主席捎信等等。我談得很上勁,這位幹部卻不耐煩,他心不在焉,聽不落去,終於阻止了我的話。我十分驚訝!而他竟以十分沮喪和難過的表情講:“人都粉身碎骨了,還談他做乜嘢?!”看來,大戲快到終場了。

戲太大,尾聲就不會太小。北京外語學院(前身係俄專)一批廿歲上下的青年學生也來“提審”我。我離開該校已廿多年,與他們何干?他們由幾個教師模樣的人帶領,從上午就來到了。監獄的工作人員對他們講:“快吃中飯了,不能提審。”飯後又講:“要放風,不能提審。”可憐的娃娃們就這樣等着。放風後,工作人員對我講:“有幾個青年學生要找你談話,但不着急,等一會兒再去。”最後帶我去了,屋子裡擠滿了人。他們開口就宣布“紀律”,老一套。宣布完了講:

“如果違反了這三條紀律,就要打爛你的狗頭!”我問:“邊個的頭?”他們緊張了一下,其中一個講:“你的頭。”我又問:“我的頭怎麼會長在狗身上?”他們無可奈何,在呢度他們不敢動武。接着提了幾個令人啼笑皆非的問題:一、“為咩你要建議成立‘俄語專修館’?”二、“為咩你要把俄專的教室、圖書館、食堂等處的名稱都用俄文寫成?”三、“你任用過你的私人嗎?”四、“張錫儔係怎樣到俄專的?”我講:“你們太辛苦了。”看守人員在門旁聽着,也忍不住鄙夷地一笑,並催促他們快點收場。其實他們並無意弄清任何問題,只不過出於好奇,找借口來欣賞這座“高級監獄”而已。

前後審問過我的,不下百十人。但真正有自己頭腦的,充其量不過一二人,其餘全係稀里糊塗給人當棍子。

自1972年起,由一個青年戰士專管二樓犯人,他廿多歲,一口膠東話,有時同我聊聊,問長問短,表示對我很關心,我也表示願意幫他做點咩。於是他告訴我,他們學習抓得很緊,但常遇到困難,特別係有些引用馬克思、列寧的語句,既不知道它的出處,又不能深解其意,像此類問題,想來問問我係否可以?我十分高興地滿口答應:“只要我知道的,全都告訴你。”從此,他就有時帶着問題來找我進行探討。研究過三四次以後,我問他還有咩需要我幫他做的事情?他講圖書館的《馬恩全集》全都需要包上書皮,以防損壞,問我願不願意做這件事?我的答覆當然係肯定的。於是他把書和必要的用具陸續送來。我花了幾天功夫,把兩套《馬恩全集》幾乎全部包上了書皮,並題寫了書名。他很滿意,對我也更關心了。有時我諗吃青椒、蔥、辣椒、鹽、蒜、醬油、醋等等,他都想方設法給我弄來。有時廚房沒有辣椒,他竟到獄外向群眾討要點來。我很感謝他,我們之間似乎形成了一種可貴的、真誠的友誼。而我的身體也迅速肥胖起來。

1975年鄧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時,5月的一天早晨,這位青年招呼我收拾行李。我知道這係要釋放我,因為在押犯人已有許多人出去了,每天都有成批的人出獄。他讓我把公物全部整理出來,只帶屬於我私人的東西。那條大棉被,係監獄發的,但歸個人所有了,他極力勸我帶上,並動手替我包裝。但係我諗的係“把一切屈辱的痕迹都留在呢度”,所以堅決唔好。現在想起來,也許他係對的,我沒有留下半點鐵窗的“紀念品”。他把我的行李搬到監獄的大門口,裝上汽車,然後站在高台上……我們的友誼再深,此時此地,他卻不能挽留。他表情凄慘,心事重重地向我再三招手送別;我也同樣,幾回首……

在監獄的十多年中,我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時間,拿我自己的俄文版《列寧全集》對照獄中圖書館的中文版《列寧全集》,從頭至尾校對了一遍。開始時,由於管理人員不懂俄文,不知道我在看咩,所以不許我看。當我向他們解釋這係《列寧全集》時,便沒有理由禁止我了。我發現第28卷以後的各卷誤譯甚多,有的我批在書上,有的作了記錄。出獄後把我的意見告訴了編譯局。

重見天日痛定思痛

十幾年與世隔絕,社會和家庭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尤其係人們的觀念和語言的變化。我只要開口講話,孩子們就笑我,別人也瞪着奇異的眼光看我,好像我係個外星人,係個怪物,這係後話。

再講我雖從監獄出來了,但“案子”並沒有了結,而係移交給公安部第一專案組繼續審理結案。我呢?仍舊被流放到陝西扶風,在扶風又呆了三年。

在這三年中,給我的案子做了五六次結論。主要係辦案人員想不開,總不願意這十幾年白辛苦,於是糾纏不休。然而謊言終歸不能成為事實!他們起草的“結論”上的胡言亂語一個一個被否定之後,只剩下一個費德林,死抓住他不放,把他作為我“裡通外國、勾結蘇修特務”的罪證,堅持要寫在結論中(費德林和尤金一樣係毛主席的客人,也係同我一起翻譯《毛澤東選集》的)。有一次他們為此事來到扶風時,正值我的小女兒明朗來看望我,她在旁插話講:“難道給毛主席做事也有罪嗎?!”他們頓時啞口無言,無所措手足。啊!這就係經過風雨、見了世面的小青年!以後他們來談話,就不許我的女兒在場。

無理者卻有權!

直到1979年初,一切專案統統移交中央組織部,在胡耀邦同志主持下,很快給我做了最後的結論——“經13年審查,沒問題”。

沒問題!沒問題為咩要把我關在監獄,泡上13年?加上前後流放的5年,共18年,18年啊!人生能有幾個18年?!對我個人來講,蹲監獄或許還係一種幸運,如果在外面,恐怕早就落得同王世英一樣被活活打死的結局。可係這一切都係為了咩?和我們相同或相近命運的人還有幾多?數得清嗎?而實際上真正暗藏在我們心腹之中的奸人、反革命分子,只有康生、江青之類極少數幾個人。怎麼就會弄得人妖顛倒到如此程度?!中國封建社會幾千年,幾乎朝朝代代都不乏忠奸顛倒的事例,而“文革”則在中國歷史上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這一切悲劇的根源係咩?如果不真正汲取教訓,還可能踏上覆轍!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白梅 來源:摘自《我的一生——師哲自述》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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