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的六四天安門事件之後，28年來中國與世界均發生巨大的改變。中國的政治、社會與文化，因六四起了何種轉變？天安門上的血跡，如何改變了中國歷史的足跡？整起事件當中，有多少歷史的轉折點？如果當年中國政府以正面態度處理六四，現在的中國會是什麼模樣？一個不一樣的中國，又會為當今世界塑造出什麼樣不同的面貌？
節目的兩位嘉賓是《北京之春》榮譽主編胡平和歷史學者、獨立評論人士章立凡。
章立凡說，事件發生當晚我一夜無眠，看到軍隊從我居住的樓下通過，遭到民眾阻截，雙方發生打鬥。
我的觀察是，六四事件的關鍵主要在幾個節點上。一個是四·二六社論，它把學生愛國運動定性為動亂。在趙紫陽訪問朝鮮期間，鄧小平召集開會定調。趙在朝鮮因為信息屏蔽幾乎完全不知情，回國後才知道發生了非常嚴重的狀況，極力想彌補和挽回。趙就此與萬里等進行溝通，並與民主黨派負責人座談，達成共識。趙紫陽於5月4日發表講話，認為中國不會發生大的動亂，而是需要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來解決，在理性和秩序的氣氛中解決。現在需要廣泛地進行協商對話。5月16日他會見戈爾巴喬夫，告訴戈氏中共中央在重大問題上要由鄧小平掌舵。此舉引起鄧極度不快，導致鄧、趙之間的意見分歧越來越大，最後非常不理性地決定採用暴力鎮壓。
章立凡說，另一個節點是5月17日五名常委在鄧小平家的投票，在場的還有楊尚昆、薄一波等元老。表決結果是二比二，李鵬和姚依林支持鎮壓，趙紫陽和胡啟立反對，喬石棄權。其實，不管常委們如何投票，鄧小平的鎮壓決心已下，他與黨內保守派陳雲等已經達成一致。常委投票只是形式。而戒嚴後還有一次機會，當時人大常委胡績偉發起聯署，提議召開人大常委會緊急會議，撤銷總理李鵬頒佈的戒嚴令，得到人大黨組彭沖、葉飛、習仲勛等副委員長的支持。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萬里提前回國，被阻留在上海，未能回京召開會議。阻止六四屠殺的最後一次機會就此失去。
章立凡引用自己一篇文章的觀點，指出：「六四」對中國歷史進程的影響十分深遠，其後遺症主要體現在六個方面：一、共識破裂、政改葬送；二、黨在法上、監督缺失；三、腐敗升級、權力失范；四、信仰破滅、道德淪喪；五、失信於民、社會撕裂；六、暴力維穩，有權任性。並根據當前互聯網生態，增加了一條：七、啟蒙中斷，洗腦重來。
章立凡也談及「六四」對世界歷史進程的影響：中國人並未從這場悲劇中受益，但中國蝴蝶翅膀的扇動，引發了改變世界歷史的颶風。五個月之後，柏林圍牆於同年11月9日一夜崩塌，此後的多米諾骨牌效應，迅速改變了東歐多國的歷史，直至體量龐大的前蘇聯轟然解體。共產主義陣營以斷崖式塌方結束了冷戰時代，成為20世紀最重要的歷史事件。
胡平說，六四發生時我在美國紐約。八九民運在中國和海外參加的人數之多，持續時間之長，對非暴力的堅持都是罕有的。當時，各方都表達對六四事件的震驚和憤慨，包括民運團體、留學生團體和僑界等都加入對中共暴力罪行的聲討之中。總之，中共的處理方式激起國際社會的一致譴責。記得當時的幾十天中，每天打開電視後的頭條新聞幾乎都是天安門。國際社會反應極其強烈。
胡平說，中共的做法是野蠻的、兇惡的，也是反人性、反人道的。從八九民運的浩大聲勢來看，它挑戰的是中共的一黨專制，所以強硬派很清楚，如果它做出讓步和妥協，一黨專制便不復存在。我們看到，有相當一批中共高級官員願意與學生對話，願意在民主法治的軌道上解決問題，但是，以鄧小平為首的強硬派要堅持保護共產黨的一黨專制，不惜悍然採取血腥手段。由於參與民運的人數太多，包括黨內也有很強的反對意見，所以，當局如果選擇鎮壓的話，勢必會特別殘酷、特別血腥。的確，六四的殘酷性超過了歷史上很多專制政權的所作所為。
胡平表示，其實，很明顯，走向民主憲政當時本來就是大勢所趨，包括前蘇聯和東歐在內的國際共產陣營都遭遇慘敗，要求改革是朝野上下的共同呼聲。八九民運本來是為中國和平民主轉型提供了一個絕佳機會，中共強硬派的六四屠殺扼殺和埋葬了這個機會，從此把中國引向一個危險的方向和道路。
胡平說，八九六四導致中共內部出現中共成立以來的空前大分裂。它直接圍繞對學生運動和民主訴求所採取的態度。鎮壓還是不鎮壓？殺人還是不殺人？這些都是關鍵問題。總之，我認為，六四大屠殺非常清楚了揭示了中共專制的本質，也清楚揭示了前蘇聯和東歐發生的事件與六四之間的不同。如今，許多人分析蘇聯、東歐民主之路時總是說，俄羅斯和東歐是先政治改革後經濟改革，而中國相反；他們還說，蘇聯、東歐是激進改革，中國是漸進改革。但是，我認為這些說法都不得要領，因為中國的八九民運早於蘇聯和東歐很多國家的民主運動；其實，導致蘇聯、東歐與中國區別的唯一一點是，當你面對一波一波有大規模群眾參加的和平民主運動時，你是鎮壓還是不鎮壓？殺人還是不殺人？這也說明了我們為什麼要選擇民主、拒絕專制的基本理由，因為專制就是靠着殺人來維持政權。僅僅這一點，我們都要堅決反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