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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來在大搞個人崇拜 首創性大師

——周恩來搞個人崇拜注重娛樂性與藝術性 周恩來在毛澤東個人崇拜中的責任與特色

更為出格的係,周恩來為了突出毛,竟然把自己貶稱為「娃娃」。1973年6月,周恩來陪同外賓重訪延安。在毛澤東舊居前,周恩來告訴外賓:「我那時還係個娃娃!」

自延安整風以來,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日趨嚴重。其中起主要作用的不僅有劉少奇、彭真、林彪等人,還有周恩來。相對於其他人,周恩來在大搞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上有很大的責任,也有他的特色。但因為他一向嚴格控制着不讓自己在宣傳上顯得突出,因此人們對他這方面的問題或係缺乏了解,或係未予重視。

一、周恩來在大搞個人崇拜中的首創性

在大搞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上,周恩來常常係走在別的領導人前面的。

從1940年12月29日開始,周恩來就在許多份致中央的電報中,以“毛主席並中央書記處”開頭(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編《周恩來軍事文選》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86、301、305頁)。在稱呼上把“毛主席”放在“中央書記處”的前面加以突出。在筆者所見資料中,周恩來係最早這樣做的中共高級領導人。這種做法完全顛倒了個人和組織的關係,使個人凌駕於黨組織之上。

一般人只知道林彪在六十年代對毛澤東的吹捧,卻不了解周恩來早在四十年代就開始這樣做了。

1943年4月22日,周恩來在《怎樣做一個好的領導者》中就講:“毛澤東同志的工作作風係:中華民族的謙遜實際;中國農民的樸素勤勉;知識分子的好學深思;革命軍人的機動沉着;布爾什維克的堅韌頑強。”(《周恩來選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32頁)

這年8月,周恩來回到延安後的首次公眾講話,就最先提出“毛澤東的方向就係中國共產黨的正確方向”,他講:

“要爭取中國抗戰的勝利,還有沒有辦法呢?我們回答:有辦法!辦法就出在陝甘寧邊區!辦法就出在八路軍、新四軍和敵後抗日根據地!辦法就出在中國人民的身上!辦法就出在真正抗日的黨派和軍隊中間!辦法就在中國共產黨,尤其係在我們的毛澤東同志手中!”

在講到中共三年來的成就時,周恩來講:“這一切成績,係怎樣得到的呢?係全黨依靠人民的力量得到的!係全黨團結在中央領導之下得到的!尤其有決定意義的,係全黨團結在毛澤東同志領導之下得到的!”他強調:

有了毛澤東同志的領導和指示,在這三年來許多緊急時機、許多重要關鍵上,保證了我們黨絲毫沒有迷失了方向,沒有走錯了道路。

沒有比這三年來事變的發展再明白的了。過去一切反對過、懷疑過毛澤東同志領導或其意見的人,現在徹頭徹尾地證明其為錯誤了。

我們黨廿二年的歷史證明:毛澤東同志的意見,係貫串着整個黨的歷史時期,發展成為一條馬列主義中國化,也就係中國共產主義的路線!

毛澤東同志的方向,就係中國共產黨的方向!

毛澤東同志的路線,就係中國的布爾什維克的路線!

(周恩來《在延安歡迎會上的演講》,1943年8月2日。1943年8月6日延安《解放日報》)

在隨後的中共“七大”上,周恩來進一步提出:中共能夠“鍛煉成為不僅在中國而且在世界也係一個很強大很有能力的共產黨”,“最主要的,我們還係依靠了我黨領袖毛澤東同志的英明領導。他指示了我們以新民民主主義的方向,他教育了我們以中國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和學講,他領導了我們經過了中國革命三個歷史時期,創造了偉大的革命力量,經歷了無數次革命鬥爭,克服了無數次艱難困苦,達到了今天的初步勝利。”“讓我們團結起來,高舉起毛澤東同志的旗幟,勝利前進。”

在這次講話的最後,周恩來高呼:“毛澤東同志萬歲!”(周恩來在1945年4月23日“七大”開幕時候的講話。《解放日報》1945年5月1日)

周恩來這個講話中有關“毛澤東領導我們經過了中國革命三個歷史時期”的講法,在篡改歷史方面也係走在其他人前面的.

1949年5月7日,周恩來在中華全國青年第一次代表大會上做報告,主題之一就係“學習毛澤東”,這係最早公開號召全國學習毛澤東的記錄。周恩來聲稱:“我們必須有一個大家共同承認的領袖,這樣的領袖能夠帶着我們前進。卅年革命運動的實踐使中國人民有了自己的領袖,就係毛澤東。我們這次全國青年代表大會的口號也係‘在毛澤東的旗幟下前進’。我們決心舉着這面旗幟前進。”“毛主席的旗幟,就係我們最好的號召。”周恩來在講話中再次強調:“毛主席在中國革命的四個階段都係正確的,都係代表中國人民的正確方向……所以毛主席的方向就係中國人民正確的方向。他不斷的指出真理,堅持真理……在中國革命卅年的許多關鍵時刻,他的方向都係正確的。”(《周恩來選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4月版第331-345頁;人民出版社資料組編《人民的好總理(中)》,1977年版第328頁)

這係在中共還未執政、還在反對蔣介石“一個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的獨裁政權之時就向全國青年介紹、宣傳並倡導學習自己這一個黨的領袖毛澤東的最早、最系統、最權威的講話。

1949年7月6日,周恩來再一次提出:“我們應當感謝毛澤東同志,他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正確地應用到中國革命的實踐中來,因而造成了偉大力量,戰勝了中國革命的強大敵人。我們號召大家學習毛澤東同志,把革命理論和革命實踐結合起來。”(《周恩來選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4月版第350頁)

在1958年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周恩來又對毛澤東進行了肉麻的吹捧:“中國幾十年革命和建設的歷史經驗證明,毛主席係真理的代表。離開或者違背他的領導和指示,就常常迷失方向,發生錯誤,損害黨和人民的利益,我所犯的錯誤足以證明這一點;反過來,作對了的時候或者作對了的事情,又都係同毛主席的正確領導和思想係分不開的。因此,我們必須下苦功夫,認真地研究毛主席的著作和指示,學習他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的光輝典範,學習他的群眾路線的工作方法,學習他的思想和作風以及他所具有的偉大的共產主義的風格。”(周恩來《在中共第八屆全國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上的發言》)

我們可以對照一下林彪在中共七千人大會上的這段長期遭到詬病的講話:“我深深感覺到,我們的工作搞得好啲的時候,係毛主席的思想能夠順利貫徹的時候,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擾的時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見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的干擾的時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我們黨幾十年來的歷史,就係咁一個歷史。”兩相對照,就可以看出,林彪講話的這些意思,周恩來早已在四年前的講話中講過了。不同的只係,

一、周恩來更極端,他講“毛主席係真理的代表”,而林彪在那段話前面講的係:“毛主席最突出的優點係實際。他總比較人家實際啲,總係八九不離十的。”

二、周恩來用了貶損自己的講法(“我所犯的錯誤足以證明這一點”)來反襯毛澤東的偉大。而這正係周恩來與眾不同的一大特色。

三、周恩來的講話比林彪的講話更早,實際上對林彪及其他領導人後來的表態起到了引導、啟發、示範的作用.

就係在七千人大會上,周恩來也照樣講了與林彪相類似的話,他講:“‘三面紅旗’,經過實踐的考驗,證明係正確的。從建設社會主義的整個歷史時期來看,今後將會更加證明‘三面紅旗’的正確和光輝。我們的缺點和錯誤雖然嚴重,但係,它係屬於執行中的具體政策和具體工作的問題,唔係‘三面紅旗’本身的問題。缺點和錯誤,恰恰係由於違反了總路線所確定的正確方針,違反了毛主席的許多寶貴的、合乎實際而又有遠見的意見才發生的。”(周恩來在七千人大會上的講話,哈佛大學費正清圖書館收藏七千人大會資料,油印本)

這個講話在官方編纂的《周恩來選集》中係沒有的。

我們再來睇吓人們所熟知的林彪講話:“毛主席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面地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提高到一個嶄新的階段。”這係林彪在1966年提出的。然而早在1962年,周恩來就已經提出了類似的觀點。

1962年2月13日至3月2日,周恩來在廣東從化組織學習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周恩來在2月25日發言指出:毛澤東思想係對資本主義時代產生的馬克思主義和帝國主義時代產生的列寧主義的發展。在3於2日,周恩來對此問題還特意強調了毛澤東對馬列主義的創造性發展。(中共廣東省委黨史研究室《周恩來與廣東》,廣東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23、226頁)周恩來講:馬列主義斯大林後期停滯了,但在中國革命中揾到了代表人物。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革命理論係在不同的時代背景、不同的革命鬥爭實踐中發展的,而毛澤東同志則係運用馬列主義指導中國革命實踐,在中國革命實踐中又發展了馬列主義。毛澤東同志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列主義,係有他的歷史條件的,有他的發展背景的。(楊明偉《走出困境——周恩來在1960-1965》,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1月版第49頁)

據《周恩來年譜》記載:1966年7月26日,周恩來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講:對林彪提出的“頂峰”、“最高最活”、“最高指示”等類言辭,我曾同毛主席談過,也同林彪交換過意見,用詞應當力求科學、準確、恰當。(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5月第1版第42頁)然而,周恩來在此前的1966年5月21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就曾宣稱:“毛澤東思想係馬列主義的頂峰,毛澤東思想係帝國主義、資本主義走向滅亡,社會主義、共產主義走向勝利的這個偉大時代的頂峰,就係最高峰的意思,毛主席與列寧一樣係天才的領袖,係世界人民的領袖。”(周恩來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1966年5月21日。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2002年版)

同時,據王力的回憶可以推斷出,八屆十一中全會的公報係周恩來主持搞的(王力《王力反思錄》下冊,香港北星出版社第941頁)。《公報》中就明確宣布:“毛澤東同志係當代最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毛澤東同志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面地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提高到一個嶄新的階段。毛澤東思想係在帝國主義走向全面崩潰,社會主義走向全世界勝利的時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

同年9月26日,周恩來講:“林彪同志講的很對,毛主席係列寧以後的廿世紀最偉大天才。”到11月份,在周恩來的眼裡,毛澤東遠勝斯大林。周恩來講:“世界上只有列寧,毛主席這樣的天才。這樣的領袖不多見,斯大林問題不少,當然功大於過,三七開。”(周恩來在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革命造反總司令部大會上的講話,1966年9月26日;周恩來接見中國科學院串聯隊時的講話,1966年11月12日。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周恩來在8月份的清華大學萬人大會上講:“毛澤東思想係從群眾中來的,偉大的天才毛主席把它集中起來,發揮起來,成為當代最高最活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周恩來在清華萬人大會上的講話,1966年8月22日。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此類語言,在周恩來的文革講話中不勝枚舉。

林彪號召全軍學習毛澤東的“老三篇”,提倡“帶着問題學,急用先學,活學活用,立竿見影”,而周恩來在1964年12月就曾把《毛主席的四篇哲學論文》送給工作人員,作為解決三門峽工程問題的工具。(上海人民出版社編輯出版《人民的好總理——周恩來同志永遠活在我們心中(續編三)》,1979年版第43頁)

過去在批判林彪時,曾批判林彪講過的這句話:“毛主席的話句句係真理,一句頂一萬句。”都認為這個講法係林彪的發明,然而實際情況係:這句話最早出現在1966年《解放軍報》元旦社論稿中。當時值班的《解放軍報》副總編馮征回憶講:這樣的評價,不符合毛澤東思想。於是馮征親往林彪駐地蘇州打電話求證。結果卻被告知,“一句頂一萬句”係林講的,“句句係真理”係另一位領導講的。(蓬萊《“一句頂一萬句”出籠前後》,1992年10月《書刊導報》)據筆者多方了解,這“另一位領導”就係周恩來。

在批判林彪時,還常常講他篡改歷史,比如把自己吹噓成南昌起義的領導人,把朱德與毛澤東在井岡山會師篡改成林彪與毛澤東在井岡山會師等等。其實,這些篡改歷史的做法,都唔係林彪自己所為,而究其根源,卻能發現周恩來在其中的獨特作用。

比如,在對南昌起義的歷史闡述上,周恩來就係一個地道的“變色龍”。1957年,周恩來在審定《八一起義》展覽提綱時,提綱有一段話的原文係:黨為了挽救革命的失敗,決定由周恩來同志在南昌舉行起義。周恩來在“舉行起義”前加上了:“以賀龍同志率領的國民革命軍第廿軍,葉挺同志率領的國民革命軍第十一軍和朱德同志率領的國民革命軍第九軍一部分為基礎。”提綱中還有一段話原文為:“七月廿一日晚……周恩來……等同志率領了北伐軍三萬餘人,在南昌舉行了武裝起義。”周恩來在他的名字後面加上了“賀龍、葉挺、朱德、劉伯承”等人的名字。(《懷念周恩來》編輯組《懷念周恩來》,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8頁)

為“反冒進”作檢討之後,1959年,江西省話劇團進京會演《八一風暴》,周恩來指示:聽講戲裏寫了我,唔好寫我,要寫毛主席。係毛澤東思想指導了八一起義。(人民出版社資料組編《人民的好總理(下冊)》,1977年版第287頁)

到了文革中,周恩來的講法有了更大的變化。當年北京航空學院紅旗戰鬥隊負責人之一的戴維堤,在寫成於2004年的長篇回憶錄《逝者如斯》中記敘了這樣一件事:1967年9月9日,北京市工代會、農代會、紅代會組織啲人在北京工人體育館開大會,紀念毛主席領導的秋收起義40周年,大會組織者安排的發言者在歌頌了毛主席領導的“秋收起義”的偉大意義之後講,係偉大領袖領導的秋收起義打響了對國民黨的第一槍,唔係“八•一”南昌起義打響的第一槍。“八•一”南昌起義係大軍閥賀龍他們領導的,最後以失敗告終。這次起義唔係工農武裝起義,而係資產階級舊軍隊的一次兵變,所以“八•一”不能作為中國工農紅軍的建軍日,必須徹底砸爛。我們強烈要求中央廢除“八•一”建軍節,把“秋收起義”紀念日9月9日定為建軍節。甚至有人呼起了“砸爛八一”的口號……

在混亂中,應邀出席大會的周恩來講了話。按戴維堤的講法:“這係我知道的總理最違心的一次講話”。周恩來講的係:

“同志們,我很理解大家的心情。你們熱愛毛主席,熱愛江青同志,這係完全正確的。我完全理解你們的心情,但係,我要告訴大家,我周恩來熱愛毛主席的心情不比你們差。我要告訴你們,‘八•一’南昌起義,唔係我周恩來領導的,係林副主席領導的,我周恩來不過係參加了而已。‘八•一’建軍節係毛主席確定的,不能砸!砸‘八•一’係不對的!我周恩來一生犯了許多錯誤,但我係擁護毛主席的,擁護林副主席的。不信請同志們看一下,我周恩來的心係紅的。”

戴維堤回憶:“講到呢度,周總理突然用手撕開了襯衣,露出了胸膛。”(戴維堤《逝者如斯》,發表於互聯網上。筆者採訪戴維堤時求證過此事。)

至於講將“朱、毛井岡山會師”篡改為“林、毛井岡山會師”,這也並非林彪所為,而恰恰係周恩來在文革早期以及中共“九大”期間講過這樣的話。1966年12月19日,周恩來接見江西省聯合赴京控告團全體代表時指出:“‘八•一’南昌起義,人數開始很少,但係由於領導,其中我就係一個,沒有負到責任,在領導戰爭中犯了錯誤,沒有能在江西站住腳,到廣東去,到海口就失敗了。就在嗰個時候,朱德同志、陳毅同志、林彪同志等人留在一起,會師到江西,跟着毛主席秋收起義的部隊,會師在井岡山,由毛主席高舉這個革命的火炬,今天成了強大的人民解放軍武裝力量。”(《周恩來接見江西省聯合赴京控告團全體代表時的講話》,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這係毛、林井岡山會師講的源頭。

在1969年4月14日的“九大”全體大會上,周恩來發表以歌頌林彪為中心內容的發言時宣稱:“林彪同志成為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親密戰友,早在四十年前就已經開始。林彪同志係南昌起義失敗後率領一部分起義部隊走上井岡山,接受毛主席領導的一位光榮代表。”(《周恩來等九位同志在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全體大會上的發言》,四川人民出版社革命委員會翻印,1969年5月7日)

後來,“九一三”事件發生了,林彪變成了“不齒於人類的狗屎堆”。1972年5月21日,周恩來在中央批林整風彙報會第一次全體會議上系統批判林彪的發言中又講,“上井岡山,他僅僅係一個營長吧?(朱德同志:連長。)還係連長。那怎麼能把朱、毛會師講成了毛主席跟林彪會師呢?這係歪曲歷史嘛。”(《中央辦公廳印發的批林整風會議文件》,周恩來在中央批林整風彙報會第一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節錄),1972年5月21日;《周恩來文革講話集(1966—1975)》,筆者私藏本;另見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周恩來這係在批判邊個呢?係邊個歪曲了歷史?

二、周恩來搞個人崇拜注重娛樂性與藝術性

在大搞個人崇拜中,林彪以他那種軍人作風直來直去要求“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老三篇不但戰士要學,幹部也要學……”。與這種方式不同,周恩來搞個人崇拜,更注重大眾喜聞樂見的娛樂性和潛移默化的藝術性。在這方面,最具代表性,也最為人們熟知的,係他親任“大型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總導演和經常在公眾場合指揮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

自“大躍進”失敗之後,越來越多的人不再相信毛澤東係“一貫正確”的。林彪在七千人大會上崇毛的講話,係對高級幹部講的,一般民眾並不知道。而周恩來則在重振民眾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方面發揮了獨特的作用。周恩來此時選擇被冠名為“大型音樂舞蹈史詩”的大型歌舞演出《東方紅》來讚美毛澤東,係把握住了歷史機會,也摸准了毛澤東當時的脈搏。

周恩來作為大歌舞《東方紅》的總策劃和總導演,堪稱嘔心瀝血,在如何編排上費盡心思。為了突出毛澤東,周恩來特意大大淡化了八一南昌起義,認為有秋收起義就行了(此舉直接影響到文革中啲紅衛兵、造反派提出否定八一南昌起義和改建軍節為秋收起義紀念日),把中國革命的歷史功績歸為毛澤東一個人。周恩來在1964年7月18日的國務院各部黨組書記會議上講:“從黨的誕生起,十月革命一聲炮響,後來的‘五四’運動,到大革命,然後又到井岡山,舉起了紅旗,都貫穿着毛澤東的思想,通過這個表演逐步地體現出來……”(熊華源《周恩來:大型舞蹈史詩〈東方紅〉的“總導演”》,《黨史博覽》1996年第6期)

周恩來親自給參加《東方紅》演出的人員做了7個小時的黨史報告,講述毛澤東怎樣領導黨和人民從勝利走向勝利。(北京師範大學《人民的好總理——敬愛的周總理逝世一周年紀念文集(續)》,1977年版第90頁)周恩來要求演員“要把我們熱愛毛主席的心情充分表達出來。”(《敬愛的周總理我們永遠懷念您(第三輯)》,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63頁)有人質疑“黨的誕生”部分升掛毛澤東的像不合適,因為毛那時還沒有擔任黨的領袖。周恩來則回答講:“從黨一誕生,就存在着兩條對立的路線。真正能代表黨的,係毛主席的正確路線,這才係歷史的真實。”(江西日報社編《敬愛的周總理我們永遠懷念您》1977年版第439頁)

周恩來特意在首枚原子彈爆炸成功的當天安排毛澤東接見三千名大歌舞《東方紅》的演出人員並會演。當天夜裡,周恩來提出要把《東方紅》拍成電影,並繼續親自領導。(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中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版第677頁)徐肖冰回憶:周恩來指示,在拍攝電影時:“你們一定要拍好毛主席的光輝形象,尤其要突出反映毛主席係人民的大救星,人民的領袖這一點。”(人民出版社資料組編《人民的好總理(下冊)》,1977年版第218頁)

為了把《東方紅》電影拍好,周恩來特意要求外貿部從倫敦購買質量好的膠片,當時的外匯還係比較缺乏的。楊明偉對此評價道:“這一表態,令從事電影《東方紅》工作的編導人員欣喜若狂,他們知道,國家經濟情況雖然好轉,但係對於進口電影膠片來講,並唔係件容易的事。國家總理作這樣的表態,表示中央對《東方紅》的拍攝工作非常之重視。”(楊明偉《走出困境——周恩來在1960-1965》,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1月版第342頁)在周恩來的全力督促下,1965年國慶節,大型電影藝術性紀錄片《東方紅》轟轟烈烈地走進了人們的生活。

大歌舞《東方紅》係對毛澤東個人崇拜發展的一個很重要的里程碑,特別係對當時的青少年有非常深遠的影響(文革中各地紅衛兵編演的大歌舞無不打着深深的《東方紅》烙印)。“祝福毛主席萬壽無疆”也係在大歌舞《東方紅》中最早由一曲《讚歌》唱出來的。到文革中發展成為“三忠於、四無限”活動的日常用語。

為配合當時毛澤東向世界輸出革命的決策,《東方紅》火熱上演的同時,其第二部也在策劃中。主題定的係支持世界革命和全世界人民大團結,內容計劃描寫建國之後的建設和生產。啲作品像《工人之歌》、《椰林怒火》、《剛果河在怒吼》已創作完成。越南人民共和國主席胡志明訪問中國大陸時,就看了《椰林怒火》的演出。(程映虹《向世界輸出革命──“文革”在亞非拉的影響初探》,華夏文摘增刊610期•文革博物館通訊443期,2007年11月7日出版;帙明《周恩來導演東方絕唱——<東方紅>》,《黨史縱橫》2006年第2期)但係後來因為形勢變化,不得不中途叫停。

究其本質,大歌舞《東方紅》就係一個充滿個人崇拜並經藝術謊言刻意包裝的向毛澤東表示忠心的產物。

在文革中,在廣大群眾之間造成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絕非林彪一人之功。在文革前期,人們最為熟悉的係在眾多的群眾集會上,都由周恩來親自揮臂指揮群眾齊唱《大海航行靠舵手》,特別係隨着毛澤東接見紅衛兵的記錄片的上映,周恩來揮舞雙臂指揮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的形象也在群眾中深入人心。而這首歌本來係一首非常普通的歌,歌名原為《幹革命靠的係毛澤東思想》。1964年6月,周恩來陪同朝鮮來賓在哈爾濱訪問時,作曲者王雙印演唱了此曲。周恩來聽後,給予了熱情鼓勵,並幫助修改詞曲,然後正式推向全國。

當年有關周恩來指揮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的回憶,曾經充斥了紀念周恩來的文集。在一篇回憶中稱:1964年,周恩來出訪回國返回昆明,總係從外國朋友臨別贈送的西瓜、芒果中挑選最大最好的送給偉大領袖毛主席。同工作人員在一起聯歡的時候,總理常常站起來,親自提議,親自指揮大家齊唱歌頌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歌曲《東方紅》和《大海航行靠舵手》。他那宏亮的聲音,充滿了對毛主席的無限深情,激勵着大家緊跟各族人民的大救星毛主席奮勇前進。(人民出版社資料組編《人民的好總理(中)》,1977年版第698頁)

據另一回憶:有一次,我們跟隨周總理到一所大學,當他健步登上主席台時,全場響起一陣陣的歡呼聲,革命師生高呼:“向周總理致敬!”周總理立即用洪亮的聲音對大家講;“同志們,首先讓我們一起唱《大海航行靠舵手》,我來指揮。”他帶頭起歌,揮動着手臂,有力地打着拍子,和全場一起高唱。(中共中央黨校資料編譯室《敬愛的周總理永遠活在我們心中(下集)》,1977年版第17頁)

還有回憶稱:周恩來抱起一個幼兒園的兒童親了親,問孩子們會不會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孩子們雀躍着回答會唱。周恩來就打起拍子,親自指揮他們唱起歌來。(上海人民出版社編輯出版《人民的好總理——周恩來同志永遠活在我們心中(續編二)》,1979年版第257頁)

還有回憶稱:出訪歸來飛越國界的時候,周恩來提議唱《東方紅》:“毛主席很偉大,要熱愛我們毛主席。”周恩來對機組人員講:“你們飛行要靠毛澤東思想導航,全國各行各業都要靠毛澤東思想指引,我們個人要靠毛澤東思想哺育成長。”(北京師範大學《人民的好總理——敬愛的周總理逝世一周年紀念文集(續)》,1977年版74頁)

總之,還在文革之前,周恩來就不斷借藝術性的音樂、舞蹈、歌曲,向毛澤東表達了非凡的忠心。它們在大搞對毛澤東個人崇拜上所起到的作用,並不亞於後來被稱為“紅寶書”的《毛主席語錄》。

周恩來對於其他的歌頌毛的歌舞演出也係下大工夫給以關注和指點的。廣東省歌舞團人員追憶,周恩來在觀看《毛澤東同志主辦農民運動講習所頌歌》時指出:第六段中的“紅太陽照亮了粵海”,這樣講“太小了太輕了”,“何止照亮了粵海,大概你們從廣東出發吧?這樣就太小、太輕了。”(人民出版社資料組編《人民的好總理(下冊)》,1977年版第198頁)

三、在崇毛的同時貶損自己

在大搞對毛澤東個人崇拜的行為中,周恩來與其他領導人不同而顯得十分突出的一個特色,就係在崇毛的同時貶損自己。

1958年伊始,因為“反冒進”問題,周恩來從1月份的南寧會議到3月份的成都會議,從“離右派50米”到“係否馬克思主義者”,一路檢討不斷。周恩來對檢討稿逐字逐句地親自修改後才打印出來,送政治局常委和書記處傳閱。時任總理辦公室主任的童小鵬回憶講:“後來,這個檢討稿打印出來發政治局和書記處徵求意見。鄧小平看後就講,寫咁多幹嘛,把‘離右派差50米遠’等刺激字眼划去,有些話的分量也改得輕了。可見鄧小平對毛澤東的批評,係有不同睇法的。”(童小鵬《風雨四十年》第二部,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1月版第359頁)

周恩來在檢討中批判自己:“‘反冒進’的錯誤,集中地反映在我在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八屆二中全會的報告中間。當時我對於一九五六年的建設成績和在躍進中出現的某些缺點和困難,作了錯誤的估計,把實際上不到一個指頭的缺點誇大化,肯定一九五六的年度計劃‘冒’了,並且提出一九五七年適當收縮規模的意見。”他還講:對於毛澤東批評的反冒進係關於社會主義建設規模和速度問題上方針性的錯誤,“在相當時間沒有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就在呢度”。(周恩來《在中共第八屆全國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上的發言》,亦可參閱何雲峰《個人崇拜與1959年廬山會議毛彭衝突》,《武漢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7年12月第20卷第6期;羅平汗《八大二次會議與“大躍進”的全面發動》,《文史精華》2004年第2期).

1958年4月25日,周恩來視察河南偃師,當一位社員高呼“周總理萬歲”時,周恩來立即制止:“我們敬愛的毛主席係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的偉大領袖,只能喊毛主席萬歲,我係主席領導下的工作人員。”(中共中央黨校資料編譯室《敬愛的周總理永遠活在我們心中(下集)》,1977年版第75頁)

在指導排演《東方紅》歌舞的時候,有人問長征時候周係否直接參加指揮了戰鬥。周恩來回答:“我只係在毛主席領導下,做啲具體工作,勝利全靠毛主席的英明指揮。”(中共中央黨校資料編譯室《敬愛的周總理永遠活在我們心中(下集)》,1977年版第48頁).

更為出格的係,周恩來為了突出毛,竟然把自己貶稱為“娃娃”。1973年6月,周恩來陪同外賓重訪延安。在毛澤東舊居前,周恩來告訴外賓:“我那時還係個娃娃!”(上海人民出版社編輯出版《人民的好總理——周恩來同志永遠活在我們心中》,1979年版第398頁)

周恩來貶損自己,不僅係在語言、文字上,還經常表現在行動上。

毛澤東的保健醫生李志綏對周恩來有咁一段描述: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日,毛第七次接見紅衛兵,因人數有一百五十多萬,已不可能在天安門廣場檢閱。周恩來提出,讓紅衛兵分別排在天安門前東西貫北京的長安大街,和向北郊去的二環路上。毛則乘敞篷吉普車巡行檢閱。

為了講明行車路線,周恩來帶了一張北京市大地圖來到人民大會堂一一八廳,將地圖在地毯上攤開,跪在地圖前,為毛指點方向。毛站在地圖旁,一面吸紙煙,一面聽着周的解講。

我站在旁邊,心裏很唔係滋味。以堂堂一國的總理,怎麼能舉止像個奴僕一樣呢?毛的態度帶着啲嘲諷,似乎在享受着這一切。(李志綏《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

文革中著名的首都紅衛兵“五大領袖”之首聶元梓,在晚年接受訪談時也講到周恩來的這類做法,她講:“毛澤東從沙發上起來,他趕緊去攙扶。有這個必要嗎?唔係有下面的人嗎?你超過了你的身份了嘛。毛澤東看咩圖,周恩來跪在地上給毛澤東講解。講明他還有奴才的本質。”(行雲《聶元梓談周恩來》,華夏文摘增刊第386期•文革博物館通訊第222期,2004年7月6日出版)

在文革結束後紀念周恩來的文集中,也常能看到人們出於對周恩來的崇敬而寫下的這類回憶:周恩來去毛澤東處彙報工作,要提前在大門口下車。(中共中央黨校資料編譯室《敬愛的周總理永遠活在我們心中(下集)》,1977年版第62頁)毛澤東請周坐沙發,周卻搬過凳子,恭敬的坐在毛的身邊。(人民出版社資料組編《人民的好總理(中)》,1977年版第692頁)毛澤東上天安門,周恩來每次都要提前檢查毛用的桌椅,等候毛。毛澤東一出現,周恩來立馬上前迎接。有人咁形容:“周總理始終緊挨在主席身邊半側着身子;舉起一隻手臂,像係為毛主席開路,又像係準備隨時去攙扶……”(人民出版社資料組編《人民的好總理下》,1977年版第388頁)

周恩來的這類動作,林彪及其他領導人都做不出來。

結束語

1958年以後,劉少奇、周恩來、林彪等一干中共黨內要員都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做出了巨大貢獻。現在,林彪早已被批倒批臭,劉少奇在這方面的作用也有所論及,唯有周恩來還被描繪成係一直在對個人崇拜風氣進行批評、抵制、糾正。但係透過對歷史的審視,周恩來在製造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方面係不亞於劉、林等人的。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白梅 來源:博客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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