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少奇非常清楚地提出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不是指他。那是指誰呢？應該說是指從中央到地方各級領導人對文化大革命的牴觸、抵制，而從中央來說，閻長貴覺前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王力說得對：「『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口號主要是對陶鑄。」本文摘自2012年第6期《炎黃春秋》，作者閻長貴，原題為《閻長貴：陶鑄是被誰打倒的》。
文革期間陶鑄與周恩來合影（圖源：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陶鑄，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決定他從中南局第一書記的位置上調中央（陶鑄1965年1月已任國務院副總理），任中共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兼中央宣傳部部長。陶鑄6月1日離穗北上，4日抵京。在1966年8月召開的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上，陶鑄又被任命為中央文革小組顧問，在改選中央領導機構時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在11名常委中排名第四，除了毛澤東、林彪之外，僅次於周恩來，是黨內「第四號人物」，可謂位高權重。然而好景不長。僅僅四個多月，到1967年1月4日就被江青、陳伯達等公開點名打倒了。從此文化大革命「打倒劉鄧」的口號變成了「打倒劉鄧陶」！為什麼打倒陶鑄？又究竟是怎樣打倒的？這件事情迄今已經過去45年多了，似乎還沒有文章和書籍（和中央文件）完全說清楚，留有重大的「謎」。我不揣冒昧，擬就自己所知所聞談談這個問題。
一、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主要針對誰
首先，在怎樣搞文革的問題上，陶鑄和毛髮生了分歧。
我們知道，1966年10月1日毛提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概念，大力開展對「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批判，這主要是針對誰？是針對劉少奇（和鄧小平）嗎？這個概念提出是由劉少奇的事引起的沒問題，但主要針對誰，卻是需要動腦筋思考了。要知道，劉少奇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以後就基本靠邊站了。劉少奇在回答戚本禹1967年4月1日發表的《賣國主義還是愛國主義？》中的「八個為什麼」時明確地說：「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我為什麼提出和推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我現在也不知道為什麼，也沒有看到一篇能夠完全說清楚為什麼犯錯誤的文章。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上批判了我的錯誤之後，又有人犯同樣性質錯誤，可是他們也不知道為什麼。……」可見，劉少奇非常清楚地提出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不是指他（雖然如上所說，由他而起）。那是指誰呢？應該說是指從中央到地方各級領導人對文化大革命的牴觸、抵制，而從中央來說，我覺前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王力說得對：「『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口號主要是對陶鑄。」（見《王力反思錄》下，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版，第656頁）
所謂「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主要內容就是派工作組的問題。毛用這個問題作為反對劉少奇的口實，恐怕是一個「誘餌」、一個「套」，劉少奇吞食這個「誘餌」、上這個「套」是必然的；因為派工作組這是共產黨的傳統做法——可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毛變了，劉少奇沒有理解。而在這個問題上，陶鑄是支持劉少奇（和鄧小平）的。曾志說：陶鑄剛赴北京沒幾天，6月9日就飛杭州參加主席召開的一個會議。會議着重討論了文化大革命派不派工作組的問題。陳伯達提出不要派，少奇、小平等大多數同志主張派，主席最後表態：可以派工作組，也可以不派，不要急急忙忙派工作組。陶鑄說：「我是主張派工作組的，並且負責派遣工作組的工作。因為派遣工作組，這是多年來的成功經驗之一。」（參見《陶鑄傳》，中央黨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371頁）毛既然設這個「套」、放這個「誘餌」要整劉少奇，他能放過堅決支持劉少奇派工作組的陶鑄嗎？這是明顯的道理。1966年慶祝國慶節活動的報道時，陶鑄要所有常委的照片都要見報，發現沒有鄧小平的鏡頭，他告訴新華社一定要設法有鄧小平的鏡頭，於是就出現了所謂「換頭術」的事情，即把鄧小平的頭移到別人（陳毅）的身體上。江青、陳伯達說陶鑄是「中國最大的保皇派」。這確實符合事實。
對這件事情即派工作組，也要做分析，派工作組的確是共產黨的傳統做法，「多年來的成功經驗之一」，實際上，在文化大革命中派的工作組採用1957年「反右派」做法，在許多單位「反干擾」、「抓游魚」等，把許多寫大字報的人打成「右派」和反革命。
1966年6月13日，劉少奇在《批轉中南局<關於文化大革命的情況和意見的報告>》和《批轉西北局<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意見和部署>》時指出：「當牛鬼蛇神開始攻擊我們的時候，不要急於反擊，要告訴左派，要硬着頭皮頂住，領導要善於掌握火候。等到牛鬼蛇神大部分暴露了，就要及時組織反擊」，「對大學生中的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一定要把他們揪出來」，高中應屆畢業生「經過市委批准，可以批判鬥爭和戴帽」。這件事情，陶鑄恐怕是知道和參與了的。
很顯然，按照劉少奇（和鄧小平）派工作組的做法搞文化大革命，劉（鄧）要負基本和主要負責任，無疑陶鑄也不能說一點責任沒有。
所謂「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是怎麼回事？這是毛在文革中提出來指導文革的基本概念之一。有人說它是一個偽命題，一點不假。劉少奇（鄧小平）指導文革的思想、理論和策略，其實就是毛在十年前（即1957年5、6月開始）所提出和執行的「反右派」的一套。1957年毛理直氣壯地把它稱作「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為什麼在1966年文革中就成了不折不扣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此一時，彼一時」也。毛「與時俱進」，他的政治需要變了，鬥爭的主要對象轉移了，十年前他反的主要是黨外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十年後，他發動文革，反的不僅是黨外更主要地是黨內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劉少奇不明就裏（用他自己的話說是「很不理解」），沿襲陳規，非但得不到毛的認可，反招毛更加不滿。
二、在工廠和農村文化大革命問題上的分歧
陶鑄和毛另一個大的分歧，就是在工礦企業和農村文化大革命的問題上。
1966年6月30日，劉少奇、鄧小平給毛寫信並送審《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工業交通企業和基本建設單位如何開展文化大革命運動的通知（草稿）》。劉、鄧在信中說：目前文化教育方面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正在展開，如果工礦企業、基本建設單位一齊動起來，領導上顧不過來，容易出錯。因此，他們送審通知草稿指出，目前各地黨委需要用很大力量領導正在開展的文化教育方面的革命運動，同時也應注意到工礦企業和基本建設單位必須保證國家任務的特點。中央認為，工業交通企業和基本建設單位（包括設計、施工單位）的文化大革命，要和「四清」運動結合起來，按照「二十三條」的規定，根據各地原來的部署，分期分批地有領導有計劃地進行。通知要求，各地黨委必須抓革命、促生產，做到革命和生產建設雙勝利。7月2日，毛批示：「同意你們的意見，應當迅速將此通知發下去。」（見《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2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69—70頁）
陶鑄在文革中堅決貫徹執行這個通知的精神。他一直強調「抓革命、促生產」，八屆十一中全會後，他親自為《人民日報》連續寫兩篇「抓革命、促生產」的社論。他這種做法遭到中央文革小組的非難，說他用生產壓革命。這可能也反映了毛的意見。
在要不要把文化大革命擴展到工礦企業和農村問題上，陶鑄的思想和行動同毛髮生了尖銳衝突。
關於安亭事件。所謂安亭事件，就是1966年11月10日，王洪文等率領的赴北京告狀的一千名「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簡稱「工總司」）成員，在安亭（上海轄區京滬線上的一個小站）受阻後臥軌攔截開往北京的14次特快列車，造成京滬線中斷31多個小時的事件。王洪文等臥軌攔車，企圖擴大事態，迫使中央解決問題。
事件發生後，陳伯達根據周恩來的指示，做了兩件事：一、電告華東局書記處書記韓哲一，要華東局和上海市委頂住，不能承認「工總司」是合法的組織，不能承認臥軌攔車是革命行動。中央文革小組決定派張春橋回滬說服工人。二、致在安亭的上海工人電。電文指出：「你們的這次行動，不單影響本單位的生產，而且大大影響全國的交通」，希望「立即回到上海去，有問題就地解決。」又說：中央文革小組派張春橋回滬處理此事。（按：周恩來和陶鑄派張春橋去處理此事。）（見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32—133頁）張春橋11日深夜乘專機抵滬，與「工總司」負責人接觸。他在上海工人座談會上別出心裁地說：「如果工廠文化大革命不搞，即使導彈上了天，衛星上了天，生產大發展，中國還會變顏色。」13日晚，張春橋給陳伯達打電話：「工總司五條要求（承認組織合法、承認上京告狀是革命行動、告狀後果由上海市委負責、曹荻秋公開檢查、對工總司提供各方面條件）我不能不簽字，也來不及請示華東局、上海市委和文革小組，不然車就不能通，他們不肯回上海。」張春橋認為可以簽字就簽了。（參見《王力反思錄》下，第654頁；穆欣《劫後長憶——十年動亂紀事》，香港新天出版社1997年第二版，172頁）
接着，華東局書記處書記兼上海市委第一書記陳丕顯也給陳伯達打電話，質問：「第一，文革小組的副組長有沒有權利不同華東局、上海市委商量，背着華東局、上海市委，直接同工人組織簽字，達成協議，反對華東局，上海市委？第二，張春橋眼裏還有沒有國家法律，黨中央的指示、政策？他是不是可以不顧國家法律、不顧黨中央的政策，擅自達成違背法律、違背政策的協議？」陳伯達很為難，他只是勸陳丕顯：「我的老鄉，不要生那麼大的氣，好好商量，已經簽了字，怎麼辦理再研究。」陳丕顯還跟陳伯達說他「也給陶鑄報告了」。（見《王力反思錄》下，第654—655頁）
第二天，即14日，毛到釣魚台召開常委擴大會，參加者有陶鑄，文革小組和軍隊的幾個人，但沒有劉、鄧、朱德、陳雲。據王力回憶，毛一開始就拿出憲法念了一段公民權利、集會結社自由的條文，這是針對陳丕顯和陶鑄的，他們說過工人不能成立全市性組織。這是支持張春橋。毛接着講了認識論，說先有事實後有政策，張春橋是對的，根據事實改變了過去的政策。過去的政策脫離群眾。會上沒有人提出不同意見，都是檢討，陶鑄也檢討。會後，我把會議結果電話告訴張春橋，他神氣起來了。（見《王力反思錄》下，第655頁）
安亭事件之前，毛就提出工礦企業要搞文化大革命，認為光是學生不行。他要陳伯達起草工廠文化大革命的文件，陳伯達和王力搞了一個《關於工廠文化大革命的十二條指示（草案）》（簡稱《十二條》），這個《十二條》提出了工廠要搞文革，認為工人群眾起來進行文革好得很，其中明白地寫道：「允許工廠成立派系組織」、「允許學生到工廠串連」等，但在安亭事件後，這個《十二條》還是顯得落後了。該《十二條》交周恩來、陶鑄指示余秋里、谷牧召開工交座談會徵求意見。談了二十天，卻普遍認為《十二條》「左」，他們說《十二條》總的精神不對。在這種情況下和這種基礎上，座談會對《十二條》進行了大量修改，實際上基本否定了，他們又搞了與之相對的《工交企業進行文化大革命的若干規定》（即《十五條》），——對這個《十五條》，周恩來，和直接指導座談會的陶鑄是很贊同的。而中央文革小組不滿意。陳伯達把谷牧叫來，對他大發雷霆：「反正我們寫文章的，無權無勢，小小老百姓，誰也瞧不起。過去鄧小平瞧不起，現在你們也瞧不起，你們有本事啊！把我們的稿子改得體無完膚了！」（見《劫後長憶》第175頁）毛澤東對谷牧等搞的《十五條》更不高興，「叫他們重寫」（《王力反思錄》下，第661頁）。毛叫陳伯達、王力搞了一個新的《關於抓革命、促生產的十條規定（草案）》（簡稱《工業十條》）。
在這裏，需要着重指出，周恩來和陶鑄並不是反對在工礦企業搞文化大革命，但他們認為在工礦企業搞文化大革命，一定要慎重，要有步驟，要「抓革命、促生產」，千萬不能影響和妨礙生產——這是他們最擔心的。在工礦企業搞文化大革命問題上，周恩來和陶鑄與中央文革小組和毛有明顯和尖銳分歧。
毛指示林彪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工交座談會問題。1966年12月4、5、6日下午，在林彪主持下連續召開三次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聽取谷牧關於工交座談會情況的匯報，討論通過《工業十條》。在這三次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除了圍攻谷牧外，就是批判陶鑄。
在12月6日會議上，對陶鑄進行了嚴厲批判。王力等人指責和攻擊陶鑄用生產壓革命。陶鑄作了檢查。他說：「工業農業文化大革命問題，我要負主要責任。堅持老框框……還是結合四清來搞，怕亂了生產。寫了『抓革命、促生產』的社論」。陶鑄還談到他主張不搞全市性的工人組織，不贊成工人離廠串連，同意《十五條》的某些觀點。他說，這一切都由於「思想上沒有解決問題」。他進而指出：「八屆十一中全會以後，各省問題沒有完全解決，中央工作會議也沒有完全解決。各省的牴觸情緒很大，思想還不通，在許多方面還有懷疑情緒。」他表示：「在這種情況下，中央拿我這樣一個例子來批判，來教育各地，我看很好。」
林彪作了總結講話。他說，實質不是谷牧的問題，而是陶鑄的問題，是書記處的負責人堅持一些錯誤觀點，現在本人也作了檢討。他說工交座談會開得不好，是錯誤的，同毛主席思想對立的，堅持舊的一套。在整個工交戰線，劉鄧的影響不但是50天的問題，而且整個17年都影響很大。要讓文化大革命席捲全國。（參見《王力反思錄》下，第664—665頁；《劫後長憶》第179頁）
林彪講話顯然不是他個人的意見，而在很大程度上體現和傳達了毛的意圖。
12月9日毛批准中共中央發佈的《關於抓革命、促生產的十條規定（草案）》。這個文件的下達，使文化大革命正式擴大到全國工交財貿各部門。與此同時，中央文革還搞了一個《關於農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這個文件12月15日由中央發佈。這樣，在1966年12月，毛澤東和中央就把文化大革命擴展到工礦企業和廣大農村中去了。
毛具有挑戰和應戰的性格，越是遇到阻力，越是要以更大的力量衝破阻力。十年文革史反覆表明，不論是誰挑戰文革，毛都絕對不容。他不斷創造和提出新概念，花樣和手段也經常翻新。為了把文化大革命擴大到工廠和農村，毛在1966年12月26日特地舉辦了一次生日家宴。被邀參加的有陳伯達、張春橋、王力、關鋒、戚本禹、姚文元（江青也在場），而沒有林彪、周恩來、陶鑄、康生。在家宴上，毛講了一大篇話，主要內容有：社會主義革命發展到新的階段，蘇聯復辟了，十月革命的策源地不行了。蘇聯的教訓說明，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以後能不能保持住政權，能不能防止資本主義復辟，這是新的中心課題。問題出在黨內，堡壘最容易從內部攻破。階級鬥爭沒有完結，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同資產階級、特別是小資產階級在黨內代理人的全面較量，這種較量從奪取政權開始就存在。……中國現代史上革命運動都是從學生開始，發展到與工人、農民、革命知識分子相結合，才有結果。這是客觀規律。五四運動就是這樣，文化大革命也是這樣。（見《王力反思錄》下，第693－695頁）吃飯時，毛舉杯祝酒：「為全國全面內戰乾杯！」——「全國全面內戰」，這是一個駭人聽聞的一個新概念；文革後，關鋒告訴我，在毛生日家宴上聽到他這樣講，都怔住了，覺得很不好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