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光美認為：「文化大革命有它的歷史必然性和複雜性，毛主席用那些人也是有歷史緣由和認識過程的，發動那樣大規模的群眾運動，不可能不用那些人，即使不用他們，也必然會有和他們類似的一幫人跳出來興風作浪，毛主席根本不可能管得住。平心而論，毛主席雖然對少奇同志很不滿，寫了大字報，但還是當人民內部矛盾，當作是自己同志犯錯誤，並沒有立案審查，更沒有要把少奇同志整死。」本文摘自2009年第7期《百年潮》，作者孫興盛，原題為《把歷史的真相告訴人民——採訪王光美及其子女的回憶》，文章為節選。
1956年6月，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在中南海懷仁堂（圖源：浙江圖書館）
兩位偉人的分歧
1962年初，中央擴大工作會議（一般通稱七千人大會）在北京召開，總結建國以來特別是1958年以來的成績和經驗教訓，共克時艱。少奇同志在大會口頭報告中，提出「三分天災，七分人禍」這種在當時聽起來頗有些刺激性的話，對毛主席來說不會是愉快的。他們對形勢的分析判斷，有明顯的不同意見，可以說，這是兩人分歧的開端。
七千人大會之後，少奇同志仍然主持中央工作，又在解決困難的措施上同毛主席產生了分歧，這就是農業生產中的包產到戶問題。包產到戶是一種統稱，實際上包括20世紀60年代初在我國農村形成的各種形式的以家庭為主要單位的生產責任制。毛主席曾在1961年同意安徽省委第一書記曾希聖試驗包產到戶。少奇同志內心是贊成在農村搞包產到戶的，但為慎重起見，沒有在公開場合明確表明態度。1962年初，田家英從湖南農村調查回京向少奇同志匯報工作，提出農村實行包產到戶的意見。少奇同志表示贊同，並同意田家英向毛主席匯報。在此期間，陳雲、鄧小平等也在不同場合表示了贊同包產到戶的意見。但出乎少奇同志意料，毛主席不僅沒有同意包產到戶的主張，而且嚴厲批評了田家英等人。儘管田家英匯報說是個人意見，但毛主席在同少奇同志談話時，仍對少奇同志前一階段在京主持工作表示不滿，指責他在包產到戶問題上為什麼沒有頂住。此後，少奇同志收回了自己的意見，並在接見中央下放幹部的談話中，專門講了鞏固集體經濟的問題。
毛主席從反修防修戰略出發，決定在全國城鄉發動一場普遍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即「四清」運動。少奇同志對此是贊同的，他認為「大躍進」以來黨內和社會上確實存在着相當嚴重的投機倒把、貪污盜竊等腐敗現象，黨內確實存在走資本主義道路的人，對這些必須花大力氣整頓，必須對廣大黨員和幹部進行社會主義教育。
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有一個發展過程。這個教育運動應當怎麼搞，並不是一開始就有了一套具體的方針、政策和方法。毛主席在探索，少奇同志在探索，黨的各級領導也在探索。在探索中，總會有不同的意見發生。隨着運動的深入進行，毛主席和少奇同志主要在運動的性質和工作方法上出現了分歧。1964年12月15日至1965年1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開中央工作會議。會議期間，毛主席多次對少奇同志進行不點名的嚴厲批評。
首先是在運動的性質問題上，少奇同志的着眼點主要放在整頓基層組織的基層幹部上，主要是投機倒把、貪污盜竊等經濟領域問題，並且把出現的問題主要作為人民內部矛盾來處理。他雖然提出過「追上面的根子」，但仍認為問題主要在下面。因此，他多次提出，現在的主要矛盾是「四清」與「四不清」的矛盾、黨內外矛盾交叉在一起，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交叉在一起。毛主席顯然不同意這種看法。他更多考慮的是黨內當權派會不會出修正主義的問題，反覆強調階級矛盾、階級鬥爭和反修防修的嚴重形勢。71歲生日那天，毛主席特意用自己的稿費請許多人吃飯。他在給大家遞煙時舉例說，現在用幾盒香煙就可以把一個黨支部書記給賄賂了；如果把女兒嫁給一個幹部，那就要什麼有什麼，他們與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是兩個尖銳對立的階級了。他堅定地認為，黨內有產生修正主義的危險，特別是那些「當權」的腐敗幹部最危險。正是基於這種估計和看法，他決定把農村「四清」（清賬目、清倉庫、清財物、清工分）和城市「五反」（反對貪污盜竊、反對投機倒把、反對鋪張浪費、反對分散主義、反對官僚主義）合在一起，統稱「四清」運動，改為「清政治、清經濟、清組織、清思想」。他反覆強調，「四清」運動的性質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矛盾，是兩條道路的鬥爭，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在運動的具體做法上，毛主席對少奇同志也是不滿意的。王光美問我搞過「四清」沒有，我說在大學的最後兩年參加過兩次「四清」，落實「前十條」和「二十三條」都參加過。王光美又問我，你對「桃園經驗」怎麼看？當着王光美的面，我不知道如何回答是好。毛主席雖然一開始沒有對「桃園經驗」表示不同意見，但後來還是不點名地進行了嚴厲批評，主要是批評工作隊搞「人海戰術」、「繁瑣哲學」、「紮根串聯，搞神秘化」。毛主席強調要相信群眾、依靠群眾，放手發動群眾起來鬥爭。
這次會議起草和通過了《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即「二十三條」）。會後，少奇同志主動找毛主席，做了自我批評。此後，他又在自己家裏連續舉行有部分中央領導人參加的黨內生活會，聽取對自己的批評和幫助，並委託陳伯達把每天生活會的情況向毛主席匯報。儘管少奇同志做了這些努力，但毛主席和少奇同志之間的裂痕並沒有消除。毛主席寫的那張《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中，就把1964年形「左」實右的錯誤傾向作為少奇同志的一條罪狀。1970年12月，當斯諾問毛主席從什麼時候明顯感到必須把少奇同志從政治上搞掉時，毛主席也回答說是制定「二十三條」那個時候。
我不禁問：毛主席親自發動「文化大革命」，是不是就是為了打倒少奇同志？王光美明確表示「不是！」發動「文化大革命」是同「四清」運動緊密聯繫在一起的，不是個人恩怨問題。「二十三條」下發全黨後，並沒有產生「立竿見影」、「轟轟烈烈」的效果，反倒更加冷冷清清，搞不下去。這是因為「四清」運動的許多提法都改變了，從中央到各地「四清」工作隊和廣大幹部群眾都不理解，都不知道「黨內走資派」是什麼意思、指哪些人，「清政治」、「清思想」該如何搞。大家無所適從，顧慮重重，生怕搞錯了犯「反黨」錯誤。農村、工廠發動不起來，連江青直接插手的文藝界也搞不起來，《海瑞罷官》也批不起來。毛主席從來沒有感到如此失落，很不甘、很氣憤，斥責北京市委是「針插不進、水潑不進」、文化部是「才子佳人部」、中宣部是「閻王殿」等，直接怪罪中央一線同志領導不力、右傾保守，甚至是在有意袒護和抵制。
一貫愛窺視和揣摩毛主席心事和想法的林彪、康生和陳伯達一夥早已看在眼裏，極力拉攏江青達成交易，林彪幫江青從部隊打開文藝界缺口，樹江青為全國「文藝旗手」；而康生則敏感地發現北京大學「四清」運動中聶元梓等人對學校黨委的不滿大有文章可做，制定了「從北大點火，往上搞」的策略，完全避開在一線主持中央工作的少奇同志、周總理和小平同志，派康生老婆曹軼歐到北大直接策動他們造學校和北京市委的反，貼出火藥味極濃的大字報，震動了中央高層領導。少奇同志、周總理和小平同志都支持北京新市委的嚴肅批評，強調「黨有黨紀，國有國法」、「內外有別」。以康生為首的中央文革小組，對少奇同志的表態極為不滿，暗地裏寫信向毛主席告狀，並以「絕密」件寄去大字報底稿。1966年6月1日，毛主席批示同意，向全國全世界播發了聶元梓他們的大字報。林彪、江青、康生和陳伯達他們一夥特意抬出「毛主席親自發動」的名義點火造勢，終於以學校為突破口，以學生運動為「好形式」，在「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等極具煽動力的口號鼓動下，使「文化大革命」哄然而起，轟轟烈烈。少奇同志請示毛主席後，主持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商量對策，並經毛主席同意，決定派工作組控制混亂局面，維護社會穩定。而以康生為首的中央文革小組卻鼓動造反學生抵制，掀起反工作組浪潮，少奇和小平同志與康生、陳伯達的直接矛盾迅速激化。1966年7月18日晚毛主席回到北京，陳伯達他們「惡人先告狀」，少奇同志趕到豐澤園時卻吃了「閉門羹」。
圍繞工作組問題，少奇同志和毛主席發生了嚴重矛盾和激烈衝突。1966年8月4日，在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的小會上，毛主席大發脾氣，嚴厲批評少奇他們害怕群眾，少奇同志忍不住當面頂撞：「革命幾十年，死都不怕，還怕群眾？！」毛主席批評派工作組是鎮壓群眾運動搞專政，少奇同志又當堂抗辯：「怎麼能叫專政呢？！派工作組是中央決定的。」而且決心抗到底：「無非是下台，不怕下台！」這是少奇同志生平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與毛主席正面衝突。毛主席也不曾想到少奇同志會當眾這麼堅決地對抗自己和群眾運動，回想起以前的分歧更為生氣，第二天就寫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表明他決心搬掉少奇同志和小平同志這兩個「文化大革命」運動的最大障礙。
我問，少奇同志為什麼非要在工作組和群眾運動問題上「頑抗到底」呢？王光美的分析給我很大啟發。毛主席在領導革命和建設、糾正黨風反對腐敗時，歷來都是熱衷於大搞群眾運動，喜歡轟轟烈烈，而且是「放手發動」。可這是一把「雙刃劍」，轟轟烈烈中涌動着無政府主義極左思潮，可以使熱情變成狂熱衝動，甚至失去理智；如果不能及時加強領導、正確引導，就很容易失控，產生極大的破壞力。「文化大革命」哄然而起，無政府狀態相當嚴重，少奇同志敏銳地感到極左的危險，認為必須派工作組控制局面，抵制極左思潮。只可惜，毛主席始終沒有理解少奇同志，最後連他自己也被林彪、康生、江青一夥及其極左運動害得很慘。
關於毛主席與少奇同志的分歧及其惡化的來龍去脈，王光美不贊成在孩子們的回憶文章中寫很多。我們很理解、很尊重這個意見。
平心而論
不過，我還是特別注意、也很想知道，王光美和孩子們是不是特別恨毛主席。人們都以為，少奇同志的悲劇，是毛主席一手造成的，要不是他重用林彪、康生、陳伯達、江青一夥，「文化大革命」不會搞成那樣，造成那麼大的災難。他們能不恨毛主席嗎？！但在整個採訪過程中，我感到他們每次講到毛主席與少奇同志的分歧，都是相當平和、實事求是的。說他們一點不怨恨也不是，先是有怨有恨，後來有怨無恨，早已跳出個人及家庭悲劇的拘囿，更為客觀、公正、理智、豁達。
王光美告訴我，「文化大革命」有它的歷史必然性和複雜性，毛主席用那些人也是有歷史緣由和認識過程的，發動那樣大規模的群眾運動，不可能不用那些人，即使不用他們，也必然會有和他們類似的一幫人跳出來興風作浪，毛主席根本不可能管得住。平心而論，毛主席雖然對少奇同志很不滿，寫了大字報，但還是當人民內部矛盾，當作是自己同志犯錯誤，並沒有立案審查，更沒有要把少奇同志整死。在1966年10月中央工作會議上，毛主席還說：「不能完全怪劉少奇同志、鄧小平同志。他們兩個同志犯錯誤也有原因。」「對少奇同志不能一筆抹殺。」他還有針對地說：「對劉、鄧要准許革命，准許改。說我和稀泥，我就是和稀泥。」毛主席對少奇同志也是很關心照顧的，少奇同志提出要到群眾中去鍛煉，毛主席勸他：「你年紀大了，就不要下去了。」建工學院造反派「勒令」少奇同志去「檢查」，毛主席立即批示周總理「我看還是不宜去講。請你向學生方面做些工作」，從而保護了少奇同志。
1967年1月13日夜裏，毛主席在人民大會堂單獨召見少奇同志，詢問王光美和孩子們的近況，很客氣，也沒有批評少奇同志。當少奇同志當面請求辭去全部職務、回老家種地，懇請解放廣大幹部，儘早結束「文化大革命」，使黨和國家少受損失的時候，毛主席沒有生氣，也沒有表態，一直沉吟不語，只是不停地吸煙。過了好一會兒，毛主席才建議少奇同志讀幾本書，卻把書名說錯了。畢竟是幾十年的親密戰友，毛主席最後把少奇同志一直送到門口，親切地囑咐他：「好好學習，保重身體。」毛主席藏在內心深處的苦衷，就連少奇同志都看出來了，回家以後他對王光美說：「主席對我是有限度的，但是，群眾發動起來了，主席自己也控制不住。」這次相見，竟成永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