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期以來，在中國流傳着一個關於中朝關係的「歷史神話」，即朝鮮是中國的兄弟國家，與中國有着用鮮血凝成的戰鬥友誼。今天，朝鮮的行為和變局是中國要應對的最重要的國際問題之一。中國要走出朝鮮問題的困境，要掌握在朝鮮問題上的話語權，就必須對中朝關係的演變過程有一個真實的了解，在戰略決策和社會輿論兩個層面破除那個在中國長久流傳的「歷史神話」。本文作者沈志華，本文2013年5月31日發表於北京大學國際戰略研究簡報。
1954年10月1日，赫魯曉夫、毛澤東、金日成、周恩來（從右至左）在天安門城樓上觀看中國國慶五周年閱兵式
縱觀歷史的演變，二戰後的中朝關係具有兩個明顯特徵。一是朝鮮歷史上曾長期作為中國的藩屬國和保護對象，置於中國封建王朝的管制之下。這種朝貢體系及「天朝」與「外藩」的關係在一定程度上保留在當時中共領導人的觀念中。二是中朝國家關係是從中朝兩黨關係演變而來的。這兩個特徵決定了當年中朝關係的性質是社會主義大家庭中的「兄弟」關係，而不是正常的現代國家關係。
實際上，中朝關係從一開始就存在種種矛盾並經常處於動盪起伏之中。朝鮮長期搖擺於中蘇之間，並非始終如一地尊重和維護中朝「友誼」。從冷戰開端、新中國建立到蘇聯解體、中韓建交，這種曲折變動的趨勢大體可以分為如下幾個階段：
第一階段，1945-1949年。朝鮮共產黨人與中共的關係可以追溯到20年代，但兩黨正式關係的建立則很晚。二戰後朝鮮政權的建立由蘇聯主導，中共中央並不熟悉金日成等朝鮮政權的主要領導人，面對的是一個斯大林安排的既成的「中朝關係」。在莫斯科的支持下，金日成穩固了其對朝鮮北方的統治，並整合了朝鮮南方的共產黨。中共奪取政權後完全接受蘇聯對亞洲地區的政治安排，與朝鮮勞動黨攜手合作，雙雙加入了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中朝之間「唇齒相依」的關係，在傳統的地緣因素中，又注入了國際共運結構中的「兄弟」元素。
第二階段，1950-1956年。在韓戰時期，由於雙方對戰爭目標和作戰方式的想法不同，中朝領導層之間衝突迭起，關係十分緊張，絕非表面顯現出來的那樣親密友好。在如何解決朝鮮統一、何時需要中國援助、志願軍由誰指揮、中朝聯軍越過三八線後是否繼續南進、朝鮮鐵路管理權的歸屬、停戰時機的掌握等一系列重大問題上，中朝之間都存在嚴重分歧。
儘管此前朝鮮一直仰仗蘇聯的支持，但在戰爭期間中國往往起到主導作用，所以，面對中朝之間的重大分歧，斯大林都支持了毛澤東，從而在金日成的心理上留下了深深的陰影。中國人在朝鮮流了很多血，卻並未在中朝領導人和兩國之間凝成深厚友誼。毛澤東對此心知肚明，為了戰後繼續保持在朝鮮問題上的發言權和主導作用，決定給予朝鮮大規模經濟援助。朝鮮的戰後重建工作，主要是在中國、蘇聯、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援助下完成的。中國雖然經濟實力遠不如蘇聯，且自身亦在戰爭中遭受嚴重損失，但援助朝鮮的力度大大超過蘇聯。金日成對此十分滿意，而在公開場合強調的卻是「自力更生」，很少談及中國和蘇聯的援助。
早在戰爭後期，金日成便排擠和打壓國內各派異己力量，樹立其個人統治權威。朝鮮勞動黨第三次代表大會全面改組領導結構，引起各派反對。蘇共二十大以後，金日成不願接受莫斯科的新方針。延安派和蘇聯派聯合起來，在1956年8月召開的中央全會上，試圖利用蘇共對金的不滿展開對金日成的批判，迫其下台。金日成控制局面後，將反對派打成反黨集團，延安派部分幹部逃亡中國。毛澤東對此十分惱怒，與蘇共代表團商量後派米高揚和彭德懷率團赴平壤，強迫金日成收回成命。金日成在北京和莫斯科的高壓下被迫承認錯誤，但內心並不接受。中朝關係由此陷入嚴重危機。
第三階段，1957-1965年。蘇共二十大以後，特別是波匈事件後，中共和毛澤東在社會主義陣營的地位和威望日盛，逐漸成為在國際共運中與蘇共平起平坐的領導者。為了建立和擴大與蘇聯競爭的優勢，1957年底毛澤東改變對金日成態度，主動承認1956年干預朝鮮政局的錯誤，並表示贊同其國內政策，甚至答應全部撤回在朝志願軍。於是中朝關係得以恢復。隨着中蘇分歧不斷加深，雙方都有意拉攏朝鮮。中國在極其困難的情況下，向朝鮮提供了大量糧食；赫魯曉夫則向金日成出示了毛澤東1956年嚴厲批評金日成的談話記錄。金日成在北京與莫斯科之間搞外交平衡，兩邊討好，取得了眾多援助和好處。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朝鮮在1961年與蘇聯和中國分別簽訂了同盟條約。由於赫魯曉夫堅持的和平共處對外方針有違朝鮮的外交取向，加上蘇聯對外援助大大減少，朝鮮在中蘇爭鬥的過程中，倒向毛澤東，積極加入對「修正主義」的批判。
為了拉住平壤，在無力繼續提供大量經濟援助的情況下，中國從政治利益出發，在處理朝鮮僑民和東北韓族邊民跨境流動的問題時，往往依從朝鮮的主張，甚至在中朝邊界糾紛問題上做出重大讓步，把歷史上一直處於中國境內的長白山主峰和天池的大部劃給了朝鮮。此外，毛澤東還一再表示，中國東北就是朝鮮的後方，一旦發生戰爭便交給朝鮮管理。中朝關係由此漸入佳境並達到最高峰。此期間韓國政權頻繁更迭，無力向北方發起武裝挑釁，美國則專注於推動韓國經濟復興。這一切在客觀上為朝鮮經濟、社會發展提供了一個理想的安全環境。
第四階段，1966-1969年。勃列日涅夫執政以後，調整了赫魯曉夫的內外政策，加大對朝經濟和軍事援助力度，金日成對蘇聯的態度隨之緩和。接着中國爆發「文化大革命」，極「左」路線把朝鮮勞動黨也作為修正主義加以批判，紅衛兵又在中朝邊界製造了一系列麻煩，引起金日成極大不滿，曾向蘇聯表示決不會屈從「中國路線」。朝鮮迅速倒向蘇聯，加入反華大合唱。中朝關係由此一落千丈，很快便跌入谷底。
第五階段，1970-1992年。此期間美朝關係趨向緊張，朝鮮開始尋求中國的支持。1968-1969年，朝鮮派突擊隊員前往青瓦台企圖刺殺韓國總統朴正熙，扣押美國「普韋布洛」號間諜船及其船員，擊落美國EC-121大型偵察機，半島局勢驟然緊張，美國對朝鮮政策趨於強硬。為此，朝鮮需要得到中國支持，因而主動提出緩和對華關係。與此同時，珍寶島衝突導致中蘇關係進入冰點，迫使中國消除與其他邊境國家關係緊張的狀態，中朝之間遂又逐漸恢復友好關係。
1985年以後，中蘇關係走向正常化，雙方又同時加強了對朝援助，而朝鮮則繼續在中蘇之間搞平衡。同時，蘇聯和東歐國家與韓國的關係迅速發展，引起朝鮮的不滿。中韓民間貿易也開始升溫，但中國始終堅持在政治上以照顧朝鮮利益為主。不過，對於中國在改革開放中的一系列理念和做法，金日成難以接受，強調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此期間中朝關係顯示出一種若即若離的狀態。1989年蘇東政治風波迭起，中朝兩國出於共同的危機感，互相支持。面對東歐巨變，金日成憂心忡忡，多次向中國尋求幫助。中國發生六四風波後，一時遭受西方孤立，朝鮮則堅定地對中國表示支持，兩國相互鼓勵，交往頻繁，中國還提供了一度中斷的對朝軍事援助。
第六階段，1992年以後。中朝關係再次出現轉折。隨着中國改革開放的繼續深入，金日成日益感到不滿，特別是1992年中韓建交，更使得朝鮮有一種「被出賣」的感覺。此後中朝關係再次陷入冷淡。儘管表面還保持着政治一致性，但已是同床異夢，面合心不合。在這一背景下，朝鮮在國際政治中的種種作為不再顧及中國的利益和態度，而是利用大國矛盾及中朝同盟關係為其政權的生存和安全服務，其中最大的舉動就是製造「核危機」。尤其是金正日執政以來，在核危機等事關中國利益的重大問題上，朝鮮沒有尊重中國的立場，甚至一再破壞中國倡導的「六方會談」機制，悍然進行了兩次核試驗，同時又不放棄對中國的經濟依賴，想方設法從中國獲取維持生存的援助。朝鮮這種行為在金正恩繼位後並未改變，而是進行了第三次核試驗，繼續在「核危機」賭博中利用中國的援助，挑戰中國的外交底線。
縱觀半個多世紀中朝關係變遷過程，可以歸納出如下幾個特徵：
第一，中朝關係在國家和領導人層面並非表現為牢不可破的「鮮血凝成的戰鬥友誼」，所謂「唇齒相依」的聯盟也是形式大於內容。韓戰期間的矛盾自不必言，即使在關係最好的1962-65年和1989-92年，朝鮮也沒有真正做到對中國以誠相待，而是始終以自己政權的利益至上。朝鮮並非像外界估計那樣在中國的控制之下，除了韓戰後短短几年裏中國曾試圖通過政治干預影響朝鮮外，長時間執行的都是安撫政策。
第二，很長一段時間，中朝關係籠罩在中蘇矛盾和分裂的陰影下。金日成在中蘇之間朝秦暮楚，左右逢源，巧妙地利用兩個大國的分歧，撈取好處。從朝鮮的歷史和民族特性看，在某一時段依附和追隨某一大國的「事大主義」始終是朝鮮對外交往的特徵。儘管金日成提出「主體思想」，宣揚自力更生的對外方針和發展路線，但金日成時而針對蘇聯，時而針對中國，利用這一口號取得其統治的合法性，掩蓋了兩面討好獲取利益的真相。
第三，面對中朝關係，毛澤東既有一種傳統的中央大國的統治者心態——對周邊小國都要寬容並給以保護，又有一種社會主義陣營的領導者心態——對亞洲社會主義國家有責任給予幫助和支援。這一點特別表現在處理邊界和移民等問題上。
第四，正是出於大國領袖和社會主義大家庭的主觀意識，中共領導人，特別是毛澤東，在對外發表言論時，往往隨心所欲，沒有認真考慮後果，以至陷入被動。如毛澤東經常提出東北在戰時就是朝鮮的後方；周恩來在檢討大國沙文主義時，強調中國在古代侵略了朝鮮，朝鮮民族很長時間以來就在遼河、松花江流域居住，鏡泊湖附近還有渤海國的古蹟，結果給金日成父子覬覦東北留下話柄。這也從另一個方面說明，當年中朝關係帶有傳統社會及國際共運「家庭關係」的許多特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