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後，胡績偉出任中共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社長兼總編輯，執掌黨的咽喉，被譽為胡耀邦改革派的大將。胡耀邦下台後，胡績偉被免職，有了寫文章回憶文革後十年的想法，但因俗務纏身未能如願。六四事件後，胡績偉徹底賦閒，終於動筆，於1991年完成，卻又輾轉難以在中國大陸出版。1996年胡績偉八十歲，文革結束二十年，胡耀邦下台十年時，終於在香港出版。該書胡績偉原取名《借屍還魂》，來源於胡耀邦的一句話——「四人幫要捲土重來是不可能的，但是要借屍還魂還是可能的」，出版時改名為《從華國鋒下台到胡耀邦下台》，記述了十年間與胡耀邦的工作交往、重大事件。最後一章《從可愛到可恨的胡耀邦》，「側重回憶他（胡耀邦）批荊斬棘、開山架橋、勝利前進中所遭到的重重阻擋和種種明槍暗箭，以至於被逼辭職的簡要情況；當然這僅僅是我所知道的一個側面。」以下是該書最後一章節選：
胡耀邦改革派大將胡績偉遺像
「又可愛又可氣」，這是耀邦同志對我的很簡單的評語。有的人故意加以歪曲，說成「又可愛又可恨」。粉碎「四人幫」以後，我在耀邦同志領導下工作了七年，我以為可以稱得上是比較親密的同志加朋友。他說我之所以「可氣」，是因為我有時不聽他的招呼，勇有餘而謀略少；當我認為自己有理時，甚至無所顧忌，什麼人都當面爭辯。我想他不可能會感到我「可恨」。
對於某些權威人物來說，在他們心裏，耀邦同志確是一個「又可愛又可恨」的人物，或者由「可愛」變為「可恨」，不然為什麼非把他趕下台不可呢？
說他可愛，當年反對「四人幫」，反對「兩個凡是」，堅定不移地平反冤假錯案，這樣，他們這些大人物才能從「四人幫」的迫害下解放出來，而且重新登上高位。他們當然深感耀邦之可愛，甚至很可愛。
說他可恨，因為耀邦主張我們的黨，我們的幹部不僅要從「四人幫」的統治下解放出來，而且還要從毛澤東的錯誤路線下解放出來；不僅要突破「四人幫」和毛澤東的個人極權，而且反對樹立任何新的個人極權統治；不僅要糾正毛澤東那一套背離馬克思主義的假社會主義，而且還要反對打着毛澤東旗號的任何變了新花樣的假社會主義。這就越來越威脅到某些人的政治權威和理論權威。
這樣，在他們心目中，他的可愛之處在減少，而可恨之處則在增加，甚至成為他們推行新專制主義的政敵。經過幾年的反覆較量，他們終於下狠心用宮庭政變的手段把他打倒。這就不只可恨，甚至到了「誓不兩立」的「可除」程度。
昨日功臣，一日之間就被打成「今日禍首」。他為千百萬人的沉冤大獄平反昭雪，而他自己卻蒙受千古奇冤，最後雖是病逝，實際上也是屈死冤死。
書記背後批評總書記，扣了一頂大帽子
耀邦同志這個報告（《四化建設和改革問題》——編者注）得到廣泛的讚許，人民日報根據總書記的報告精神作了宣傳。萬萬沒有想到，胡喬木同志對這個報告卻很反感，他把一肚子火氣都發在人民日報領導人身上。在耀邦講話兩個星期以後，喬木把我（當時我擔任社長）、秦川（報社總編輯）和王若水（分管評論和理論宣傳的副總編）叫去，對耀邦講話進行了嚴厲的批評，批評報社不應該按照耀邦的講話精神進行宣傳。批評重點是不能進行全面的系統的改革，特別不能把農村改革的精神根據城市情況去推行，強調反對對國營大企業和文教部門進行改革。
喬木的講話是那樣聲色俱勵，好象把他對耀邦的不滿都傾吐出來了。喬木同志直接領導人民日報多年，他總是要求我們對他的指示要言聽計從，所以我們對他的講話，總是儘可能原原本本地記錄下來進行傳達。這次他講得這樣嚴厲，我們回到報社以後，三個人趕快核對筆記，整理出一個比較準確的記錄稿。現在把它抄在下面，很值得一讀。
喬木同志談話紀要
（一九八三年二月十六日上午，未經本人審閱）
喬木同志先就人民日報改進工作給中央的請示報告談了幾點意見（最早的稿），說：給中央的報告，雖然有些事情已經過去了，還是要表個態，以示和中央保持一致。人民日報早就提出來列席中央書記處會議問題，我已和胡啟立同志談過，你們後來的報告未及看，今天談別的問題。
對中央負責同志個人的批示、談話，不要馬上忙於宣傳，弄得過分不好。前天，北京市委有同志來談，因為有些材料反映的東西與事實有出入，一批，市委馬上作檢討，下級接到批示，明知不合乎事實也不能不辦。十二大黨章都不起作用了。像北京市委有話都不敢說、不好說，應當引起注意。
中央同志有些話是在個別場合說的，根據這些話作宣傳更要注意。不能囫圇吞棗地宣傳，容易出問題。比如對知識分子能不能提倡萬元戶、可以搞第二職業、文教單位也要包，等等。這些，在知識分子中反映強烈。兩種不同的反映，比較積極的同志都不同意這種提法。你們人民日報是否可以提倡萬元戶？是不是也要搞承包，自謀出路？這樣，把黨和國家的機關也搞成自某出路，發家致富。這就引起很大的反感。清華大學張維同志也是市委委員，他反映：要求這樣搞的知識分子是很少的，而且是落後分子。
如果像這樣搞下去，國家機關就會形成散夥狀況。報紙不能「天天轉」。剛剛宣傳了蔣築英、羅健夫，又宣傳搞第二職業，叫讀者如何理解。真正的科學家都是每天工作八小時以上，丁肇中一天就工作十二小時以上，哪有時間去搞第二職業？記不得哪一國家有一位科學家終身不結婚，人家勸他，他說：我把全部精力都獻給科學，不能再獻給其他了。資本主義的科學家尚且如此，社會主義的科學家難道不應該這樣嗎？何況，我們的科學家，一切的研究設備、研究條件、資料、儀器、物質等都是來自國家的，怎麼能去搞第二職業，去為自己搞收入呢？
人民日報對這點宣傳很多，跟得過快。十二大精神、四項任務、四項保證很少提了，兩個文明、階級鬥爭，更是提得少了。這樣的宣傳，叫讀者怎樣理解呢？
中央某一次會議，哪一個人某一次講話，不能作為宣傳中心。講話的人是臨時講的，但宣傳，就要把前後連接起來。人民日報的宣傳，應注意前後連貫起來，注意宣傳的連續性。黨的政策是有連續性的，不能一下就轉到其他方面去了。比如六五計劃，現在一下就很少宣傳了。
紫陽同志在耀邦同志離京前，曾當面和耀邦同志談過，改革要有步驟，不能一轟而起。今年改革要集中到利改稅。改革要堅決而有秩序地進行，不能一下都去搞承包。這點不解決，就忙着去承包，就會出問題。承包總要有定額指標，一包就容易提高物價。在北京市，這類問題已出現。現在，大家都想賺錢，國營商店也到外面擺攤子，就提價。這是很自然的。因為個人要增加收入，企業要增加利潤，如何增加法？有些貨源本來就緊，就無法增加銷售量，只能提高物價。所以商業承包也是很複雜的問題。中央已經通知北京市要劃分範圍，商業改革現在只限於集體商業和個體商業，國營商業改革現在不鋪開。工交企業更不能鋪開。首鋼的辦法不是所有企業都可以實行。北京市對首鋼也有不同意見。很多企業原材料、產品銷路都沒有保證，如何承包？國家都得增加投資。再說，如果首鋼真正翻兩番，就同書記處對首都的四項指示的精神不符，北京的文教、衛生等方面都會受到影響。事情是很複雜的，不能孤立起來看。
紫陽同志在書記處一次會議上提到，對一九八二年的經濟形勢要有進一步的認識。現在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就是去年基建規模大大突破，重工業大大上升，輕工業下降，有的甚至是萎縮。這究竟是好現象還是不好的現象？這究竟包含什麼問題？這種趨勢今年上半年如果並強有力地扭轉過來，各行各業都要翻兩番，形勢失去控制，就會出現一九五八年那樣的比例失調。輕工業繼續下降，消費品減少，過一段時間，這個問題就會更明顯暴露出來。
我現在談的這些事現在不要宣傳。等小平。耀邦同志回來以後再研究。這些事比較複雜。
對人民日報，對所有新聞單位，想到幾點意見，就是考慮問題要有理論頭腦。原則問題不能今天這樣說，明天那樣說，不能說過頭。耀邦同志臨走前說：這樣下去，大家頭腦發熱，誰也控制不住，會出問題。
我向你們提兩點：一是宣傳要有連貫性。不能把昨天宣傳的拋掉。講話的人可以不聯繫過去，但宣傳就不能這樣，要聯繫，要有一貫性。二是對各種事情要分析。要把各方面的情況聯繫起來考慮，要聯繫起來宣傳，才不致於重犯過去的錯誤。一九五八年就是失去控制。當時，我想控制，曾經提出：政治局委員在外地說的話不作數。比如譚震林同志在外地的講話，我就請示過小平同志，小平同志說不算數。但是，後來沒法子控制，因為毛主席在外地講了話，新華社、人民日報就只能宣傳，也沒有辦法。當然，當時像「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的話，也可以不說。但，這是個別問題，總的說來，那時已經無法控制了。
新聞工作者又要熱烈又要冷靜。情緒要熱烈，思想要冷靜。
耀邦同志在職工思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他請我修改，我改了一次，臨到走前，我又改了一次。改了不少，還是有問題。現在還沒有定下來，但文件已經發到縣上去了。當然，整個講話是好的。問題是：全文與十二大沒有聯繫，有的還有同十二大精神不相符的地方。十二大才幾個月，十二大還算不算數？我修改時只是一頭一尾加了一點。有些地方我改了，比如加上去要強調試點，按紫陽同志元旦講話口徑修改了。有些工作要等待，不要急。十二大文件提出不要對大家施加政治壓力。但耀邦這一講話就反過來了，就造成壓力，而且壓力大。這樣，就搞得快了。事情很複雜，互相間有千絲萬縷的聯繫，問題很大。很多事是原來估計不到的，沒有想到現在壓力這樣大。
現在，哪一方面都沒有訂出幾條槓槓，就是要「改」。耀邦同志這一講話，雖然話沒有明說，但實際上是要把承包製推廣到一切部門。這就是很大的問題。實際上已經出現了問題。
我想向你們提出：把宣傳的基礎放在馬克思主義的基礎上。毛主席儘管在實際應用上有不對的，但他還是經常向我、向報社提出，都要講理論。當然，講理論不是講多少條條，不是多少引證，是要在日常宣傳中，在小文章中，都要經常注意不要離開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不要離開社會主義的基本原理。現在群眾反映，我們究竟宣傳的什麼主義？
國家企業和農業有很大區別。過去，對個人物質利益不宣傳，甚至反對個人物質利益，是不對頭的。現在又反過來，宣傳得過了頭，把國家利益和社會主義利益放在一邊，不行。那何必宣傳蔣築英、羅健夫，那樣，他們反而成為很不覺悟的了。
十二大要宣傳共產主義，宣傳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如果這樣，就很難宣傳了。把個人利益強調得過分，把它孤立起來，就成問題。農村已經出現一些問題，如僱工，中央主張不要禁止，過一些時候再看。而國營企業，情況就不同了，一離開全體人民的利益，怎麼搞社會主義國營企業，因為社會主義國營企業就是要把國家利益、全局利益放在第一位。當然，「國家得大頭，集體得小頭，個人得零頭」，這個提法很好。個人如果離開了國家、離開了集體，那就不好了。個體經濟可以宣傳，但那畢竟是社會主義經濟的補充嘛。至於「知識分子也可以先富起來」、「第二職業」等提法，已經發生很大的問題。在黨史研究室也發生了問題。這樣，機關工作也無法進行計劃了。實際上把第二職業當成第一職業，熱衷於為外單位寫書，放棄了研究室的任務。他們還說什麼：「這也是為人民服務嘛」，「人民出版社也是黨領導的機關嘛」。
這些話不要傳達，傳達時，只談原則，不談具體的事，只談抽象的原則。
宣傳不能單打一，不能說宣傳改革，就不宣傳十二大，不宣傳四大任務、四大保證。不能春天宣傳一套，夏天、秋天又宣傳另一套。這樣，黨如何領導？《人民日報》作為中央的機關報，就要考慮這些大問題。中央哪個同志講的話，可以只講某一點，但發表的時候，就要前後左右聯繫起來宣傳，不能孤立提出一個任務、一個思想。我看到報社登我在什麼地方講了什麼，我自己就感到很為難。如果這樣宣傳，就必然使群眾思想發生混亂。
毛主席經常講：為了防止左右傾，講防左時要同時提到防右，講防右時要提到防左，才能防止片面性。這些經驗，過去總結過，提醒過，但事到臨頭還是發生，還是又犯。我們要看得長遠一點，要站在堅實的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上。
我想，中央的意見會統一起來的，會得到一致的。以後這類問題經常會發生。不能要求每一個同志講話都瞻前顧後，這是很難的，任何人也做不到。
這些年，北京市花了很大氣力糾正中學校開旅館，糾正醫生私人開業，我們醫院很多醫生都去私人開業能行嗎？現在這樣宣傳，事情就很難辦了。
是要改革，要堅決改革，我決不是反對改革。但要考慮周到。
（秦川同志反映，當時確有把教員到工廠幫助得到報酬當成經濟犯罪的事，當然不應當提在知識分子中也要提倡有人先富起來的口號）這當然不對，也要考慮，也要注意。
但是，都搞承包，就真正是一切向錢看了。
劇團搞承包的問題，首先，劇團是上層建築，首先要解決的是政策方針，不能把文教團體也當成經濟團體。對劇團的要求，首先是政治標準，不是經濟標準。
我希望人民日報在各方面都成為權威，至少在主要方面要成為權威。人民日報應該研究幾十年的經驗、教訓。宣傳不能片面性。你們在理論宣傳改革中，強調進行爭鳴。我覺得這不是主要的。主要還是宣傳黨的方針政策，各種主張要理論化，要講理論，對很多重大問題，在理論上要闡明清楚。你們的副刊，要大大超過《申報？自由談》的水平。你們在某些方面已經超過，但各個方面都超過，還沒有做到。當然，現在條件不同，現在稿子很多，編輯人員水平差的也有。所以一些稿子錯別字都有，事實搞錯的也有。
本來想對人民日報提出個總的要求。人民日報總要有一個根本的努力目標，在幾個主要方面都要成為第一流的，就是在各方面都要有權威。比如在蘇聯，他們常說，什麼事，真理報是這樣說的；什麼名詞，真理報是這樣說法，等等。就是有權威。它確實也有水平。
一九六Ｏ年，軍委擴大會議一個文件里提「聞風而動」。我就對毛主席說，不能聞風而動，風是什麼都沒有弄清楚。如何動？但主席不同意，還是保留這個提法。去年七月，我在《人民日報》發表過一首詩，李銳有不同看法。人民日報要把關，要盡這個責任，寧肯暫時受罵。我對主席也提過意見，主席說我把他「逼到南牆」，就是說我向他提意見。後來，文化大革命中主席對陳伯達搞陶鑄不滿，他說：陳伯達這人看風，不可靠。還是胡喬木敢說真話。
要堅持，寧肯受氣。
人民日報的報告我再仔細看看。中央討論後再看是不是到人民日報講。
危險的徵兆顯露出來了
我以為，一個書記處的書記對總書記進行批評是很好的，但是最好是對總書記當面講，或者在有總書記參加的高層會議上講。而這次，卻是背着總書記講的，而且是專門向自己直接領導的下級講的。這位一再強調黨性的同志這次是什麼也不在乎了。喬木同志不只批評進行全面改革，批評把承包製推廣到一切部門，而且給耀邦的講話扣了一個「違背十二大精神」的大帽子，指責人民日報根據總書記的講話進行宣傳是「頭腦發熱」。
這是一個多麼危險的徵兆！可惜我當時覺悟太低，沒有看出其危險性。當時只認為，這無非是幾位理論權威在反對黨的改革開放政策，沒有重視這是某些政治權威的政治動向。當時只認為這無非是他們對改革開放政策和措施的不理解，這無非是思想理論上的尖銳鬥爭，沒有重視這是二三是年來那條左傾路線又將到來，是新的政治運動和新的奪權鬥爭又快到來。
這種危險的徵兆，恰恰也是兩年前，我已經有一點察覺，但缺乏應有的警惕性。事情是這樣：一九八一年三月十日，《人民日報》刊登了一篇社論《用自我批評的方法清理極左思想》。這篇社論也是黨校《理論動態》的同志在耀邦同志主持下撰寫的。當時，胡喬木等人總想把中央以反左為主的方針扭轉為以反右為主的方針，這篇社論批評了這個觀點，闡明多年來左傾路線影響的危害。這就觸到了那些堅持左傾路線的同志的痛處。他們中有的人就向鄧小平同志告狀，說這篇社論有嚴重的片面性，全篇「只說反左，有二十幾處，卻連一處反右也沒有講。」他認為應該提「有左反左，有右反右」。鄧小平同志找了幾個人談這篇社論，認為「這篇社論沒有大錯」，但也表示同意「有左反左，有右反右」的提法，這就在實際上給那些人以口實，以便他們用「有什麼反什麼」來糾正中央「以反左為主」的方針。因而胡喬木等人好象得到尚方寶劍一樣，決定馬上向全國發一個通報，表面上是批評人民日報的社論，實際上是批評耀邦同志。這時政治研究室副主任梅行同志給我打電話，要我承認這篇社論錯了，並勸我不要說這是耀邦同志主持撰寫的；口頭上是說「不要向上面推責任」，實際上是要由我來承認錯誤以便證明耀邦錯了。值得注意的是當時中央已經研究撤銷華國鋒黨的主席而改選耀邦作主席。如果真的通報全黨，必然使大家認為耀邦在大政方針上出了錯誤，這就可能影響耀邦的選舉。當時，我還以為他們是贊成耀邦作主席的，所以我還老實地給胡喬木和鄧力群兩人寫了一封信。後來這個通報沒有發，不知是不是我的信起了一點作用。
喬木、力群同志：
這個通報牽涉較大，搞得不好會不利於安定團結，希望三思。
小平同志在三月二十六日講到人民日報三月十日社論時，曾說過大的問題也沒有，但要彌補一下，我們已經約請高級黨校的同志再寫一篇，說明除了主要克服左的錯誤外，也要注意另一方面的問題。另外，錯誤思想要清理，但不是人人過關。我認為，再發表這樣一篇文章，十日社論的缺點就得到了彌補。小平同志說，不必再寫社論，可以用文章形式。他的意思，顯然希望不要使份量顯得太重。現在發通報，份量就更重了。
對十日社論，我可以承擔責任。但問題是這篇文章事先在《理論動態》登過，其中有些話是耀邦同志原話，在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上也講過。而且耀邦同志審閱過一事，早就傳出去了。如果這個通報一發，黨內許多同志勢必要紛紛猜測中央在這個重大問題上不一致。這樣做，顯然是不符合小平同志的原意的。
小平同志在三月二十六日還說，作為領導思想來講，左右都不好，但重點克服左。陳雲同志指出三十年來的主導思想主要就是克服左的錯誤，這一點是明確的。至於具體到下面某個單位，某個人，當然應該是什麼問題就解決什麼問題，不要不加分析地亂上綱上線，貼上左的和右的標籤。多年來，我們每次政治運動中，不是反左就是反右，而且一反就反到群眾頭上，上掛下聯，都成了路線問題。
通報中提出：要注意，右的方面的東西往往和反革命活動的言論一起反對四項基本原則。我以為，多年以來，許多人之所以寧左勿右，就是因為什麼「左是方法問題，右是立場問題」，「左比右好」。通報這一提，「恐右病」又有根據了。實際上，左的東西也可以同反革命結合，「四人幫」就是例子。近來，下面一些反革命活動中，許多就是以左的面貌出來的，是同「四人幫」殘餘合流的。近一個時期，報紙每天平均收到十幾封信，猖狂攻擊中央領導同志，叫嚷現在變修了，打着保衛毛主席的旗幟，要打倒所謂「中國的赫魯曉夫」。這種情況，值得注意。
以上意見可能不當，請你們考慮。
此致敬禮！
胡績偉
四月四日
（註：信中提到的「承擔責任」的話，是鄧力群的主要助手、政研室副主任梅行同志專門給我打電話說的。他建議我對三月十日的社論承擔責任，不要把責任推給耀邦同志。我答覆他：如果耀邦的意見錯了，那篇社論錯了，我當然承擔一切責任，決不向上推。但是我認為耀邦同志沒有錯，那篇社論總的說來也沒有錯，我就不能承認錯了，不能承擔什麼責任。當時我就想，這是想勸我承認錯誤來說明耀邦錯了。所以我在電話中拒絕了這位朋友的勸告。）
現在想來，我當時的警惕性太低，沒有識破他們的真實用心。為了防止增加他們同耀邦之間的隔閡，我沒有把這封信同時抄送給耀邦同志引起他的警惕，也沒有抄送給其他中央同志。
關於人民群眾主人翁地位的討論——胡耀邦與胡喬木兩種對立的觀點
耀邦同志對這一討論的重要性仍然緊記在心，對全心全意為人民的根本思想仍然堅持不放。過了一年多，在一九八一年初，耀邦同志又作了一個重要講話，強調建設四化這一光榮而艱巨的任務，根本問題在於調動億萬人民的積極性和創造性，為此又發動了一次關於人民群眾主人翁地位的重大討論。人民日報根據耀邦同志的講話精神，在一九八一年四月十三日發表了社論《偉大前程與實幹精神～論建設社會主義的主人翁態度》。社論指出：「粉碎『四人幫』以後，我們進行過兩次重要的討論。第一次是關於真理標準的討論，第二次是關於社會主義生產目的的討論。第一個討論，解決了一個根本問題：真理的標準不是領袖人物的片言隻語，而是人民群眾的社會實踐。它破除了現代迷信，推動了思想解放運動的發展，對各條戰線的撥亂反正產生了具體深遠意義的作用。第二個討論，解決了經濟工作中一個根本問題：把滿足人民群眾的需要擺在經濟工作首位，對於擺脫經濟工作中左的指導思想的錯誤，順利地進行經濟調整，起了應有的作用。現在我們提出實幹精神的問題，提出建設社會主義的主人翁態度問題，是想進一步明確人在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僅經濟工作，我們的一切工作，目的都是人民，是人民的利益和幸福。一切為人民，一切也要依靠人民。人民是我們國家和社會的主人翁，社會主義事業為了人的解放，社會主義事業的成功靠人的奮鬥。把這一點明確了，就能重視加強和改善人的工作，調動人民的積極性，從而對于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實現四化，產生巨大的效果。」這一重要社論引用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則加以闡明以後，指出：「從新中國誕生的第一天起，我們就宣佈人民群眾當家作主了，就進行了一系列的民主改革，逐步廢除了剝削制，中國人民在解放的大道上迅跑了。」社論說，可惜我們偏離了這個正確的航道，搞了「文化大革命」。「在這一場大動亂中，林彪、『四人幫』大搞個人迷信，大搞封建法西斯專政，大搞窮社會主義，以致人民群眾在精神上、政治上、經濟上都受到異己力量的束縛，積極性和能力都無從發揮。」社論說：「粉碎『四人幫』以後，人民才回到主人翁的地位。可惜有些同志仍然只是在口頭上，並沒有真正從思想上確認這一點。因而除了建立社會主義的所有制和分配製度之外，而且要把人放在第一位，尊重人民群眾的主人翁地位，發揮人民群眾的主人翁作用，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才有社會主義的興旺與發達。」社論還指出：「社會主義應該滿足人民群眾不斷增長的物質生活需要，如果不是這樣，那就變成了林彪、『四人幫』宣揚的普遍貧窮的社會主義。但是，社會主義不只是滿足人民的物質需要，還要保證人的才能獲得充分的發展，要建立新型的人與人的關係，要培養社會主義新人，要提高人的精神境界。」
這一重要社論發表以後，引起了強烈的反映，開展了關於人民主人翁地位的討論，很多基層單位也自下而上地進行了學習和討論。進一步明確了人民群眾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中的地位和作用，從而激發了廣大人民群眾建設社會主義的熱情和創造精神，最後匯集到為社會主義的具體社會實踐中去。
耀邦說，有的人把人民是主人只是停留在口頭上。但胡喬木等同志卻連口頭上也同人民站在對立的地位。在耀邦同志發表這一講話和發動這一討論兩個多月前，胡喬木同志在社會科學院講話時，公然反對馬克思主義者關於「人民是上帝」的思想（這話是毛澤東同志在《愚公移山》中說的）。他竟然舉例說人民代表大會五屆三次會議通過了今年的預算，結果這個預算還是要修改，以此證明「人民犯錯誤」。在兩年以後，一九八三年十月，他到人民日報批判我時，也說過類似的話。他斥責一些人是「人民崇拜」，說中國人口搞得這樣多，不是毛主席不聽馬寅初的勸告，而是人民犯了錯誤，是很多人都想多生孩子。這話，引起知識界的譏笑。
耀邦同志對人民主人翁的思想，同喬木同志的思想是鮮明對立的。這就更容易理解前面曾說的耀邦同志在這年一月二十日所作的《四化建設和改革問題》報告的精神，以及胡喬木同志二月十六日針對耀邦講話為什麼會表現出那樣反感的原因。
對這兩次討論的態度，不僅表現在對待人民的兩種思想，而且表明在處理這兩種思想矛盾時，喬木等同志所採用的手法不是真正同志式的、與人為善的態度。這種不正常的手法又反過來表明這兩種思想矛盾的尖銳程度，更明顯地曝露了左傾力量同人民存在誓不兩立的矛盾。他們在哲學上批判人道主義和異化，在政治上批判人民的公僕異化為人民的主人，在經濟上批判解放人民群眾的主人翁權利，在新聞上批判強調人民性。他們打着「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旗號，堅持無產階級專政的暴力統治和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思想專制主義。他們思想的核心，就是同人民作對，他們以代表人民的名義高高凌駕於人民之上，統治人民，以至鎮壓人民。
如何對待人民，是革命黨變好還是變壞的分水嶺
說到這裏，我還得拉回到提出「四個堅持」時如何對待人民群眾的思想分歧。當時，很多同志都認為提出「四個堅持」有利於挽回十年內亂後幾乎喪失殆盡的對黨對社會主義的信心。在人民群眾中、特別是知識分子和青年中，的確存在很嚴重的「三信危機」，對黨、對社會主義、對馬克思主義和毛澤東思想都大大喪失了信心。這自然是因為二十多年的左傾錯誤和十年極左路線把我們黨、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糟蹋得面目全非所造成的嚴重惡果。經過十年內亂本來應該猛醒過來，痛改前非，認真總結慘痛教訓，批判過去的錯誤，特別是批判毛澤東同志後期的錯誤思想。不僅在思想理論上進行糾正，而且在實際工作中痛改前非，才能真正達到逐漸挽回三信危機的目的。可惜，當時主管思想理論工作的胡喬木，甚至包括最高層的領導人鄧小平，並沒有猛醒過來，而是半醒半迷，仍然擺不脫過去那一套理論、路線、方針、政策，實際上在很多方面仍然用老一套的辦法來企圖維持早已喪失的人心。他們不把眼睛盯在黨的工作和領導幹部作風的撥亂反正和除舊革新上，以便挽回人民群眾的信心，而是把眼睛盯着人民群眾、特別是廣大青年，責怪他們不應該喪失信心。當時，全國人民熱烈慶祝粉碎「四人幫」，熱情希望新的當權者切實總結慘痛教訓，堅持進行撥亂反正，陸續平反大量冤假錯案，趕快解放包括鄧小平在內的大批老幹部和一切受害者。全國人民特別是廣大青年熱情奔放地集會慶賀勝利，揭發檢舉林彪「四人幫」的罪行，上訪申訴冤假錯案，一時，各種群眾性的活動風起雲湧。應該看到這是廣大人民對黨和政府從失望轉向希望的表現，是人民的覺醒，是國家的勃勃生機，是大好事。不可否認，在這中間，當然免不了魚龍混雜，泥沙俱下，有兩種反動勢力妄圖興妖作怪。一種是林彪、江青反黨集團的死黨餘孽，他們仍然打着「反對修正主義」、「反對走資派」的招牌，妄圖維持封建法西斯專政；另一種是國內外其他反動勢力的趁機宣傳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已經徹底失敗，妄圖動搖人民的信心，阻撓撥亂反正。顯然，第一種反動勢力在當時是相當頑強的，是主要的；第二種反動勢力是極少數敵對分子的陰謀活動。可惜，我們某些高層領導人在反對「兩個凡是」時，看不到那股極左勢力正是「兩個凡是」的同盟軍，反而誇大其他敵對勢力的危險性，甚至把廣大青年要求徹底肅清「林江反黨集團」的餘毒，要求平反冤假錯案，要求撥亂反正、除舊革新，也看成是少數壞人煽動起來的什麼反黨反社會主義活動。對於人民集會、上訪、貼大字報等正當活動，不是站在群眾的前面歡迎、保護其積極性，將其引上安定團結的正道，而是憂心忡忡、惶惶不安，站在群眾的對立面去加以壓制和打擊。這是他們脫離群眾、脫離實際的舊病復發，是他們錯誤對待人民的面目要求，錯誤對待人民的主人翁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