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人幫倒台後，徐景賢在上海市委召開了一個具體策劃武裝政變的會議。參與策劃的有王少庸、馮國柱、張敬標等人。為了抵抗六十軍，徐景賢、馬天水等人給民兵增發了三萬五千支半自動步槍，還有各種炮、火箭筒、反坦克武器等，足夠打上一仗的了。
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
馬天水滿心狐疑飛往北京
一九七六年十月七日，當勝利的曙光照耀着華夏大地，人們從睡夢中甦醒，還不知道中國這艘巨輪已駛入新的航程。
葉劍英和他的戰友們不露聲色，因為在這個時候燃放慶賀的爆竹尚為時過早。
他們把目光投向上海——這座尚處於「四人幫」餘黨手中的中國最大的城市。
十月七日出版的《人民日報》，依然保持着「姚文元風格」，送往千家萬戶。
頭版頭條登着：《繼承毛主席遺志的最好實際行動——上海市掀起群眾性學習毛澤東思想的高潮》，這是一篇吹捧「基地」的報道。二版的通欄標題為《深入批判鄧小平授意炮製的(論總綱)》，刊出梁效的長文《(論總綱)和克己復禮》。「梁效」(即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兩校」寫作組)乃是「幫秀才」。「幫秀才」寫的「幫文」照登不誤，似乎一切「正常」。……《人民日報》如此，全國所有的報紙、電台也如此，沒有透露半點風聲，誰都不知道六日午夜爆發的那樁驚天動地的壯舉——儘管在逮捕「四人幫」之後，北京衛戍區部隊已順利地接管了新華社、《人民日報》社、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公安部。當年「楊、羅、耿」兵團的那個「耿」，即耿飈，曾長期擔任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部長，此刻奉命接管了姚文元那一攤子輿論機關，但在輿論上仍保持沉默。
在上海，除了海軍上將、中共十屆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蘇振華之外，誰都沒有意識到歷史已經翻開新的一頁。就連王洪文那個貼身秘書廖祖康，在這一天仍如期舉行婚禮，沒有察覺王洪文在北京已發生了意外情況。
在茫茫大上海，這天唯一行動反常的是「總管」馬天水。
十月七日上午九點，當粗眉大眼的王秀珍剛剛步入康平路中共上海市委的黨委學習室，發覺馬天水穿得整整齊齊，早已坐在那裏。馬天水向來「樸素」，只有在接待外賓時才穿畢挺的中山裝，扣得緊緊的衣領里露出一圈雪白的襯衫領。不過，他今天神態木然，呆呆地坐在那裏。
「馬老，今天有外賓?」王秀珍問道。
「不，去北京開會。」馬天水低垂着碩大、光禿的腦袋，頹然地答道。
「去北京開會?!」徐景賢也進來了。他向來是個非常敏感的人，馬上插話道，「中央最近一段時間沒有會議呀，也不會有人事變動。」
「是呀，每次去北京開會，春橋、文元和老王總是事先來電話關照。這一回，怎麼突然叫你去開會?哪裏來的通知?」王秀珍問道。
「中央辦公廳一早打電話來，要我和周純麟同志今天中午趕到北京。」馬天水答道。
「你給春橋掛過電話嗎?」徐景賢追問。
「我，我怕太早，他沒起床，怕打擾他。」馬天水支吾着。
其實，這個「馬老」，乃是一匹識途「老馬」，哪裏還用得着徐景賢提醒?他在接到中央辦公廳的電話之後，當即覺得這通知那麼急，有點蹊蹺。他在電話中問道，去北京幹什麼?開什麼會?他想摸底。可是，對方只是重述中央的通知，未加任何說明。那口氣完全是公事公辦式的。馬天水一聽，便疑慮重重。
憑藉着「老馬」的豐富的政治經驗，他預料此行兇多吉少。特別是在國慶節前夕，王洪文先是派他的秘書肖木來滬，緊接着又派廖祖康來，已經把北京政局的底牌清清楚楚告訴了馬天水……
然而，電話是中央辦公廳打來的，馬天水不能不立即去北京。
馬天水與上海警備區司令員同行。王秀珍、徐景賢送他們去機場，再三叮囑馬天水的秘書房佐庭，到了北京一定要打個電話回來報「平安」。
馬天水的飛機剛剛抵達北京，就被接去出席中央的「打招呼」會議。
當馬天水聽說「四人幫」被捕，簡直目瞪口呆!
他解開了緊扣着的中山裝的領子，那光禿的前額仍在不斷冒汗。
他閉口不語，不表態。
凌晨二時，當他驅車回到京西賓館，他實在熬不住了，才對秘書說出了一句惱羞成怒的話：「簡直是突然襲擊，宮廷政變!」
說罷，馬天水似乎意識到自己失言，即便是在秘書面前也不該說出這樣泄露內心秘密的話。他趕緊閉上了嘴。
輾轉反側，馬天水無法入眠。
他無法抑制自己的心情。他畢竟又對秘書說出了心裏的話：「唉，今天還要去開會，會上不能不表態。表態難，不表態又不行。表示擁護吧，向上海怎麼說?不表示擁護吧，恐伯就回不去了!」
在會上，馬天水言不由衷，不得不虛掩幾句擁護之類的話。緊接着，他就來了個「但是」：「建議黨中央正確處理和區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張春橋在『一月風暴』、『大聯合』中是有影響的人物，中央要慎重對待。……」他的言外之意，張春橋屬「人民內部矛盾」，王洪文當然也屬「人民內部矛盾」。
就在馬天水吞吞吐吐、閃爍其詞的時候，上海的徐景賢、王秀珍如熱鍋上的螞蟻一般，急得團團轉……
上海餘黨成了熱鍋上的螞蟻
關於上海「四人幫」的餘黨們是怎樣度過那些驚弓之鳥的日子，有過各種各樣的傳說和報道。
本書注重翔實。筆者在小山般的「文革」檔案中，查看到徐景賢親筆所寫的長篇文代。這是筆者所見到過的所有關於這一問題的文獻中，最為詳細、準確的一篇。
其中的原因有二：第一，徐景賢是重要的當事人，寫的是他親身的經歷;第二，徐景賢畢竟是「秀才」他的交代思路清楚，表達也具體、形象。
以下引述徐景賢的從未公開發表過的長篇交代。在某些地方，本書作者加以必要的補充，用括號注出：
我在上海擔任原中共上海市委書記、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副主任。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一日，我借着從上海到北京參加衛生部召開的一個會議的機會，向張春橋當面匯報了幾個問題，其中的一個問題就是一九七六年八月份當時南京軍區司令員丁盛到上海以後，和馬天水、我、王秀珍的密談情況。我對張春橋講，丁盛說六十軍靠不住，這個軍他指揮不動，現在這個軍的位置正好在南京、無錫、蘇州一線，對上海威脅很大，丁盛叫我們要有所準備。我向張春橋匯報說，馬天水已經向上海民兵增發了槍支。在我匯報的時候，張春橋聽得很仔細，還問了六十軍領導人的情況。談話結束時，張春橋叮囑說，要謹慎小心，要注意階級鬥爭的動向。
回到上海以後的第二天，我把向張春橋匯報的情況以及張春橋的指示向馬天水和王秀珍作了傳達。後來又告訴了朱永嘉等人。
過了幾天，就是九月二十八號的中午，張春橋派肖水到上海向市委常委直接傳話，這是從來沒有過的。張春橋說，階級鬥爭形勢要經常分析，一方面要提高警惕，一方面要提高信心。當然要看到還有曲折，看到資產階級還有力量，問題是誰掛帥。
我不是憂天派，但是有點憂，多難興邦。……張春橋向我們發出了要打仗的動員令。
在場聽傳達的有馬天水、我、王秀珍、王少庸、馮國柱、張敬標六個市委常委。
到了一九七六年十月七日，當中央通知馬天水和上海警備區的司令員周純麟同志到北京開會的時候，我們都感到很突然。
十月七日的早上，馬天水把我和王秀珍找到康平路市委學習室，我們按照張春橋的指示分析了形勢。馬天水走了以後，我和王秀珍就開始到處打聽有些什麼動向。
十月七日晚上，我給當時的文化部部長于會泳打了電話。接着我給衛生部部長劉湘屏打了電話。(引者註：當時，于會泳告訴徐景賢，「中國文化代表團不出國了，是華國鋒決定的。」劉湘屏則告訴徐景賢，「沒聽說中央開什麼會，王、張、姚的情況不知道。」)
十月七日晚上，王秀珍和到了北京以後住在京西賓館的馬天水的秘書房佐庭通了電話。房佐庭說中央還沒有開會，馬天水正在待命，還不知道會議的內容。
(引者註：當時馬天水沒有直接與王秀珍通話。房佐庭推說：「馬老在洗澡。」
雖然馬天水已經參加了「打招呼」會議，遵照中央規定，房佐庭說「中央還沒有開會」。)
所以十月七日那一天我們沒有打聽到什麼重要的情況，就在不安當中度過了。
十月八日的大清早，李文靜說，張春橋的兒子原定十月八日上北京的，結果李文靜給張春橋打了一夜電話沒有打通，不知道出了什麼事情。李文靜對王秀珍說了以後，王秀珍就親自給王洪文那裏打電話，想要問問情況，結果就是打不通。
我們商量以後，決定把張春橋在上海的秘書何秀文以及當時正在上海的王洪文的秘書廖祖康和肖木都找來，讓他們一起向北京打電話。這幾個人到來以後，就通過各種渠道，用各種號碼給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那裏打電話，結果一個都打不通。(引者註：當時廖祖康判斷說，「情況反常」!)
這個時候，我給《人民日報》的負責人魯瑛打了電話，想要問問情況，結果魯瑛的神態十分反常，沒有講了兩三句話就急忙把電話掛上。(引者註：當時肖木說：「壞了，魯瑛肯定給監視起來了!」)
在這個時候，我們又收到了中央軍委關於加強戰備的電話通知。上海警備區又向我們匯報說，原來總政決定在上海召開的全軍圖書工作現場會議現在通知停止召開。(引者註：這時，徐景賢又從上海人民廣播電台負責人那裏獲知，「中央台通知停播《按既定方針辦》等兩首歌。」)
這種種跡象就使得我們很憂慮。我就和王秀珍、王少庸、馮國柱、張敬標，以及張春橋的秘書何秀文、王洪文的秘書肖木、廖祖康一起在常委學習室分析形勢。
我說，毛主席逝世以後，一號戰備剛剛通知撤銷，怎麼現在中央軍委又通知加強戰備了呢?而且這個通知里特別提到要防止內潛外逃，看來有什麼人出了事情……
這個時候，市委常委張敬標通過上海警備區的軍用電話接通了京西賓館，找到了馬天水的秘書房佐庭。王洪文的秘書廖祖康也趕去聽電話了。房佐庭告訴他們說，會議不准往外打電話，又說這次他們到北京的時候是穿軍裝的人去接他們的。房佐庭在電話當中傳回來一句暗語，說是「我的老胃病重患了」
這樣我就在常委學習室跟他們幾個人議論：房佐庭沒有胃病，他說「我的老胃病重患了」究竟是什麼意思呢?
王洪文的秘書廖祖康這個時候說：幾個老帥，象葉帥、徐帥他們還是有號召力的。說到這裏他不再說下去了，但是我們都明白了他的意思，他是說幾個老帥可能已經發動軍隊對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他們下手了。我心裏是同意廖祖康這種分析的。(引者註：廖祖康的這一估計，顯然因為他是長期在王洪文身邊工作，從王洪文那裏得知中國政界最高層的內部鬥爭形勢，所以他的話不多，但很準確。徐景賢當即說：「極可能發生軍事政變!」王秀珍接着說：「老帥動手了，右派上台了。」)
我想起了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過去說過的關於軍隊的一些話：張春橋說軍隊靠不住，姚文元說軍隊都是支持保守派的，王洪文說軍隊裏沒有我們的人……我想現在軍隊也許已經把槍口對準了張春橋他們了。
我們幾個人覺得形勢非常嚴重，王秀珍首先提出下午她要找市民兵指揮部的幾個負責人打招呼。
王少庸接着提出，他下午要找市公安局的負責人打招呼。
我就說下午我要找廣播電台和報社的新聞負責人吹吹風。
這樣，十月八日那天下午我們分成兩個地方進行打招呼和吹風。
(引者註：就在這個時候，在江蘇、浙江和吳淞口的海面上，中國人民解放軍陸海空部隊的指戰員已接到命令，處於戒備狀態。)
八日的那天下午，我還給浙江省委的副書記羅毅，福建省委的常委陳佳忠分別打了電話摸情況，王秀珍給遼寧省委副書記魏秉奎打了電話，還要魏秉奎給當時正在北京的毛遠新那裏打電話摸情況。後來都沒有摸到進一步的情況。
八日下午的五點鐘左右，我在康平路常委學習室主持召開了常委和列席常委的會議。我說，這種種跡象說明中央出了事情了，我們大家都要有精神準備。
(引者註：據其他有關人員交代，會上有人說，「中央如果出了反革命政變，修正主義上台，我們要決一死戰!」)
十月八日的晚上，我到友誼電影院一個公開審查文藝節目的場合，故意去露了一次面，然後我又在八點多鐘，馬上趕到了康平路常委學習室，看見滿滿一屋子都是人。
王秀珍告訴我說：她和金祖敏的秘書繆文金約好了，下午要繆文金乘飛機趕到北京去摸情況(引者註：當時繆文金冒充國務院某人的家屬進京)，如果摸到了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真的出了事情的話，就打電話傳一句暗號來，說「我娘心肌梗死」。王秀珍說，剛才繆文金已經打來了電話，傳來了「我娘心肌梗死」的暗號。
我聽了心裏一驚，我想，果真出事了，張春橋九月二十八日的預言應驗了，他所說的大考驗的時刻真的來到了。
這個時候，我自己給文化部副部長劉慶棠打電話，幾個電話的來回以後，證實了文化部的于會泳、錢浩亮、劉慶棠他們幾個人和江青之間的電話聯繫也中斷了。
我把這個情況給大家說了以後，大家議論紛紛。
正在這個時侯，公安部的祝家耀打來了電話。祝家耀是王洪文從上海調到公安部去準備當公安部副部長的。祝家耀在電話當中傳來了三句話：「人都集中了，門鎖起來了，不能動了。」這樣就進一步從公安部那裏證實了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這幾個人統統都被抓起來了……
過了一會，劉慶支又打電話來了，是我的秘書張家龍接的電話。劉慶棠在電話裏面說：「我們文化部的幾個人也病了。」
這個時候，王洪文的秘書肖水突然驚叫起來，說：「不好了，對文化部動手了，下一個就輪到我們了。」
肖木這麼一說，大家就一片混亂，生怕有人來抓。我就宣佈我們不能再往外打電話了。
十月八日：上海瘋狂之夜
以下仍為徐景賢交代：
接下去，就由我主持，在常委學習室，召開了一個具體策劃反革命武裝叛亂的會議。
參與策劃的有王少庸、馮國柱、張敬標幾個常委，王秀珍這個書記，還有朱永嘉，張春橋的秘書何秀文，王洪文的秘書肖木、廖祖康，市委警衛處處長康寧一等人。
我在會上徵求大家的意見，我說下一步看怎麼辦?
朱永嘉首先發言，他先是指名攻擊了華國鋒同志，然後說我們應當把民兵拉出來打，打它一個禮拜不行，打它三天五天也好，就象巴黎公社一樣。
(引者注;據朱永嘉交代——「當時我跳出來說：我們得準備鬥，搞成『巴黎公社』，維持幾天是可以的，我們可以發告全市全國人民書，或者先發一點語錄，和赫魯曉夫怎樣上台的材料。」另外，他還說：「春橋、文元培養了我們十年，我們所以有今天，全靠了張、姚。他們倒了，我們也完了。」)
我聽了朱永嘉的發言，知道他的話是有依據的，他主張把民兵拉出來打，和我的想法是一致的。
我們主張把民兵拉出來打，在上海策劃武裝叛亂有兩個依據：
第一個依據是張春橋的指令和我們打仗的資本。張春橋九月二十八日的指令當中就說，有人要搞上海的話，有大考驗，要打仗。打仗要有實力，我們的實力就是上海民兵。
第二個依據是姚文元的指示和理論。一九七六年天安門事件以後，姚文元進行總結說，天安門事件的一條基本經驗就是必須以革命的暴力來對付與鎮壓反革命的暴力。這種鬥爭有流血的，也有不流血的，我們今後也要堅持這樣一條基本經驗。
當時我認為姚文元講的很精闢，把這個問題提到了理論高度。因此，我跟朱永嘉等人在策劃反革命武裝叛亂的時候，就遵循了姚文元這個顛倒黑白的暴力論。
就在八日晚上這個策劃武裝叛亂的會上，王秀珍說，我白天已經給民兵指揮部的幾個人談過了，帶槍的武裝民兵有兩千五百人在各工廠集中，可以隨時拉出來，有三萬一千人分散待命。她說，我已經給民兵指揮部的施尚英打了招呼。
(引者註：據朱永嘉回憶，王秀珍在會上說。「民兵已經動員了，先動員二千五百人，三萬一千人待命，要發槍發子彈，連夜搞巡邏。」)
市委常委王少庸接着說，光靠民兵還不行，要有部隊一個團的力量才能形成一個拳頭。
王洪文的秘書廖祖康說，我們要把警備區的幾個負責人帶在身邊，因為靠我們去調動部隊是調不動的，只有通過他們才能調動部隊。廖祖康具體提名把警備區副政委李彬山、副司令張宜愛、警備師師長李仁齋帶在我們身邊。
市委常委馮國柱在策劃會議建議說，可以把楊新亞副司令也叫來，他熟悉作戰。
這樣，我們就背着上海警備區黨委，由市委辦公室直接通知這幾個人來跟我們匯合，一起搞武裝叛亂。我們就是分裂軍隊的罪人。
在策劃會上，王洪文的秘書廖祖康還提議，要把王洪文的一些小兄弟，像陳阿大、戴立清、黃金海、馬振龍、葉昌明他們都找在一起，說是這樣可以調動工人的隊伍。這件事情就由他自己去辦了。
在策劃會議上面，我們具體地討論了設立指揮點的問題。我們決定設立兩個秘密指揮點，一號指揮點由我帶領負責抓總和準備輿論，最後行動的命令由我這裏發佈，地點定在華山路丁香花園。二號指揮點由王秀珍帶領，負責民兵和部隊的軍事行動指揮，地點定在市民兵指揮部。後來在十月九日的早上，我聽王秀珍說，她那個二號指揮點裏面有些人，象王洪文的秘書廖祖康等，以後又轉移到了東湖路招待所。
我們在策劃會議上確定了指揮點以及分工以後，我就當場執筆開列了一份進入兩個指揮點的人員名單。一號指揮點名單有：我，市委常委王少庸，警備區副司令張宜愛，張敬標，朱永嘉，警備師師長李仁齋等人;二號指揮點的人員名單有：王秀珍，市委常委馮國柱，警備區副政委李彬山，副司令楊新亞，王洪文的秘書廖祖康，市委警衛處處長康寧一等人。我在會上當場宣讀了這份名單，大家一致表示同意。
在這兩個指揮點的人員分手以前，我又按照王秀珍提供的民兵數字和情況，親筆寫下了第一個反革命手令：
「請民兵指揮部加強戰備，三千五百人集中，三萬一千民兵待命(即晚上集中值班)。請民兵指揮部立即派人加強對電台、報社的保衛。」
寫好以後，在分手以前，我把這個手令當面交給了王秀珍。
我當時估計，中央很可能就近調六十軍來抓我們，我們就要抵抗到底。丁盛叫我們要有所準備，我們的確也作了準備。馬天水最後一次批的給民兵增發武器的文件我是圈閱過的。光是這一次就發了半自動步槍三萬五千支，另外還有各種炮、火箭筒、反坦克武器等，足夠打上一仗的了。
到了一號指揮點丁香花園以後，休息了一會兒，王洪文的秘書廖祖康從二號指揮點打了紅色的保密電話到一號指揮點要我接聽電話。廖祖康說，王秀珍跟馮國柱他們商量，有一個意見就是要把部隊守衛電台的連交給劉象賢指揮。劉象賢原來是上海警備區的，當時調到(上海)人民廣播電台擔任黨委書記。廖祖康又說，原來守衛康平路市委的那個連交給市委辦公室指揮。你如果同意的話，請你告訴李師長一下。我答應了，而且掛了電話以後，我又親筆寫下了第二個反革命手今：
「電台由李仁齋同志告電台的連，注意警衛，聽從劉象賢同志的指揮。
「三連由李仁齋同志告知一下，要聽從市委的指揮。」
寫好以後，我讓秘書叫醒了正在睡覺的李仁齋，由我當面把這個手令交給了他，然後我聽到他去打電話，進行佈置了。
到了這個時候，我們所策劃的反革命武裝叛亂已經箭在弦上了，只要一聲令下，上海就會陷入到一片血海之中。
張春橋過去多次引用過《紅樓夢》當中的一句話，就是「赤條條來去無牽掛」，用來開導我們，啟發我們。他又多次說過「準備殺頭」這樣的話，用來對我們進行反革命的氣節教育。當我在策劃反革命武裝叛亂的時候，我確實是準備為江青、張春橋、姚文元幾個人豁出一條命去幹了。我替「四人幫」賣命，與人民為敵達到了瘋狂的程度。……
十月八日午夜，上海的瘋狂之夜。
關於一號指揮點，徐景賢已經寫得清清楚楚。
王秀珍率領馮國柱、李彬山、楊新亞等來到上海市民兵指揮部二號指揮點。
凌晨一時，那裏燈火通明。應召趕來的王洪文的「小兄弟」陳阿大、戴立清、葉昌明、黃金海、馬振龍。此外，還有先期到達那裏的廖祖康、施尚英、鍾定棟、馮國柱。
王秀珍成了那裏的首領。她滿臉慍容，環視了與會者之後，用壓低了的聲音說出了一番富有煽動性的話：「中央出了反革命政變，修正主義上台了!這是右派政變!我們要與他們對着幹，血戰到底。我們的民兵即使打兩、三天也好。槍聲一響，全國，都知道，全世界都知道!」
在這關鍵的時刻，王洪文手下的「五虎將」，個個嘴裏噴射着復仇的烈焰。
陳阿大揮舞着拳頭說：「要大干，馬上干!吳淞口只要沉一條萬噸輪，就能把航道堵住。去幾輛大卡車到機場，把鋼錠甩在跑道上，就能把機場封住。」
葉昌明出了另外的主意：「我們可以在上海發動大罷工。上海一罷工，就會產生國際影響。」
黃金海提醒道：「最重要的是糧食!必要時可以動用金庫去買糧食，萬不得已可以到江蘇去搶!」
戴立清顯示「溜子」本色：「把民兵拉出來干。失敗了，歷史上會記上我們的功績的!」
馬振龍發出了同樣的吼聲：「我們要對着幹。大不了完蛋，大不了掉腦袋!」
倒是王洪文的秘書廖祖康沒有說什麼「豪言壯語」。他派人到城建局，連夜取來幾套上海詳圖。他知道，一旦在上海打起仗來，沒有上海詳圖難以指揮。
上海民兵指揮部領導小組副組長施尚英，則對十月八日午夜的密謀內幕，作過如下回憶：
「在十月八日的晚上十點鐘，我和李彬山、鍾定棟策劃制定了武裝叛亂的方案，研究制定了戰備值班的民兵、車輛、巡邏艇、設立秘密指揮點，開設電台和聯絡暗號等。在十月八日晚十二點，王秀珍、馮國柱兩個人又糾集了警備區和總工會的一大幫人到了民兵指揮部機關，進一步策劃反革命武裝叛亂。」
「我和鍾定棟兩個人向王秀珍、馮國柱兩個匯報了我們擬定的方案。民兵第一批有三千二百四十人和摩托車一百輛，卡車一百輛，配正、副駕駛員;第二批有一萬三干人，起用民兵101艇、十五瓦電台十五部。秘密指揮點設在江南造船廠(引者註：施尚英原在上海江南造船廠工作)和國棉十七廠或國棉三十一廠，選擇了我們信得過的人進駐各區當聯絡員，並且要求各個區的民兵指揮部的頭頭全部在位值班，還要求在九日十八時以前，全部落實。」
「王秀珍提出國棉十七廠和國棉三十一廠這兩個單位目際太大(引者註：即王洪文、黃金海原先所在的工廠)，要我們在楊浦區另外再找一個工廠作秘密指揮點，其他都同意。」
「王秀珍並且告訴我們，她和馮國柱一幫人立即到東湖路七號，並要我們聽他們那裏指揮。」
「根據王秀珍和馮國柱的指使，我們就選擇了中國紡織機械廠為另一個秘密指揮點，並且在十月九日的上午九點鐘，由我和吳主義、鍾定棟召開了十個區民兵指揮部和五個直屬民兵師的負責人會議，把我們擬定的方案作了佈置。」
「之後，我們都帶了手槍和文件等撤離民兵指揮部，到兩個秘密指揮點上待命。……」
王秀珍所看中的東湖路七號，亦即東湖招待所，那是上海市委的一個招待所。
王洪文回滬，總是住在那裏。
在一號、二號指揮點，徐景賢、王秀珍分別指揮着一班「武將」。
朱永嘉呢?他則忙於指揮那班「秀才」，作輿論準備。
朱永嘉，當時已成為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常委。
朱永嘉曾交代過他在那天晚上的行蹤：
「散會以後，我立即到《文匯報》、《解放日報》、廣播電台分別打招呼，告訴他們，『四人幫』可能出事了，如果市委決定，不發中央的消息，只發自己上海的消息，行嗎?並要他們在少數骨幹中個別打招呼，他們都同意了。回寫作組也作了佈置，要王知常準備語錄和赫魯曉夫如何上台的材料。至於告全市全國人民書還沒有來得及討論。」
十月八日之夜——「四人幫」被捕四十八小時之後，如姚文元所「預言」的那樣，上海「基地」「在複雜情況下獨立作戰」。
一場武裝內戰的陰雲，籠罩着上海。儘管上海一千萬市民對此還毫無所知，但是上海已堆滿了乾柴，只差一把火了。
馬天水的電話解除了上海的警報
十月九日，下起了細雨。
急匆匆，王洪文的妻子崔根娣拖兒帶女，離開了康平路。
沒有坐小轎車，悄然登上公共汽車，從上海西南角斜穿整個市區，前往東北角楊樹浦。
王洪文的小兄弟已經給她透露消息;「王洪文出事啦!」
她一次次給王洪文掛長途電話，總是沒人接。
她給上海國棉十七廠廠醫、她的一位好友掛電話。在電話里沒說幾句，她就忍不住哭了起來;「我怎麼辦?孩子怎麼辦?」
「到我這裏來吧，暫且躲一躲。」她的好友勸慰她。
她就帶着兒女，借住到廠醫家。
這位廠醫與她的友情，倒並非「造反之交」。她的丈夫從部隊復員到上海國棉十七廠，曾任廠黨總支委員，「文革」前與王洪文有點來往。一九六六年，她的丈夫去世。一九六七年在與「聯司」血戰之時，她曾替崔根娣照料孩子。正因為這樣，這一次崔根娣又想到了她，把孩子帶到了她家。
她家不是個顯眼的所在。金祖敏也把女兒托崔根娣一起帶去。頓時，廠醫家裏擠了一屋子人。
不久，這小屋裏又增加了一名「逃難者」。她叫張融融，張春橋的第三個女兒。
張春橋的女兒怎麼也躲到這兒來呢?原來，是崔根娣做的大媒，把上海國棉十七廠青年工人徐百豐介紹給張融融。聽說崔根娣在廠醫家避難，張融融也以為這裏安全，便過來暫避風頭。
雖然這兒是工人宿舍區，遠不如康平路高幹宿舍豪華、寬敞，崔根娣心中反而踏實了。她與廠醫擠在一張床上，說出了心裏話：「不知道怎麼搞的，這些年我的心總是懸着，擔心洪文遲早會出事。現在，果真大禍臨頭……」
不過，就在這一天，上海民兵指揮部那緊張的戰鬥氣氛，忽然緩和了。
徐景賢、王秀珍這幾天繃緊了的臉上，居然出現了笑容。
上海「基地」怎麼一下子鬆弛了神經?
原來，十月九日上午十時，馬天水從北京給王秀珍打來了電話。
「是馬老吧?」王秀珍一聽見馬天水的聲音，高興得跳起來了。
「是我呀，我的聲音你還聽不出來?!」真的，從電話耳機里傳出來的，是馬天水那熟悉的河北口音。
「你身體好嗎?」王秀珍問。
「好，好，我在京西賓館裏一切都很好。」馬天水答道。
「四位首長好嗎?」王秀珍問了最關鍵的話。她所說的「四位首長」，不言而喻是指「四人幫」。
「他們都好，身體很好。」馬天水居然這樣答道。
「你見到他們了嗎?」王秀珍緊緊追問。
「他們工作都很忙，我沒敢打擾他們。他們在電話里托我向景賢和你問好!」
馬天水說得很流暢，很自然。
掛上電話，王秀珍急忙把好消息轉告徐景賢。
徐景賢長長的鬆了一口氣，頓時癱在椅子上——連日的疲勞一下子襲了上來。
「小兄弟」們也飛快地得知「喜訊」。
葉昌明頓足道：「唉，虛驚一場!」
上海迅速地恢復了平靜。
這天，零點，先是由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廣播，緊接着上海各報與中央各報一樣，都在頭版頭條刊登了重要新聞：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中國共產黨中央軍事委員會共同作出兩項決定，即《關於建立偉大的領袖和導師毛澤東主席紀念堂的決定》和《中共中央關於出版<毛澤東選集>和籌備出版<毛澤東全集>的決定》。
這兩項決定是在十月八日作出的。
另外，這天還同時下達中共中央文件，宣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十月七日作出決定，由華國鋒擔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軍委主席。
「一定是中央在開政治局會議!」看着報上刊登的兩項決定，看着中共中央文件，上海的「四人幫」的同黨們，作出了「合乎邏輯」的解釋。
警報解除了!
十月十二日：上海又要「大干」
其實，馬天水是奉命向王秀珍打那個長途電話的。
馬天水此人在宦海浮沉多年，曾總結出一句「名言」：「第一把手不好得罪。」
他所說的第一把手，亦即頂頭上司。
他總是舉「順風旗」。
在陳毅市長手下，他照陳毅指示去辦;
在柯慶施手下，他聽命於何慶施;
在陳丕顯、曹荻秋手下，他曾與造反派分庭抗禮;在張春橋得勢之後，他「痛改前非」，成為「結合」幹部;十月七日，當他剛到北京，要他「急轉彎」，他一時轉不過來。因為張春橋、王洪文已經給他許願，讓他做國務院副總理兼國家計委主任，何況他這幾年在上海替「四人幫」看家，他的命運早已與「四人幫」緊緊連在一起，成為拴在一根繩子上的螞蚱，所以他會罵出「宮廷政變」之類的話。
不過，他畢竟是「三朝元老」，經歷過許多次政治風雲。他在北京開了兩天會，知道「四人幫」敗局已定，無可挽回，他就不能不為自己撥小算盤了。他再一次以為，「第一把手不好得罪」，只是此時他心目中的「第一把手」不再是張春橋，而是華國鋒了。
馬天水按照中央的意思，給王秀珍掛了電話。上海放鬆了戒備。
十月九日晚上，馬天水又一次給上海掛電話，轉達中共中央辦公廳通知：徐景賢、王秀珍明天上午來京開會。
十月十日上午，徐景賢、王秀珍在臨行前又通過各種途徑向北京摸情況，得知「四人幫」真的被捕。不過，他倆又有點疑惑：「馬老」的話，總不至於不可靠吧。
臨行之際，徐景賢、王秀珍作了「一去不復返」的打算。他倆作了吩咐：「作最壞的打算!如果我們去了以後，兩、三天沒有消息，你們就決一死戰!」他倆委託王少庸、馮國柱、張敬標三人負責上海工作。
徐景賢、王秀珍騰空之後，上海「基地」失去了首領，陷入混亂之中。儘管上海市民兵指揮部下達了一級戰備的狀態，但已是群魔無首了，「馬、徐、王」這三駕馬車都離開了上海。
「一到北京，就給我們打電話!」馮國柱、張敬標、葉昌明曾再三關照徐景賢和王秀珍。
一到北京，徐景賢和王秀珍便明白了一切。他倆幾次給上海「基地」打電話，那話是含含糊糊的：「家裏怎麼辦，等一、兩天我們回來再說。」
十月十一日，上海「基地」在不安中度過。
十月十二日，馬、徐、王仍沒有回上海。
「他們三個也肯定給扣起來了!」這樣的猜測，使上海「基地」由不安轉為焦躁，轉為暴怒。雖然後來得知馬、徐、王在十三日可以回滬，但朱永嘉等已經沒有耐心再等待了。
於是，十月八日之夜的一幕在上海重演了。
在檔案材料之中，施尚英關於十月十二日夜晚的描述最為詳細。下面引述這位當事者的回憶：
十月十二日晚上八點半鐘，馮國柱等四個常委召集了總工會和寫作班，以及張春橋、王洪文的秘書十餘人，到康平路開會，進一步策劃反革命武裝叛亂。
會議氣氛非常緊張，並且吵吵嚷嚷的。
在混亂的吵聲中，朱永嘉突然站起來，兩手把袖子捲起，態度十分囂張地拋出了要在十三日六點鐘之前乾的一整套反革命武裝叛亂方案，口號是四個還我：「還我江青，還我春橋，還我文元，還我洪文。」要民兵進駐電台，要電台廣播告全市人民書。
王知常接着說，現在不能再等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回來做決定了，要麼大干，要麼不干，口號是四個還我。(引者註：這時朱永嘉寫了一張「民氣可用，決一死戰!」的條子，在會場上傳閱。)
肖木急急忙忙的說，現在不能再等下去了，等馬天水他們回來，就來不及了。
王少庸態度極其囂張地說，我提出把全市搞癱瘓了，請大家考慮。
陳阿大接着說，把上海搞癱瘓很方便，只要把電網一破壞就行了。
馮國柱態度積極地接着說，我補充一條，明天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從北京回到上海虹橋機場的時候，給扣起來。
我不理解，問馮國柱為什麼要扣馬、徐、王三人?
馮國柱說，你不懂，他們三個回來也可以代表市委下命令的(引者註：指代表市委下命令投降。這時有人很明確地說：「馬天水是軟骨頭，徐景賢是動搖派，王秀珍是既得利益者，三個人都可能投降了!」)
會上還有人叫嚷，要封鎖長江航道和機場。
馬振龍的態度極其囂張，又哭又鬧，並且說，現在就要干，不能再等了。
朱永嘉說，上海帶一個頭，外省市也會跟上來的，這樣就迫使他們放人(指迫使華國鋒為首的黨中央放「四人幫」)。朱永嘉並且極其反動地提出，如果被鎮壓，失敗了，那麼象巴黎公社一樣，歷史上也會記上我們的業績的。我們這樣幹了，也對得起幾位領導了，指「四人幫」。
(引者註：這時，「歷史學家」朱永嘉來了個「古為今用」，講起了秦漢之爭，劉(邦)、項(羽)之爭以及巴黎公社血戰到底的歷史典故，然後，他和王知常提出;「民兵，你們工人幹部去搞。報社、電台我們搞。我們和肖木一起起草宣言，天亮六時前派民兵佔領電台，向全世界廣播我們的宣言。要干就大干!現在不干。將來會在歷史上留下慚愧!」)
在朱永嘉、王知常提出了一整套武裝叛亂方案以後，馮國柱要每一個人表態，廖祖康接着遍每個人，點着名的要表態同意朱、王兩個人提出的方案。到會的人都表了同意乾的態度……
當夜，他們制定了兩個武裝叛亂方案，其一曰「悍一」，其二曰「方二」。
夜深人靜;在濛濛細雨中，一輛輛轎車駛出康平路。其中的幾輛朝東徑直駛向外灘。
矗立在外灘的上海總工會大廈400室，燈光耀如白晝，空氣中瀰漫着嗆人的煙草味。
廖祖康和上海市組織組負責人、王洪文心腹王日初在這裏召集緊急會議。「五虎將」全部到齊——陳阿大、葉昌明、黃金海、戴立清、馬振龍。這是一支「忠誠」於王洪文的力量，是「工總司」的老班底。他們要為援救「司令」而出力。他們研究了停水、停電的種種方案.主張「立即起事」。
畢竟馬、徐、王不在，這伙「王家班」研究了許久，未能有一個頭兒拍板。最後，只得決定：在工會系統(大體上也就是原「工總司」系統)向下「吹風」，使當年的那批「造反英雄」們起來第二次「造反」。他們擬定了二十多條「起義」的標語。還組織人馬以最快速度趕印進行「起義」的傳單。如果馬、徐、王不在十月十三日回滬，他們就決定在十月十三日晚大干!
十月十三日凌晨一時，上海市總工會各級負責人匆匆趕到總工會大廈。這些負責人，大都是當年「工總司」的各級頭頭。他們緊急動員起來了。
根據廖祖康的意思，葉昌明在這凌晨緊急大會上，「吹」起「風」來了。
以下是從當時的記錄中查到的葉昌明的原話：
「現在我們和去北京開會的馬老失去了聯繫。
「據外地傳來的消息，還有外國電台的廣播，都說中央高級領導中出了事情。
王副主席處境危險。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上來的一些同志，都被打下去了。
「對這件事我們要獨立思考，經受考驗。
「上海正面臨着大考驗。我們正面臨着大考驗。……」
雖然朱永嘉力主十月十三日早上六點開始「大干」，但是由於馬、徐、王已定於上午十一時飛抵上海，不少人主張還是等幾個小時，等馬、徐、王回來再定。這樣，十月十三日上午，上海沒有響起槍聲，仍保持平靜。
「完蛋了，徹底完蛋了」
這天上午十一時，馬天水、王秀珍、徐景賢在上海機場上一出現，便陷入了王洪文那班「小兄弟」的包圍之中。
馬天水哼哼哈哈，王秀珍沉默不語，向來口若懸河的徐景賢此刻也變得舌僵口訥。
康平路，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拿出了從北京帶來的關於批判「四人幫」的材料。雖說他們三個也聲稱自己「想不通」，畢竟他們在北京已親眼看到「四人幫」大勢已去，已向中央表了態，作了保證，表示回滬要妥善處理。
毛澤東手跡影印件「你辦事，我放心」，成了眾人爭睹的重要文件。
張敬標看了直搖頭：「就這麼一些材料?我們當有什麼重磅炸彈呢!毛主席的手跡沒頭沒尾，『你辦事，我放心』的『你』是誰沒有寫明，叫人怎麼相信?」
無奈，落花流水，上海「基地」人心渙散，再想「大幹一場」已經干不起來了。
中央派出的工作組，也於這天抵達上海，直接控制了上海局面。
十月十三日晚，上海市常委及各群眾團體負責人聚集在錦江飯店小禮堂。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在那裏傳達了中央打招呼會議的精神。這「三駕馬車」言不由衷，也在會上作了自我檢查——馬天水這位「老運動員」，事先關照過徐景賢、王秀珍，檢查時「帽子要大，內容要空」。
「完了，完蛋了，徹底完蛋了!」台下，一片唏噓聲，人人瞻念前途，不寒而慄——因為他們絕大多數是靠造反起家的。
開完會，馬振龍回到總工會大廈，在403號辦公室里抱頭痛哭，如喪考妣。哭了一陣子，他撥通了馬天水的電話，對着話筒把馬天水罵了一通：「叛徒!你出賣了上海，出賣了我們!」
罵已無濟於事。
翌日——十月十四日，新婚不過一周的廖祖康，接到中共中央辦公廳的通知，與肖木一起坐飛機去北京。
據廖祖康告訴筆者：「外面盛傳我是在上海被捕。不是的。那天，我和肖木坐飛機到了北京之後，前往北京衛戍區報到，才被隔離審查的。我變得很忙，四面八方的人來外調，要我寫關於王洪文的材料。我就整天地寫呀，寫呀……」
就在這一天，中央打招呼會議精神傳達到上海基層。直至這時，上海老百姓才知道中國上空的四顆災星已被一舉掃落，歡愉之情難以自制。
當年「炮打張春橋」的核心力量——上海復旦大學、交通大學的師生，興奮地高舉「歡呼打倒『四人幫』!」的橫幅，走上街頭，舉行自發的慶祝遊行。上海多日的沉悶為之一掃而空。全城老幼男女笑逐顏開。人民明白了真相。就連許多受蒙蔽而集中待命的上海民兵，也加入了歡慶的隊伍。
至此，上海的武裝叛亂煙消雲散。「四人幫」在中國的最後一道防線，土崩瓦解。
鑑於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回上海後，還是能夠按照他們在北京許下的諾言行事，為了穩住上海，他們在那些日子裏，仍是上海的「領導」。
十月十八日，《人民日報》在頭版刊登了新華社上海十七日電訊：《上海二百萬產業工人堅決擁護黨中央兩項重要決定決心最緊密地團結在華國鋒同志為首的黨中央周圍，同搞修正主義、搞分裂、搞陰謀詭計的人鬥爭到底》。電訊中提到的「搞修正主義、搞分裂、搞陰謀詭計的人」，是當時對「四人幫」的特定的代名詞。
十月二十一日，《人民日報》發表任平的長篇文章《一個地地道道的老投降派》，文章揭露了「狄克」的老底。「狄克」是張春橋在三十年代用過的筆名。這是批判「四人幫」的第一篇有份量的文章，雖然文章只點「狄克」，沒有提到張春橋的名字。
十月二十二日，「四人幫」一詞第一次公開見報。《人民日報》套紅標題：
《首都150萬軍民舉行聲勢浩大的慶祝遊行熱烈慶祝華國鋒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熱烈慶祝粉碎「四人幫」反黨集團篡黨奪權陰謀的偉大勝利》。
十月二十四日，上海百萬軍民雲集人民廣場，大會橫幅上的字是這樣排列的熱烈慶祝華國鋒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共軍委主席上海軍民大會熱烈慶祝粉碎王張江姚反黨集團篡黨奪權陰謀的偉大勝利人民廣場上空，居然響起馬天水的聲音——大會由他主持，頭銜為「中共上海市委書記、市革會副主任」。
大會給「華主席、黨中央」發去致敬電;
「敬愛的華主席、黨中央!王張江姚反黨集團篡黨奪權的陰謀被徹底粉碎的特大喜訊傳到上海，上海全市立即沸騰起來了!連日來，全市一千萬軍民湧上街頭，結隊遊行，熱烈慶祝華國鋒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熱烈慶祝粉碎『四人幫』篡黨奪權陰謀的偉大勝利，憤怒聲時王張江姚反黨集團的滔天罪行。上海的工人階級、貧下中農、解放軍指戰員、民兵、革命幹部、革命知識分子、紅衛兵、紅小兵和其他勞動人民，一致奮起。浩浩蕩蕩的隊伍匯成了一股不可抗拒的革命洪流，奔騰不息;鑼鼓聲、鞭炮聲和激昂的口號聲，震盪百里浦江，響徹萬里長空。千萬張革命大字報鋪天蓋地，貼滿街頭，萬炮齊轟『四人幫』反黨集團;揭發、批判、聲討『四人幫』篡黨奪權滔天罪行的怒潮，席捲全市，勢不可擋，革命形勢一片大好!……」
在念致敬電的時候，坐在主席台上的徐景賢、王秀珍也不時跟隨着大家鼓掌。
直到三天之後——十月二十七日，上海的局勢才又一次發生根本的變化：已從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升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的蘇振華，在中共上海市委召開的黨員幹部大會上，宣讀了中共中央改組中共上海市委的決定——
「蘇振華兼任市委第一書記、市革委會主任;倪志福兼任市委第二書記、市革委會第一副主任;彭沖任市委第三書記、市革委會第二副主任。
「撤銷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在上海的黨內外一切職務。」
在會上，馬天水以中共上海市委書記的身份發言，表示「堅決擁護」。
這一消息在十月三十日刊載於《人民日報》。
此後不久，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從上海的政治舞台上消失。他們也「忙」起來了，忙於寫交代——光是「帽子要大，內容要空」已不行了，只得老老實實地交代在那十年中的種種倒行逆施。
一九七七年七月中旬，中共十屆三中全會在北京舉行。會議通過了《關於恢復鄧小平同志職務的決議》，鄧小平重新出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這樣「三副一長」職務。會議還通過了《關於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反黨集團的決議》，指出：
「永遠開除資產階級野心家、陰謀家、反革命兩面派、新生資產階級分子王洪文，國民黨特務分子張春橋，叛徒江青，階級異己分子姚文元的黨籍，撤銷『四人幫』的黨內外一切職務。」
一九八○年底，「四人幫」終於被押上歷史的審判台。
數億中國人聚精會神，從電視熒光屏上觀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審判「四人幫」的實況。
平心而論，在「四人幫」之中，認罪態度最好的要算王洪文;張春橋一言不發，瞪着三角眼，以沉默相抗;姚文元總是咬文嚼字，避重就輕，至多承認犯了「錯誤」，不承認犯罪;江青則「和尚打傘——無法無天」，大鬧法庭，以至寫下《我的一點看法》相抗;倒是王洪文問一答一，問二答二，對自己的罪行供認不諱，早已沒有「造反司令」那副不可一世的神氣。
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檢察院特別檢查廳起訴書對王洪文的起訴如下：
「被告人王洪文，以推翻人民民主專政為目的，組織、領導反革命集團，是反革命集團案的主犯。王洪文積極參與江青奪取最高權力的活動。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王洪文參與製造了上海康平路武鬥事件，打傷九十一人。一九六七年八月四日，王洪文組織、指揮了圍攻上海柴油機廠的武鬥，關押和傷殘六百五十人。」
「一九七六年，王洪文夥同江青、張春橋、姚文元在全國製造新的動亂。王洪文指使魯瑛派人到一些省，按照他們的意圖編造誣陷重新出來工作的領導幹部的材料。」
「王洪文夥同張春橋，以上海為基地，建立由他們直接控制的『民兵武裝』，多次指示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加緊發展『民兵武裝』，策動上海武裝叛亂。」
「被告人王洪文犯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九十八條組織、領導反革命集團罪，第九十二條陰謀顛覆政府罪，第九十三條策動武裝叛亂罪，第一百零一條反革命傷人罪，第一百三十八條誣告陷害罪。」
一九八一年一月二十三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對王洪文作如下判決：
「判處被告人王洪文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王洪文表示服從特別法庭的判決，並在最後陳述中申明了自己的態度——也就是本書卷首所引用的王洪文自白。
一九九二年，全國各重大報紙刊登了一則重要電訊，云：
新華社北京八月四日電：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主犯王洪文因患肝病，於一九九二年八月三日在北京病亡。
王洪文五十八歲，於一九八一年一月經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判處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終身。
王洪文於一九八六年患病後即被送醫院治療至此，王洪文結束了一生的歷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