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鄧小平出席共青團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
重新解讀七千人大會
「文化大革命」的一個重要的「成果」就是打倒了劉少奇。文革的中後期，毛澤東又把矛頭對準了周恩來。但是人算不如天算，還沒有等到毛澤東的那「九篇文章」重新「出爐」，周恩來就去見馬克思了。眾所周知，在「反冒進」的時候，毛澤東批過周恩來，說周離右派只有50米了。但是此時「批周」和後來文革中的「倒周」完全不同。毛澤東何時開始想「倒周」?或者更明確的說：在毛澤東準備發動文革的時候，是否在準備一開始就把矛頭對準劉少奇，還是另有他人?筆者在閱讀大量的文獻之後，發現毛澤東在考慮發動文革的過程中，對於是先「倒周」還是先「倒劉」是考慮過的。是因為劉少奇自己的「所作所為」，周恩來給予毛的「充分配合」，才使毛在1965年初下定決心先「倒劉」。
1956年蘇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毛澤東對此有過如下表示：一則是喜，一則是懼。「喜」，是指揭開了教條主義的蓋子;「懼」，是指除擔心共產主義運動內部出現思想混亂外，也包含擔心身後有人否定自己。可以這麼說，毛澤東在當年僅是擔心有人反對他的話，那麼從蘇共二十大之後，就開始考慮如何吸取斯大林在世時沒有能識別和除掉赫魯曉夫式人物的教訓。
許多專家學者說，七千人大會是個分水嶺。主要的證據為三：
第一個是：劉少奇的「指頭論」引起了毛澤東的嚴重不滿
張素華女士持有這種看法：
「但事情還不止於此。毛澤東本來對劉少奇主持起草的報告初稿就有意見，豈料劉少奇在1月27日做大會口頭報告時，更講了一些讓毛澤東心中不快的話。劉少奇在向大會解說出現經濟困難的原因時，提出了天災、人禍哪一個是主要原因的問題，並做出了兩個『三七開』的判斷。他說：有些地方減產的主要原因是天災，有些地方不是天災，而是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過去我們經常把缺點、錯誤和成績，比之於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的關係。現在恐怕不能到處這樣套。……恐怕是三個指頭和七個指頭的關係。還有些地區，缺點和錯誤不止是三個指頭。如果說這些地方的缺點和錯誤只是三個指頭，成績還有七個指頭，這是不符合實際情況的，是不能說服人的。我到湖南的一個地方，農民說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你不承認，人家就不服。全國有一部分地區可以說缺點和錯誤是主要的，成績不是主要的。』
這裏有人要問，早在1960年底和1961年初，毛澤東就把工作中的錯誤稱作為『人禍』，劉少奇這樣講毛澤東怎麼會不高興呢?問題是，毛澤東自1961年4月以後，幾乎沒有再用『人禍』的提法，也從未做出過幾分人禍幾分天災的判斷;此外，用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比喻缺點、錯誤與成績之間的關係，是毛澤東第一個提出來的，而且他經常講，尤其是在工作出現失誤遇到困難的時候。再者，毛澤東雖然在估量地方工作時，曾突破『一個和九個』的框框，但是並沒有對全國的工作做出三分缺點錯誤、七分成績的估量。因此劉少奇的這番話就顯得十分大膽，作為第二把手，他做出了毛澤東從未做出過的判斷，而這些敏感問題恰恰是毛澤東本人不願意多說的。還有一個重要的因素是，毛澤東幾次談到『人禍』，是在小範圍的內部談話時講的，而劉少奇卻是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向七千黨的領導幹部，也就等於向全黨提出這樣尖銳的問題，對工作做出了這樣的估量，毛澤東聽起來自然不那麼愉快了。在毛澤東看來，劉少奇是缺點錯誤講得過於嚴重了。1964年8月20日，毛澤東在北戴河同中共華北局第一書記李雪峰等談話時說：『七千人大會有綱，也有目，把一些缺點錯誤講得嚴重了一些，以後在4、5月更講得嚴重。』可見劉少奇的這一估量，給毛澤東留下的印象是十分深刻的。」
張素華女士指出「劉少奇卻是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向七千黨的領導幹部，也就等於向全黨提出這樣尖銳的問題」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劉少奇提出這個問題並不是在七千人大會上首次提出的。
劉少奇在1961年的5月31日的中央工作會議全體會議上講：「這裏提出一個問題：這幾年發生的問題，到底主要是由於天災呢，還是由於我們工作中間的缺點錯誤呢?湖南農民有一句話，他們說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我也問了幾個省委幹部。我問過陶魯笳同志：在你們山西，到底天災是主要的，還是工作中的缺點錯誤是主要的?他說，工作中的缺點錯誤是造成目前困難的主要原因。河北、山東、河南的同志也是這樣說的。其它一些省我沒有問。總起來，是不是可以這樣講：從全國範圍來講，有些地方，天災是主要原因，但這恐怕不是大多數;在大多數地方，我們工作中間的缺點錯誤是主要原因。有的同志講，這還是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的問題。現在看來恐怕不只是一個指頭的問題。總是九個指頭、一個指頭，這個比例關係不變，也不完全符合實際情況。我們要實事求是，是怎麼樣就是怎麼樣，有成績就是有成績，有一分成績就是一分成績，有十分成績就是十分成績。成績只有七分就說七分，不要多說。我們這幾年確實做了一些事，也做了一些不見效的事情。我們在執行總路線、組織人民公社、組織躍進的工作中間，有很多的缺點錯誤，甚至有嚴重的缺點錯誤。」
這次中央工作會議雖然沒有七千人大會規模大，但是也包括中央和各地負責人，含(中央局，各省、市、區黨委第一書記及其助手)。因此涉及面也不能說小。
第二個是：修正主義要推翻我們
毛澤東在1967年2月3日會見阿爾巴尼亞代表團團長巴盧庫時說：「1962年1月，我們召開了七千人的縣委書記以上幹部大會，那個時候我講了一篇話，我說，修正主義要推翻我們，如果我們現在不注意，不進行鬥爭，少則幾年十幾年，多則幾十年，中國會要變成法西斯專政的。這篇講演沒有公開發表，在內部發表了。以後還要看一看，裏面也許有些話還要修改。不過在那個時候已經看出問題來了。」然而張素華經過查證毛澤東講話原稿，發現毛澤東並沒有在七千人大會上這麼講過。
第三個是：三面紅旗的問題
張素華認為，儘管劉少奇為三面紅旗做了辯護，但實際上「從這裏可以看出，劉少奇對每一面『紅旗』都做了論述，他的方法是總體上肯定，具體上指出問題，事實也等於檢討了指導思想存在的問題。應該說，在這一點上，毛澤東對劉少奇的意見並不是很大，有的問題他自己也做過檢討。關鍵是劉少奇的結論，即『現在都不取消』，難道將來就要取消?毛澤東似乎覺得劉少奇對『三面紅旗』肯定得不夠，尤其同林彪相比，更顯得劉少奇堅持『三面紅旗』不那麼理直氣壯，即使同周恩來相比，劉少奇的態度也顯得有所保留。這也是毛澤東對劉少奇產生不滿的另一個因素。」
或許劉少奇是有所保留。實際上，當在討論劉少奇的書面報告時，有人對於三面紅旗的維護不夠。劉少奇這才口頭講話上做了大量的對於三面紅旗以及總路線的肯定，而這些在其選集中僅被「三面紅旗，我們現在都不取消，都繼續保持，繼續為三面紅旗而奮鬥。現在，有些問題還看得不那麼清楚，但是再經過五年、十年以後，我們再來總結經驗，那時候就可以更進一步地作出結論。」所代替。劉少奇在講話中對於總路線是完全肯定的，對於每一面紅旗都是用大量的詞語來維護的。筆者認為劉少奇的對於「但是再經過五年、十年以後，我們再來總結經驗，那時候就可以更進一步地作出結論。」的表示恰恰是從另一個角度來維護三面紅旗：不要因為現在出了這些問題而否定它。這正是劉少奇要傳達給聽眾的信息。而至於劉少奇真心是否也這麼想，或許毛澤東認為劉少奇不是真心維護，則是另當別論的。
綜上所述，毛劉的矛盾並沒有後來渲染的那麼嚴重，特別是在毛髮動文革後，一些原本的說法被改動。例如毛澤東在七千人大會上對於蘇聯的說法是強調向蘇聯學習而非後來1966年整理公開的反修內容諸如修正主義要推翻我們等。後來黨史界為了刻意把七千人大會的分水嶺作用誇大以及把其作為兩條路線鬥爭的源頭，使得七千人大會陡然突出。
那麼是否就可以說七千人大會是否真的沒有影響或者沒有重大影響?當然不是。
流傳頗廣的江青說的一句話，很多人認為其是解開這個謎團的一把鑰匙。江青說，毛主席在七千人大會時憋了一口氣，直到文革才出了這口氣。然而筆者在查閱所有關於江青此次講話的多種版本，未曾發現。《光明日報》副總編輯馬沛文在中直機關討論《歷史決議(草案)》時說：劉被打倒後江青說：現在才出了七千人大會上這口惡氣!但是馬沛文也沒有提及江青在何時何地講的。但是這是否就表明許多文革史專家判斷毛澤東在1962年中共七千人大會以後就開始計劃打倒劉少奇是錯誤的呢?
在毛澤東那張著名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中：「可是在五十多天裏，從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領導同志，卻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打下去，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派，壓制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自以為得意，長資產階級的威風，滅無產階級的志氣，又何其毒也!聯繫一九六二年的右傾和一九六四年的形『左』而實『右』的錯誤傾向，豈不是可以發人深醒的嗎?」
1962年的「右傾」赫然在目!認為毛澤東發動文革始於1962年策劃無疑是站得住腳的。而且就在七千人大會以後不久，毛澤東已下令審查劉少奇的歷史問題，開始策劃排除劉少奇為代表的黨內高層的反對派。我們的問題是：毛澤東在鎖定劉少奇之前，是否還另有打算?
很多人在解讀這張大字報時忽視了另一個方面，就是毛澤東除了指責劉少奇之外，還同樣的指責了周恩來!因為毛澤東發動文革打倒劉少奇，這點毫無爭議。然而毛澤東在文革中對周恩來採取任而不信，時而警告，以至後期則採取了打倒策略，這點上確實重視不足。毛澤東在這張大字報中卻透露了另一個非常重要的信息。在1962年的「右傾」，周恩來無疑也是牽涉在內的中共大員之一。毛澤東指責實行「資產階級專政」的同時，把工作組問題同1962年和1964年中央工作指導方針上的分歧聯繫起來，明確指出黨中央有個「資產階級司令部」。這些，周恩來都難脫其身。毛澤東是否在1962年七千人大會後，在先打倒劉少奇還是周恩來的問題上有過猶豫，繼而仔細斟酌，隨之時局的變遷，最終做出了先打倒劉少奇的決定?
在七千人大會之後毛澤東為什麼對周恩來不滿?經過三年大饑荒以後，毛澤東實際上內心知道是失敗了，並且在七千人大會上做了自我批評的。但是這並不是毛澤東的本意。這種自我批評不是真心的，是在客觀情勢的逼迫下、當時大饑荒的壓力下的產物。毛澤東在七千人大會上的名言「白天出氣，晚上看戲，兩干一稀，大家滿意」則被毛私下裏改為「白天出氣，晚上看戲，兩干一稀，完全放屁。」並諷刺為「這就是他們所謂的馬列主義。」
1962年1月30日，毛澤東做自我批評，除此之外，還另外講了幾點，其一就是民主集中制：「如果沒有民主，不了解下情，情況不明，不充分搜集各方面的意見，不使上下通氣，只由上級領導機關憑着片面的或者不真實的材料決定問題，那就難免不是主觀主義的，也就不可能達到統一認識，統一行動，不可能實現真正的集中。」
對於毛澤東的這話，明顯是在為自己推卸責任。更為隱晦的是，在毛澤東的自我批評不是發自內心的情況下，毛澤東要有「替罪羊」。是什麼導致了毛澤東今天要當眾批評自己?毛澤東不會真正的去從自己的原因去找答案。如果毛澤東真的認識到，根子出在自己身上，那麼就不會有以後的文革。毛澤東此話還可以從反面來理解：因為有人提供了虛假材料或者對我施行了封鎖，我並沒有得到真實的材料和數據，所以你們要承擔責任。對此，毛澤東除對劉少奇的當面指責不滿外，對於周恩來心生不滿也是不難想像。
1959年4月，毛澤東在上海講：「講海瑞，我很後悔。可能真正出了海瑞，我又受不了。少奇等是在我身邊多年的戰友，在我面前都不敢講話。」周恩來就更不敢在毛澤東面前講真話，為此被彭德懷怒罵為「老奸巨滑」。中共高層圈子的人都知道能夠引起毛澤東大發脾氣的幾件事都與他認為有人向他隱瞞情況報告有關。1965年春，羅瑞卿在和林彪談話時說：「我知道主席和你都是最痛恨不通氣的，我今後一定照規定做。」林彪的反應是完全同意。有一次毛澤東當着葉子龍的面，像是自言自語地說：「他們為什麼不說真話?到底為什麼?」葉子龍說：「早在1958年1月份的南寧會議上，毛澤東就說過要做老實人，說老實話，辦老實事。但是，在實際工作中，毛澤東聽到的不完全是實話。」毛澤東找人了解情況，但聽到的是一片好好好，沒人講問題。
周恩來對此心領神會。周恩來在2月3日為毛解脫和分擔責任：「這幾年來，黨風不純，產生了浮誇和說假話的現象。我們要提倡說真話。怎樣才能做到這一點呢?要大家講真話，首先要領導上喜歡聽真話，反對說假話。如果你亂壓任務，結果像同志們所說的，他就會準備兩本帳，揣摩一下才講，看你喜歡聽什麼再講什麼。這的確是一個黨風問題。大家都說假話，看領導的顏色說話，那不就同舊社會的官場習氣一樣了嗎?你們反映的情況我聽起來覺得很痛心。你們說假話當然不對，但更重要的是我們壓你們。」
在這裏，周恩來首先講了下面提供假材料的責任，又為毛分擔了責任。
在2月7日，周恩來繼續為毛澤東辯護。周恩來首先是努力維護毛澤東的形象和表示忠心：「這幾年的社會主義建設工作，在『三面紅旗』的指引下，成績是偉大的，是第一位的，主要的;缺點和錯誤是第二位的，次要的。
『三面紅旗』，經過實踐的考驗，證明是正確的。從建設社會主義的整個歷史時期來看，今後將會更加證明『三面紅旗』的正確和光輝。我們的缺點和錯誤雖然嚴重，但是，它是屬於執行中的具體政策和具體工作的問題，不是『三面紅旗』本身的問題。缺點和錯誤，恰恰是由於違反了總路線所確定的正確方針，違反了毛主席的許多寶貴的、合乎實際而又有遠見的意見才發生的。」
其次，周恩來再次為毛推卸責任：「對於缺點和錯誤，在中央來說，國務院及其所屬的各綜合性委員會，各綜合口子和各部，要負很大責任。國家計劃和具體政策，具體措施，有許多是由政府部門提請中央審核批准的。還有一些政策性的文件，沒有經過中央審核批准，就由各部門擅自發出，這更是無組織、無紀律的分散主義行為。」
周恩來的這些動作，並沒有獲得毛澤東真正的歡心。對於自己威信受損，毛澤東遷怒於劉，也遷怒於周。毛澤東遷怒於周的另一個原因，則來自於周恩來的順從。毛澤東不在自己身上找原因，非常容易把責任推給那些只是順從領導而不提意見的人。恰恰周是這方面的典範。
最重要的是，鄧小平在2月6日的講話絲毫沒有提及自己的責任，實際上就把責任推給了具體辦事的周恩來。於是周恩來在2月7日的講話指責了鄧小平。周恩來在檢討了國務院的責任後說，「國務院的具體工作都是在書記處的領導下的。」事實上也是如此。周恩來自反「反冒進」之後，在一定程度上在決策方面被邊緣化。國務院制定的文件要拿到書記處討論，周恩來也要參加書記處的會議。但是，這樣一來也難免有影射毛澤東之嫌。因此對於周來說，難有「萬全之策」。周恩來的這個講話沒有收入《周恩來選集》是可以想像得到的。周恩來一方面要千方百計為毛澤東辯護，另一方面避免成為眾矢之的，不免要顧此失彼。但是周恩來維護毛澤東的一面是佔了上風。
彭真在1月18日提出毛澤東也要負責任，有錯誤也要檢討後，1月19日許多人對於彭真的這個講話做了不同的表態。周恩來顯然對彭真的話不滿：在講責任方面，要從我們自己身上找原因。他說，在目前困難時期，要頂住，承擔責任，全世界都指望我們。主觀上的錯誤，要着重講違反毛澤東思想，個別問題是我們供給材料、情況有問題，應由我們負責，不能叫毛主席負責。如果不違反「三面紅旗」的思想、毛澤東思想，的確成績會大些。調查工作進行後，情況正在好轉，但不能過分樂觀。經驗現在還不能完全總結，還是初步總結。主席講過，不經過反覆，不能取得教訓。現在不是弱了，而是強了。過去幾年是浮腫，幸虧主席糾正得早，否則栽得跟頭更大，要中風。現在的問題是要爭取時機，不怨天，不尤人，發憤圖強，埋頭苦幹。不吹，不務虛名，要謙虛謹慎，驕傲總是危險。主席早發現問題，早有準備，是我們犯錯誤，他一人無法挽住狂瀾。現在要全黨一心一德，加強集中統一，聽「梢公」的話，聽中央的話。中央聽毛主席的話。這是當前工作中的主要問題，不解決，寸步難行。如糧食上交130到150億斤，就很難。1959年認識鋼材，1960年認識煤炭，1961年認識木材，我們這些人真笨。不一心一德，集中統一，就不能解決問題。如果這一點思想不通，辯論三天三夜也可以。
周恩來的這個表態是十分耐人尋味的。周的意思非常明顯：第一：要維護毛澤東的威信，特別是集權到毛手裏，要聽「梢公」的話，同毛澤東在1月30日講話的弦外之音不謀而合;第二：維護「三面紅旗」，即使周恩來知道「三面紅旗」帶來的危害是十分巨大的。因為不久前周恩來在河北調查時對於人民公社、公共食堂提出過比較尖銳的意見(筆者註：當時毛澤東提議要求的)。周恩來的這番表態無疑是表現了一個政治家的成熟一面，但這對於國人是否是福，則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了。不過周恩來在此處的表達的另一個觀點則是應該肯定的，必須頂住當前的困難局面，不能低頭。
正是在周恩來的這番表態下，陳伯達才奮起指責彭真，國內黨史對陳伯達的不公則是顯而易見的，例如張素華女士在其《變局：七千人大會始末》一書中就用「發難」二字來形容陳伯達的發言。
周恩來在七千人大會之後的表現
毛澤東和劉少奇等一線人員的根本差距在於對於形勢的判斷。毛澤東認為開七千人大會的時候已經越過了最低點。早在1961年的8-9月份，中共中央在廬山舉行工作會議，討論工業、糧食、財貿及教育等問題。毛澤東這次開會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再次提高徵購糧食數目。毛澤東在會上分析了當時的經濟形勢，認為問題暴露出來了，將走向反面，現在是退到谷底了，形勢到了今天，是一天天向上升了。對於這一點周恩來是同意的。但是在劉少奇等人的反對下，此舉沒有通過。周恩來如此講：「今年為了緩農民的氣，在廬山把糧棉油的徵購數目搞低了。」「但是，不能說明年還是這樣。農村明年就得回升。」毛澤東在《信陽事件》之後有過內部指示，指出：「餓死人的問題是高指標、高徵購造成的。」周恩來顯然也是明白這個道理的。但是一旦毛澤東提出要再次高徵購，周恩來再一次跟上了。
但是在七千人大會之後，劉少奇等召開了西樓會議。發現了財政問題十分嚴重，原因則是屈服於政治壓力，怕戴右傾的帽子，財政部門沒有報告，對此李先念等人是負有很大責任的。劉少奇因此說：「中央工作會議(指七千人大會)對困難情況透底不夠，有問題不願揭，怕說漆黑一團!還它一個本來面目，怕什麼?!」
1962年5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工作會議。會上，劉少奇和周恩來分別做了發言。劉少奇直言不諱的改變了七千人大會關於「最困難的時期已經過去」的基本估計。劉少奇的講話非常尖銳，甚至把對困難的估計的夠不夠上升到是否是馬克思主義者的高度。而周恩來的講話則明顯「弱」，是在強調調整所需要的時間上做文章，而非強調形勢的好壞。顯然這樣講話，政治風險會小的多。實際上，周恩來早在聽取河南省委書記吳芝圃匯報工作時就說「形勢大好，問題不少，前途光明。」周恩來的看法更接近於毛澤東的看法。
毛澤東的看法恰恰同此相反。而且事實上經濟的快速好轉，讓毛認為自己的看法是對的。5月11日，周恩來說「農業生產下降的趨勢，除部分地區還在繼續外，大多數地方已經停止並開始回升。」麥克法奎爾認為正是經濟上的好轉才使得毛澤東在1962的夏季能夠發動反擊。毛澤東是否進一步認為，大躍進的發動大家都有責任，對於形勢的看法為什麼又要改變?實際上卻是一步步好轉。劉少奇等人的做法是否藉此向自己施壓或者逼其讓權?
此時的周恩來雖然也跟在劉少奇的後面，積極的參與經濟調整工作，卻比劉少奇謹小慎微得多。王光美在回憶這一段歷史的時候說：「陳雲同志曾就包產到戶和用重新分田的辦法刺激農業生產的問題，同一些領導同志交換過意見，少奇、小平同志同意，林彪也同意，恩來同志表示還是先聽取毛主席的意見。毛主席回北京的當天(1962年的7月9日毛澤東回到北京-筆者注)，陳雲同志當面向毛主席陳述意見，主席不表態，實際上是反對的。毛主席和陳雲同志談完話後，即找周恩來同志談話，接着又找少奇同志談話。」
早在1962年的4、5月份，田家英同逄先知在上海向毛澤東匯報調查農村包產到戶的情況時，楊尚昆從北京打電話給田家英：「總理要我問你一下，可不可以把農村的私有部分放寬一下?」田家英當即表示同意。
作為一個國家總理向一個秘書詢問國家政策本身就是封建主義王朝遺風。如同皇權時代丞相要通過皇帝的近臣來了解皇帝的思想和轉達自己的意見，雖然田家英的地位遠遠低於周恩來，而此近臣也一點不含糊，立即自己就做了決定。當陳雲尋求意見時，周恩來看重的並不是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而是毛的意見要比多數常委的意見更重要。
周恩來在七千人大會上的講話還有一個不為人所注意的部分是「堅決還賬，努力承擔國際義務」，周恩來提及對於其它國家的援助並不能因為自己困難而削減對外國的援助。這同王稼祥在七千人大會後提出的「三和一少」是完全相反的。周恩來為此被毛澤東在北戴河會議表揚。
毛澤東在農村大搞社會主義教育，城市進行「三反」、「五反」的時候，沒有忘卻對上層建築的改造。毛澤東要把上層建築改造成能夠為自己的革命路線而服務。因此毛澤東對於知識界、文化界大動刀戈。習仲勛因《劉志丹》小說而被牽連，作為周恩來依賴的重要副手，周恩來並無一句為習仲勛辯誣，僅是在毛澤東的允許下，告訴習仲勛「即使出了《劉志丹》小說這個問題，錯了就改嘛。」，勸其「千萬不要有一念之差。」對於文化界藝術界，周恩來也是積極配合毛澤東的決策。(筆者註：周恩來是很早就感覺毛要在文化界大動干戈的中共重要領導人之一。)
例如對於江青要搞樣板戲，周恩來非常配合。《人民戲劇》在1977年撰文稱：「周總理遵循毛主席的指示，極為關心革命現代京劇的創作，澆灌了許多心血。周總理日理萬機，非常繁忙。但是，他總是不辭辛苦，抽出許多時間來看戲，提出修改意見。毛主席作過指示，肯定過的幾個樣板戲，總理不知參加過多少次排練，看了多少遍演出，作過多少次指示。」其實無論是在樣板戲，還是在京劇改革上，只要作為毛的「探測器」(江青)有任何要求，周恩來都是積極配合的。(筆者認為：周恩來是對此是非常明情的。江青自己也對王光美說過說：做對了是毛主席，做錯了是自己的。)
中國文藝舞台開始颳起編演現代戲的時候，周恩來對於泊來品芭蕾舞指示到：「當然，芭蕾舞是外來藝術，不可能一開始就民族化，可不可以先編個巴黎公社，或者十月革命題材的?」周恩來並委託文化部副部長林默涵處理此事。後來林默涵真的抓了，搞了一部《紡織女工》的現代劇，並得到了周恩來的大力支持。
除此之外，1964年，在大躍進餓死的那些冤魂尚未遠去的時候，由周恩來任「總導演」為毛澤東個人崇拜推波助瀾的歌舞劇《東方紅》面世。此劇在樹立毛澤東個人崇拜方面立下的功勞不亞於後來形成的「紅寶書」——《毛主席語錄》。
「大海航行靠舵手」是「文化大革命」時期最流行的歌曲之一，當年它在各種政治場合的地位僅次於「東方紅」，在為毛澤東個人崇拜製造氣氛方面，也只有「東方紅」可以相比。這首歌的誕生同周恩來也是密切相關，而且在文革前期的許多群眾集會上，最後都是由周恩來親自揮臂指揮群眾齊唱此歌。
藝術作品，在周恩來手裏成了為毛澤東樹立個人崇拜的工具，而且獨出心裁。通過更通俗更容易傳播的音樂和舞台藝術，使毛澤東在普通老百姓心中紮下了跟。當年大搞毛澤東個人崇拜的不僅是林彪，還有獨具匠心的周恩來。用走群眾路線的方式搞個人崇拜，利用這種手段來保護自己，是周恩來奉行的基本策略之一。
建國以後，毛澤東始終對知識分子懷有深深的「敵意」，階級屬性上是資產階級的。因此自電影《武訓傳》的批判到60年代初的系列思想文化界的批判運動，再到文革，毛澤東對知識分子發動一輪又一輪的清洗。在這當中，江青被始終賦予了重任。從參與電影《武訓傳》的批判，到60年代初期的文化界的政治鬥爭，江青是毛澤東精心培育的「尖兵」，也是為「文化大革命」準備的的「旗手」與「文攻」闖將。
對待江青的態度，是周和劉的一個很大不同。同一個時期，周恩來的小心翼翼同劉少奇的「猖狂」形成了明顯對比。如果考察60年代以來的上層政治鬥爭，無論是早期的劉少奇、中期的林彪，還是後期的鄧小平，他們對於江青以及後來江青勢力(即「左派」)的態度是如此的重要，甚至都可以影響到他們的存亡與是否可能復出。
江青說過：「進城的初期，總理給我安排過幾次工作，接觸了一些事情。後來，就辭職了。」「一九六二年，我同中宣部、文化部的四位正副部長談話，他們都不聽。」周恩來則不同。文化部於1964年6月5日至7月31日，全國京劇現代戲觀摩演出大會在北京召開。會議期間，在6月23日由周恩來出面召集演出人員並舉行的座談會上，江青首次以江青的名字公開出席了大會。江青在會上批評到：「在戲曲舞台上，都是帝王將相，才子佳人，還有牛鬼蛇神。」
羅瑞卿曾是政治局常委會的列席者，政治局常委會是決定幾億人命運的最高決策機構。時值四清，(毛岸青的太太)劭華為了鍛煉而到農村搞四清，羅知道毛岸青要人照顧，就勸她不要去，後來邵華堅持要去，羅考慮再三將她安排在離北京很近的地方，一旦有事可以馬上回來。毛知道了這事卻很不高興，於是下令取消羅列席常委會的資格。後來毛的護士吳旭君告訴，這是邵華自己要去的，羅參加常委會的資格便得以恢復。
邵華僅是一個兒媳而已，江青則是毛的夫人，對江青態度的好壞，由此會產生多大的影響，是不難想像的。同此對應的是，江青對於毛澤東的影響也很大。例如江青的告狀，在劉少奇倒台一事上是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的(筆者註：詳見下文)。
在文革中直到1972年的年底，周恩來和江青的關係也維持的相當不錯，雖有衝突，但是合作是主要的。
劉少奇可以說是發動對毛澤東個人崇拜的始作俑者。但是建國以後，特別是「八大」以後，見於國內外的局勢變化，劉少奇對於毛澤東的個人崇拜造勢已經遠遠落後於周恩來。雖然在廬山會議後，劉少奇再次表示要搞毛澤東的個人崇拜，但是劉少奇同時又說也要搞林彪、鄧小平的個人崇拜。毛澤東在劉少奇眼裏已經沒有那麼突出了。
赫魯曉夫下台讓毛感到活着就被推翻或者架空的可能性。毛覺得忠於其本人比忠於其路線更為重要。這也是毛喜歡個人崇拜的終極原因。周恩來搞的針對毛個人的《東方紅》無疑是備受毛澤東欣賞的。而此時的劉少奇不僅不繼續在搞毛澤東個人崇拜上努力，而是要扯毛澤東的個人崇拜的「後腿了」。
張戎在《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中寫到：一九六五年一月三日，劉少奇再度當選國家主席。全國上下組織了歡慶活動，和他一九五九年首次當選時大不相同。街頭敲鑼打鼓的遊行隊伍拿着彩旗，舞着獅子，放着鞭炮，並排舉着毛和劉的像。報紙上連篇累牘地報導：「毛主席劉主席都是我們最愛戴的領導人」。很明顯，在中共高層，有相當多的人在暗暗為劉使勁。劉在制止饑荒上的功勞使他有了眾多支持者，就連毛的親信也覺得劉「行」，「有辦法」，跟他「感到對路」，而同毛疏遠。甚至還有人建議，劉當選時在天安門城樓掛劉的像，而不掛毛的!(當時毛的像只在節慶時才掛在天安門城樓上。)劉趕快否決了這個提議。正在選舉劉的當兒，劉夫人王光美被召到人民大會堂的「一一八」。劉當選後走進來，看見妻子在場，一愣。毛劈頭蓋腦辱罵了劉一頓，仇恨之意溢於言表。劉跟妻子僵坐在那裏，默然對視。
整肅周的活動
蘇共20大之後，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對毛澤東的影響巨大。一喜一懼，喜的是毛終於「小媳婦熬成了婆婆」，懼的是自己身後是否也有人會做秘密報告。朱德的秘書陳友群說：五六年我曾聽田家英同志講：主席有一次說，「現在喊萬歲，誰知道百年後如何?」因此對於毛來說，牢牢的掌握權力是其核心綱領。然而權力鬥爭是掩藏在路線鬥爭之下，不是赤裸裸的喊出來的。權力鬥爭的目的之一又是為了培養自己中意的接班人，而此舉又是為了防止赫魯曉夫報告的出現。大饑荒卻迫使毛澤東不得不把開展黨內鬥爭、換掉現有的接班人、樹立新接班人的計劃推遲。赫魯曉夫下台之前，毛澤東主要是防止有人會在其身後做秘密報告。歷史上的周恩來和康生非常相似，這點在西方學界基本上達成共識。那就是周恩來歷來是搖身一變，跟隨新的一把手，並且痛打前任一把手。但是在文革中，康生主管的中聯部，江青很難插手進去。這和周恩來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1958年周恩來被指責為「反冒進」，進而後來有了柯慶施要取代周恩來的說法。但是無論此事真相如何，周恩來下台一事並不是空穴來風。
王若水回憶說毛澤東曾經在1957年大罵鄧拓為漢元帝，他當時並不知道為什麼這麼罵。後來王若水才知道周恩來因為「反冒進」被毛澤東批評，並且在1973年毛澤東再次提及漢元帝時，方才明白：我一直以為，1973年那次毛提及漢元帝是指周恩來，而1957年那次是指鄧拓;這說明我沒有真正聽懂。現在我才明白，其實兩次都是對着周恩來——57年罵鄧拓不過是借題發揮，指桑罵槐而已。李志綏認為，其實毛開始時是想借用民主黨派人士來替共產黨整風，目標是「反冒進」的那些領導。毛萬萬沒有想到，民主人士的意見越來越尖銳，攻擊的矛頭逐漸指向毛本人的統治。毛被迫暫時回頭和黨內反對他的同志聯合起來。王若水還說：毛澤東曾經將想把周恩來從總理的位置上撤下來的意圖告訴劉少奇，徵求劉的意見，劉沒有同意，大概劉覺得不能理解。黨外民主人士就更想像不到毛竟會有這個意圖了。所以，在「大鳴大放」中，竟沒有什麼人批評周恩來。但是王若水並沒有說是從何處得知「毛澤東曾經將想把周恩來從總理的位置上撤下來的意圖告訴劉少奇」的。
七千人大會之後，江青和劉少奇、王光美的關係一度非常密切。1962年的北戴河會議期間，江青告訴王光美這次是田家英、陳雲犯錯誤。
在1963年底或者1964年初，江青找王光美抱怨其在中宣部、文化部受到冷遇。江青對王光美說：文藝界的問題如何如何嚴重，說北京藉口沒有房子住，不讓在北京搞文藝會演。她向主席告狀，主席發脾氣，說北京針插不進水潑不進，沒有房子把人民大會堂騰出來，進部隊招待所。然而更令王光美感到驚訝的是：江青毫不隱晦地講周總理和鄧穎超同志的壞話。她兩次聲色俱厲地說：「夏衍是個叛徒，怎麼調到北京的?要追查!」她還說：「主席不好說的話，由我來說。說對了是主席的，說錯了是我江青的。事後王光美把江青談話的情況和內容詳細向劉少奇報告了。劉少奇後來找江青談話，對江青進行了批評，並說中央準備開一次文藝問題座談會，你對文藝工作有些意見，你可以今天在我這裏談，也可以到會上談。
遲延昆先生後來回憶說：王光美於1980年春天寫給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一封信。我只是在1980年五月中旬聽陸德(陸定一之長子)講述過這封信的主要內容(當時陸定一已經解放，恢復了政治局委員的待遇，所以讀到過這封信)。信的主旨是，毛澤東本來要聯合劉少奇整周恩來，但是由於劉少奇不肯配合，毛澤東反過手來聯合周恩來打倒了劉少奇。她在信中說，1965年過年(筆者註：根據《劉少奇年譜》推斷其實是1963年底)，江青去她家講了許多對周不滿的話，其中我今天還記得的一件是說夏衍不是好人，為什麼會調到北京。當王光美向劉少奇轉述江青的意見時，劉少奇批評了王光美，要她不要過問這類事情。並說：「夏衍調北京是我(劉)批准的」。其實早在建國一開始，毛澤東就約劉少奇談話，反對周恩來。但是劉少奇就沒有同意。劉少奇說反總理對黨的事業不利，周恩來有很大功績，絕不能反。
1964年11月26日，毛澤東在聽取三線建設工作匯報時插話說：「整個文化部系統不在我們手裏。究竟有多少在我們手裏?20%?30%?或者是一半，還是大部不在我們手裏?我看至少一半不在我們手裏。齊燕銘也不好，聽說他是你(指周恩來)的秘書長。這個人不能當秘書長。你還不如到解放軍找一個頭腦清醒的人。整個文化部都跨了。」
齊燕銘和周恩來關係非常密切。毛澤東慣用手法就是「剝筍」政策，由表及裏。周恩來的外圍就是齊燕銘、陳毅等人。到了文革，周恩來死保陳毅，就是這個道理。後來打倒劉少奇，不就是先拿掉彭真嘛?
也就是在這個時期，毛澤東指責周恩來：你搞那麼多秘書幹什麼，讓秘書牽着鼻子走!為此，周恩來被迫取消了「總理辦公室」的建制。對於這種批評，周的秘書們是有不同看法甚至是憤憤不平的，但是這無濟於事。周恩來表示：我現在有12個人，6、7個人下鄉，還剩一半，還不行，要作個徹底革命派，把那個辦公室不要了。周恩來對於毛的指責，改正的比誰都快。對於毛澤東的提議，周恩來跟風跟的特緊，例如在文革中，當毛澤東提議要精簡機構時，周恩來再次對其總理值班室「動手術」。
對於如何建設三線建設，毛澤東對國家計委非常不滿，終於導致國家計委的改組。周恩來因此而向毛澤東檢討：「這星期內，建議主席指定時間，約富春、秋里、一波、伯達、先念(瑞卿不在)參加常委會，聽取秋里口頭匯報，並給指示。」草案說：這些年來，在計劃工作中沒有體現出毛澤東思想。我們的病根就是思想方法陷在形而上學的泥坑中不能自拔，計劃工作不講辯證法，工作做得不活，沒有生氣，老在那裏搞煩瑣哲學，氣魄不大，甩得不開，沒有戰略觀點，不能高瞻遠矚。現商定由余秋里負責組織二十人左右的計劃參謀部，擺脫計委機關的日常工作，集中到國務院，搞長期計劃。」
「小計委的成立」實質上削弱了周的經濟管理權。建國以來，李富春一直領導計劃工作，是周恩來的得力助手。而李富春領導的計委則是毛澤東眼中的「獨立王國」之一。即使毛澤東特別交代「小計委」由周恩來直接領導，但是實際上周事情繁多，難以專顧。事實證明「小計委」是貫徹毛的經濟思想，削弱了周的權力和地位。
實際上早在1963年4月17日，毛澤東就決定成立國務院內務辦公室，由謝富治任主任，統一管理公安部、內務部等。謝富治直接向毛澤東負責。
對照歷史，1958年6月10日，中共中央下發《關於成立財經、政法、外事、科學、文教各小組的通知》。通知指出，這些小組是黨中央的，直屬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向它們直接做報告。大政方針在政治局，具體部署在書記處。63-64年周恩來的權力也一直不斷削弱，後來在文革八屆十一中全會，陶鑄分管了大部分部。所有這些史實表明，周恩來一直都是戰戰兢兢，如履薄冰，稍有不慎，就會粉身碎骨。
除此之外，還有一個關鍵的職位，周恩來在文革前丟失。中央調查部的一系列任務都被當局視為至關重要，諸如反間諜、收集政治情報、保證高級官員出行的安全、監控訪問中國大陸的外國要人和代表團，其前身更是赫赫有名的中共中央社會部。建國後常委裏面是由周恩來主管。但是文革前夕，由鄧小平接任。八屆十一中全會後再由康生接管。
毛澤東的心態從《關於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期間中央路線的批判》一文的批語可以探知一二。此文實際上包括毛澤東在一九四一年九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以後寫的長達五萬多字的批判王明「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的九篇文章。
看過「九篇文章」的胡喬木評論到：「用詞辛辣、尖刻，甚至還帶有某些挖苦」，是毛澤東的「激憤之作」「也是過去長期被壓抑的鬱悶情緒的大宣洩，刺人的過頭話不少」。毛澤東只送給當時與他關係最密切的劉少奇、任弼時看過，沒有在其它領導人中間傳閱。
1964年春，「九篇文章」從北京中央檔案館發現。毛澤東將這組極具攻擊性的文稿批給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彭真、康生、陳伯達以及陳毅傳閱，毛在批語上寫「請提意見，準備修改」。顯而易見的是，劉少奇已經知道此文，而且此文多處援引劉少奇的觀點，目標顯然是周恩來，而且周恩來恰恰是文中所攻擊對象之一。毛澤東是提前給一干大員「打預防針」，是在拉攏劉少奇。
然而，在1965年1月2日，毛又將此件批送謝富治、李井泉、陶鑄傳閱，讓他們對文章提出意見，以便毛「修改」。眾所周知，謝、陶都是屬於毛嫡系人馬，李因為在七千人大會上由鄧小平出面毛澤東同意才保住位置，不過後來李的表現確實令人驚訝，大致是鄧小平最後也被打倒的緣故。
引人注目的是毛在1965年1月2日的批語中寫道「刪去文中提到的周恩來的名字，因為總理一生正確比(錯)誤多得很多」毛還說，「此文過去沒有發表，現在也不宜發表，將來(幾十年後)是否發表，由將來的同志們去作決定」。同時，毛澤東和劉少奇之間出現了巨大的分歧，最終以劉少奇道歉了事。這絕對不是巧合，恰恰反映了毛澤東的思想變化，在這段時期前後，已經改變打倒周的打算，開始拉周反劉，但是又不明確反劉。
此文又經多次反覆，1974年6月，毛澤東又找出「九篇文章」，將有關稱讚劉少奇的內容盡行刪去，「打算印發中央委員，但後來只發給部分政治局委員看過」。此舉完全是針對周恩來有意將此文作為反周的大石頭。此為後話。
為什麼毛最後還是決定先倒劉
七千人大會之後，堅持激進的毛澤東和以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和陳雲等為代表的相對務實的人在路線和政策之間出現了較大的分歧，並且這種分歧越來越嚴重。這些分歧的本身是如何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問題，但是在毛澤東眼裏是出現了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重大分歧，中央出了「修正主義」。掩藏在背後的是毛澤東是否被架空奪權的問題。麥克法奎爾認為毛澤東在這段時期內的權威明顯受到削弱。
毛澤東在北戴河會議上講：「中央有事情總是同各省、市和各部商量，可是有些部就是不同中央商量，中央有些部作得好，像軍事、外交，有些部門像計委、經委，還有財貿辦、農業辦等口子，問題總是不能解決。中央大權獨攬，情況不清楚，怎樣獨攬?人吃了飯要革命，不一定要在一個部門鬧革命，為什麼不可以到別的部門或下面去革命呢?我是湖南人，在上海、廣州、江西七、八年，陝北十三年。不一定在一個地區干，永遠如此。中央、地方部門之間，幹部交流，再給試一年，看能否解決，陳伯達同志說不能再給了。財經各部委，從不做報告，事前不請示，事後不報告，獨立王國，四時八節，強迫簽字，上不聯繫中央，下不聯繫群眾。謝天謝地，最近組織部來了一個報告。外國的事我們都曉得，甚至甘迺迪要幹什麼也曉得，但是北京各個部，誰曉得他們在幹些什麼?幾個主要經濟部門的情況，我就不知道。不知道，怎麼出主意?據說各省也有這個問題。」
猶如「反冒進」之時，毛澤東再次說「強迫簽字。」誰是這裏的中央?難道是劉周等一線領導麼?顯然不是，是指毛澤東自己。毛澤東覺得意猶未盡，在當天發出《關於領導機關應加強請示報告工作的批語》。批語說：中央對國內很多情況不清楚。許多領導機關封鎖消息，不作論證性的報告，事前不請示，事後不報告，實行獨立王國。而國外使館消息，卻如此認真而迅速。請同志們想一想，是否可以把這個十幾年的老毛病改一改呢?如果再不改，那就只有執行紀律的一條路了。」從中也可以看出，毛澤東表揚了外事部門，實際上是對周恩來的表揚，但是同時又對劉少奇、周恩來的工作提出嚴厲批評。
統戰部副部長、曾經是中央書記處書記的劉寧一後來說：為什麼從劉少奇同志身上開刀呢?毛主席認為黨權是在少奇同志、政權是在周總理那邊，而劉周用的人都是壞人，反對他的。
毛澤東發動反擊，是從兩個方向上開始的。一個在國際上反對現代修正主義，一方面在國內開展四清五反運動。
然而，毛澤東出於勝算的考慮，不可能劉少奇和周恩來「一鍋端」，只能聯合一個打倒另一個。那麼是什麼促使毛做出何種決斷呢?
決定先「倒周」還是先「倒劉」的一個重要因素就是赫魯曉夫下台。
周自己認為自己對毛澤東是忠心的，但是毛澤東並不是這樣認為。毛澤東說：周恩來從來都是跟從一把手。換句話說，周恩來不是忠於毛澤東個人，而是因為跟毛澤東這個強者，自己才不會打倒，才有勝算，由此才選擇了毛澤東。但是一旦毛澤東死後，如果周恩來活過毛澤東，周照樣象批李立三、博古一樣批毛澤東，做赫魯曉夫式的報告，而且周恩來的發跡歷史就是一典型的批判前任領導史。但是在毛澤東生前，周恩來會跟着毛，要保持晚節。
赫魯曉夫的下台，讓毛澤東覺得必須要防止生前就有被逼下台或者被架空的可能。
劉少奇對蹲點、調查會以及四清等問題上，是犯了「天條」的。劉少奇在1964年夏，一時間呼風喚雨，四處遊說，並於8月1日在京黨政軍機關和群眾團體負責幹部的大會上，就農村社教運動發表長篇講話。劉少奇在講話中宣稱，若不蹲點，則無資格做中央委員、省委書記、地委書記。同時劉少奇聲稱用那個開調查會的方法(毛澤東在《農村調查》中間講了開調查會，開調查會為毛澤東發明所創)，找人談話，已經不行了。
在如何搞「四清」的問題上，毛澤東亦曾經對劉少奇的看法表示過不同：第一，不要把基層幹部看得漆黑一團;第二，不要把大量工作隊員集中在一個點上(針對劉少奇的「紮根串聯論」)。事後由田家英把這些意見轉告了劉少奇。劉少奇緊皺眉頭，沒有說話。如果是周恩來的話，二話不說，就立馬寫檢討，然後在第一時間遞上去。
《毛澤東傳》的作者們表示：從劉少奇八月一日的講話和毛澤東對修改「後十條」的意見中，可以隱約地感覺到毛澤東與劉少奇在「四清」問題上，乃至兩人關係問題上出現一些不協調、不和諧的情況。
然而事實上遠非僅止於此。
劉少奇在1964年對江蘇「四清」運動的開展不滿，同江渭清發生衝突。實則是劉少奇覺得江渭清不買「賬」。9月8日，江渭清以個人名義給劉少奇寫了一封信，匯報全省運動進展。劉少奇接到江渭清信後，於9月23日覆信給江。劉少奇在這封信中首先針對江渭清信中所寫的「在任何時候任何問題上，我們都必須學習中央、毛主席及中央其它領導同志的指示，否則，將犯更大的錯誤」的一段話，表示這些話「不完全正確」，其次劉少奇提出「應向一切有真理的人學習。」劉少奇解釋他之所以反對學習江渭清那篇講話，是因為江渭清的講話「空話連篇，基本上是一篇教條主義的講話」。劉少奇還指出：「同不能把馬克思、列寧的學說當成教條一樣，也不能把毛澤東的着作和講話當成教條。」雖然當時此信經過毛澤東修改，並且毛評價甚高，但是劉少奇此舉未免影射江渭清將毛澤東着作當作教條之嫌。矛頭直指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然而，在造神運動中不落後於任何人的劉少奇此等行為，自然在毛澤東眼裏是屬於叛變之舉。自然，同周恩來、林彪等人相比，劉少奇就更顯得「不合時宜」。
劉少奇的以上種種做法，即使本人無影射、貶低毛澤東之意，但是說者無意，聽者有心。同時，毛澤東要求高級幹部下鄉蹲點，但是遲遲不見動靜。劉少奇一發火，做報告，全國一百五六十萬幹部就趨之若鶩般參加城鄉四清。這不能不讓毛澤東覺得大權旁落。而且報告中明確說：「對毛澤東着作也不要教條主義!」，這更是讓毛覺得是釜底抽薪。同時期的周恩來對於毛的個人崇拜卻是大造其勢。
江青知道劉少奇的報告後，哭着向毛澤東告狀：「斯大林死後赫魯曉夫才作秘密報告，現在你還沒死，人家就作公開報告了。」
赫魯曉夫在1964年10月14日被他一手提拔的親信、黨中央主席團和書記處的成員經過密謀策劃而趕下台。毛澤東後來說：「我的責任是分一、二線。為什麼分一、二線呢?一是身體不好，二是蘇聯的教訓。馬林科夫不成熟，斯大林死前沒有當權，每次會議都敬酒，吹吹捧捧。我想在我沒死之前，樹立他們的威信，沒有想到反面。」
江青的告狀，這和毛澤東的擔心是一致的。
前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研究所所長嚴家其說：「赫魯曉夫的下台給毛澤東敲響了警鐘。毛澤東就認為，劉少奇、鄧小平這些人到哪一天也會把毛澤東弄掉。」
1964年年底，毛劉公開發生衝突。1964年12月份的中央工作會議上劉少奇的做法讓毛澤東無法繼續忍受下去，其一是12月19日劉少奇安排的王光美介紹「桃園經驗」的中央工作會議沒有等到毛澤東出面就自行宣佈散會，毛澤東對陶鑄夫婦講「有人就是往我的頭上拉屎拉尿」;其二是1964年的12月27日中央工作會議上劉少奇打斷毛澤東的話並且不再給毛澤東講話的機會直到會議結束。所有這些都讓毛澤東難以接受。後來劉少奇道歉，毛澤東也表示：「我批評了少奇同志了，但你們今後還是要聽他的話喲!」實際上隔閡已經產生，難以消去。
劉少奇在毛澤東生前就有大不敬的態勢，讓有利天平漸漸傾向於周。
毛澤東在批評了周恩來領導下的國家計委、統戰部、文化部等之後，現在又轉向劉少奇。在毛澤東的眼裏，已經是洪洞縣裏無好人了。但是毛澤東又不能盲目行動，犯「四面出擊」的錯誤。更重要的是雖然劉周等所有一線領導無可能一致對毛的行動，但是毛澤東卻要防備這一招。
從周恩來的角度看，劉、周之間的矛盾遠遠大於周、毛之間的矛盾。劉在「高饒事件」中曾與周連手，但是在「反冒進」時卻被毛澤東利用。劉少奇準備用對待整風的態度對待大躍進並暗示經濟政策上的分歧達到了「路線」性質的程度。毛澤東在周恩來對其大表忠心後，又採取保護周恩來的做法。對於周恩來來說，自然是對毛既感激又畏懼。但是對於劉少奇來說，周恩來卻是潛在的競爭對手。在60年代初的經濟恢復期，劉少奇和周恩來的關係是若即若離，並非親密。首先是在劉少奇的力主提議下，在新成立的中央財經小組(握有經濟大權，相當於經濟內閣)裏面，周恩來僅為組員。在1962年的北戴河會議期間，周恩來受到了下面的很多人的指責。有的在二月西樓會議和五月會議上贊同中央決策的人，現在開始反悔埋怨(因為毛澤東開始批黑暗風)，甚至對周恩來說了十分難聽的話。劉少奇並沒有出來為周恩來說話，反而是和毛一唱一和的又領導起新的潮流。無論從歷史的淵源還是歷史的現實，周恩來都和劉少奇存在着相當大的芥蒂。而這種關係在毛澤東看來，恰恰是可以利用的資源。
局勢的發展
雖然後人從意識形態、毛對社會理想的追求、以及對國內特權階層不滿等等諸多「正面因素」來尋找毛髮動文革的原因。但是縱觀整個文革，特別毛本人就是最大的「資產階級法權」擁有者，所有的這些，毛在文革中從來沒有從制度上或者法律上拿出有效的措施來維護或者保證所謂這些「正面因素」。事實證明，毛髮動文革，其一：立足點就是權力，拿回權力是為了保證自己生前或者死後不會被推翻或者鞭屍;其二：為了達到這一目的，就要樹立自己認為可靠的接班人;其三：讓中國成為世界革命的中心，自己成為斯大林之後的世界共運的領袖(筆者按：此舉早早破產，而且這也是毛自建國後犯錯誤的思想根源之一)。
毛澤東為了達到這些目標，從掃清外圍開始。這些外圍就是後來所稱的「彭羅陸楊」反革命集團。周恩來後來在1966年5月份講「這次在中央揭發的彭、羅、陸、楊，是中央領導機關走資本主義的當權派。看起來出修正主義不可避免，中央地方都會出現。說哪個國家的工作做得很好，不會出修正主義，是不對的，這就忽視了左、中、右的客觀存在，這就是『一潭死水』。主要問題是防止修正主義當權。彭、羅、陸、楊是一個一個地奪取我們的陣地，有筆桿，有槍桿、有黨權。第二是防止修正主義發生政變。第三要防止修正主義的軍事政變。」「彭羅陸楊」是連在一起的，毛澤東是作通盤考慮的。
但是整「彭羅陸楊」前後，局勢並不是很明朗。康生在1965年8月底9月初，在釣魚台同幾個秀才討論建國以來的外交工作時表示：「我早就認為，建國以來的外交路線是徹頭徹尾的投降主義，徹頭徹尾的機會主義，徹頭徹尾的修正主義。」與會人員雷英夫提出疑問：外交可是周恩來一手領導的。康生表示：「你到底還年輕，還不懂得什麼叫路線，什麼是路線鬥爭。政治上的問題，複雜的很呢。現在你還不明白，過一年、兩年之後，你會慢慢明白的。」雷英夫後來說，進了監獄之後，才明白康生已經預感到文革風暴，並且懷疑要打倒的第一個是周恩來而不是劉少奇，或者劉周「一鍋煮」。
就在1966年的3月份，江青在搞文藝座談會的時候還批了周恩來：「前年根據主席的指示，我提出了……樂隊要中西合璧，有人說這是非驢非馬，是個騾子也好嘛!這次會是毛主席贊成的。中央文化部都把它封鎖起來.不向下傳達。周恩來另外又搞個族音樂座談會，又講了要先分後合，要洋的就是洋的，中的就是中的，搞純粹的民族樂隊，不許混雜。這是錯誤的.不符合毛主席思想的，他是應改作檢討的。」
在這個時候，發生了要不要參加蘇共二十三大的事情。1966年2月初，彭真向毛澤東提出這個問題，毛澤東說還有一個多月時間，可以從容考慮。3月5日，劉少奇在京召開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決定不派，並將討論結果告知毛。但是毛並無回音。3月10日，彭真提出，鑑於毛沒有答覆，是否可以考慮另外一種意見，劉少奇以與會人員常委僅為其一人為由拒絕了彭的提議。但是3月12日，彭真突然通知吳冷西，已徵得劉少奇同意，另起草一份電報。但是吳冷西拒絕起草。彭真於是自己起草，然後用電話傳給毛。此事後來成為彭真一大罪狀。
此事非常蹊蹺。毛澤東首先不表態，繼續釣魚。而後無論彭真是否得到劉少奇的同意，都會造成是劉少奇同意的結果。然而妙處在於，毛澤東在此時非常害怕內外勾結，這才是致命之處。此舉對於彭真的倒台起了非常關鍵的作用，對於劉少奇也是大大不利的。
文革起來之後，在工作組一事上，周恩來完全表現的圓滑。
而劉少奇卻越陷越深，在7月29日的講話成了壓斷駱駝腰的最後一根稻草：「清華有人寫了一條反動標語，『擁護黨中央，反對毛澤東』，大家認為不得了了，我看沒有什麼可怕的，他起不了作用，搞不亂無產階級專政。對這樣的人，保護一下也沒什麼關係。」劉少奇同志講到這裏，毛主席突然出現在主席台上，劉少奇的講話被打斷，全場掌聲雷動。實際上毛完全是衝着這句話才突然出來的。毛疾步行走帶出來的風把劉少奇的講稿都扇到地上去，劉少奇不得不彎腰下去拾。毛澤東此時走到舞台前沿，全程震耳歡呼。穆欣回憶道：「這種情景，給人們留下永遠難忘的印象。」
劉少奇被一張大字報「打倒」。周恩來被派到清華去繼續表現自己：「我當時從外地回來，又碰到外語學院的問題，我選了二外，到二外又碰到張彥在這個方面所造成的惡劣情況，這使我更進一步認識張彥的問題。本來想接着轉到外語學院去，但是由於清華的問題，中央和主席讓我去，我不得不改變方向到清華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