師哲(1905-1998)，本名師習德，以俄語譯家與蘇聯問題專家名世。1925年留蘇，入基輔聯合軍官學校，1938年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長任弼時秘書。1940年回國，長期兼任毛劉周朱的俄文翻譯，多次出席中蘇兩黨最高層會談，協助中共領導人處理中蘇事務。1957年主動請求調離中央，任山東省委書記處書記。1958年「犯錯誤」開除黨籍，下放故鄉陝西扶風農場。1962年先軟禁後監禁，1966年夏關入秦城監獄，編號6601(即1966年第1號犯人)。前後蹲監13年，流放5年。1980年復出，任中國社科院東歐中亞研究所顧問，1987年癱瘓在床。晚年在《我的一生——師哲自述》中詳細記述了關入秦城監獄的前前後後。全文如下。
一輛公安部的囚車——不是現在那種警笛鳴叫的囚車，而是一輛普通的小臥車，但它是道道地地的囚車。囚犯就是我。我沒有被戴上手銬，而是像一位首長一樣坐在車內，兩旁有人「陪伴」，但我是道道地地的囚徒。汽車駛出北京的德勝門，一直向北，向北。車內除了不時的喇叭聲外，再沒有別的聲音，沒有人說話。我不知道開往何處。這是1966年下半年，我國的「史無前例」開始不久。
經過一個多小時的快速行駛，到了一座不高的山腳下。從山下到半山腰，築有高高的圍牆，圍牆裏面有幾座樓房，這樓房很特別，遠遠望去，只有幾排小洞洞，大概就是「窗子」。啊!這是監獄，這就是建成不久的秦城高級監獄!在那人妖顛倒是非混淆的年月，多少革命的功臣在這裏吃盡了鐵窗之苦!後來，倖存下來的、原北京市公安局長、後任中央調查部副部長的馮基平說：「我要是知道我建的這座監獄是關押我自己的話，我一定會把它建得更好一些。」
一個無辜的人被關進四面不透風的監獄，他的心情是不言自明的。在這時，任憑他是怎樣叱咤風雲的人物，也變得那樣軟弱無力，任人擺佈，屈辱、悲哀、憤懣一齊湧上心頭，但也只能停留在心頭!把我送進這高牆之內，我也並不太感到突然，因為在此之前，我已經坐了三年多不叫監獄的監獄。
欲加之罪何患無詞
1962年9月，正當八屆十中全會在北京召開之際——這樣的會，一向是黨中央做出重大決策、喜訊頻傳的會議，我照例以興奮的心情期待着……突然，陝西省委接到中央組織部急電：「立即派人護送師哲回北京」。省委當然照辦。我心裏納悶：是調我去北京?又何須「立即」「派人護送」?要處置我嗎?處置我什麼呢?儘管百思不得其解，也得服從命令。於是，陝西省委「立即」派出秘書長「護送」我到北京。不過我心裏始終是坦然的、踏實的。因為我自己了解我，中央同志和毛主席都了解我。
到了北京，一下飛機，便有車接了直奔中央組織部。一向幹部到此如歸、倍感親切的組織部，此時卻令人窒息。他們讓我坐在一間屋子裏休息，門外工作人員亂鬨鬨跑來跑去，互相打聽着「師哲到了沒有」的聲音，我都聽得見。我更加莫明其妙，但是除了等待，還能怎樣?
過了個把小時，副部長李楚離才出現在我的面前，幾句問候的話之後，便陪我驅車到萬壽路招待所去見組織部部長安子文。安向我介紹了十中全會情況，還談到康生在會議上給毛主席遞了個條子：「有人寫小說反黨」等等，接着又說明這些事都與我「無關」，調我回京，只是「為了弄清高崗、習仲勛等人的問題。你過去接近過他們，你應該了解一些問題，你要老老實實，有啥說啥，向黨交代清楚」，云云。他提的問題，可歸納為三個方面：一是我同高崗、習仲勛之間的關係以及全部活動;二是高、習二人都幹了哪些壞事;三是我和他們一起幹了哪些壞事，以及我所知道的應該向黨徹底交代的所有問題。談完後，送我回到家裏。
我本着對黨忠誠老實的態度，以一個黨員應有的責任，想幫助黨把問題弄清楚。可難就難在我找不出壞事，但為了預防自己有好壞不分的地方，只好不分好壞，凡是我知道的，一股腦兒交代。於是用幾天時間，寫了詳盡的材料交給安子文。
在他們看材料的過程，我有三四天的空閒時間，我便利用這個時間去探望了一次老熟人王世英。此時，王世英任山西省省長，因病在北京療養(我在《披着人皮的魔鬼》一文中多次提到他所受的迫害)。他一見我，十分驚訝，說我不該在此時回北京，最好立即回原駐地去。當我告訴他是中央組織部調我回來時，他傻眼了，我從他的眼神里看出他想告訴我「事情不妙」，但他有口難言，我只呆了一會兒，他便送我幾個大蘋果，我明白：他既是祝我平安之意，也是告訴我該告辭了。他送我離去時，緊緊地握了我的手。不料這次見面竟成訣別!
不祥之兆紛至沓來，但我仍無法猜測，我能蒙受什麼禍患?!
三四天過後，安子文對我說：「你的交代，領導(我立即意識到這個『領導』就是康生)看過了，但他說不行，過不了關，交不了卷(這些都是我早已聽厭了的康生慣用的語言)。還要老實交代。」安子文雖然嘴上這樣說着，但我能覺察到他內心的愧疚，他口不由己啊!到了「文革」，他也被打倒了，並被發配到安徽，當他的兒子安民去探望他時，他對孩子說：他一生做過兩件昧良心的事，而第一件就是對不起師哲。我並不怪他，他又有什麼能耐不執行「領導」的指示呢?他自己也同樣逃不脫厄運。
安子文這次同我談過之後，再未露面，過了兩天，由李楚離向我宣佈：「自即日起，你同中央組織部再沒有關係了，你的事由另外一個部門接管了。」這是在中央組織部宣佈的，當時便由公安部派來的人把我接走，送到東總布胡同(原李宗仁的公館)軟禁起來。沒有讓我同家人告別，從此，我便從家中失蹤了十幾年;就在我的頭上套上了「金箍」，這「金箍」不是用符咒控制，時緊時松，而是用「螺絲」一圈、一圈地緊箍下去的。
「唐•吉訶德」同我搏鬥
自從我被軟禁在東總布胡同那座樓里之後，唐•吉訶德式的人物同我搏鬥就開始了。三年中同我「談話」的人總有二三十人，加上前後向我要材料的將近百人。開始時還有四五位像是高級一點的(副部長級)幹部，一來到，先要表現出自己的非凡，但頂多一兩次，就不再露面了。其中一個較低級一點的幹部，說他老早就認識我，他在統戰部工作過，還參加過建設民族文化宮的領導工作，我們一開始交鋒就搞僵了，經過幾次折騰，他也不來了。可是隔了一段時間，他又出現了。這次是他一個人來的，表現得非常謙遜和藹，聲音低沉。寒暄過後，他說他對不起我，要我原諒他的粗暴，因為「領導」要求他對我要嚴厲，他是不得已而為之，是違心的。後來知道，那是他即將離開此項工作之前，來向我懺悔的。
接着來的像是一個局級幹部，可能是從外地調來的。一開始也是來勢洶洶，裝腔作勢，大喊大叫，拍桌打椅，以勢逼人。但談不了幾句話，就思路閉塞，語言枯竭，無所措手足，一副狼狽相。我諷刺了他兩句：「演『三堂會審』也沒用，拍驚堂木更沒用，我是蒙冤受害者，但卻不是被人陷害了的蘇三。」不料倒生效了。此後，他再也不敢拍拍、打打了。我從他的言談中發現，他每次同我談話之後，都是要向康生匯報的，然後又用康生教給他的那一套來攻擊我。有一次我說：「你這一套，我1942—1943年在延安時，就從他的嘴裏早已聽厭了，那時他就是這樣教我們的，但這一套毫無用處，現在就更沒有用處。還來重複這一套，豈非自找麻煩?!其所以沒有用，就是因為它不科學，不實事求是。」這個可憐蟲竟反問我：「在延安時你聽誰說的?」我說：「你自己已經回答了這個問題。如果你願意捉迷藏，那咱們就玩個夠吧。但是我要告訴你：我在延安聽他講的比你在這裏說的還要多得多。不過，這一套過去就不靈，現在更不靈了!」後來有一次他自我介紹說，他在延安楊家嶺會見過任弼時，但「不知為什麼沒有遇見你這位政治秘書?」此話他在以後還重複過幾次，用意何在，不得而知。我看他很像是長征過來的老幹部，執行任務堅決，但是漸漸地也就亮了底。他告訴我：康生教給他的妙訣是對我的每一句話，都要問個「為什麼」，對每一句話都應該提出一萬個「為什麼」，使我永遠回答不完。可是他試驗的結果，自己也覺得十分無聊。於是我們常常只是對坐，沉默無言。啞戲一場又一場演過之後，他再也不來了。
向我問話的人越來越少，只剩下二三人，其中有一位姓段的，是平山縣人。他說：他從未接觸和處理過像我這樣一級的幹部問題，「今天居然出面審查你——師哲，實在，實在……」就這樣度過了兩三年，同樣的話不知重複了多少次，實在無話可說了。有一次我自己提出問題，我說：「我們已經談了很多，談了很長時間，但一直未觸及我在蘇聯的十五年，如果你們對這方面有什麼問題，請提出來，我願意澄清。」此人不敢表態，立即跑到樓下去打電話請示，一去兩個多小時，轉回來時則說：「今天沒時間了，下次再談吧。」我明白了，他們同我談話的範圍是康生劃定的，他們絕不敢越雷池一步，而康生對在蘇聯的一段是忌諱的(其原因見《披着人皮的魔鬼》一文)。
過了若干天，一個上午，此人又來了。顯然我要談的問題，對康生是個威脅，他自己做賊心虛，不敢讓我談。經過策劃，重新限定了範圍，再把他派來。而來者卻以為他掌握了新武器，神氣十足地來同我搏鬥了。可惜他只不過是主子的傳聲筒，他提的問題是：要我交代毛澤東同斯大林的來往關係。我問道：「是談毛澤東和斯大林個人之間的關係?兩黨之間的關係?還是兩國政府之間的關係?而且是涉及到哪些問題和哪個時期的事：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前，還是我國新政權成立之後?」他不能回答，只是含糊地說：「關於毛主席這方面的情況。」我又問他：「是誰提出、誰委託你們談這個問題的?」他狂妄地回答說：「審查幹部對誰都一樣，對誰的問題都可以查問的。」我說：「你錯了。不是對任何人、任何事你們都有權力、有資格審查的。」這話激怒了他，他跳起來，惡狠狠地說：「我們有權審查任何人!」於是我要求他拿出中央的特別決定，而決定必須明確寫清「中央責成師哲徹底交代毛澤東同斯大林、蘇聯之間的關係問題」。我說：「只要中央正式作出這樣的決定，我自然交代一切。」於是他們罵我「狂妄自大」、「目空一切」、「不聽從上級」等等。我也毫不示弱，便同他們對罵起來，罵累了，他們走了。
他們用的是神經戰，而我取得了主動權。對罵之後他們一連五六天不照面。我也只好等待，並準備着對付可能來自任何一個方面的攻擊。
那兩位終於又露面了，他們出現在我的面前時，一改過去那種凶神惡煞的猙獰面目，而是笑嘻嘻地向我問好，問我的健康、飲食、起居等情況，閉口不談實質性的問題。難道我需要這些虛情假意嗎?我需要的是解決問題?所以我實在忍不住了，便主動提出要談。他們問我要談什麼?我已經意識到上次的搏鬥我取得了勝利，索性再將他一軍。於是我說：「就談你們上次提出的：毛主席在外事方面的事情。」他們連忙聲明：「不談那個問題了，此後再也不談涉及到那方面的事情了。」我心裏又好笑，又悲哀：可憐的無知的人啊，你們只能盲目地充當別人的棍棒!
高牆之內形形色色
1966年初，我被轉移到太安侯街二十幾號，此處也是一個獨院。在這裏，他們只來過一次，而且僅僅是來看看我，問我有什麼要求，健康狀況如何等等。
在這裏住了不到半年，又把我轉送到學院胡同，這裏是公安部一位幹部住家的後院，前後相通。在這裏住了不到兩個月(即1966年下半年，「文革」席捲全國之際。不過當時我什麼也不知道)，便被送進了秦城監獄。後來聽說這是時任公安部部長的謝富治的決定。
在秦城，我的編號是6601(即1966年第1號犯人)。這時，監獄裏關押的人確實很少，許多樓房都空着。安排我的那幢大樓里空蕩蕩的，大約連我只有三名犯人。房間裏的窗子離地面一人多高，這就是從遠處看到的一排排小洞洞中的一個。
我從被軟禁到關進監獄以後的一段時間內，除了精神上的摧殘和壓抑以外，生活上的標準仍相當高，飲食很豐富。
在這裏看管我的只有一個人，此人看來是老工作人員，有經驗，很老練。每天都要來幾次，一會兒要我出去散步，一會兒要我去做輕微的勞動，當我做不動時，他就來幫我，人很和氣，說話做事也近乎人情，有時還同我閒談聊天。我生活上的一切要求，他大都滿足了我。諸如我要的一個小木桌、紙張、筆墨、硯台以及臉盆等用具，他都一一弄到了。有一天，在閒聊中我問他：「你們這裏關押的當然都是有罪的犯人，但把無辜、無罪的人關在這裏，這合適嗎?」他回答得非常妙：「這是國家的需要」(!!!)又以安慰的口氣說：「你來了，就安心地呆着吧，注意保護自己的健康。有什麼要求，告訴我，凡能做到的事，我都盡力而為。」他的話對不幸者確實是點慰藉。
但是好景不長。大約1967年11月間，來了部隊，實行軍管，陸陸續續接替了原來的全部管理人員。進入1968年，聽說原來的管理人員已經全部進了「學習班」。
秦城監獄雖然「掌握」在部隊一些人手裏，但是他們既不會管理，也不會安排工作，而只會做一件事，就是折磨人、污辱人、罵人、搞點小動作之類。他們對所有的在押人員只會說一句話：「你是反革命」或「你是反黨分子」。若是反駁他一句，他立即反問：「不是反革命，為什麼把你關在這裏?!想出去?沒門!」是啊，多麼簡單的「真理」!又是多麼容易的顛倒?!
已經有一年多沒有人同我糾纏了，自從這些「大兵」來到，就開始了無緣無故、無休無止的無聊折磨。他們不斷地故意敲牢房的門，即使在休息的時間，也要喚醒，使人無法安寧，無法休息。飯食也只有窩窩頭和鹹菜了。
他們似乎把監獄當作「練兵」的現場。一天午休後，來了一批人，有穿軍衣的，也有穿便衣的，但從面孔上看，並不生疏，都是軍人。然而見了面卻無話可說。尤其是年齡大的，當軍官的話很少，而是小青年沖在前。其中一個很積極，但說不了幾句就詞窮了，只能不斷地重複那幾句話，找不到結束點。時間就是這樣被車軲轆話滾過去。
當「炮打資產階級司令部」響徹雲霄時，我意識到彈片會落到我的身上。於是我自己爭取主動，把我所了解的與劉少奇有關的事，以及我同他的往來，詳詳細細、清清楚楚寫了一篇長長的交代材料。交出去之後，卻石沉大海，毫無反應。過了大約兩個多月，來了一批人，指責我「交代不徹底」、「避重就輕」、「沒有講到點子上」等等。我請他們提出具體問題、具體要求，他們無法回答，只是一味地糾纏、加壓。我明白了，並不是我爭取主動就能主動的，既然存心折磨你，還能讓你主動?於是新的一輪又開始了。
根據他們的要求，我把已寫過的「交代」又重新寫了一遍，顯然仍是「交不了卷」、「過不了關」。
每天來同我談話的，全部是軍人，海、陸、空，步、騎、炮，各軍種各兵種都有。他們歷來不提具體問題，實際上也提不出任何具體問題，而只是一個勁地、盲目地催逼、加壓、謾罵。他們的意思集中到一點，就是要我編造：「如何夥同劉少奇反對毛主席的?」當我弄清了他們的意圖時，我反問道：「前不久你們花了很長時間，說我夥同高崗反對劉少奇，而現在又說我夥同劉少奇反對毛主席。請問：我到底是反對劉少奇，還是夥同劉少奇呢?!」那位操着膠東口音的校級軍官竟理直氣壯地回答說：「這並不矛盾!」真使人啼笑皆非，還能同他們說清楚一句明白話嗎?!
繼而追問劉少奇同斯大林的「特務關係」。我反問道：「是斯大林要收買劉少奇做特務工作嗎?」回答說：「當然不是斯大林自己，而是他的特務機關這樣做的。」我說：「如果你們不了解蘇聯，那麼也可以根據我們中國的國家領導和各部委的關係做出點推理。想一想，斯大林作為黨的領袖、國家的最高領導，會親自去做收買特務的事情嗎?他們的政府官員以及其他任何人，誰敢觸動斯大林的客人?!」他們茫然了。
但是，這些可憐的人，作為他人的工具，不由他不拼命地、厚顏無恥地蠻幹。車輪戰沒有停，只是再也不敢提問題，一味地壓、逼、催。就這樣持續了兩個夏天。第二個夏天(1968年)，他們日夜突擊，輪番威逼，一刻不讓休息。
我被關在一間小屋子裏，門窗緊閉，屋內悶熱，溫度高達40℃以上。他們打開電風扇，只對着他們自己吹，把我置於牆角，並面牆站立，不准動。這樣持續了二十餘天，我的兩腿兩腳紅腫，血液下沉淤積，血管膨脹以至壞死，腳面裂開血口，然後化膿。但惡狼般的嚎叫仍不絕於耳，既不讓休息，也不讓就醫。這時有從「學習班」返回來的管理人員看到我的傷勢嚴重，請來了醫生。「天哪!」那位「醫生」活像個「何仙姑」，她站在門外老遠的地方望望，問我：「你是不是害過梅毒?你這病是哪兒傳染來的?這病沒法治!」我要求給點消毒棉和繃帶，我自己包紮，她理也不理，轉身走了……
野蠻啊!有真理的卻無起碼的生存權利;無真理的卻有至高無上的權力!這種權力利用了愚昧，才能實現如此非人的野蠻行徑?在這走投無路的日子裏，我的確產生過自殺的念頭……
江河有源事出有因
大凡人在與世訣別之際，總要回顧自己的一生，尤其是受迫害者，總要追尋到這步田地的淵源。我在其他的回憶文章中，已經敘述過我自己種下的禍根，尤其是因為我對康生了解得太多了，所以在劫難逃。除此之外，還有一些蛛絲馬跡，我都回憶了起來——1950年至1952年間，在中南海的工作人員中流傳着一些閒話，主要是對劉少奇的意見。這些意見是說1949年開國大典時，江青匆匆從莫斯科趕回北京，為的是參加天安門的慶典，而毛主席堅決不允許她登上天安門城樓，然而劉少奇卻把王光美帶上去了;1950年毛主席從莫斯科回到北京時，他又不讓江青到車站去接他，而在此之前，劉少奇從莫斯科回來時，王光美卻到清華園車站迎接了劉少奇。還有其他一些不利於團結的流言蜚語，都有損於諸領導的威信。我心裏存不住話，實在忍不住，便直接向毛主席反映了。毛主席聽了以後，要我把自己聽到的閒話告訴劉少奇、周恩來、朱德等同志，這就使我大大為難了，尤其因為我知道這些流言蜚語大部分源於江青，其中的隱情又難以盡知，而毛主席的話又不能違抗。不得已，我硬着頭皮向劉少奇反映了些許，提醒他注意就是了。
1950年和1952年間，江青又有兩次去蘇聯，一次是張國男陪同，一次仍是林莉陪同。江青作為主席夫人，蘇聯給以特殊的待遇——單獨一幢小樓，中央聯絡部還派幹部陪同，配有警衛隨從、專門的醫護人員和單獨的小灶等等。
江青享受了這一切之後，又不滿足了。主要是不滿意她僅僅以主席夫人的身份出現在人前，而沒有什麼公職頭銜，感到自己的身份不夠光彩、不夠輝煌。她為此所進行的活動我們不可能盡知，但我的親聞可知其一二。
1952年初夏的一個上午，毛主席的機要秘書打電話給我，說來了兩位蘇聯大夫，要我立刻到主席那裏去。我當然不敢怠慢，可是一走進他的門，就感到氣氛異常。室內一邊坐的是毛澤東和江青，另一邊坐的是蘇聯大夫和一位翻譯。這位翻譯我認識，是衛生部的，俄語講得較流利。他們談興正濃。我立即意識到我的來臨是多餘的，而毛主席正以厭惡的目光盯着我。我非常尷尬，正想找個藉口離開時，江青卻把毛澤東拉到另一間屋子去了。過了十多分鐘，他們轉回來，態度竟然大變——陰轉陽。毛主席只是面向着我，而且只要我替他翻譯，不讓衛生部那位翻譯插嘴。這又使我十分窘迫，但我還是表示對那位翻譯的信任和敬重，我們共同商量着翻譯。我很為這位翻譯同志也為我自己難過，事後我了解到：機要秘書通知我去，只是照過去的常規辦的，他不知道常規已發生了變化!
在1953年初夏的一次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忽然質問：「從哪兒來的這個書記處的政治秘書室，又把他安在我的身旁?」這個政治秘書室是在西柏坡時，中央政治局決定成立的，它是中央書記處各秘書集體辦公的單位，經常工作是為主席、副主席們處理各界、各團體和群眾來信等事宜，室主任是我，已工作了四個年頭。當與會者說明這一情況時，主席又說：「那我為什麼不知道呢?」大家說：「你大概忘記了。」主席又說：「我只要一個秘書小組就行了，不要那個政治秘書室。」於是當即決定另成立了秘書組，除了我以外，還是原來那班人，只是組長由江青來擔任。楊尚昆受命向我傳達了這一決定之後，還加了一句：「你看這老人家，大家都知道，只有他說不知道。」其實不管採取何種方式，我對離開這個工作崗位，卻是為自己慶幸的。
接着，毛澤東專門宴請了秘書組的組長和副組長等人。這樣，江青既有了官職，又有了政治地位，自然身份也提高了。但她只是掛個名而已，並未做什麼實際工作。就是這樣，她仍慾壑難填，過了一段時間，她又向主席提出了新的要求：送給毛主席的有關戲劇、電影、舞蹈等文藝類材料，要求由她批閱;接着又要求分擔文藝活動方面的指導事宜，「文革」開始時，甚至還兼任了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文藝顧問等職。對所有這些，毛澤東都遷就了她。以後的發展，已是人所共知的了，不必贅述。
這裏只說與我有關的事。1954年秋，江青在同一位同志的談話中說：「要把師哲搞倒、搞垮、搞臭。」為什麼卻沒有說。江青何以對我仇恨至此?這要追溯到延安時期我任中央書記處辦公室主任之時，我那時既沒有滿足她要工作職位的要求，又不肯給她報銷一大筆沒有名目的賬目，為此她懷恨在心。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方面，就是因為她同康生沆瀣一氣，而康生是要把一切識他廬山真面目的人通通置於死地的。而最可悲的是，他們當時得到毛主席的信任和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