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很清楚託孤之臣葉劍英是他身後最有力的人物＊阿波羅新聞網

一貫謹慎的葉劍英之所以能夠拂逆毛澤東的意願，一個重要原因在於此時的毛澤東雖雄心不已卻也力有難及。不但江青等人無法取得軍隊的領導權，毛也沒有實現他限制葉劍英的願望。當1976年2月葉再次「靠邊」時，毛實際上已無法控制局面。「葉劍英既不像完全被打倒的鄧小平，又不像長期無職無權、處於『休息狀態』的陳雲等老革命家，也不像早已被排除在中央政治局之外的徐向前、聶榮臻兩位老帥，他是處於『半打倒』狀態的黨和國家、軍隊的領導人。實際上，他仍然控制着軍權。」甚至代理其職務的陳錫聯也與葉保持聯繫，「在處理重大問題時，陳還暗中與他通氣，取得他的支持。」[45]也許是意識到這一點，毛在臨終前的1976年9月8日又把葉叫到面前：「只見毛澤東睜開雙眼，嘴唇微微張合，呼吸急促，想要說甚麼，只是說不出來。……他在床邊佇立良久，覺得毛澤東的右手在用力握自己的手。」[46]葉後來說：「我剖析毛主席去世時自己的心情，我確實把華國鋒同志當做『後主』看待，儘管我自己精力不濟，水平不高，還是想盡力去扶助他。」[47]毛是否真的向葉「託孤」、「後主」究竟是誰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毛已經看出，在他身後，葉將是最有力的人物。

在葉劍英與江青等人的衝突過程中，毛澤東有足夠的權威和技術來調控和協調。但在毛之後，對立統一隻能展現為一分為二，最終導向你死我活的鬥爭。在「文革」中崛起的葉劍英也是結束「文革」的領導人;「四人幫」既是「文革」的推動者也是「文革」的得益者，同樣經歷了「文革」風雨洗滌的葉劍英及軍隊終於把「文革」的「弄潮兒」送上審判台。長城就是長城。「文革」是徹底失敗了，中外歷史都證明，革命越是徹底就越是不可能成功。而其直接原因之一，是毛澤東未能在「文革」的依靠力量(軍隊)和「文革」的推動者(中央文革)之間建立內在的關聯。

三、平衡中的不平衡

「文革」初期天下大亂，陣線一度不清。原則上，只有一條「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包括劉少奇在內，沒有人在口頭上敢於反對「文革」，絕大多數人也在行動上支持「文革」。但在「緊跟毛主席」的大旗之下，又確實有各種動機、主張、利益在起作用，黨史、革命史上的諸多矛盾也終於有了一個總爆發。這使得任何簡單的劃界都難以說明歷史。比如，康生、陳伯達歷來被認為是「中央文革」一夥，但葉等「大鬧懷仁堂」後，江青卻向毛澤東的報告：「總理、康生、陳伯達是在路線鬥爭中動搖，只有謝富治一個人站在正確路線一邊。」[48]可見「一夥」之中也並不完全一致。同樣，積極批判將軍的，也不只是「四人幫」。1966年3月總參謀部批判張愛萍時，有人「昨天，還畢恭畢敬地向他請示匯報，今天就聲色俱厲地對他批短罵長。誠然，大多數人是大勢所趨、形勢所迫，但是，世態和人心總是那麼奇妙!」[49]長期的鬥爭哲學早已培養了大批運動員，人性的卑劣和惡毒可以在運動中充分釋放。1974年，中央九號文件下發後，韓先楚的蘭州軍區司令沒有被撤銷，但福州軍區卻揪出了一批「韓先楚的黑幹將」。「四人幫」粉碎了，這些當年批判「四人幫」的人不但沒有成為功臣，反而多了一頂「反對周總理」的帽子;而當年給江青寫過效忠信的人，卻因為「上頭」有人，「自然就是『正確路線』上的人了，有的還成了運動骨幹，整起人那才狠呢。」[50]「路線鬥爭」不過是把意識形態的標籤嫁接到權力之爭、人際之分之中，使本來就存在或潛在的種種矛盾、衝突具有一種政治的必然性。

當然，「文革」最耀眼的事實，畢竟是江青集團從秘書文人一變而為中央領導，她(他)們是這場革命的耕耘者和收穫者。當劉少奇等重要領導人被打倒在地時，江青等人卻扶搖直上。「在1966年以後，一些中央領導人，爭先恐後地對江青進行過分的讚揚，除了林彪、陳伯達、康生等人以外，在林彪、『四人幫』以外的重要領導人也參加了過分讚揚江青的行列。」[51]上有毛澤東的親睞，旁有老資格領導人的捧場，到1973年的「十大」時，江青集團羽翼已豐。這就是葉劍英說的：「四人幫」在政治局中是少數。但是，我們要看到，「四人幫」裏頭，一個是黨的副主席，一個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一個是假借主席名義作威作福、野心勃勃的陰謀家，一個是掌握全部宣傳工具的吹鼓手。他們人數雖少，能量頗大。[52]

然而，江青集團的權力有它的虛幻性，她(他)們的權力局限於黨的系統。周恩來始終掌握國務院的領導權，後來又得到精明強幹的鄧小平的有力支持。儘管張春橋做了第二副總理，部長當中也有幾個與江青等人關係密切，但在政府系統始終處於邊緣。王洪文、張春橋在1975年1月成為軍委常委，張春橋還是總政治部主任、南京軍區和上海警備區的政委，但除了弄套軍裝穿穿外，對軍隊的影響力極小。江青不得不承認：「我們只有筆桿子，沒有槍桿子!」王洪文則說：「我最擔心的是軍隊不在我們手裏，軍隊裏沒有我們的人。」[53]1975年的軍委擴大會議期間，王、張知道自己在軍委擴大會議上沒甚麼市場，又不便發作。只好一言不發。

何以如此?一個重要原因在於相對於黨的系統，軍隊與政府系統有一定的技術性格，軍隊負有國防使命，國務院要組織國家的社會經濟生活，僅僅寫幾篇文章、發一些議論是無法承擔軍政責任的。「九大」結束後，江青曾對人說：「周恩來，行政領導，組織才能有一些，但他掌握大方向，大原則不行。」[54]江青不知道，沒有最高權力的支持，「大方向」、「大原則」云云只能是大而無當的空話，而具體的行政組織才是權力運作的基礎。同時，共產黨的天下是軍隊打出來的，淵源、資歷、戰功是取得發言權的基本條件，部隊中說到有關人的甚麼事，第一句話必定是問：「你(或他)是哪年兵?」林彪在當了軍委第一副主席、國防部長以後還對此極為敏感，有一次曾問羅瑞卿：「我們的威信不夠吧?因為我們不是南昌起義領導人。」[55]林彪尚且有此顧慮，何況毫無軍功的江青等人?1968年5月，林彪就和吳法憲等人議論：張春橋、姚文元都是無名小卒，名字卻排在黃永勝等人的前面。[56]功高位顯、「大老粗」出身的將帥，不會把那些長期被認為是改造和批判對象的知識分子當回事，「眼鏡」如何能讓將軍服氣?1974年9月，韓先楚就向林彪寫表態信並懷疑張春橋一事檢討，但在他的心中，身為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張春橋甚至不如國民黨的戰俘廖耀湘：「無論我軍吃了新六軍多少苦頭，又怎能樣恨死了這個冤家對頭，他都不能不對這支精銳之師和它的指揮官，懷有幾分敬意。更何況這位新六軍的老軍長還是抗戰名將，曾在八年抗戰中出生入死，為中華民族立過戰功。可這『鱔魚眼』算個甚麼東西?不就是歷史上那種屢見不鮮的狐假虎威、弄權作奸的醜類嗎?卻成了『春橋同志』，還得向『春橋同志賠禮道歉』!」[57]在南京軍區，政委張春橋的黨內地位高於司令員許世友，但在張在軍區並無實權。這一點，許世友的兒子在一封信中交代得明白：「爸爸說，別看王洪文是軍委副主席，張春橋是總政治部主任，軍隊沒人聽他們的，槍桿子全抓在我們手裏。他們只能調動幾個民兵師。爸爸說，他只用一個軍，就能把上海的民兵全吃掉。他把六十軍擺在無錫，就是盯着上海的。」[58]

當毛澤東得心應手地依靠軍隊發動「文革」時，軍隊系統實際上被置於黨的對立面，並超越黨的權威而成為「無產階級專政的柱石」。「全國學習解放軍」，「軍管」代替了黨管，軍裝成了幹部裝。1969年「九大」重建黨組織時，軍方將領大舉進入黨和政府。注意到軍隊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過重份量，毛澤東在與林彪鬥爭時有意限制一下軍隊。1970年南巡之後，「解放軍學全國人民」的口號又在中華大地迴響了。林彪倒台後，黨的權威明顯提升。「十大」以後，毛以政治局為核心，徹底實行黨政軍一體化。四屆人大產生的12個副總理中，8個是政治局委員;1975年產生的11個軍委常委中，前8個是政治局委員，3個是副總理。當時的黨政軍大權，基本上集中在以毛為核心的十來個領導人手中。但是，黨政軍畢竟各有工作重點和能力要求，除了周恩來、鄧小平等可以勝任各方面的工作外，其他人還得把自己定位在某一主要崗位上，實際上還得有分工。1973年年底，「毛澤東決定鄧小平參與管政又管軍，這樣一來，形成了一個新的政治局面。國務院的工作，由周恩來與鄧小平主持;軍隊的工作，由葉劍英與鄧小平主持。這樣一個部署，形成了一個『周一鄧一葉』新三角，三足鼎立，實際上是對以周恩來為首的老一輩革命家的一個有力支持。」[59]但毛沒有冷落江青集團。這一安排本身，就是為了平衡老幹部與江青集團。

據鄧小平的女兒說[60]：毛澤東想讓能夠繼承他的路線的王洪文主持黨的工作。但是，為了制衡和「穩定」，他又不會讓任何人獨掌一個方面的大權。在黨的最高機構中，他加進了鄧小平等老幹部，去制衡「文革」勢力;在政府和軍隊中，他又摻進了王洪文和張春橋等，以平衡老幹部的勢力。

平衡的前提和目的是各方勢均力敵，但黨政軍三大系統中，江青集團只在黨的政治局「能量頗大」，如何能平衡得了掌握着軍隊和政府的老同志?黨指揮槍固是原則，但沒有軍、政的支持與配合，黨又指揮甚麼?黨的領導是靠槍桿子打出來的，從來與槍無緣的江青集團還不就是40年代的王明等「教條宗派」?何況即使在政治局中，反對江青集團的也絕不只是葉劍英等人。由於江青沒有領會毛澤東一再要她與其他領導人搞好團結的深意，不善於搞「統一戰線」：「當時的政治局委員裏面，有相當一部分人是『文革』的受益者，他們中間雖有然有的人對『文革』有些看法，但他們不會很快站到否定『文革』的務實派這一邊。如華國鋒、李德生、陳錫聯、紀登奎、汪東興、吳德、陳永貴，還有政治局候補委員吳桂賢和倪志福。江青等人搞自己的小圈子，從而使自己陷入了孤立的境地。」江青等人過於天真而僵硬地堅持毛澤東的政治理念，忽略了權力角逐中的現實策略，她們的喪鐘在其處於巔峰狀態時就敲響了。毛澤東早有先見之明，1974年就對江青說過：「我死了，看你怎麼辦?」[61]

在「文革」時期的政治格局中，軍委所在地「西山」極為重要。1966年大亂開始後，葉劍英和聶榮臻、劉伯承搬到西山，陳毅、徐向前也常來看他們，商量對策。1967年2月，軍委碰頭會幹脆搬到西山，「那一時期，葉劍英和另外幾位元帥在西山接觸是何等隱蔽，何等頻繁，鬥爭何等激烈啊!」[62]抓捕「四人幫」前夕，葉劍英也是在西山與聶榮臻、王震、楊成武、粟裕、劉志堅、李德生、宋時輪、肖華、梁必業、蘇振華、張廷發、蕭勁光、吳富善、傅崇碧、吳忠、吳烈等軍方將領商議行動計劃。研究「文革」，不但要關注「游泳池」(毛澤東)、「西花廳」(周恩來)、「釣魚台」(中央文革小組)、「毛家灣」(林彪)，也應當關注「西山」。這裏最重要的問題是，不敢對毛有任何非議的葉劍英等何以沒有與毛澤東信任的江青等人「團結」在毛澤東的大旗之下，而毛又何以沒有及時清理軍隊系統使之與江青等人密切配合?在沒有足夠的材料分析這類問題之前，合理的猜測只能是，葉等人在敬畏毛的同時並沒有真心認同毛的思想和意圖，而毛對自己的平衡術和「文革」的效果又過於自信。

進入1970年代後，「文革」已是天怨人怒，而經過「文革」洗禮的將軍也更深切地理解權力對他們的意義。1969年秋，陳再道、李志民、鍾漢華、金仲藩等人被發配到江西農場勞動改造。將軍本是苦出生，但過慣了「將軍樓」、「紅旗車」的生活後再回到黃土地，身心感受顯然苦澀。福州軍區司令韓先楚甚為同情，以檢查身體為名，用一架軍用飛機將他們接到福州，「住到湯井巷。每人一幢小樓，有專車，有保健醫生、護士，看文件，放專場電影。一句話，與在職的軍區首長待遇一樣。身體是自然要好好檢查一番的。精神和身體都恢復得差不多了，時間也不短了，光看電影、下棋、聊天也沒有意思呀?於是，專車隨員從福州到蒲田、泉州、廈門、漳州、龍巖、瑞金、井岡山、吉安、南昌、九江、景德鎮等等，閩贛兩省轉悠兩個多月，名勝古蹟、名山大川，讓身心在湖光山色中遨遊、療養、放鬆。……福建前線成了受難將軍的避風港。」[63]韓先楚可以憑藉權力讓被打倒的將軍消遙避風，而一旦失去權力，他連自己的人身自由都保不住。1973年調任蘭州軍區司令，次年3月，主要是因為「四人幫」的推動，不點名地批評韓先楚的中央九號文件下發。文件一到，韓先楚馬上就看到了變化。「蘭州的自來水黃煳煳的，軍區首長家都是喝井水。有了九號文件，軍區一號首長家就沒了井水。之前每月按時供應的糧油肉補助，這回也沒了。想買點白糖沖奶喝，也說沒有。……最讓他難以容忍的，是電話也有人監控，誰來看他，何時來的，何時走的，車型、車號、車的顏色，馬上就有人報告上去了。」[64]

發動「文革」與毛澤東一貫的政治理念相關，這就是以革命精神塑造一個乾淨理想的新世界。確實，十多年和平幸福的生活，使得一些高級官員養尊處優，甚至腐敗墮落，毛澤東從中看到革命意識形態的蛻變以及社會政治生活的嚴重弊端。就此而言，發動群眾揭發、批判官員不能說是無的放矢。「文革」播下的雖然不是「龍種」，但也不全是「跳蚤」。狂熱的造反運動包含着真實的義憤與合理的要求。既無合法的渠道和方式，公民的不滿和抗議就只能借運動之機釋放出來。問題是，政治運動的狂飆除了打倒一大批官員外，並不能實現社會改造的理想。「文革」後期，一些將軍重新出來工作，「有人到了福州，提出先來一頓『槓子肉』。工作人員和廚師都不明白甚麼叫『槓子肉』，韓先楚說可能就是豬嵴樑上的那條里嵴肉。『槓子肉』吃得差不多了，就說晚上這也疼，那也痛，渾身都不舒服，要女保健醫生留下來照顧他。韓先楚沒客氣：剛過上幾天好日子，老毛病就犯了?」[65]「老毛病」其實不是毛病，僅僅「生活問題」還不足以使他們丟失官。他們之所以被打倒是因為他們站在「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也就是站在「劉少奇反革命路線」一邊。既然如此，只要這些將軍轉到「毛主席革命路線」一邊，那麼再吃「槓子肉」、再要女保健醫生留下來等等就都不是問題。「文革」折騰了幾年，一些將軍又回到了原來的狀態，政治懲戒如果是有收穫的話，那就是他們更加清楚地意識到權力的重要性，更加堅定地要與試圖奪去他們權力的「四人幫」鬥。「文革」的最大阻力在於，總得有人來當官，當了官就難保不「變修」。因為沒有民主憲政的制度性約束，毛澤東的理想只能靠權力予奪的政治謀略和「鬥私批修」的思想洗滌來保證。打倒了「走資本主義的道路」的舊官僚，誰又能保證新官僚就一定走社會主義道路?一次「文革」不能解決問題，「七、八年再來一次」也不能解決問題。「新世界」遙遙無期，現實世界卻動亂不已，空前的社會改造蛻變為血腥的權力之爭。

有將軍因此與葉劍英密切配合。蕭克、唐亮領導的軍政大學堅決與葉劍英保持一致，不但對王洪文的兩次批示置之不理，對江青要求揭開「軍政大學階級鬥爭蓋子」的批示，也以「沒有經過軍委葉副主席，不符合組織程序」為理由不理不問。[66]1975年張廷發出任空軍政委後，葉向他進行路線交底，談的第一句話就是領導權問題，堅定了張廷發的信心。此後王洪文約張廷發談話，遭到拒絕;王洪文托人捎話給張廷發，張也拒不執行。[67]除廣州軍區司令丁盛少將和蘭州軍區政委冼恆漢中將等人外，絕大多數重要的軍方將領，特別是有過下台或挨整經歷的，都在葉劍英的支持、領導下抵制過江青集團。

無論天下如何大亂，軍隊始終保持了相對穩定性，軍隊組織系統始終保持了相對連續性。毛澤東可以用它來「橫掃一切牛鬼神蛇」，葉劍英等人也可以用它來遏制江青集團。還在1976年初，葉就已經準備與江青等人大戰一場。「四五」運動後，他多次與王震、聶榮臻等密議此事，並要求他的辦公室全面了解「四人幫」的活動情況。然而，軍隊的實力必須伴之以黨的合法性。雖然與葉相比，華國鋒的行動是面對「四人幫」的進攻後被迫採取的回應，有一定的被動性，但他的角色至關重要，葉一開始就意識到要「獲得華國鋒的支持與合作，並由這位第一副主席和國務院總理最後拍板。這是重大的組織原則問題，也是爭取合法解決『四人幫』的必要條件。」他在第一次與華國鋒商量此事時就表示：「請你放心，我支持你，老同志支持你，只要你站出來，大家都是支持你的。」[68]葉謙虛地把自己定位在「後盾」和「輔助」的角色，後來也講過是華國鋒領導了這場鬥爭。因而在充分肯定葉在抓捕「四人幫」行動中的作用的同時，也有另一種「華主葉輔」的說法：「首先提出對『四人幫』採取強硬措施的是原康生的秘書李鑫，華國鋒採納了這樣的建議。李先念、汪東興支持華國鋒這樣做。抓『四人幫』起核心作用的是華國鋒、李先念、汪東興三人，葉劍英是他們的堅強後盾。」[69]嚴格地說，抓捕包括中央副主席在內的行動，必須有黨、軍的密切配合。《李先念文集》(1935-1988)注157中說到粉碎「四人幫」時的領導人排名順序是華國鋒、葉劍英、李先念，薄一波說：「劍英同志……同華國鋒、李先念等同志一起，經過精心籌劃，一舉粉碎了『四人幫』。」[70]這也就回就應了「黨指揮槍」的原則。葉劍英的作用所證實的是，能夠指揮槍的「黨」，是有槍支持的黨。

1965年，當醞釀「文革」風暴的毛澤東抒發着「到處鶯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的清詞麗句時，葉卻仿佛預見到一年之後遍地的「吳鈎」，在《讀〈論持久戰〉》一詩中有「一篇持久重讀罷，眼底吳鈎看不休」之句。果然，一年後他又有《虞美人》一詞：「串聯炮打何時了?官罷知多少!赫赫沙場舊威風，頂住青年小將幾回沖?」毛澤東的和平年月永遠不會使元帥有「幾曾識干戈」的感嘆。戰鬥正未有窮期，眼底吳鈎看不休，直到「十月驚雷」用吳鈎把筆桿筆子徹底制服。

注釋

1.范碩：《葉劍英在非常時期》(北京：華文出版社，2002〉，頁359。

2.參見章含之：《風雨情》(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4)，頁126。

3.劉鵬飛、王進主編：《毛澤東與共和國的將帥》(北京：紅旗出版社，1993)，頁133。此說只是一家之言，真實性待考。

4.參見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的來龍去脈》(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0)，頁254。

5.參見曾志：《一個革命的倖存者》下(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頁333―334、341。

6.楊立編着：《帶刺的紅玫瑰――古大存沉冤錄》(廣州：廣東省委黨史研究室，1997)，頁123。

7.參見《蕭克回憶錄》(北京：解放出版社，1997)，第25章。

8.參見張耀祠：《回憶毛澤東》(北京：中共中央黨史出版社，1996)，頁29―30。

9.參見點點：〈點點記憶〉(下)，《當代》(北京)，1998年第5期，頁39。

10.同〔1〕，頁329。

11.同〔1〕，頁3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