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元老葉劍英在文革前，一直處於政治核心邊緣。然而在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後不久，葉劍英即躍升成為解放軍主要領導之一，又在毛澤東的政治高壓下兩度「倖存」，並發動「懷仁堂政變」最終將「四人幫」送上審判台，結束十年浩劫。葉劍英為何能在文革殘酷的政治鬥爭中崛起，2002年12月《二十一世紀》網絡版第九期，刊發廣東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單世聯的文章《眼底吳鈎看不休──葉劍英與「文革」》，作者在文中分析指出，一貫謹慎的葉劍英之所以能夠拂逆毛澤東的意願，一個重要原因在於此時的毛澤東雖雄心不已卻也力有難及。不但江青等人無法取得軍隊的領導權，毛也沒有實現他限制葉劍英的願望。毛是否真的向葉「託孤」、「後主」究竟是誰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毛已經看出，在他身後，葉將是最有力的人物。
葉劍英是黨史、軍史上的大人物」;「文革」更是影響深創、足供千秋論說的大事件。由於檔案尚未解密而當代史研究又禁忌甚多，「葉劍英與『文革』」目前還不能成為學術論題。包括范碩所着的《葉劍英傳》、《葉劍英在1976》、《葉劍英在非常時期》等在內的有關論着，基本上都還是在現有宣傳框架中作細節性敘述。其中一些還明顯有誤。比如《葉劍英在非常時期》說胡喬木與陳毅同住301醫院，相處甚得。陳逝世後，胡賦詩悼念：「去年出國時，蕭瑟門前樹。落葉下長安，共飲黃花酒。今年出國時，景物仍依舊。不見去年人，淚濕青衫袖。」[1]1972年，胡喬木還在「冷藏」之中，哪裏有出國的可能?他的「解放」是1975年3月的事。查喬冠華夫人章含之的《風雨情》一書，原來1971年喬去聯大開會時，陳毅邀葉劍英、王震一起為之送行。一年後喬又要到聯大開會，此時陳毅已經逝世，喬感此而作《懷人》一詩。這首詩的第二句在范着中為「蕭瑟門前樹」，而在章着中為「門前柳」，就詩韻來看，顯然以「柳」為宜。[2]僅僅30年的時間，史實即已錯亂，「歷史教訓」云云如何談得上總結?
當然，參照現有論着，對葉劍英的「文革」歲月作一儘量客觀的概括性描述並不是完全不可能的。本文的意圖即在於此。
一、「呂端」與「劉亭長」
善於寫詩的毛澤東、葉劍英都有以古喻今的習慣。50年代末，毛在北戴河的一次會議上送給葉一句話：「諸葛一生唯謹慎，呂端大事不煳塗」。「呂端」從此即成為葉的雅號。毛也許不知道，早在1954年，葉在《青島浴感》中已有「忽憶劉亭長，蒼涼唱大風」一句。「劉亭長」即劉邦，當了皇帝後濫殺功臣，終至發出「安得猛士兮守四方」的悲涼之音。葉後來說「劉亭長」就是指「毛主席」。毛想像不到的是，1976年10月後，葉又被刻劃為除呂安漢的「周勃」，這也理所當然地增加了毛與劉邦的相像。當代政治對歷史的「活學活用」，是一個遠未得到透徹理解的論題。
葉不是井岡山下來的將領，1931年4月進入江西蘇區後才與毛共事。在毛澤東與張國燾的較量中，葉獲得毛的充分信任，出任彭德懷任司令、毛澤東任政委的陝甘支隊的參謀長，一度成為紅軍的核心領導人之一。1947年撤離延安後，中央機關一分為三，毛澤東等人留在陝北，劉少奇等人去西柏坡，葉劍英、楊尚昆等組成「後方委員會」，在晉西北地區統籌中央後方工作。據說，「行前，毛澤東與他們約定，一旦他這一部分發生意外，由劉少奇部承擔領導中國革命的重任;如萬一劉少奇等也發生意外，由葉劍英領導的後方工作委員會擔任領導全黨的責任。」[3]當然，毛葉之間，並不總是如此的信任和親密，疏離與警覺更多。延安整風時，葉因其有留蘇、與王明、周恩來合作的經歷，被認為既與「教條主義」又與「經驗主義」沾邊，兩次被剝奪參加政治局擴大會議的權利。[4]葉的前妻危拱之，也被逼成瘋。[5]1952年6月，主政廣東的葉劍英因土改中的「右傾」及「地方主義」錯誤受到批評，在陶鑄起草的一份報告中，「反地方主義」已近於「敵我鬥爭」。1953年10月，葉進京任軍委副主席、武裝力量監察部部長，兼訓練總監部部長，不屬於受到重用的人物。廣東的老部下古大存赴京，「有一次到葉家，正值葉劍英一個人在吹簫。……有時他們還一起去十三陵，進野炊，郊遊。可見已不再工作繁忙了。」[6]不忙不代表沒事，1958年軍隊批判「教條主義」，葉被點名批評，作為「教條主義的司令部」的訓練總監部也被撤銷。[7]1959年後，由於葉只是分管科研和教育訓練工作的軍委常委，其報告有時還要先送給主管軍隊日常工作的總參謀長兼軍委秘書長的羅瑞卿大將。總之，直到1965年，資歷很老、地位很高的葉劍英不是政治生活的中心人物。
「文革」一聲驚雷，葉劍英從此活躍：
1966年1月，葉被任命為軍委副主席，不久取代羅瑞卿兼任軍委秘書長，並成為軍委常務副主席;在同年8月召開的八屆十一中全會上，葉進入書記處和政治局，一度與徐向前(軍委「文革小組」組長)一起具體領導軍隊「文革」。
1971年「九一三事件」後，葉取代林彪主持軍委工作，並參與黨和國家的其他重要事務，1973年成為黨的副主席。
1976年的10月，葉參與領導了抓捕「四人幫」的鬥爭，直到次年鄧小平復職之前，他是中央唯一的副主席，聲望達於頂峰。
正像毛澤東時代主持軍委工作的主要領導人都要被打倒一樣，葉在「文革」中也風險兩度。一次是1967年後因「二月逆流」挨批，1969年被「疏散」到湖南，屢遭地方官員冷落。在廣州，他想到留園五號看電影，一個小小的門衛就可以把他擋在外面。第二次是1976年2月，中央決定在「在葉劍英同志生病期間，由陳錫聯同志負責主持中央軍委的工作」。同年4月「天安門事件」後，毛不讓他參加政治局會議。如果毛不是在當年9月逝世，葉的命運很難預測。
毛澤東素有知人之明。作為「文革」中軍委兩次改組的受益者，葉劍英的政治命運直接取決於毛的態度。1965年下半年，旨在清除羅瑞卿的計劃開始實施，其機密程度，包括主持中央工作的劉少奇和軍委第二副主席賀龍都蒙在鼓裏。據張耀祠回憶，當毛澤東在杭州決定清羅時，除周恩來、林彪外，還有葉劍英、楊成武等人知道。[8]1966年3月批羅會議期間，葉是主持會議的七人小組成員之一。據范碩說，葉在會上採取了「明批暗保」的策略;但羅瑞卿本人的印象是：「所有到會的人，不僅見面不打招呼，不講一句話，都是以十分敵對的眼光望着我，太難受了。」羅的女兒羅點點則寫道：三月會議停開之後，「參加會議的人餘興未盡，余怒未消，……也有人不說難聽話，他們詩意大發……歷史已經雄辯地證明，參加三月會議的許多人不愧是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他們的行動對中國革命以後的進程，尤其是粉碎『四人幫』的行動，都起到無可替代的偉大作用。但是當年三月會議後，被我體察到的這種愉悅，不是從迫害別人中得到，又是從何而來?不是縱慾後的滿足，又是甚麼?」[9]可能「詩意大發」且在粉碎「四人幫」的鬥爭中發揮了「無可替代的偉大作用」的，似乎是指葉劍英。
當毛澤東準備與林彪決裂時，差不多處於流放狀態的葉劍英又一次進入權力中樞。1970年廬山會議期間的8月30日深夜，毛澤東召見周恩來和葉劍英，「明確表達了他要批判陳伯達的意思，希望他倆能支持他。……葉劍英立即表態，堅決服從命令聽指揮。」[10]會後，葉被任命為陳伯達專案組組長周恩來的特別顧問，並實際參加政治局工作。在1971年4月批陳整風會上，葉指出：「陳伯達不是一般的情報特務，而是配合蘇修顛覆侵略中國服務的，『文化大革命』中，陳伯達在華北地區亂跑亂說，是為蘇修進攻中國創造條件的。」[11]現在看來，說陳伯達配合蘇聯進攻中國，似無根據。1981年「特別法庭」審判陳伯達時，也沒有列入這一罪狀。「九一三」期間，葉配合周恩來擬定了「緊急戰備指示」。事後，葉也賦詩一首：「鐵鳥南飛叛未成，廬山終古顯威靈。倉皇北竄埋沙磧，地下應慚漢李陵。」
葉劍英的崛起有其必然性。「文革」是毛一生做過的兩件大事之一，選人用人特別慎重。時至1966年，彭德懷已倒，賀龍將倒，羅榮桓逝世，朱德年高，劉伯承養病，陳毅轉業，要在林彪之下再設一位軍委常務副主席，只有葉劍英與徐向前、聶榮臻三位元帥。從歷史淵源看，同為一方面軍出身的葉、聶的可能性要大於原四方面軍總指揮揮徐向前，儘管由於四方面軍系統的高級將領甚多，徐的象徵性地位必須充分考慮。葉、聶之間，聶的地位長期高於葉，在1959年的軍委領導人中，聶是排在林彪、賀龍之後第三副主席，葉只是常委。但葉有三個有利因素，一是在長征中的向毛澤東報信。二是葉長期沒有直接指揮軍隊，沒有「山頭」的嫌疑。這一點很重要，1967年武漢「七二〇」事件後，徐向前被認為是陳再道「黑後台」;1968年「楊余傅」事件後，聶榮臻被認為是楊、傅的「黑後台」，只有對葉劍英，毛澤東基本上可以省卻敲山震虎的麻煩。三是葉不是「文革」前軍委的主要領導，與劉少奇等人較少工作合作。毛對聶評價不差，1967年夏說他是「厚道人」，但厚道人並不一定是史無前例的運動所需要的。1967年2月10日，毛在中央常委擴大會議上宣佈：中央常委擴大會以後要擴大，他提議增加的人員中有葉劍英和徐向前，卻明確把陳雲、朱德、聶榮臻排除在外。[12]此後聶一直排在徐向前的後面。現在還不清楚毛何以對聶不滿，但聶既長期擔任軍委副主席，而發動「文革」又需要一次大換班，那麼以葉代聶，也是順理成章的事。政治生活中也有其「後發優勢」。五年後林彪垮台，倖存的各位元帥的狀況與1966年一樣，葉再度主持軍委既順乎時勢也合乎人情。1975年，葉被正式任命為軍委副主席，聶榮臻為常委。
劉少奇有黨的基礎，林彪有軍隊的實力，所以威嚴無比的毛澤東也必須擁有自己的支持者。誰是我的敵人，誰是我的朋友，歷史經驗相當重要。1971年8月，毛為解決林彪而南巡「吹風」時談到：「張國燾搞分裂，發個電報給陳昌浩、徐向前，裏面說，要堅決南下，否則就要徹底解決。當時葉劍英同志當參謀長，他把這個電報先給了我，沒有給陳昌浩、徐向前，我們才走了的，不然就當俘虜了。葉劍英在這個關鍵時刻是有功勞的，所以你們應當尊重他。」[13]毛葉關係的真正起點就在此一「電報」，但其真相還不能說是很清楚的。1982年，徐向前接受中央黨史研究室廖蓋隆等人的訪問時強調：「接到張國燾要我們南下的電報後，我們最大的錯誤就是同意南下。至於是否發過要用『武力解決中央』的電報，我負責地對你們說，我是沒有看到過的。毛主席在延安時講過張國燾的危害。至於怎樣危害，我們也不好問」。徐還說：「我們那時候軍隊有保密制度，像這樣機密的電報，是指定人譯的，譯的人就直接拿給這位首長看;叫誰譯就誰譯。這樣的電報不是一般人可以看到的，不是甚麼人都可以看的，這是軍隊的保密制度。張國燾發的這類電報都是指定人的，但誰譯的我不知道。有沒有這樣的電報?誰看過?我也不知道。」當年主管四方面軍電報的宋侃夫也向中央黨史研究室說，沒有發過要「武力解決」的電報。廖蓋隆介紹說：「宋侃夫同志建議我們寫信給葉帥，請他回憶這段歷史。……我們已經給葉帥寫了信。」[14]葉對此信的反應，我們不得而知。徐既是1935年事件的「當事人」之一，「文革」中又與葉持同樣立場，他的質疑是不能不認真回應的。范碩在1995年出版的《葉劍英傳》中，引用多位領導人的講話以肯定有這樣一份電報，其中之一是徐向前1977年送給葉的賀詩「呂端當愧公一籌，導師評論早已定」。但表彰葉的「大事不煳塗」並不意味着認可有「電報」一事。在後來紀念葉的文章中，徐就完全不提出長征往事。[15]《葉劍英傳》沒有正面回答徐向前的問題，七年之後的《葉劍英在非常時期》一書也沒有在此問題上有一個新的說法。
「大事不煳塗」並不代表事事都滿意。終「文革」十年，「劉亭長」對「呂端」的態度是基本信用也略有防範。導致1968年葉劍英「靠邊」的直接原因是「二月逆流」。1967年1月22日，毛接見參加軍委擴大會的代表，聽取了軍方將領對「文革」的意見，對他們受到的委屈以及因此而來的不滿感到震驚。在「意識到軍隊中潛在的危險」後，「毛澤東在會議的插話和講話中，自始至終都同情軍隊的領導幹部，一再聲明不能衝擊軍事機關，並對一些造反過火行為提出了批評。」[16]這一安撫，顯然鼓舞了葉劍英等人，他們「大鬧懷仁堂」，向「中央文革」發起抗爭。2月11日晚，葉向毛匯報白天的爭論，毛表態說：「此事我已經知道了，你的對。」似乎並不在意。2月16日，「三老四帥」又一次重拳出擊。接着譚震林說蒯大富是反革命的話頭，陳毅說[17]：「這些傢伙上台，就是他們搞修正主義。在延安，劉少奇、鄧小平、彭真，還有薄一波、劉瀾濤、安子文這些人，還不是擁護毛澤東思想最起勁!他們(指「造反派」)沒有反對過毛主席，他們根本沒有見過毛主席!所謂反毛主席，挨整的是我們這些人。總理不是挨整嗎?」
歷史不是證明了到底誰是反對毛主席嗎?(指林彪)以後還要看，還會證明。斯大林不是把班交給了赫魯曉夫，搞修正主義嗎?
把「文革」與延安整風聯繫起來並說到斯大林晚年，這是對「殘酷打擊無情鬥爭」的做法，也是對毛澤東最嚴重的批評。在場的周恩來可以緩衝地說：「延安整風還要肯定」，但毛澤東可以容許老同志11日對「文革」的不滿和對「中央文革」的批評，但決不能容忍對他本人的批評。在2月18日深夜緊急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毛大發雷霆：中央文革小組執行十一中全會精神。錯誤是百分之一、二、三，百分之九十七都是正確的。誰反對中央文革，我就堅決反對誰!你們要否定文化大革命，辦不到!……你們說江青、陳伯達不行，那就讓你陳毅來當中央文革組長吧，把陳伯達、江青逮捕、槍斃!讓康生去充軍!我也下台，你們把王明請回來當主席麼!你陳毅要翻延安整風的案，全黨不答應![18]相對而言，葉在「逆流」中的表現較能為毛所容忍，江青當時就發現：「陳毅、譚震林、徐向前是錯誤路線的代表，葉劍英、李先念、余秋里是附和錯誤路線。」[19]
從2月25日到3月18日的五次「政治局生活會」上，受到重點批判的也是譚、陳、徐三位。在毛批准的張春橋起草的批判「二月逆流」的報告中，葉沒有被點名。葉還於1969年的「九大」上進入政治局，而陳毅則被趕出。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嚴厲批判「二月逆流」期間，毛也留有餘地，他要江青去看望陳毅;[20]4月30日晚又把這些老同志請到家中開「團結會」，並允許他們於「五一」上天安門城樓。在次年召開的以批判「二月逆流」為中心議題之一的八屆十二中全會上，毛也說得比較溫和：「他們有意見嘛，不同嘛，他要說嘛，就是要談一談嘛，幾個人在一起，又都是政治局委員，又是副總理，有些是軍委副主席，我看也是黨內生活許可的了。」[21]當然，這既不是真心話，也不是給濃烈的批判氣氛降溫，而是毛保持自己一貫正確的策略。三年之後的1971年11月4日，毛在接見參加成都地區座談會的代表時，鑑於葉已回到軍委領導崗位的現狀，再一次重複：「老帥們就有氣嘛，發點牢騷。他們是在黨的會議上，公開的，大鬧懷仁堂嘛!缺點是有的。你們吵一下也是可以的。同我來講就好了。」[22]用語雷同意在表明：我從來就是保護老同志的，68年我就是這麼說的嘛!
「文革」中軍委三次改組，葉是得大於失：兩次重用奠定了他作為軍方領袖的地位，而兩次「靠邊」都沒有使他失去軍委副主席的職務，使葉可以在改變歷史的1976年發揮作用。正因此，「呂端」對「劉亭長」表現出來的態度首先是敬。1974年，當張愛萍提出「文化大革命」到底革了誰的命時，葉卻說：這也許不是毛主席的本意。[23]「直到晚年，他在談到毛澤東的錯誤時，仍然念念不忘他的功德。……當人們提起毛澤東的名字，講述毛澤東的往事，他每每老淚縱橫，激動不已。」[24]其次是畏。1976年，當王震提出「把他們弄起來」時，葉做了一個手勢：先伸出左手，握緊拳頭，豎起大姆指，向上晃兩晃，然後把大姆指倒過來，往下按了按。[25]意思是說一切要等毛逝世以後再說。嚴厲的黨文化氛圍使任何高級幹部都不得不如履薄冰，如臨深淵，王震也只有在毛澤東病重時才敢出此大言。終毛時代，葉雖有自己的看法，但從來不敢與毛有絲毫的對立，而且不斷以「唯心的話」和「唯心的事」來表達自己的忠誠。第三是怨，從50年代的「劉亭長」的隱喻開始，葉對毛就有很深的怨氣。1967年夏，福州軍區司令韓先楚對葉說：說我是「三反分子」，拿出真憑實據啊?葉嘆了口氣說：如果需要真憑實據，還用搞「文化大革命」嗎?[26]「文革」結束後，葉對毛也有相當批評。其中最有意義、也最被忽視的，是葉在1978年中央工作會議閉幕式上，一口氣講了三個「只有充分發揚民主」。儘管葉的「民主」主要還限於領導要聽取意見、接受批評等作風、方法的範圍，但把社會主義與民主聯繫起來，在當時畢竟是「思想解放」之論，其中當然包含了葉對毛澤東專橫作風的反思。「葉劍英在講話中還對這次中央工作會議上充分發揚的黨內民主和在會外體現的社會上的民主並列說了幾句話，這幾句話後來在發下的定稿中刪去了，但這幾句話給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知道為甚麼1982年中央文獻研究室編的《三中全會以來》──不論是《選編》還是《匯編》都沒有收入葉劍英這篇講話。」[27]與許多老幹部一樣，敬畏與疏離是葉對毛的基本態度。
沒有毛的信任，葉不可能成為軍隊的主要領導，沒有後來成就大事的資本和力量。但如果完全聽信毛的一切，葉就不可能參與結束毛親自發動的「文革」的思想，沒有成就大事的動力和理想。「呂端」與「劉亭長」有分有合，毛之所以兩度讓葉靠邊，就是看到了他們之間的分歧。而在這一分歧的背後，是軍方將領在「文革」中的複雜關係和自我維護。
二、從抗爭到挑戰
黨領導一切，但「文革」的目的卻是要清洗黨、改造黨。如林彪所說，「文革」是「對全黨的批判運動，批判幹部的運動」，「也是批判我們這個當權的黨」。黨既不可信任，則「我們發動文化大革命靠兩個條件：一是靠毛澤東思想和毛主席的崇高威望;再就是靠解放軍的力量。」[28]作為軍隊地位的象徵，是1966年8月18日毛澤東出人意料地穿上了軍裝接見紅衛兵。劉少奇與軍隊的淵源甚淺，包括葉劍英在內的軍委領導人，在打倒彭、羅、陸、揚，發動「文革」等問題上基本上是緊跟毛的。但當軍隊受到衝擊、軍方將領也受到清洗時，葉等人不但對軍隊內部如何進行「文革」持謹慎態度，進而對「文革」本身也有疑慮。「文革」十年，葉劍英等人殫精竭慮而目標始終明確：在前期，是維持軍隊穩定;在後期，是控制軍隊權力。大體上可以說，葉在前期是失敗的，在後期是成功的。
在「天下大亂」的背景下，一切行動聽指揮的軍隊是最大的政治力量，誰掌握了它，誰就是政治鬥爭的勝利者。毛澤東需要一支忠於自己而又隨時可以調用的力量，他在打倒劉少奇、收拾林彪時，都動用了軍隊。而「林彪身為軍委副主席、國防部長、僅次於毛澤東的軍事領導人，他並不希望軍隊大亂，亂到足以否定自己『權威』的地步，只希望以『亂』為籌碼，以遏制反對力量，使各級領導都聽從他的指揮。」[29]葉劍英等人的觀點是：「社會上大亂一下不要緊，就靠軍隊不能亂」。[30]三種政治力量都不想軍隊「大亂」，差別只是在於：毛以「文革」的順利進行為唯一目標，林彪、葉劍英則更多地考慮到軍隊的穩定，而當林彪步步緊跟毛澤東時，葉劍英等人則有所保留，並因此與毛信用的「中央文革」發生衝突。
《五.一六通知》和八屆十一中全會是「文革」全面啟動的標誌，葉等人以軍隊的特殊性為由，不斷發出「通知」、「指示」、「規定」，總的精神是「按兵不動」。但天下既已大亂，軍隊亦難保中立，不但軍隊系統的院校和文藝團體開始造反，各地駐軍也無可避免地逐步介入地方運動，或代地方黨政系統保管檔案，或為被揪鬥的黨政領導提供保護，有的甚至支持一派反對另一派，以至於康生等人認為「軍隊已經成了走資派的防空洞」。上有毛澤東和「中央文革」支持的造反派不能容忍軍隊的「保守」行為，衝擊軍事機關的行為層出不窮。葉等人採取各種方式制止針對軍隊的各種造反行為。他與「中央文革」的直接對抗主要有三次。一是在1966年11月的兩次「十萬人大會」上，公開批評「文革」，以至被逼「檢討」。二是積極推動制定旨在穩定軍隊的《軍委八條命令》，其中規定了許多「不允許」、「不准」、「不得」，禁止造反派對軍隊的衝擊。一時間軍威大顯，造反派的激進行為受到遏制。以「青海事件」為例，在佔據報社的造反派向包圍他們的軍隊開槍後，青海軍區副司令趙永夫下令開槍。葉劍英認為「你們打得對，打得好」。(趙永夫不久被捕，很晚才獲釋。最後的結論是：他受了委屈，但有嚴重錯誤。因為當時確實打死了不少紅衛兵。)[31]三是直接批評「中央文革」，其頂點是被稱為「二月逆流」的抗爭。這些抗爭的意義在於提示並強化了軍隊與「中央文革」的尖銳對立，為後來抓捕江青等人作了捕墊。但在洶湧膨湃的運動初期，僅僅不介入，或在介入之後僅僅從維護軍隊自身穩定着眼打壓造反派等等，都是不能奏效的。
毛澤東要軍隊支持「文革」、保衛「文革」，他不能容忍軍隊游離於運動之外。「文革」要清理的主要目標不在軍隊，但黨政軍三大系統從嚴就不完全獨立，牽一髮而動全身。而且軍隊內部也山頭林立，諸種矛盾日久月深，也有「奪權」與「反奪權」的內在需要。在此多種因素的結構中，穩定軍隊的努力不可能按照葉劍英等人設想的方式進行。1966年10月2日，林彪發出《關於軍隊院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緊急指示》，否定軍隊的特殊化，軍隊運動實際展開。在作為權力與秩序的中心的黨已經停止行使其職能，而洶湧膨湃的群眾運動已分裂為對立的派別，社會混亂日益加劇的情況下，軍隊的介入成為維持秩序的條件，1967年1月21日，毛要求軍隊「支左」。但「左」「右」並無客觀標準，幾乎所有的大軍區都基於自己的利益而支持「保守組織」，召致激進造反派的反彈。於是有《軍委八條》對造反派的限制，軍隊理所當然地據此對造反派進行「鎮壓」。當毛澤東意識到「復辟」的危險後，1967年4月6日的《中央軍委命令》又反過來要求軍隊「正確對待群眾」，給「全面內戰」提供了合法藉口，釀成7、8、9三個月的失控狀態。軍隊不介入不行，介入了也不行，這就需要對限制「中央文革」和軍隊的極端傾向。武漢軍區司令陳再道等人被撤職，而與「揪軍隊一小撮」口號有關的王力等人不久也被關押。從1967年的「五·一三」事件開始，林彪系統的吳法憲、李作鵬、丘會作等人掌握的「三軍無產階級革命派」消滅了受到「中央文革」支持的對立派後，逐漸穩定了北京軍內的局勢，進而對全國局勢發揮了影響。[32]吳等既為功臣，則由他們組成「軍委辦事組」不久也就取代了葉主持的「軍委常委會」。
在維持軍隊穩定方面，葉劍英等人與林彪有一定配合。1966年，與江青一個戰壕的陳伯達在一次會議上說：「軍隊已經跌到修正主義的邊緣」。林彪知道後頗為不滿：「怎麼，軍隊也跌到修正主義的邊緣?我這個國防部長怎麼不知道呀?」[33]害得江青忙去帥府道歉。據范碩《葉劍英在非常時期》一書介紹，1966年11月，葉劍英等人在軍隊系統各院校和文體單位來京人員大會上發表批評「文革」的講話。會上有人遞條子問：這個大會「林副主席批准沒有?」「你們四位副主席的講話是不是林副主席批准的?」葉告訴大家，四位副主席的講話是經過林彪看過軍委集體討論過的。范着在此加了一個括號[34]：
(筆者註：此講話是否有林彪「同意」一說不確定。據後來總政一位負責人1968年11月26日寫的一份「檢討」材料上說：「當別人當場提出質問時，他宣佈他講的話是得到林總軍委同意的，接見也是軍委批准的。這是公開欺騙群眾嫁禍於軍委林總的。」)
事情的真相迄今仍不得而知。如確如這位「總政負責人」所說，那麼葉之所以「嫁禍」於林彪，肯定是有借林的權威對抗「中央文革」的考慮。林彪看了會議記錄後，除了對葉在會上的講話哈哈大笑之外，沒有對「嫁禍」有任何報復性反應。這也許就是葉群說的「首長(指林彪──引按)對毛主席是緊跟的，對『中央文革』是支持的，但他和那些老帥也有感情。」[35]由徐向前、葉劍英等人推動的《軍委八條》，其實是由林彪主持制定的。
事實上，由於「中央文革」竭力推動的「文革」擾亂了軍隊原有的權力秩序，軍方將領在林、江對峙之中多是支持林彪的。以韓先楚為例，他曾在給林彪的電話中，針對江青等人說過「朝里有壞人」，就這麼搞下去，我就上山打游擊，跟他們干到底。[36]林沒有把韓的話作為禮物送給江青。「九大」以後，林、江矛盾激化。1970年林彪在廬山會議上講話，「曾讓韓先楚興奮不已。林彪畢竟還是個敢說話的、務實的人，仿佛陽光驅散了雲霧，他又看到了當年的那個『林總』」。而「林彪講話後分組討論時的場面、氣氛，給他的印象太深刻了。……人心不可欺，黨心不可欺，張春橋這夥人是太不得人心了。」[37]會議期間，韓先楚、許世友等人都簽發了支持林彪的「表態信」，他們都想利用提高林彪聲望的戰法來打擊江青集團，1970年底韓在福州佈置下一年工作時，就提出要大造成輿論，好好宣傳一下「林總」。韓是林的老部下，但許世友與林卻從無淵源關係。
毛澤東對林彪是有警覺的，無論是「文革」初期給江青的信，還是「九大」前夕拒絕由陳伯達起草的含有結束「文革」以發展生產力等內容的「政治報告」初稿，都表明毛澤東並不滿意林的行徑。1967年10月，林彪着手成立旨在取代軍委的「軍委辦事組」，次年3月，毛澤東說：今後軍委辦事組由林副主席直接捏到手裏。軍委就是辦事組，軍委常委會可以不開了。[38]但即使在其鼎盛時期，林也沒有掌握軍隊的全部領導權。「九大」政治局委員中穿軍裝的比例很大，除林彪集團外，既有朱德、劉伯承、葉劍英等元帥，也有陳錫聯、許世友、謝富治、李德生以及不在軍隊任職的李先念等原四方面軍將領。這就是1971年毛澤東可以輕易收拾林彪集團的原因之一。
林彪之後，形勢相對平靜，但上層鬥爭的陣線和目標都更為明晰。隨着毛澤東年事日高，葉劍英與江青等人都明白他們即將面臨最後的一搏，而未來的一切取決於對軍隊的掌握。葉在1976年曾說：「我們個人的事小，最要緊的是軍隊!軍權無論如何不能落在他們手中!」[39]如果說葉劍英在「文革」前期還可以藉助一下林彪的話，那麼此時則要直接面對江青集團的挑釁。江青當然善於拉大皮作虎皮，不過正如韓先楚當時就感覺到的，這虎皮也並不都是江青生拉硬扯自己披到身上的。[40]在她的背後，是「文革」的最大動源毛澤東。毛既然對上了黨章的接班人都沒有完全放心，對葉就更不會完全放手了。1972年11月至12月，毛指示政治局開會批評周恩來、葉劍英在與基辛格會談中的「右傾錯誤」。1973年大軍區司令員對調時，毛髮覺軍隊對他的路線緊跟不夠。同年12月，毛主持政治局會議，批評「政治局不議政」、「軍委不議軍」。1974年江青十分活躍，她儼然凌駕於軍委之上，以送批林批孔材料為由插手軍隊，宣稱軍隊是「軍閥管制」，要「放火燒荒」、「奪權」，並以「批走後門」的方式批評點名葉把女兒送到福建參軍。還直接寫信給葉等軍委領導人，對軍隊各大單位橫加指責。中央也於74年11月兩次以「中央文件」的形式批轉江青的材料，以示支持。1976年「批鄧」後，葉在1975年軍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受到批判。
毛澤東是黨內鬥爭的唯一裁決者。由於葉劍英等人的行為和意圖並不符合毛的政治安排，所以葉劍英對江青的對抗就特別需要得到毛的信任和支持。1974年10月，將決定今後數年國家領導人的四屆人大召開在即，周恩來準備抱病去長沙，爭取有利的人事安排。此時「醫務人員發現他的大便有隱血，需要立即進行治療。葉劍英經過慎重考慮，感到目前中央正面臨着籌備召開四屆人大的關鍵時刻，為了黨和國家的最高利益，防止『四人幫』乘機作亂，現在以不提此事為好，堅持總理依期限南行。」[41]周是葉的支持者，但葉仍然冒險堅持周抱病南行，終於贏得了基本令他們滿意的結果，1975年，江青集團明顯居於下風。葉的另一個策略搶佔先機，提前進入「戰鬥狀態」。鑑於「文革」前期的失敗，葉劍英認識到與江青等人的鬥爭具有「你死我活」的性質，必須儘快地使「路線鬥爭」明確化。1974年年底周恩來傳達了毛澤東批評江青等人的消息後，葉「利用一次各大軍區主要負責人來京開會機會，一個一個交談，並給他們看記錄。要他們表態聽軍委招呼。」[42]1975年6月召開的軍委擴大會議上，他雖然沒有點名，卻又非常明確地批評江青「到處送書、送材料、寫信」，還一個軍區一個軍區，一個軍種一個軍種地分別找司令員、政委談話，要大家警惕「上海幫」，穩定部隊。軍政大學黨委改組時，他一一了解黨委成員的政治、思想、工作情況，嚴格把關，絕不讓與江青集團有絲毫聯繫的人進去。李德生回顧當時的鬥爭，說葉「特別重視從組織上解決問題，反覆強調軍隊的各級領導權一定要掌握在可靠的人手裏，……」[43]王平上將1975年出任武漢軍區政委，行前葉劍英親自向進行路線交底：「武漢軍區很複雜，『四人幫』及其伸向某省的黑手，通過各種渠道插手某省軍區，大搞反黨亂軍活動。某獨立師參謀長，在四屆人大前寫大字報，要周總理下台，要張春橋當總理;某軍陷得很深，唯『四人幫』是從，防化連是江青的試點單位。」[44]王平依計而行，確保葉對軍隊的領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