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12月10日，「美麗島」支持民眾與軍警衝突
「美麗島事件」尚未發生，蔣經國就說1979年是「本黨歷史上最艱險的一年」，由於外交上的一系列挫折，他遭遇了執政以來最大的危機和挑戰，為了應對變動的內外局勢，緩解台灣島內民間要求政治參與的壓力，不僅拓寬民間參政的空間，準備舉辦「增額中央民意代表」選舉，而且批准黨外反對派「立法委員」黃信介創辦政論月刊《美麗島》。在蔣經國有意自上而下推動民主進程這個背景下，是年8月《美麗島》在高雄創刊，短短几個月內不僅發行量水漲船高，而且從南到北建立了十幾個辦事處，聚集了當時島內具有相似政治主張的代表人物，不僅言論問政，而且活動頻頻，實際上成了「沒有黨名的黨」，至少是黨的雛形，它與以往的一般政論性刊物不同，可以說是一個「美麗島」政團。
當年12月，《美麗島》出到第四期，發生了舉世震驚的「美麗島事件」，由「美麗島」發起的紀念世界人權日遊行，結果釀成暴力衝突，軍警與民眾雙方約二百人受傷，萬幸的是沒有一人死亡。面對突發事件，蔣經國做出的決策，包括抓捕呂秀蓮、黃信介、張俊宏、陳菊、施明德、姚嘉文等《美麗島》重要人物及其他支持者，最後決定將八個主要嫌疑人送軍法審判，其他三十多人送司法審判，同時決定公開審判，允許公開報道，努力減少將對台灣社會的傷害，並承諾推進民主憲政的進程不會因此止步。「美麗島」案在媒體眾目睽睽之下令舉世矚目，受刑人雖被判刑，卻無損他們的人格，許多辯護律師和受刑人家屬則由此參與公職競選，島上的民主化進程沒有延緩。「美麗島事件」成為台灣民主憲政史上的標誌性事件，無論是執政的國民黨，還是受審的黨外人士，都沒有成為輸家，台灣由此結束了全輸全贏的政治博弈模式，漸漸邁上雙贏、多贏、良性互動的軌道。
一
1979年12月10日上午，中國國民黨在陽明山召開「十一屆四中全會」，蔣經國以黨主席身份發表重要講話，表示：「重視民權自由的保障，更重視國家社會的安全，使自由不致流於放縱，民主不致流於暴亂，以建立安定的民主政治。」話音剛落，當夜高雄即發生「美麗島事件」。事先，《美麗島》雜誌社為申請這一天夜間在高雄舉行遊行，警備總部擔心出事駁回了這一申請，但知道他們會不顧禁令。情治系統已向蔣經國報告了這個情況，蔣只是指示軍警「打不還手、罵不還口」。([美]陶涵着、林添貴譯《蔣經國傳》，華文出版社2010年，312—313頁)
當晚大約9點，目擊「美麗島事件」現場的《台灣時報》採訪組副主任李旺台，眼睛帶着催淚瓦斯留下的酸澀感回到報館，跑警政線的記者已寫好了稿子，他發現與他看到的事實不符，很快重寫了一篇，採訪主任看完，馬上交給了總編輯，總編輯馬上跑到社長室，最後社長決定暫時將他的稿子擱在一邊，等候國民黨主管文宣工作的文工會指示，等了一個小時，居然沒有來電，大家都很奇怪，平時小至工廠廢氣外泄都會來電，這件天大的事件卻沒有指令。為了確認「上面」的意思，報社方面決定繼續等，一直過了半夜12點，「上面」還是沒有電話。報社在最後一刻決定採用他的稿子，以「鎮暴部隊發射催淚瓦斯驅散人群」為題，並配發了民眾與憲警對峙的照片。第二天下午，陳菊還問他：「你看會抓人嗎?」他回答：「發生這麼大的事，文工會卻沒有任何指示，這應該代表會有大動作。」(李旺台《美麗島事件見證人》，《黑夜中尋找星星——走過戒嚴的資深記者生命史》，時報文化出版公司2008年，229、231頁)
時為文工會主任的楚崧秋有一本口述回憶，其中沒有提及「美麗島事件」發生後蔣經國在第一時間有什麼指示，也沒有提及文工會最初有什麼安排，這與李旺台記憶中他們當夜沒有接到任何指令是吻合的。可見國民黨最高層此時尚未作出明確安排。
第二天(12月11日)，新接任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秘書長的蔣彥士帶着關中(國民黨中央政策會副秘書長)、汪敬熙(「警備總司令」)、馬紀壯(「總統府」秘書長)到蔣經國那裏報告，與「安全局長」王永樹一起討論處理「美麗島事件」的基本原則、方向，他們依處理的大小範圍，提出了甲、乙、丙三個建議案，蔣當場裁示，範圍儘量縮小，除了主謀者，其他的人儘量不要處理。這是他就「美麗島事件」作出的最早一個決策。關中記得這個處理範圍的建議案可能是「安全局」提出的。「調查局高雄市調處」處長高明輝回憶，處理此事的專案小組由「國家安全局」主導，各情治機關的外勤單位，都奉命搜集滋事分子的名單和資料。當時，國民黨「十一屆四中全會」正在召開，會上很多人發言要求嚴辦，蔣經國的心情也很沉重，起來說：「過去我父親在的時候，他都說，好像我有心事都不說出來;今天我有心事，但我也便說，你們所說的話，我都有在聽，我自己會做一個判斷。」要投票選中央常務委員時，蔣經國在休息室，叫了「台灣省主席」林洋港過去，對他說，「美麗島事件」發生了，非辦人不可，問他的看法怎麼樣?他回答：「我建議主席，國法是一定要執行的，可是栽培一個人才，好比我們種樹一樣。我從報紙上看到的，這些帶領的人，大部分也都是我們國民黨培養出來的，所以我建議主席，是不是執法的同時，也能夠考慮到我們愛惜人才。」他說自己不敢說「從輕發落」。(《暴力與詩歌——高雄事件與美麗島大審》，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99年，281、162、164頁)
蔣經國此時決定抓人，「一則是要在國民黨內維持團結一致，也是因為他覺得若非如此，可能會滋生更多暴亂，以致改革的進程失控。」(陶涵《蔣經國傳》，315頁)13日早上呂秀蓮首先被捕，到14日就抓了一百多人，除了施明德當時還在逃，「美麗島事件」大多數重要參與者都在其中。
二
14日早晨8點，「行政院長」孫運璇奉蔣經國之命召集近20人在中山樓商談，如何應對此事，參加的有國防、情治、外交、司法等單位主管，及楚崧秋、馬紀壯等相關要員。
同日下午4點25分，蔣經國約見楚崧秋，要聽聽輿情反應。他詳細匯報了島內外新聞言論界的看法和態度，並強調了各方期待公正審判的重要性。兩天前，也就是12日的下午6點30分，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長張寶樹邀他見面，詢問各方對這一事件的反應，自然也是受蔣之命。
17日上午，蔣經國在國民黨中央黨部再次約見他，還是談「美麗島事件」，進一步詢問了各方面反應情形，表達了依法究責的處理原則，並說了這樣一番話：「不管國家遭遇到了什麼樣的危難，他個人決心是以身許國，以心許民，希望全黨同志都能了解他這番態度和心意。」
年已古稀、疾病纏身的蔣經國面對這樣大的危機與挑戰，對親信下屬、舊日學生的這番表白，也透露出他當時壓力之大。他將「美麗島事件」看作是「不幸事件」。1980年1月3日下午3點，在國民黨中央黨部各單位主管參加的黨務工作會議上，他在談到這一事件時再次重申下列原則：
「針對該事件應該是嚴明而公平的來辦，人證、物證要弄清楚;但問題並沒有了，需要一段相當長的時間才能平靜下來，因此要加強宣傳、組織、社會等方面的工作。要做到大家心服口服，才能解決政治方面大幅問題，但我們也絕不會因這不幸事件而放棄反共建國的政治立場，否則就是對不起自己，因此『美麗島事件』之後，更應開大門、走大路加強工作，才能解決當前的問題。黨國生存關頭，負責者應該拿出負責的態度來，選舉已經在準備，一切依法來辦，平靜、正常，成敗不計。」(呂芳上、黃克武訪問《覽盡滄桑八十年——楚崧秋先生訪問記錄》，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1年，133—134頁)
「美麗島事件」驚動了許多在美國的華人學者、作家，害怕釀成第二個「二二八事件」，包括余英時在內，寫信給《紐約時報》，表示「其實受審判的不是這些人，而是台灣的民主」。他們覺得決策權在蔣經國身上，想找人直接去見他。當時，陳若曦、杜維明、許倬雲、余英時、李歐梵、聶華苓、於梨華等二十七位學者、作家簽署了一份聯名信，推陳若曦回台，送到蔣經國手裏。陳若曦的《尹縣長》等一系列小說引起矚目，1978年剛獲得吳三連基金會首屆文藝獎，蔣經國曾推薦過這篇小說，「每個人都應該要看這個書」。
1月7日，陳若曦飛抵台灣。飛機降落時，她還感到恐懼，怕被抓起來。她通過《自立晚報》吳豐山、吳三連找到蔣彥士，提出要見蔣經國，獲蔣同意。她當面對蔣說：「現在人心惶惶，我坐計程車，他們都說非常恐怖，大家都不敢講話，所以我希望這個事情能夠大事化小，不要搞成第二次『二二八事件』。」蔣聽到「二二八」三個字，愣了一下，臉色很難看，只說了一句：「一定不會，陳小姐這樣子太過慮了。」她把聯名信交給蔣，希望不要擴大化，不要用軍法審判。她的意見是，不是叛亂，就不該軍法審判。蔣問：「怎麼不是叛亂?如果不是叛亂，請問陳小姐，那這個事件是怎麼樣的性質?」她衝口而出「那是嚴重的交通事故。」蔣彥士驚訝的「啊」了聲，站了起來，蔣經國雖也驚訝，卻仍不動聲色。
這個事件為什麼會釀成暴力衝突?到底是「先鎮後暴」、「先暴後鎮」，還是有「第三隻手」?在當時是有爭議的。陳若曦談到「暴民打警察」：「那會不會是你們情治單位表演苦肉計?」蔣聽了很生氣說：「我用我的人格擔保，我們不做這種事。」談話持續一個半小時。11日，《中國時報》報道了蔣經國接見陳若曦、詢問生活寫作情形的新聞。(《口述歷史》第12期「美麗島事件專輯」，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4年，375—377頁;《暴力與詩歌》，257—260頁;吳錦勛採訪、撰述《台灣，請聽我說》，天下遠見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118—119頁)
事過境遷，多年後，台灣已發生重大變化，當時的「總統府」秘書長馬紀壯被問及：「國防部情報局有沒有介入其中?」只是謹慎地回答：「沒有證據顯示究竟這麼說是真、是假。」「美國中央情報局和國務院沒有掌握內幕資訊，但當時涉及台灣事務的重要官員，相信這種情況不無可能。另一方面，外國觀察家和許多照片、錄音帶證實，是反對派領導人把群眾挑激到狂熱地步，而且施明德本人領導群眾攻擊憲兵。」(陶涵《蔣經國傳》，314頁)陳若曦後來也認為「當局是有準備要處理的，你看鎮暴車買來第一次使用，但若說是政府預先設個陷阱讓群眾跳進去，全程導演，我倒不覺得是如此;蔣經國先生堅決否認，大概也是這個意思。」(《口述歷史》第12期「美麗島事件專輯」，382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