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夏季，周恩來在文革中第一次陪同外賓訪問上海時會見徐景賢等人
由於當局的禁令，「文革」的歷史早已為許多人所淡忘。不過，2007年11月初，因為當年的「文革」風雲人物徐景賢的去世，引發了一場小小的議論。議論的焦點在於，應該如何客觀、真實地評價當年那些曾積極參與「文革」運動的風雲人物，還其本來面目。
2007年11月8日，上海具官方背景的「新民網」刊出了一條題為「徐景賢10月31日在上海病亡」的「獨家消息」：「江青反革命集團在上海的重要案犯徐景賢，於2007年10月31日夜在上海病亡。徐景賢，男，73歲，於1982年被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判處有期徒刑18年、剝奪政治權利4年。1980年5月被開除黨籍。1992年6月至1995年5月保外就醫。1995年5月起刑滿釋放。」[1]消息在其他網站轉載時，標題被改為「江青反革命集團重要成員徐景賢病亡」。這則官方消息有三點值得關注：其一是通過網站而不是報紙發佈消息，與此前張春橋、姚文元等同類人物去世時消息的發佈不同；其二是使用「病亡」的字樣，而不用民眾通常使用的「病逝」或「病故」，顯示了一種偏見；其三是消息中仍用徐當年入獄時的「頭銜」——「江青反革命集團在上海的重要案犯」或「江青反革命集團重要成員」，儘管徐已恢復公民身份達12年之久。顯然，有關方面仍然將徐視為「異己」而入了「另冊」。
根據筆者從徐景賢之女徐蘊處獲得的資料，網上流傳的消息中關於徐的去世時間明顯有誤，入黨時間也有誤。徐蘊表示：「一，徐景賢是在2007年10月31日下午4時去世，而不是網上普遍流傳的夜間去世，享年74歲而不是網上誤傳的73歲。是因突發心肌梗塞後在15分鐘內去世，此前徐並無任何心臟病史。當天上午徐景賢還出門訪友，下午2點回家，午睡半小時後還在自家的3人沙發上讀書看報，是斜躺在沙發上去世的。二，徐景賢加入中國共產黨的確切時間是1953年4月26日，而不是網上普遍流傳的1963年4月。徐出道很早，1951年就進入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工作，怎會等到30歲才入黨？徐在1966年底33歲就已成為紅得發紫的『大人物』了。」[2]針對官方消息中使用「江青反革命集團在上海的重要案犯」的稱呼以及「病亡」字樣，徐蘊認為：「對這樣一位早已恢復政治權利的合法公民，又是70多歲的知識老人，儘管歷史上有過這樣和那樣的政治罪行，但早已悔改且服刑期滿了，為何只會用『江青反革命集團在上海的重要案犯徐景賢病亡』來發新聞呢？難道就想不出其它更恰當的文字了？難道他現在還是案犯嗎？顯然不是。難道他不可以被稱為『去世』，而只能是病亡？」[3]
以上情況表明，對於徐景賢這樣的「文革」風雲人物，公眾至今仍未形成符合客觀事實的認識。人們能夠看到的只是類似的官方「獨家消息」臉譜化、甚至妖魔化的介紹。還有少數人則留戀「文革」，模仿着當年的陳舊話語去悼念徐景賢。這種種情狀既無助於客觀、真實地還原「文革」歷史、推進其研究，也無法客觀、真實地認識當年的歷史人物，更不可能從這些人的經歷里描繪出改革前中國所走道路的真實軌跡。本文願以徐景賢為案例作一解讀，以拋磚引玉，求教於學術界諸友。
一、徐景賢：忠誠的「黨的兒子」、堅定的「革命左派」
徐景賢其人如他自己所述，是「中國共產黨長期培養的結果」[4]。因此，稱其為「黨的兒子」，或許更為符合他一生的追求和作為。
徐景賢1933年12月出生於上海一個教師家庭。父親徐宗駿雖早年曾一度參加過中共地下黨，卻從來不是個激進的革命者。他畢生從事教育工作，是那個年代隨處可見的一位典型的教師形象：正直、勤勉、敬業，且身教重於言教，對任何一堂課、任何一名學生都是兢兢業業、一絲不苟。徐景賢逝世後，其好友贈送的輓聯中有一聯稱其為「兩袖清風真君子」、「一生磊落大丈夫」[5]。這樣的品質多半出自其教師父親的言傳身教，為其人生繪就了底色。
1949年前夕，徐景賢只是個15歲左右的中學生。但那時他已經和大學生們一起參加了共產黨地下組織策動的「反美反蔣」學生運動，接受了「進步思想」，浸染了些許「紅色」。因此，他被吸收為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第一批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團員。高中畢業時，他又十分革命地親手撕了大學入學報名單，放棄進大學深造的常規之路，進入了「上海市市政建設幹部訓練班」學習，從此走上了以革命為職業的道路。隨後，他又被從訓練班直接抽調到了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文藝處工作。用他自己的話說：「以一個普通的中學生，能夠被選送到黨的高級領導機關工作，對我來說，實在是莫大的殊榮。」[6]其實，這不只是個「殊榮」，而且是「組織上」對徐前一段經歷的認可。也因為如此，1953年4月他未滿20歲時，便經丁景唐、徐嘯介紹，加入了中共。丁是位「三八式」老幹部，長期在上海文化領域活動，並以此為職業掩護從事地下黨工作。此時的丁正是徐的頂頭上司——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文藝處處長。處長親任入黨介紹人，應該是對青年徐景賢的肯定和欣賞。
身處上海的最高領導機關，徐景賢在為中國共產黨的宣傳事業忠誠工作的同時，如沐春風般全盤接受着黨的主義教育，當然也全盤接受了作為黨的最高領袖毛澤東的思想。在那個時代，黨就是毛，毛就是黨，二者是合一的。在徐那樣的普通黨員眼裏，黨的其他領導人可能會犯這樣那樣的錯誤，只有毛是絕對正確的。時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書記的柯慶施是中共黨內老資格人物，且是當時仍活着的唯一見過列寧的中共高級幹部，他對毛矢志效忠、緊跟照辦，被公認為「毛主席的好學生」，並因此而聞名黨內。1958年毛澤東力排眾議、推行「大躍進」時，柯在年初的成都會議上提出了一個口號：「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從毛主席要服從到盲從的程度。」[7]成了加速對毛個人崇拜的領頭羊。這一近在身邊的表率和榜樣，對徐景賢無疑起了潛移默化的重要影響，使得徐同樣地將對黨的赤膽忠心順理成章地轉化為對毛的無限忠誠。不僅如此，徐在宣傳部的工作也促進了這一全盤接受的過程，就象曾任東德統一社會黨（共產黨）政治局常委的沙博夫斯基回顧自己的經歷時說的那樣：「我通過寫作傳播共產主義的思想意識，而這份工作反過來又加強了我當時的共產主義思想。」[8]徐景賢也曾作過類似的「自我解剖」：「長期以來，在從事寫作的過程中，我深受黨文化的教育與薰陶，在意識深處，時時、處處、事事要做黨的馴服工具，要讓自己的筆桿子聽從黨的指揮，要為『輿論一律』做出自己的貢獻。所謂黨的指揮，具體來說，就是毛澤東和黨中央的號令，就是中宣部的指示，落實到上海，也就是柯慶施的講話和上海市委的精神。」[9]
在那個年代，不分職業，不分年齡，到處都在自上而下、不遺餘力地灌輸把黨當作母親、做黨的好兒子的理念。徐景賢的經歷正是接受這類「母子」教育，成長為一名為黨信得過的「好兒子」、「革命左派」的過程。正是通過這樣自覺接受灌輸的途徑，徐景賢形成了對黨和領袖無限忠誠、做黨的「好兒子」的信念。在上海市委1963年以「思想理論戰線全面開展批判修正主義的鬥爭」為背景成立「市委寫作班」時，徐景賢被選中，進入了這個被他自己稱作「文化大革命的輿論策劃地」的重要機構，後來還擔任了「一把手」——支部書記。他的中選主要不是因為他的寫作才能，而應該是他忠誠的「兒子」信念與堅定的「左派」立場。那時，「黨的好兒子」的典型無疑是為毛親自推崇、並為諸多黨的最高領導人題詞追捧的雷鋒。用他的話語作歌詞的歌曲「唱支山歌給黨聽」，在中國大陸到處傳唱。徐景賢和他的「寫作班」「戰友」們（「寫作班」成員們自覺地將自己看作「戰士」，而不是「文人」、「秀才」；工作也被稱為「戰鬥」，而不是「寫作」）十分自覺地以雷鋒為榜樣，自覺地「插紅旗、拔白旗」，自覺地事事處處改造自己，重塑靈魂。這從他們為自己起的筆名可得一窺。「寫作班」下屬兩大部門——文藝組的筆名叫「丁學雷」，意為身在辦公地點華山路的丁香花園，要念念不忘學習雷鋒；歷史組的筆名叫「羅思鼎」，意為象雷鋒那樣心甘情願地做黨的螺絲釘，黨將自己擰到哪裏，就在哪裏發光，無怨無悔。「黨的兒子」有兩大特徵——對黨馴服、對人好鬥，這也成為徐景賢和他「寫作班」「戰友」們的共同基因。「以戰鬥任務帶動戰鬥隊伍」，是當時的上海市委為「寫作班」定的工作方針。所謂的「戰鬥任務」，就是由毛澤東、中共中央和上海市委確定的鬥爭目標。因此，早在「文革」前，他已經與「寫作班」的其他成員一起，一切聽從黨的指揮，黨指向哪裏，就沖向哪裏，在意識形態的各條戰線主動出擊，向着臆想中的敵人「像嚴冬一樣殘酷無情」地從事「革命大批判」。楊獻珍、周谷城、周揚、夏衍、田漢、陽翰笙、孟超、巴金、瞿白音……等，都曾成為他們的靶子，遭到過他們的無情批判。徐景賢曾概括過他和張春橋一類「中共秀才」的「面貌」：「悉心揣摩毛澤東以及上級領導的心思，然後形成文字——你左，我比你更左；你講得凶，我寫得比你還凶！在這方面，象我這樣從中共上海市委寫作班起家的人，也概莫能外。」[10]這些話十分形象地刻畫出他們這些「左派筆桿子」的特徵。而這些批判成了後來「文革」期間急風暴雨式大批判的演習和序曲。
綜觀1949年以後的徐景賢，父輩那些樸素的品格潛移默化為他的做人準則，成為他人性的底色，終其一生而未有改變；而主義的灌輸和實踐確立了他堅定的信仰，成為他行事的指南，同樣終其一生而未有改變。看似相悖的二者並非如平行線那樣互不交叉，而是形成了決定他人生曲線的縱坐標和橫坐標，並在做「黨的忠誠兒子」上形成了似乎完美的統一：為人正直就要聽黨和領袖的話，堅信不移，絕對服從，立場堅定；敬業勤勉就要在完成黨和領袖交付的所有任務上全力以赴、一絲不苟，緊跟照辦，心甘情願地做黨和領袖的喉舌；光明磊落意味着對黨對領袖毫無保留、絕對忠誠、無限崇拜……最能說明這一「完美統一」的，莫過於他自己反省後坦承的這樣一段話：「我1951年到市委工作的時候，還不滿18歲，在黨的高級機關工作了幾年之後，深感黨內的論資排輩和等級思想非常嚴重，象我這樣一個年輕幹部，又是解放後才加入中國共產黨的，要在黨的機關里脫穎而出，簡直難上加難。我曾和市委宣傳部副部長徐平羽的秘書孫錫鈞兩人個別議論過：象我們這樣有點『志氣』的人，能不能做到：20歲當幹事，30歲當科長，40歲當處長，50歲當部長，60歲當市委書記。兩人估量機關的形勢後，一致認為：不可能！因為黨的領導機關里『老資格』太多了：有紅軍時期參加革命的，有抗日戰爭時期參加工作的，這個階段還分『三八』式的（抗戰前期）和1945年以前的（抗戰後期），至於解放戰爭時期的南下幹部和上海的地下黨員，在機關里比比皆是，大量的人只能當一般幹部。每次提拔幹部，都要『論資排輩』；住什麼房子，吃什麼灶，甚至連用什麼辦公桌，坐什麼椅子，都要講職務，按級別，不得逾越。所以象我們這樣解放後參加工作的新幹部、新黨員即使自認為有能力，有才幹，想要在仕途上謀求發展，希望是微乎其微的。於是，我選擇了從事寫作的道路。」[11]
正是將黨的需要與個人志向作了精心設計，達到了信仰與為人的精緻平衡，徐景賢當時如魚得水。也正因如此，當他後來被選中進入「寫作班」、並擔任領導職務後，曾十分自得：「當上海市委決定成立寫作班，市委書記處書記石西民和宣傳部長楊永直商量，決定從宣傳部調我去寫作班工作的時候，我的內心是興奮的，因為我感到自己越來越受到黨的領導的重視，而且覺得自己這幾年走的這一條寫作道路走對了。」[12]那時的他曾自豪地說道：「黨一再教導我們：要把筆當作槍刺，毫不容情地對資產階級的腐朽勢力和反動思想進行猛烈的射擊；要把筆當作號角，永不停歇地為無產階級的英雄和共產主義的理想吹奏嘹亮的壯歌！」[13]
實事求是地說，像徐景賢這樣既看重為人、又忠於信仰，在共產黨中是不多見的。就信仰而言，當年眾多出身工農的老幹部抱着「翻身求解放」的個人慾望投身革命，而對主義、思想終其一生都不甚了了；時下更多的官員們則是掛羊頭賣狗肉，只求名利而毫無信仰。徐景賢與他們都不同，對中共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理論，尤其是對毛澤東「發展了的馬列主義」——「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不只熟稔，更是堅信不移。他曾說過，「當時，我們對毛澤東、黨中央所作的指示、講話，以及發表的文件等，都是一字一句細摳的，從中學習領會新的精神」[14]。
無論從何種角度衡量，徐終其一生都是一個有信仰、有理想的人。就為人而言，徐更是與眾多表裏不一、貪得無厭的新老幹部不同，十分注意自己的形象，尤其是廉潔自持，勤勉職守，以身作則。據他女兒在悼詞中說，在他身居高位時，弟弟到外地插隊十多年都沒能安排回城；父母親長期居住在沒有煤衛設備的老式弄堂而不能改善……[15]。對當時身居高位的徐而言，欲解決此類事實屬舉手之勞。他之所以寫下了那封著名的揭發當時炙手可熱的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奢侈生活的信，正是在那種嚴格自律的人生追求促動下寫就的。在人生的最後時刻，他又踐行了自己的承諾，在家屬的支持下，將自己的遺體捐獻給了醫科大學。所以，稱他為「兩袖清風真君子」、「一生磊落大丈夫」，似不為過。
然而，這樣一個忠誠的「黨的兒子」，又是個「真君子」、「大丈夫」，卻落了個身陷囹圄的悲劇下場，並且是被他忠誠信仰、追隨的共產黨送進了自己的監獄，刑期又長達18年之久，僅次於所謂的「四人幫」；刑滿釋放後，又一直被監視居住，行動受控。這就不能不引人深思了。
如果說，「文革」期間造反者的動因各各不同，那麼，徐景賢可謂某類「造反派」的典型：他是因為一切聽黨的話、聽領袖的話，才奉旨「造反」的。出獄之後，他曾不止一次地與人談到，那個時候，腦袋不是長在自己身上[16]。或許可以說，這正是造成他人生悲劇的重要緣由之一。他從未接受過自由、民主、人權這些人類的普世價值，甚至時有牴觸。因而，他不可能從世界、人類、生命、普世價值這些角度去思考問題。在做「黨的忠誠兒子」的被灌輸過程中，他十分可悲地喪失了作為一個健全人最可寶貴的獨立人格、獨立思考。遙想當年，他坐在上海最高權力機構位子時是何等的風光，但他的心靈從來沒有得到過真正的自由。而同時代的林昭被羈於上海提籃橋監獄，終日鐐銬縛身，卻讓思想放飛。她那些閃光的思緒至今仍讓人們震撼！
對徐景賢而言，真可謂成也「兒子」、敗也「兒子」。或許，他只是當時十分普遍的政治運動積極分子中的一個而已，卻不料被捲入了「史無前例」的「文革」運動，自覺不自覺地追隨着「偉大領袖」，博擊於階級鬥爭的「大風大浪」，終於繪就了他急驟上升又急速墜落的人生曲線。
1969年4月中共九大會議上，毛澤東與徐景賢在主席台上握手、交談
二、徐景賢犯的是「反革命罪」嗎？
徐景賢至死仍被官方緊緊套着「江青反革命集團在上海的重要案犯」的帽子。這不只是對一個恢復合法權利已經12年的公民的不公，也是對早已於1997年八屆人大五次會議修訂並審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中取消了「反革命罪」的漠視，令人費解。
所謂「反革命罪」是中國特有的刑事罪責。除中國外，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包括一度作為「中國的明天」而被膜拜的前蘇聯，在刑法中曾列入這樣的罪責，足見其「中國特色」之鮮明特徵。本來，「革命」與「反革命」是個非常主觀的判斷，而相關的判斷隨着時間、空間的轉移而變化，事實上從來就沒有一成不變的識別「革命」與「反革命」的標準。正因為如此，「反革命罪」這一罪責被最終取消實屬理所當然。或者說，過去幾十年當中長期使用這樣的罪責原本就是錯誤的。
這意味着，即使是退回到1982年，以「反革命罪」追究徐景賢在「文革」中的罪行，也是不恰當的。
1979年版《刑法》第1章第90條稱：「以推翻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權和社會主義制度為目的的、危害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行為，都是反革命罪。」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1982年對徐景賢的判決書中說：「被告人徐景賢以推翻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為目的，積極參加江青反革命集團陰謀顛覆政府，是江青反革命集團在上海從事反革命活動的組織者、策劃者，罪行十分嚴重」。[17]辦案者認定的具體罪行，首先是指「文革」初期徐景賢「積極製造事件，誣陷迫害上海市領導幹部，直接策劃、親自參與奪取上海市黨政領導權」[18]。任何稍微了解一點「文革」進程又不帶偏見的人都會知道，自下而上地奪權並非徐景賢們的主觀意圖，而是當時中共最高領袖毛澤東通過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向全國發出的號召和指令。上海市的「一月革命」奪權過程，更是在毛親自部署、直接指揮下進行的。這一切均有事實可證。
1966年5月16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中，毛澤東親自加了一段話：「奪取在這些領域中的領導權，……批判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裏和文化領域的各界裏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清洗這些人，有些則要調動他們的職務。」[19]這是「文革」中第一次提出「奪權」概念。當時，徐景賢經過「一字一句細摳」後的理解是：「我認為奪權的內容主要是指『批判』、『清洗』和『調動』。」[20]到了8月5日，毛澤東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中首次明確指明：中央出了修正主義，矛頭直指劉少奇。10月，在毛澤東主持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陳伯達按毛的旨意作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的兩條路線」的報告，提出了批判「鎮壓革命群眾」的「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自此，目標對準劉、鄧以及黨政各級當權派的「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造反」風潮轟然而起。徐景賢等人在上海市委機關內部發動「造反」，正是遵循了毛不斷發出的明確號召。徐在1966年12月18日宣佈「造反」的著名發言「造反才知主席親」中宣稱：「現在，在毛澤東思想的教導下，在革命群眾的幫助下，我覺得再也不能讓自己的錯誤（指作為市委」文革領導小組「成員，『協助市委鎮壓群眾運動，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引者注）繼續下去了，我再也不能充當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工具。我要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徹底決裂，我要堅決地站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線這一邊來，我要革命造反，造市委的反，造市委文革的反！」[21]這一表態十分清晰地表明了他這個「黨的忠誠兒子」、「馴服工具」居然敢於斗膽「造反」，無非是響應毛號召的奉命舉動而已。
毛澤東對上海「造反派」的「造反」舉動高度讚賞。1966年12月26日，毛在「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為他祝壽的飯桌上，公開稱讚徐景賢等上海「造反派」在批判中共上海市委大會提出的「火燒陳丕顯！揪出曹荻秋！打倒楊西光！砸爛常溪萍！」的口號。毛高興地說：「上海的形勢很好，工人起來了，學生起來了，現在機關幹部也起來了。」他還預言，1967年將是「全國全面開展階級鬥爭的一年」[22]。毛的這些話通過姚文元的電話傳達及時通報給了徐景賢，極大地鼓舞了他們繼續「造反」的行動。1967年1月2日，毛提出：開展全國全面的階級鬥爭，重點是北京、上海、天津、東北。[23]。這是毛寄希望於上海「文革」運動的再次表示。
1967年1月6日，徐景賢等聯合上海一些「造反」組織舉行了「打倒上海市委大會」，通過了3項通令：「第一，不再承認曹荻秋為中共上海市委書記和上海市市長；第二，勒令市委第一書記陳丕顯7天內向全市人民交代自己的罪行；第三，請求中共中央徹底改組中共上海市委，要求各級幹部堅守崗位。」[24]這一被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主編的《中共黨史大事年表》稱為「篡奪了上海市的黨政大權，颳起了所謂『一月革命』的風暴」[25]的大會，其實並沒有提出「奪權」的口號，更沒有完成奪權的行動。據徐景賢后來稱，在他固有的組織觀念里，省、市委這一級領導人的任免權一直在黨中央，不能由下面擅自「奪權」。因此，此次大會提出的只是「請求中央徹底改組中共上海市委」，即請中央派新的市委書記到上海來取代陳、曹。[26]1月8日，毛澤東看到了上海「造反派」自行宣佈「接管」《文匯報》、《解放日報》後，立即表態予以支持，並在對《人民日報》負責人的談話中說：「這是一個大革命，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大革命。這件大事對於整個華東、對於全國各省市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發展，必將起着巨大的推動作用。」他又說：「上海革命力量聯合起來，全國就有希望。」他明確提出：「兩個報紙奪權，這是全國性的問題，我們要支持他們造反。」[27]次日的《人民日報》轉載了被「造反派」接管的《文匯報》上刊登的上海各「造反」組織聯名發佈的《告上海全市人民書》，並在經毛澤東審定的「編者按」中公佈了毛1月8日講話的主要內容。這是第一次實際上肯定了上海兩報這類自下而上的「奪權」形式，但仍然沒有使用明確肯定「奪權」的字樣。或許，此時，「無論就全國還是就上海全市來說，在奪權問題上，毛澤東大概還要看一看」[28]。
1月10日，江青給毛澤東送上兩份新華社上海分社的電訊稿，即「上海革命造反派向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發起總攻擊」和「上海革命工人造反總司令部等革命造反組織在《文匯報》《解放日報》發出『緊急通告』」。毛如獲至寶，當天就把這兩份電訊稿批給陳伯達及中央文革小組，要求在兩三天內起草一個致上海各「革命造反」團體的賀電，號召全國黨、政、軍、民學習上海的經驗，一致行動起來。根據毛的指示，1月12日《人民日報》全文發表了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給在「緊急通告」上署名的上海32個「革命群眾組織」的賀電。這個賀電第一次公開以中央的名義向全國發出了奪權的號召。1月13日，上海各「造反」組織在人民廣場召開數十萬人參加的「歡呼中央賀電」慶祝大會。張春橋、姚文元第一次在上海公眾場合「亮相」。在隨後的幾天中，上海各個「造反」組織響應毛澤東和中央的號召，紛紛到市、區黨政機關進行「奪權」，出現了極其混亂的局面。宣佈「奪權」的「工總司二兵團」和「紅衛兵上三司」等「造反」組織直接向毛澤東發去電報，建議由張春橋擔任上海市委第一書記兼市長，姚文元擔任市委第二書記兼副市長。張、姚以若干「奪權」行動不是「大聯合」形式為由，對眾多「奪權」行動未予承認，同時將情況報告中央，並稱「群眾」要求張春橋、姚文元主持「上海新市委」工作。
1月16日，毛澤東主持召開政治局會議，批示同意上海「群眾自下而上的提名」，認為上海這個辦法好。他說，以前北京由中央決定自上而下改組，沒有解決問題；由群眾提出，哪些人可以當領導，擔任什麼工作，這個辦法好。毛並要張、姚負責提出新的上海市委的組成名單[29]。經毛的批示和政治局決定，上海市委第一書記陳丕顯實際上被「罷官」，「舊市委」垮台，張、姚名正言順地成為上海新的權力核心，開始主宰上海局面。同日，《紅旗》雜誌第2期發表經毛審定的評論員文章「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起來」，公開讚揚上海的「奪權」：「光榮的上海工人階級，在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指引下，組成了百萬造反大軍。他們聯合其他革命組織，迎頭痛擊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新反撲，從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手中奪了權，建立起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新秩序。……（上海）創造了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從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手裏奪權的經驗，他們提供了正確的方針、政策、組織形式和鬥爭方法。」[30]這篇文章表明，上海的「奪權」是「在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指引下」實施的；同時也表示，毛欲以上海「奪權」為樣板，推向全國，以進一步推進「文革」運動朝着他的理想目標發展。1月23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無產階級革命派大聯合，奪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權」。社論稱：「一場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派大聯合展開奪權鬥爭的偉大革命風暴，在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的偉大號召下，正以排山倒海之勢，雷霆萬鈞之力，席捲全中國，震動全世界。……這是我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一個新的飛躍。」[31]
顯然，名為「一月革命」的上海「奪權」之每一個關鍵步驟，都是在毛的親自掌控下操作的。當時派駐上海的中央大員張、姚，其實不過是毛操縱的「奪權」棋局中的兩枚棋子，更遑論尚屬一個「群眾組織」頭頭的徐景賢。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審判徐景賢案件時，稱徐「直接策劃」了上海「奪權」，顯然違背事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