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01月18日天津，在一家主題餐廳內，兩名顧客在玩魂斗羅遊戲。(CFP/圖)
遊戲室一度成為了中國城市街頭的「標配」，連中科院博士都來研究秘籍。
瘋狂的盜版讓中國電視遊戲業僅有的幾次原創嘗試迅速失敗。「這是個劣幣驅逐良幣的過程。」
「垮掉的一代」的大討論掀起一場對電視遊戲的精神和政策的雙重圍剿。曾經顯赫一時的小霸王公司甚至轉向衛廚行業。
一些中國城市青年正在重新搜集消逝的任天堂遊戲。「就像是小時候的童話，不想失去它們。」
「他是一個真正的夢想家。」
2013年9月19日，《紐約時報》給予當天的訃聞主角「內山溥」這樣的評價。而三年來，只有一個美國人在這份莊重嚴苛的報紙上與之共此稱譽——史蒂夫·喬布斯。
在山內溥的國家日本，共有2000人參加了他的葬禮;美國西雅圖，一支棒球隊在開賽前為他進行了默哀;為數眾多的悼念專題也爬上各大網站的首頁，並以特有的幽默說：「上帝想玩超級瑪麗了。」
在中國，人們對這個享年85歲的老人幾乎一無所知，除非你加上他任期內最著名的產品——超級瑪麗——一個喜歡頂蘑菇踩烏龜的大鬍子水管工歷險遊戲。其所塑造的「馬里奧」，成為絲毫不遜色於迪士尼動畫的世界級卡通形象。
將與山內溥有關的作品名單列得更長一些則有助於理解他的貢獻——魂斗羅、超級瑪麗、坦克大戰、沙羅曼蛇、大力水手、忍者神龜、雙節棍、三國志，這些如今看來粗糙的發明，共同組成了上世紀末資訊時代前夕一次全球範圍的「二極管狂歡」，甚至成為一代地球青年共同的童年回憶。
任天堂狂潮同樣席捲過中國。但弔詭的是，三十多年來在全世界累計銷售超過6000萬台的FC紅白機，卻沒有1台在中國真正發售過。這一方面緣於遊戲巨人的漫不經心，另一方面則是「世界工廠」強大而獨特的自生法則。當新世紀初任天堂如夢初醒將目光投向這個鄰國時，它發現的是這樣一些違背國際主流且零零碎碎的東西：山寨機、破解遊戲卡、水貨店、攻略書、漢化、模擬器，被世界遊戲業稱作「公認的惡劣市場」。
2003年，任天堂正式進入這片自認為擁有深厚影響力的土地，但僅僅三年就以發行15款平庸無奇的中文版遊戲基本宣告敗退。「它用錯誤的思維揣摩中國市場，」一篇評論文章說，「最終沒看懂中國人要的是什麼。」
「上上下下左右左右BA」
現在，福州國貨西路上的天豐電子城可能是中國少數還能看到紅白機和卡帶的地方了。穿越滾滾車流和漫天塵灰，突破二手彩電、廢舊電腦和節能燈管的包圍，就可以看到一摞黃色卡帶被寂寞地堆在牆邊。老闆娘不耐煩地為它們的存在辯解：「這些遊戲簡單，給老年人玩，可以預防老年痴呆。」
時光倒退20年，劉民(化名)肯定不會同意這個說法。對於那時的孩子來說，紅白機絕對是一個「紅色魔盒」。它於1983年由內山溥執掌的任天堂推出，並被寄予厚望成為「遊戲藝術家的天堂」。
首批任天堂經由香港、台灣等地走私進入中國大陸，售價1400多元人民幣，「當時都可以在農村買一間瓦房了。」劉民說。1988年，這個幸福的孩子玩上了任天堂遊戲魂斗羅，將一個廣泛流傳的「水下八關」當成「嚴肅的科研難題」，屢戰屢敗了半年。
而上海電影製片廠編劇張弦當年也在一款空戰遊戲中啟蒙了想像力，他操縱着一艘宇宙飛船躲避七色的炮彈，「就像科幻小說成真了一樣」。
上世紀八十年代的中國不僅打開了國門，還打開了人們的思想和欲望。「束縛人們的力量在消失，需求被釋放。」一位電玩研究者說，「電視遊戲機剛好站在這個節點上。」
「魔盒」迅速成為一股洶湧的潮流。百貨商店裏，孩子們將遊戲機的櫃枱圍得里一層外一層，為了爭搶試玩的資格鬧得不可開交，或者攥着艱難攢下的零花錢到遊戲室削尖腦袋搶手柄。而遊戲室，也成了此時中國城市街頭的「標配」。
這無疑也是青年導演賈樟柯的記憶，在他的第一部電影《小山回家》中，主人公穿行在北京的大街小巷，街邊就立着紅白機的遊戲室。
青年作家郭敬明也在文章中回憶曾經的紅白機時光，每個暑假，他都會玩一款名叫《火焰紋章》的遊戲，用以安撫他年輕的「躁鬱」。
在這些城市街頭陰暗且空氣混濁的空間裏，遊戲技巧是一個賴以炫耀的資本。青年們玩着《雙截龍》和《忍者龍劍傳》，到處「以武會友」，經常能聽到的一句話是：「朋友，××遊戲室的××很厲害，你敢去試試嗎?」
而在很多學校，換卡玩成為風潮。每天放學，只要有人在門口舉起遊戲卡，學生便蜂擁而至。
1989年，張弦受夠了到處「討遊戲」的日子，「獻血」換來180多元，加上積蓄買了人生第一台遊戲機，寧波天馬牌，和正版的任天堂紅白機一模一樣。
電視遊戲的逐漸紅火吸引了眾多高端人才和催生下游產業。就連普通的推銷員都出現博士的身影。例如黃佶，1980年代末，他以中科院冶金研究所博士的身份到上海推銷一款名為「勝天」的遊戲機。同時為了苦練攻關技巧，把手指頭也磨破了。1990年，他將積累的一拳頭高的手稿寫成中國大陸第一本攻略書——《電子遊戲入門》。
這立即成為暢銷書。半年後，福州老師傅瓚也加入此列，出版了《電視遊戲一點通》，結果一年內再版五次，總印量超過23萬冊。這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他開創性地披露遊戲秘籍。
一時間，幾乎全中國的孩子都在瘋狂念着口訣按手柄。最著名的莫過於「上上下下左右左右BA」，如果足夠連貫地完成，遊戲者就可以在魂斗羅開局時獲得三十條命。
「一切來得太突然了」
攻略書為傅瓚帶來一萬多元的版稅收入，而當時作家梁曉聲捻斷鬚眉出一本小說也就得5000元左右。
「一切來得太突然了。」如今，55歲的福州市教育局幹部傅瓚回想往事仍難抑澎湃心潮，他指着窗外的煙臺山腳說：「那裏誕生過多少家喻戶曉的遊戲，但現在就要拆了。」
1988年，得益於任職學校的遠見，時為福州十六中學計算機老師的傅瓚開始在校辦企業「煙山軟件」中售賣紅白機，順應蓬勃的電子遊戲潮流。
盈利模式非常簡單：從香港進口遊戲機和卡帶，租給遊戲廳，市場反應好對方自然買下來。傅瓚還組織他的學生進行測試，不通關不能睡覺，當時，老師和學生甚至有一種責任感，「這是為學校辦事呢」。
就在這樣的地毯式研究下，傅瓚很快就發現另一個商機——改編遊戲卡。此時中國遊戲市場越來越顯示其巨大的潛力。越來越多的遊戲廳老闆向傅瓚抱怨，這些正版遊戲不是太難了就太簡單，留不住顧客。
傅瓚決定嘗試修改遊戲。當他拆開遊戲卡的外殼時，他發現這比想像中還要簡單。他用電腦修改遊戲卡的程序，將《坦克大戰》從原版的三十多關稀釋成了一百多關，還新設計了遊戲裏的寶物。
新產品大受歡迎，遊戲經銷商紛紛慕名而來，把煙山軟件的銷售額在短短兩年間從十多萬推升至兩百多萬。傅瓚被各方讚譽包圍，但也有反對者。例如當時的浙江大學計算機系在職研究生譚啟仁，他拜訪過傅瓚後覺得「這種傻事不能做」。「改完又會被盜版，直接造遊戲機才是好生意。」
當時，一台正版的任天堂紅白機要人民幣1400多元，但譚啟仁仔細算過，如果不用承擔研發成本能將價格控制在300元以內。「除了晶片，哪一樣都能在國內造，國內組裝。」
譚啟仁將研究成果帶到了寧波天馬遊戲公司，這是中國大陸第一家製造任天堂兼容機的工廠，當然，和其他兼容機廠家一樣，他們都沒有得到任天堂的授權。
除了主攻硬件仿製，譚啟仁還研究其遊戲軟件的破解。這是個一本萬利的生意，如果密碼被破解，遊戲程序就可以經由電腦燒錄進千萬個空白晶片。
1991年，任天堂推出比紅白機更新一代的超級任天堂遊戲機。譚啟仁南下深圳，花了十多萬從走私商手裏拿貨，回來時卻被鐵路安檢攔下了。
「我說我是大學科研人員，這些都是國家的科研物資。」最終這個崇高的理由瞞過了公安，但二十多年來譚啟仁每每回憶起來仍心有餘悸，「這是走私啊，被抓到了要坐牢的」。
劣幣驅逐良幣
由傅瓚和譚啟仁等人所燃起的星星之火到1990年代初期已呈燎原之勢。到1993年底，中國年產量超過三十萬台的遊戲機工廠已經超過二十個，大多分佈在東南沿海發達地區，它們或有港台背景、科研院所背景或集體企業色彩。
這些狂熱的生產機器不僅能量超群，還雄心沖天。這從「勝天」、「天馬」等公司名稱就能看出，一家公司甚至想去搶註「任天堂」的商標。
藉助紅白機和超級瑪麗、大力水手等遊戲的巨大成功，任天堂也在此時迎來發展的巔峰。1992年，僅公司一年的盈利就與整個荷里活電影業相當。包括南夢宮、哈德森等十多家軟件廠商向其稱臣，助其開發的106套遊戲卡，全球累計售出超過7億份。
但這個風光無限的遊戲帝國並沒有將它的目光投向並不遙遠的中國，而是深耕歐美和本土市場。一個重要的原因是中國仍太窮，1990年的人均GDP只有美國的七十三分之一，一個普通職工不吃不喝近一年才買得起一台正版紅白機，更別說遊戲卡了。
但一個說法是，一次偶然的發現，讓內山溥嚇了一跳——中國大陸的兼容機數量已超過2000萬台，是當時任天堂全球累計銷量的一半。
隨後，任天堂連續五年指責台灣是全世界仿冒任天堂產品的最大供應商，並於1994年11月第一次在中國進行反盜版行動。涉嫌仿冒的深圳Belsonic電子公司，在任天堂的壓力下，賠償240萬美元，公開刊登道歉啟事。
現實的壓力和教訓讓中國兼容機公司開始思考出路。1991年，北京先鋒卡通公司出資300萬元設立先鋒開發團隊，從事遊戲業技術創新，口號是「做中國的任天堂」。這意味着，中國公司對任天堂從最初的簡單複製過渡到解密。
「從音樂、音效、動畫、顏色等等，一位一位地研究破解。」多年後，開發者張立波回憶。
更重要的是遊戲創意。為尋找遊戲劇本，先鋒開發團隊找玩家，找電影系的導演，最後僱人去大學宿舍敲門徵集創意，獎品則是一支圓珠筆。終於在一年後徵集到二十餘個可用的腳本，而在實際研發中，團隊卻發現，無論是技術實力還是設計經驗，他們都沒有能力將這些創意兌現。
蹉跎兩年後，陷入困境的開發團隊，最終只能討巧漢化日本的著名遊戲，事實上，這也只是另一意義上的盜版。
1993年底，先鋒卡通漢化的，也是國內第一款漢化遊戲《賭神》上市，先鋒卡通生產了25000套遊戲卡，投入225萬元。遊戲卡每套定價350元，相當於當時天津一個職工的平均月薪。縱使如此高價，先鋒公司仍充滿苦衷，當時的總經理曾說，「賭也賭在《賭神》上了。」
可三個月後，他僅賣出3000套遊戲卡，而盜版早已經擺上各地的貨架，先鋒公司賭輸了，血本無歸，被迫解散。
在先鋒公司一步步走上絕境的1993年，另一家軟件公司在福州成立——外星科技有限公司，一家早年以代理衛生巾起家的私企，它的口號同樣是做「中國的任天堂」。
老闆方宏祺是一個精明的商人，他找到傅瓚，成為煙山軟件公司的經銷商。外星投入最大、製作最久的一款遊戲叫《英烈群俠傳》，以當時台灣新開發的電腦遊戲《金庸群俠傳》為原型。技術人員將後者變相移植到紅白機的卡帶上，已經是他們當時能力的極限。
一年後，遊戲卡定價160元，同樣很快就被盜版擊垮了。中國電視遊戲業原創嘗試的曙光熄滅了。
「沒有技術，根本做不起來。」一位研究者說，「原創風險太大，這是個劣幣驅逐良幣的過程。」
過街老鼠
傅瓚沒想到自己也會成為盜版的受害者。盜版者又被盜版，這成了這些早期遊戲開發者面臨的尷尬。
而更致命的，對傅瓚們來說，市場變壞了。首先是價格戰，在福州，本地銷售遊戲機和遊戲卡的個體戶增至一百多家。一台遊戲機從一千多元降到一百來塊。
傅瓚不在雜誌上登廣告了，與其他遊戲機廠商開出的價格相比，「我的就像在給他們免費做廣告」。1993年，他的公司只剩下出售存貨的門市部，不久宣告解散。
隨之變化的，還有消費群體心理。「買了遊戲機，不肯買遊戲卡」，黃佶曾在書里總結大陸遊戲玩家的「小氣」。在國外，任天堂引以為傲的盈利模式是，通過賠本售賣遊戲機，搭售遊戲卡獲利。在日本，平均每個紅白機擁有者會購買12盒正版遊戲卡，在美國，這一數字是8盒，而在中國，這一數字幾乎是0。
而此時，一場對電視遊戲的精神圍剿正在悄悄醞釀。1992年，一篇《夏令營里的較量》的文章引發了中國關於「垮掉的一代」的大討論。電視遊戲成為眾矢之的，「精神鴉片」。
《家用電腦與遊戲》前主編孫百英此年前往全國計算機展採訪，就發覺氣氛不對，一個展台職員嚴肅地告訴他——「遊戲就是病毒」。
孫晉(化名)還記得，有一次，他邀請一個同學來家玩遊戲機，對方的父親不久匆匆趕來，當着他的面，將兒子一頓痛打，還被罰永遠不許再來自己家，讓他在旁邊看得膽戰心驚。
「為什麼我們要像過街老鼠一樣玩電子遊戲?」一位玩家寫信給遊戲雜誌，訴說苦悶。
這種苦悶在當時只能越發深重，因為全社會都參與到對電子遊戲的鬥爭中來。比如在當時，武漢市江岸區中心小學就印發了七萬多份「告家長書」，要求家長保證不讓學生在家玩遊戲機。而各地憂心忡忡的學校，也相繼開展了「告別遊戲機簽名活動」，讓學生保證不再被誘惑。
在一份保留下來的「告別遊戲機」活動表上，抵制的理由有三個：一是會導致成績下降，二是會誤交匪類，三是遊戲機的手柄被長時間握住，上面有數不清的細菌。
2000年，輿論的圍剿終於形成政策的跟進，國務院下令停止任何境外零配件在華的製造和銷售。
而早在四年前，任天堂就宣佈終止紅白機的生產。台灣的晶片廠家也逐漸不再為大陸生產廉價的晶片。雙重打擊下，中國大陸的電視遊戲產業逐漸衰落。比如曾經顯赫一時的小霸王公司，在新世紀，甚至進軍了衛廚行業。
1990年代「垮掉的一代」大討論引發對電視遊戲的圍剿，中國電視遊戲業被視作「精神鴉片」，迅速轉入低潮。(南方周末資料圖/圖)
自掘墳墓
在中國大陸為電視遊戲頭痛不已時，世界電視遊戲產業卻發生了新的改變，原本一家獨大的任天堂受到了強有力的挑戰，索尼的PS和微軟的Xbox相繼加入戰場。任天堂的市場份額，從佔全球遊戲業的90%一路下滑，遊戲業霸主的寶座也拱手讓給了索尼。
曾經的遊戲巨人不得不開始打量從未認真開發的新興市場中國。2003年9月，從山內溥手上接過社長之任的岩田聰在京都宣佈，任天堂將正式進軍大陸市場，與大陸企業神遊公司合作開發一款專門面向大陸的遊戲機，取名「神遊」。
但任天堂此時已經錯過了太多，它正面臨的，是中國本土電視遊戲產業遺留的廢墟。而網絡遊戲的興起，也使得中國的電子遊戲市場不同以往。這一最先從韓國引進的遊戲模式，可以形成巨大的即時連線玩家群，可以徹底繞開盜版，成為新世紀最炙手可熱的吸金產業，造就了新一代的網絡遊戲玩家，而電視遊戲，早已淪為小眾的愛好。
這時的劉民是上海一家電玩店的老闆，專門從事電視遊戲商品的經銷，由於國家禁止進口，他的商品都是「水貨」。劉民通過新聞知道了神遊機的消息，跑去神遊公司，自告奮勇要求當他們的華東總代理，他承諾，以後一個月可以賣1000台。
當時他信心滿滿，童年的記憶，讓他願意相信任天堂的美好前景。
而之後的事實證明，任天堂在中國市場卻進退失據。
神遊機比最新的遊戲主機整整落後了一代，只能讀取任天堂在中國市場發售的遊戲，可在之後的數年，任天堂卻沒有發售過任何一款新遊戲，玩家們能玩的，無不是在國外早已存在多年的老貨。而對盜版的恐懼，讓任天堂首鼠兩端，下一代遊戲機Wii，直到2013年停產，也未在大陸正式發售。
「這不是自掘墳墓嗎?」劉民說。原本以為終於可以賣一次正版的店主，又再次將水貨擺上櫃枱，「市場不認可，誰也沒辦法」。
在大陸市場掙扎十年後，劉民感覺任天堂似乎決定放棄了，2013年8月份，他去神遊公司的上海辦事處詢問，才發現那裏只剩下四五個員工還在無所事事地留守。
任天堂和紅白機，已經成了懷舊的代名詞。現在，一項旨在搜集紅白機遊戲的活動開始在網上展開，游軍(化名)聯絡了網上的志同道合者，一起尋找還能找到的遊戲卡，製作成電腦版，在網上公開。
「這些遊戲，就像是小時候的童話，我不想失去它們。」游軍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