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陳辛仁（1915～2005），廣東普寧縣人，北平中國大學學生，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北方部的左翼作家。筆名辛人。1938年夏在新四軍任職，參加敵後抗戰和建立抗日根據地。皖南事變後，歷任新四軍第二師(淮南軍區)政治部宣傳部長、中共淮南區黨委宣傳部長、新四軍(兼華東軍區)政治部宣傳部長，中共華東局宣傳部副部長。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歷任中共福福建省委常委、建省委宣傳部長，福建省教育廳廳長、華東文化教育委員會委員、中共福建省委副書記、福建省人民政府副主席。1954年調任中共江蘇省委常委、副書記、書記處書記，9月被委派為中華人民共和國首任駐芬蘭大使。1959年回國後任國際關係學院院長、黨委書記，外交部黨委委員、北京外交學院黨委書記、副院長。
陳辛仁身後，曾出版43萬字的《陳辛仁回憶錄》（世界知識出版社2008年版），除去革命歷程外，內中有一段詳細記述了自己的婚姻悲劇。1935年，陳辛仁與妻子房紀在東京結婚，一年後生一女嬰。此時陳辛仁20歲，房紀17歲。這兩個熱血青年為了在革命的路上輕裝前進，把剛滿一個月的女兒送回老家交與母親撫養。此後兩年時間，兩人或在北平、或在香港、或在上海，時聚時散，漂無定所。抗戰爆發後，陳辛仁到新四軍軍部工作，房紀則到西北大後方寶雞擔任地下黨的工作，組織上曾承諾，等房紀的工作一旦脫手，可立即來到新四軍軍部工作。分別幾個月後，陳辛仁曾接到薛暮橋夫婦從大後方帶來的一封陌生人寫的短訊，說房紀很快就可以回到他身邊工作了。讀過信後，陳辛仁感到很奇怪，難道說房紀自己連寫幾個字的時間都沒有嗎？之後，由於戰事倥傯，上面幾次說儘快發電報將房紀調到軍部來工作，但前前後後有三四年時間，都沒有兌現。其間，陳辛仁還收到過房紀的四五封來信，等到皖南事變後，就再也得不到她的消息了。
二
書中回憶，就在陳辛仁為妻子焦慮不安的時刻，讓他更為喪魂失魄的事情發生了。一天，軍政委饒漱石見到他，談話中突然明確地勸他"另外結婚"，並支支吾吾地說什麼可以批准他"另外結婚"。陳辛仁當時覺得很可笑，自己是已有妻室的人了，為什麼要"另外結婚"？即使要"另外結婚"，又何勞上級來"批准"呢？他再次向組織上提出，不是已經承諾要發電報調房紀來軍部工作了嗎，為什麼還提什麼"另外結婚"，豈非咄咄怪事？直到這時，饒漱石才用一種嗤之以鼻地口氣說："此一時也，彼一時也！你要知道，現在改名王茜的房紀，早就被人家調到他的辦公室擔任秘書職務了，與此同時，也兼私人秘書。他們已經結合到一起，這是兩廂情願的事情，如今木已成舟了！"聽到這裏，猶如一個晴天霹靂，猛烈地擊中了陳辛仁毫無準備的思想。但他還不清楚，搶走的房紀究竟是什麼人？他想痛哭一番，發泄重壓的感傷，但此時只剩下了憤怒的顫抖；他也想到大後方去說理，把房紀從那卑劣的魔爪中給奪回來，然而他也知道，在生米做成熟飯的情況下去幹這樣的傻事，是不會有什麼好結果的。思來想去，陳辛仁只能不知所措地強忍着自己的心靈創傷。他呆呆地僵坐在一個小凳上，悲憤地質問："我不能理解，在那崇高的革命聖地，竟會發生了令前線指戰員寒心的惡劣行為。"
就在這次和饒漱石談話之後，陳辛仁收到了一份通信地址是"陝西新華書店轉何凱豐交王茜"，信後面的署名是"王茜"，信的內容是簡單的幾句話："別來數年，不知音訊，相見無期，請另覓伴侶，善自珍攝。"這時，陳辛仁才清楚地判斷，這個改名換姓叫王茜的房紀，已經徹底落入了貪戀美色的權力陷阱里，找到的是比她大12歲的何凱豐。不久，陳辛仁又得知，為了在搶佔房紀的同時，凱豐還無情地拋棄了與其同甘共苦的髮妻廖似光，而且還是命令警衛員把她給趕出家門的，讓這個身經百戰的老紅軍也成為這場家庭崩解的一個受害者。
再來看看凱豐此人，讀讀毛選，可看到有他好幾處名字。1906年出生的凱豐原名叫何克全，是江西萍鄉市人，是中國共產黨前期領導人之一。在中共歷史上，凱豐不止一次反對過毛澤東，長征途中，作為六大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的凱豐，曾譏諷毛澤東是靠着"孫子兵法"打仗；遵義會議上，凱豐還鼓動博古不要交出黨中央的"挑子"。紅軍長徵結束後，凱豐不但認了錯，還更加緊跟黨內公認的領袖毛澤東。但在七大期間，由於代表反對，凱豐落選，沒能進入七大中委，以後在黨內的地位也因此逐步下降。建政後，他先後任東北局委員、東北人民政府委員兼瀋陽市委書記，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兼中央馬列學院院長。1955年3月因病在北京去世。
三
在紅軍長征的漫漫征途上，曾從艱難險阻中衝殺出英勇的34名女紅軍幹部，廖似光就是其中之一，她與凱豐也是經歷中央紅軍二萬五千里長征的26對革命夫妻（包括長徵到達瓦窯堡時結婚的）之一。
廖似光（1911～2004），原名廖嬌。1911年4月出生於惠陽縣的一個貧苦農民家庭。1928年秋，她的家鄉來了共產黨，還是童養媳的廖嬌參加了學習，開始讀書識字，懂得革命道理。1929年初她加入了共青團，在共青團廣東省委機關工作，此間她認識了擔任共青團省委書記的何凱豐（後為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1930年二人結為革命伴侶。1931年在上海共青團中央機關做地下工作時，透過國民黨統治區的深重黑暗，她看到了中國革命的曙光，所以取"曙光"的諧音，改名為"似光"。1933年秋，在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由上海遷入中央革命根據地後，廖似光也調往中央蘇區。從上海到瑞金，需要跋山涉水，通過敵人的重重封鎖線，要走幾個月才能到達。為了輕裝從簡，廖似光忍痛把她懷裏的新生小女兒送到了國際紅十字會醫院，從此杳無蹤跡。1934年4月，她任江西中央蘇區團委巡視員，同年5月，經胡耀邦介紹，轉為中共正式黨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