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有，如果哪個農村幹部或群眾，家境比其他幹部、群眾寬裕，例如蓋了一棟新瓦房，家裏還有縫紉機（當時沒有發現哪個農家有自行車和手錶），就說成是「新生的資產階級」。如果是「四不清」的幹部遞給工作隊員一支煙，那就不是一般問題了，什麼「糖衣炮彈」、「拉攏腐蝕」等話就會接踵而來，想辯解也是徒勞。我曾親眼看到這樣一幕，我所在大隊副大隊長當時氣得臉色鐵青，連聲說「我沒有那個意思……」如此等等，不勝枚舉。由此出現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犯了擴大化錯誤，造成難以癒合的傷痛。
二、何來「三分之一的政權不在我們手裏」
「社教」期間，我先後兩次聆聽工作隊傳達一個內部重要精神，說毛主席說，「有三分之一的政權不在我們手裏」（中國檔案出版社出版的《毛澤東與劉少奇》一書中，記載了毛主席這句話）。我當時覺得毛主席這句話分量太重，簡直難以置信，但思想馬上轉了回來，認為毛主席的話不會錯。
《二十三條》明確提出：「這次運動的性質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矛盾」，「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在整個工作中，我們始終是緊緊圍繞這個「性質」和「重點」來開展的，實質上就是做奪取「不在我們手裏的政權」這個陣地和權力的工作。但是辛辛苦苦工作之後，總覺得「很彆扭」、「不對味」，不知道資本主義在哪裏，誰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進隊伊始，就把農村基層幹部撇開，要他們「靠邊站」，包括生產隊長、副隊長、會計、出納員、保管員，甚至記工員，交代他們好好清查自己的「四不清」問題，搞「人人過關」，而他們的權力則改由貧下中農組織行使（其實，在很大程度上是工作組在那裏包辦代替，包括農業生產的指揮權和群眾向生產隊借錢的審批權）。這時「四不清」幹部的家屬也受到歧視。例如，他們加入貧下中農協會的時間比同類對象晚，一些重要會議不通知他們參加，他們發表的意見得不到重視，甚至生產隊分糧分物也把他們往後排。經過半年多的清賬、內查外調、個別談話、「背靠背」揭發等方法，我所在生產隊共清出幹部挪用和多吃多佔折現金155元，糧食210多斤（主要是幹部外出辦事和晚上加班吃喝開支），其中生產隊長35元，副隊長22元，會計69元，出納員17元。根據本人的態度和表現，實行「減、緩、免」政策。當時沒有立即向清查對象公佈清賬結果，生產隊長不知道自己到底有多大問題，一直顯得緊張不安。當工作組長通知他退賠15元後即可「解放」時，他像卸下壓在他身上的千斤石板一樣頓感輕鬆，立即向親戚借錢作了退賠，接着恢復了他的生產隊長職務，生產隊其他幹部也陸續獲得「解放」，重新投入工作（這就是《二十三條》中所說的「洗手洗澡，輕裝上陣」）。同樣，我所在的大隊和其他搞「社教」的地方經群眾同意「解放」後配備的幹部班子，除少數「吐故納新」外，基本上是原班人馬，並不是小道傳說的那樣，「爛掉一大批，換掉一大批」。
在「社教」工作中，特別是通過與「四不清」幹部開展「擺表現，談危害，挖根源」的思想交鋒，我們發現，一些問題漸漸顯露，或者說它們在不同場合以不同方式表現出來。這些問題主要是：一、什麼是社會主義，什麼是資本主義，工作隊沒有講清，農村幹部和群眾沒有搞清；二、農村幹部、群眾關心的不是什麼鬥爭，而是如何搞好生產，發展經濟，改變農村貧窮落後的現狀，特別是當時吃飯的問題；三、「解放」10多年來，農村幹部、群眾貫徹執行黨的路線、方針和政策，對批鬥整頓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特別是把這頂「帽子」戴在他們頭上，感到困惑和不滿。
參加「社教」兩年多，從我親身經歷以及所見所聞的情況看，不管是一個大隊，還是一個公社，甚至一個區、一個縣，運動所清查出來的錢、糧、物，按當事人個人而言，就那麼幾十元，百把元，個別的幾百元；有的開始被打成「大老虎」，經過反覆查證核實，最後出入很大，連「小貓」也夠不上；並沒有發現什麼貪污腐敗、蛻化變質分子，沒有產生新生的資產階級，沒有確認誰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也沒有發現哪個單位或部門的領導權在「和平演變」中「被篡奪」。
三、艱苦的生活
我住在生產隊數一數二窮的人家，一般吃稀飯雜糧，而且往往是半飽。主人喝酒，我們有規定不能喝。主人吃肉，我們最多只能嘗一點。有一次吃紅薯餐，我吃最後一個，住戶家6歲的小孩見沒有他的份了，「哇」地哭了，我急忙把沒有吃的半截給他，才停止哭。我參加道縣「社教」那年剛21歲，是我家鄉所說的「大生日」，我在代銷店吃了一個一毛錢的糖餅，就算是過大生日了。我當時每月工資26元，除伙食費，還有抽煙、朋友書信往來等開支，常常囊中羞澀。由於住戶家缺糧少吃，一些工作隊員面黃肌瘦，體力下降，有的還得了浮腫病。記得從第二批「社教」開始，工作隊每月發給每個隊員兩斤黃豆，以補充營養。省委開了口子，說有條件的地方，工作隊員可以自己辦伙食。總團考慮條件問題，沒有強調一定要這麼做。總團人多集中，自己辦了食堂，其他工作隊仍在農民家就餐。工作隊員的勞動強度很大，要求有一半時間參加集體生產勞動，真正與群眾實行「三同」。挖地、插秧、修水庫、燒石灰、拾狗糞、挑大糞，我都幹過，也學習和推廣過種植水稻、棉花、油菜的科學技術。由於工作緊張忙碌，很難擠出時間洗衣裳，我們工作組11個隊員，除一個女同志外，其餘隊員身上都長了虱子。我與工作組長住同一個房間，晚上睡覺前兩人靜下來捉虱子。我們一個一個虱子往煤油燈里丟，只聽見「啵啵」的爆炸聲，虱子一個個被燈火燒死，不一會，燈罩下端積存一大圈厚厚的被燒焦的虱子，倆人不覺相視一笑。工作隊紀律很嚴，有好多個「不准」，觸犯不得。有一次，我與一個隊員去集市吃了一碗麵，被說成是經不起艱苦考驗，受到隊部的批評。我給一個軍屬老大娘砍了一擔柴火，她高興得拉我非去吃飯不可，我被認為「違反了『不得離開住戶到別的農家吃飯』的規定」，同樣挨了批評。有個工作隊員說這是好人好事，該表揚才是，隊部不但沒有改變決定，反而批評了那個為我說情的工作隊員。最後工作組長出面向隊部作解釋說明，隊部還是說：幫軍屬砍柴火是好事，但吃飯一事要批評。我所在分團有個工作隊員，是企業單位幹部，城裏人，進隊兩天後失蹤了，原來他吃不了苦，偷偷背上背包回本單位去了，當了逃兵，被總團大會宣佈開除工作隊籍。特別是對男女關係錯誤，更是一道不可逾越的「紅線」，不論哪個犯了，一律「三開」，即開除黨籍、公職、開除工作隊籍。
我是在「社教」運動中入黨的，當時叫「火線入黨」。工作組長和一位大隊黨支部書記身份的工作隊員是我的入黨介紹人，他倆給我談話時，我談了我學習「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和「解放軍英雄王傑」的體會。想想當時寫的學習心得筆記，裏面有不少豪言壯語，但是幾乎找不到屬於自己的句子。那時候，我真的是熱血沸騰，當時最紅火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錚錚誓言，簡直佔領了我整個大腦。為此，我寫了一首散文詩，最後兩句是：「願終身投入『三大革命』（階級鬥爭、生產鬥爭、科學實驗）里，在等待我們去開發、改造、建設的農村，滾一身泥巴。」
四、尾聲
為了不驚動群眾，工作隊規定天不亮就撤隊，但仍有不少群眾摸黑起來送行，有的幫着挑行李送了一程又一程。這是1966年8月的一天。工作隊撤離的路上，我猛地看見來往的汽車上貼有外地大學生書寫的「打倒」、「砸爛」一類的標語，其中一條「打倒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王延春」的標語，把我驚呆了。王延春當時擔任湖南省委第一副書記，一度分管全省「社教」工作，還到了我們總團所在地道縣壽雁區視察，在我心目中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大人物。這是怎麼回事？儘管知道有個《五一六通知》，廣播裏也傳出一些過激聲音，但我還是第一次領會「不可思議」這個詞的真正含義。
1966年12月15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農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規定「把『四清』運動納入『文化大革命』中去」。工作隊撤離不久，聽說搞過「社教」運動的一些地方出現「翻案」和「反覆」，主要是有的農村幹部反映他們的經濟問題定案時有的出入較大，要求反退賠，另有重新上台的幹部對在「社教」運動中揭發檢舉他們問題的群眾進行打擊報復。上級領導回答說：「這是工作中出現的『夾生飯』，交由當地黨委、政府和留駐的工作隊員處理。」這時，「社教」運動已經停止，「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已經來臨，作為留守工作隊員的觀察員任務也就此終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