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波羅網編者註：內部消息，褚時健受當時的雲南高官刻意打擊，雲南當地人都很不滿。
少年時，他義無反顧地參加革命，卻因反右不力被打成右派;60多歲時，他坐擁年創利稅近200億的紅塔帝國，說話如「聖旨」，被尊稱「老爺子」，後卻因貪污罪被判無期徒刑;84歲，他再次成為擁有35萬株冰糖橙的億萬富翁，但卻始終擺脫不了曾經「煙草帝王」的陰影。這個曾被報告文學形容為像太陽一樣燦爛的男人，淡然外表下的內心，似乎沒有一個人能觸碰到。
煙草帝王 帶小甜味的煙葉
1979年，剛剛摘掉右派帽子的褚時健被委任到瀕臨破產的玉溪捲菸廠。儘管已經到了「知天命」的年歲，但這個曾經扛過槍、當過幹部、搞過企業、犯過「政治錯誤」的飽經風霜的「老人」，卻在破敗式的煙廠里，開啟了大躍進式的革命。
1986年，褚時健兼任了玉溪煙草公司經理和玉溪地區煙草專賣局局長，加上把農民的煙田變成煙廠的「第一車間」，他一手控制了產、供、銷三個環節，並狠抓產品質量。
「當時我們廠就直接從煙農那裏進原料，我們的原料一出來，震動全國，美國人給我們鑑別質量，倉庫門一打開，便能聞出味道不一樣，煙葉的香氣中還帶點小甜味，這樣的煙葉是高品質，他們就說我們佔據全國75%的高檔煙市場有道理。」褚時建2010年接受鳳凰網楊錦麟專訪時，回憶起那段激情燃燒的歲月時激動地說道。
於是，紅塔在這樣的體制構建下開始「騰飛」。到九十年代中期，他已經「把一個地方小煙廠做成了亞洲第一，世界第五的煙草帝國」。固定資產從幾千萬元發展到70億元，年創利稅近200億元。「紅塔山」捲菸品牌無形資產被評估為332億元。有中央領導甚至稱它為「印鈔工廠」。
自此，褚時健成了中國的「煙草大王」，全國最紅的國企紅人。他的政治榮譽不勝枚舉：雲南省勞動模範、全國勞動模範、全國「五一」勞動獎章獲得者、全國優秀企業家、全國「十大改革風雲人物」等等。
他甚至成為煙草行業的「教父」。某捲菸廠請到他去「傳經送寶」，紅地毯一直鋪到廠外很遠。他點石成金，大筆一揮就把你變成百萬富翁千萬富翁。得到他的批條，就等於發財。各路煙商、官員和幹部子弟，各盡所能，演繹出種種生動的故事。他的女兒去廣州，有多少輛小車在機場硬生生地等着，搶着接機。一位作家僅僅因為跟雲南這一片遼闊的土地有點熟路，便有人想通過他跟褚時健搭上線。
自此，「紅塔帝國」的權力全部集中到塔尖——褚時健的話被形容為「聖旨」，重要的事情，尤其是批煙，全憑他的條子和電話。他有「至高無上的權威」，他身邊人稱他「老爺子」，其他人叫他「老闆」。
階下囚 因貪污罪被判無期徒刑
1995年2月，一封來自河南三門峽的舉報信，終結了這一神話。
據1998年1月新華社報道，褚時健的「女兒共索要和接受3630萬元人民幣、100萬元港幣、30萬美元，妻子及其他親屬共收受145.5萬元人民幣、8萬美元、3萬元港幣及大量貴重物品」。褚時健本人，後來被司法指控貪污和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最主要的情節是，他把巨額公款直接劃到自己的名下，其中一筆是174萬美元，另一筆1156萬美元。
但是，這個案子卻在全社會引起了廣泛的爭議。
據當時新華通訊社的報道，要「法辦」褚時健，「有些人感情上接受不了。不少人認為，褚時健……功勞太大了，過與功相比，算不了什麼」。「有些人思想上有顧慮：查辦褚時健，會不會把企業查垮了，影響企業穩定，影響雲南的經濟發展、財政收入?」
還是「中央紀委領導同志提出：對褚時健，『過不掩功，功不抵過』」，為這個多少升華出了一點政治意味的經濟案定了調。
但是，在經過長達四年多的調查以後，對褚時健的量刑卻頗費周章，當時強調的，不是「以法律為準繩」，而是「判決一定要經得住歷史考驗!」(主審法官語)。
最後，雲南省高級人民法院的一份據說是十易其稿的、被稱為「現代法律文書的典範」的長達8000字的判決書，宣佈褚時健因巨額貪污和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被判處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檢察機關指控的一筆1156萬美元貪污，「疑罪從無」，未作認定。
而按當時中國對貪污犯罪的「判例」，褚案涉及金額已經數倍於死刑。在雲南省高級人民法院對褚時健宣判兩個月後，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了江西省高級人民法院對胡長清案的終審裁定：死刑立即執行。而這位江西省前副省長貪污受賄金額是人民幣544.25萬元，不明財產是人民幣161.77萬元，兩項合計差不多褚時健被認定的一次貪污金額(174萬美元)的一半。
褚時健後來有如此供述：「當時新的總裁要來接任我。我想，新的總裁來接任我之後，我就得把簽字權交出去了，我也苦了一輩子，不能就這樣交簽字權。我得為自己的將來想想，不能白苦。所以我決定私分了300多萬美元，還對羅以軍(褚時代的紅塔集團總會計師)說，夠了，這輩子都吃不完了。」
因此，褚案引發了一個「59歲現象」，即官員「退休前撈一把」的討論。
可即便如此，到近年，已經有相當有話語地位的過來人表示，「他的問題其實沒有那麼嚴重」，他「被判重了」。一些媒體人士甚至用近乎詩一般地語言對他表示同情、惋惜和為他辯護。一位論者曾這樣寫道——
1996年(褚時健被調查的第二年)，美國可口可樂公司總裁的收入為885萬美元，外加2500萬美元購股權;迪斯尼公司總裁年收入是850萬美元，外加1.96億美元的購股權。如果按照同樣的比例，紅塔集團的銷售總額距離世界500強並不遙遠，作為紅塔集團的最高管理者，褚時健所應得到的報酬要遠遠超過(法院認定的貪污和不明財產)174萬美元。但是，他18年的收入加獎金不過80萬人民幣。他每為國家貢獻17萬自己才得到一塊錢。
民間如此，官方亦然，2008年的最後一天，雲南當地媒體發佈的「改革開放30年影響雲南30人物」中，褚時健排名第5。
而且，還有一個細節頗值玩味。據財經作家蘇小和表述，褚時健沒有獨吞貪污款。他是非常自覺地將資財分給了與他戎馬生涯的兄弟們。紅塔集團總會計師羅以軍這樣回憶私分300萬美元時的情景：「褚時健對副廠長和總會計師等人說,弟兄們辛苦一場，現在有點外匯分給你們。開始時我們也覺得有些不妥，但多年來已習慣了他的威信，他的話就是聖旨。」
褚橙王 84歲再成億萬富翁
2002年，保外就醫的褚時健承包了一片2400畝的荒山，種起了橙子，而這一年他已經70多歲。但10年後，2400畝「雷響地」，已經成為擁有 35萬株冰糖橙，固定資產8000萬元，年利潤3000萬元，擁有完備道路規劃和水利設施的現代農業示範基地，84歲的褚時健則再次成為億萬富翁。
但在輿論界，關於冰糖橙事業的資金來源及經營，很少有人關注。人們更熱衷的是，褚時健為什麼選擇種橙?對當年的判刑，現在內心的真實想法是什麼?
關於種橙的理由，媒體報道的有這樣幾種：一是，身體原因，「閒下來，就不行了」。據褚時健表述，2001年剛保外就醫的時候，他的糖尿病很嚴重，頭眩暈，雖然坐牢只有一年多，但對身體影響太大，「如果閒下來，我身體肯定不行了。」;二是，心裏不平衡。「現在的國企老總一年收入幾百萬、上千萬，我也不想晚年過得太窮困。另外，我70多歲出監獄，總得找點事做，讓生活充實點。」他說;三是，否定「煙王」是靠政策論。老伴馬靜芬說：「以前社會上有很多人說，你褚時健搞煙廠搞得那麼好，那是因為政策好，雲南煙得天獨厚，煙廠交給挑扁擔的都成。他做果園，就是想否定這個。」
1996年，對於褚時健來說，是他人生中最為艱難的時候。1995年被人舉報貪污後，此時褚時健的女兒褚映群和老伴兒馬靜芬已經被關在洛陽監獄。也是這一年，他唯一的姑娘褚映群在獄中自殺，聽到消息的褚時健潸然淚下。律師馬軍說，那一年的中秋節，他一個人蜷縮在辦公室，蓋着一條毯子看着電視，悲涼得很。
這一段「最悲情」的人生當然也是很多媒體特別願意濃墨重彩地一部分，於是有機會接近褚老的記者們也是不遺餘力地探究着老人家隱秘而又蒼涼的內心世界，包括言語與細節。
言語中，流露的是淡然。褚說，「今天重新過來說，(當初)不應該那樣。但有些事情要實事求是。有時候我們省委書記、省長碰到我，說北京的一些人也經常來問老褚身體怎麼樣?我就說只要他們心裏明白就得了。」
「玉溪老百姓一直到現在對我們都很好，這對我也是一種安慰。當初調查組找老百姓座談，想看看民間的反應，玉溪的老百姓就說「他拿了你們多少錢?我們湊給你嘛。」我也覺得很寬慰了，我所做的事情他們更理解一些。」
細節中，有隱約的憤懣。南方人物周刊曾在文中提到這樣一個情景，褚時健回述起參加毛主席追悼會時，竟突然失控地發笑，妻子馬靜芬為遏制他的笑，甚至將褚的胳膊掐出血來。後來，褚在回應笑的原因說：我當時想，他媽的，一切該結束了!
在橙園的管理中，褚時建習慣控制每個環節，就像當年做煙廠一樣。如今，年紀大了，褚必定要做的是每個月月底27～30日，在果園簽字發工資，而曾經當「煙王」時，最具權威性的事也是批條子。
如果時間再過久一點，褚老也許只能在橙園裏坐一坐，望一望。晨光晴好，雲霧散盡，密密匝匝地如綠墨般地橙葉，簇擁着白色的橙花，還有一個駝背、瘦削、安靜地老頭。就如米沃什的詩《禮物》所述：
如此幸福的一天。
霧一早就散了，我在花園裏幹活。
蜂鳥停在忍冬花上。
這世上沒有一樣東西我想佔有。
我知道沒有一個人值得我羨慕。
任何我曾遭受的不幸，我都已忘記。
想到故我今我同為一人並不使我難為情。
在我身上沒有痛苦。
直起腰來，我望見藍色的大海和帆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