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 資料圖
我小時候聽見火車悽厲的叫喊，就對它有嚮往。少年人常有離家出走的夢，有時果然在外溜達一夜。最愛去的地方，是上海的老北站，還有共和新路上的旱橋。我喜歡趴在欄杆上，看橋下那兩條向遠方伸展的鐵軌，讓南來北往的火車噴出的蒸汽和煤屑撲上我的臉。但是第一次坐火車的記憶卻不愉快，甚至還有恐怖。九歲時隨母親返鄉，在老北站的昏暗燈光下，幾個犯人五花大綁，先是面壁而立，然後被吆喝着上了我們這節車廂，就坐在我和媽媽的對面，悶悶地不發一語，瞪了我們一路。「三年自然災害」留給一個兒童的視覺底色，就是昏暗燈光下的五花大綁，以及押解人員黑森森的槍口。成年後不幸染上「西方政治思想史」惡業，七個字，除最後一個，字字犯忌。但是看同行註解「國家」與「社會」，用英文、法文、德文下成百上千個「注」，中國學者在後面跌跌爬爬，撿拾不已，卻也還是按奈不住。有一次在家給研究生上課，聊起國家稅收和黑社會勒索保護費有何差異，竟然發生思維短路，脫口而出：「什麼是國家？合法的黑社會；什麼是黑社會？還沒有合法化的國家。」兩個外省來的好孩子大吃一驚，趕緊低頭，望本子上搗蒜般地猛記；我自己也嚇一跳，情知失言，一不小心把我火車上的童年創傷用「學理語言」說破了。
一
1966年大串聯，我還沒有進中學。父親為了讓我「經風雨，見世面，在大風大浪中鍛煉成長」(毛澤東語)，湊了二十塊錢，安排我和鄰居一個高中生出去串聯。我們是在那一年11月16日離開家門的。「革命是人民群眾的盛大節日」，我的革命第一天，是坐市內電車要買票，到火車站乘火車反而不用買票。車站內人海鼎沸，洶湧澎湃，一浪接一浪地拍擊着破舊的老北站。就象海潮衝擊一段噎潰決的小岸，哪有一個穿鐵路制服的人上前阻攔！學生們衝上站台，黃軍裝，紅袖章，指點着橫臥在他們腳下的條條長龍，想上哪一列，就上那一列，指點江山，意氣風發，確實比1949年這個城市的小市民擠在外灘大樓前軋黃金好看。那時我童心尚未褪盡，小男孩對充滿軍事色彩的「八一」聖地比北京還要嚮往，於是先擠上一列去南昌的客車。結果發現人太擠，無法立足，只得怏怏下車。此時正好一列長長的悶罐車在站台另一側拉着汽笛開進，於是別轉身隨眾人湧入，一屁股坐了下來，管它向北向南、蘇州杭州。車停處，還真是杭州，這就是我的串聯第一站了。
杭州七日，開始還很自覺，總是在浙大、杭大圍着大字報轉。人小，到底熬不住，最後還是去西湖、六和塔探頭探腦，參與了「遊山玩水」。大串聯歲月， 「遊山玩水」是個很不好的字眼。後來聽我愛人說，她們當時就比我們革命，在杭州一個多星期，居然不知西湖在何方，始終守在大學的大字報區，拼着命抄。為此，我很長時間覺得矮她三分。文革中通常是中學生比大學生「革命」，而女生又比男生「革命」。幾十年後我讀到盧森堡名言：「當大街上只剩下最後一個革命者，這個革命者必定是女性」，女人的虔信與偏執，驗之文革，確實如此。
一星期後，我們又去擠南下廣州的火車。那時從上海方向過來的49次特快是中午12點半進站，列車一停，所有的車門、車窗統統關閉。裏面的小將們大概是擠苦了，視外面的小將如虎狼，堅拒不納，成冷戰狀態。雙方僵持了好幾分鐘，終於有一個臥鋪車窗開了一條縫，卻只伸出來一個茶缸，成千上萬個革命小將就湧向那條縫，爭着給那個茶缸注水。水一滿，茶缸一縮，窗戶又要落下，說時遲，那時快，一個北京小將將一根扁擔伸了進去，眾人齊聲發喊，如撬槓般將窗戶縫越撬越大。但是到一定高度，支點與力點拉開距離，扁擔就使不上勁了，雙方又成僵局。塞扁擔的紅衛兵一看我這個小不點兒，立刻把我高高抱起，象塞一件小行李一樣，將我往那條縫裏活活塞了進去。我進去後，立刻返身抱住那個正在關窗戶的人，使出吃奶的勁將他往後拖。如此裏應外合，這節臥鋪車廂終於擠進了二、三十個人。火車因此在杭州站晚發一個多小時。但待列車長鳴，車廂一晃動，大家前仰後哈一番，很快又成了紅衛兵戰友。剛才恨不得大打出手的「車下派」與「車上派」 相互擠插，逐漸安頓下來。我記得有兩個細節很感人。當時坐在下鋪座位的是一群女生——上海光明中學的高中生，站在一邊的男生就不好意思去擠。她們見我還是個孩子，站得時間太長，拍拍腿說，「你就輪流坐我們的膝蓋吧。」那樣的單純爽朗，在今天的中學生中大概只能引起一陣曖昧的鬨笑，但在當時卻很平常，誰也沒有往其它方面想。
頭頂上還有兩個上鋪，擁擠着一個工人家庭，是內遷支援廣州建設去的，拖兒帶女，還有一個老人。底下的紅衛兵就相互約定，人家是花錢買臥鋪票的，我們沒花錢，再擠，也不能占上面那一家人的鋪位。就這樣，底下的人站着，上面的人睡着，兩天兩夜到廣州，大家成了好朋友。文革是萬萬應該否定的，但萬萬不能象今天這樣簡單否定。如此否定，難免會有報應。近年來新左派思想回潮，即可視作報應一端。比如當時的秩序，是失序中有序，有序中失序，打一口井耐心研究，能養活一大群政治學家、社會學家、甚至人類學家。法國革命再壞，畢竟養活了二百年近千名歷史學家，因此而逐漸消歇，不再捲土重來。中國的文化革命卻成了一口廢井，上面一層是吐沫，吐沫下面是各種假冒偽劣的文革臉譜，淤塞不見底，「淺」不忍睹。
廣州給我的印象很奇怪，怎麼會有那麼多的前朝建築？真是一個前朝的背影，在一片紅海洋中很不協調。我們住沙河，到市區必經過一條「先烈路」，而 「先烈路」紀念的並不是江姐、劉胡蘭，而是國民黨，如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十九路軍將士公墓等。那些建築的風格也很獨特，既有南國風味，還有明顯的西洋風格，兩者糅合，不協調，卻也不難看。我對廣州的這一早年記憶，後來在美國南方遊歷時得到印證。那裏也是與北方不一樣，到處是紀念南北戰爭的建築，而且總與北方說得相反。從此我對南方這一簡單的地理名詞有了一種說不清的感覺，總覺得凡地處南者，有「它者」意蘊，被遮蔽着，卻因此而有神秘感，奇奇怪怪的東西在底下蠕動，溫暖曖昧，使人不敢遽斷。
兩年一過，老毛變臉，「現在是小將們犯錯誤的時候了」，一揮手，把青年學生往向鄉下攆。那時坐火車就是另一番滋味了。上海有幾百萬知青下鄉，幾乎是哭喊着從母城分娩出一座子城。破舊的老北站，就是這一喧鬧的碩大產房。誰也受不了這樣的分娩，何況三、五天就要來一次。老北站不堪忍受，就把這一光榮任務轉移到遠在北郊的彭浦貨車場。彭浦貨車場空曠，潦草掛幾條紅色橫幅，就算給孩子們送行。送的人多了，熱烈歡送」這四個字就不用改，只改它下面的地名：今天蒙一塊「黑龍江」，明天蒙一塊「雲南」，後天再蒙一塊「內蒙古」，下個星期如果又是「黑龍江」，把蒙在它上面的前幾個地名拿掉就是了。弄堂里有一些更小的男孩，肯走路，每次都步行兩三個小時去看熱鬧，回來說：「先是鑼鼓喧天，口號震天，送的人喊，走的人不喊。汽笛一響，火車一晃，哭聲馬上響起來，壓住了口號。一萬個人一起哭，嚇死人！」我那時雖然左，決心到一個當局沒有動員的地方去插隊，所謂「越是艱險越向前」，但是聽這些孩子說多了，心裏也是黯然。等到自己走的那天，不流淚，卻與車站工作人員為細故而大吵一場。我下鄉的那個地方離鐵路遠，以後每到縣城辦事，總是情不自禁地要到火車站去站一會，向着上海方向回望。這種對火車、鐵軌的眷戀，我自己也知道不好，說明紮根農村的決心還不牢靠，回生產隊後就不敢對集體戶里的革命大姐說。但是每年到秋後，就會萌動思緒：今年回不回？頭一年秋後算帳，共得餘糧款十三元整，不多不少，等於一張從蘭考到上海的座鋪票。買了這張票，等於後一年不吃不喝，這就絕了坐火車回去的念想。我後來聽說，1979年知青颳起回城風，上面的政策之所以讓步，一是雲南知青集體請願搞大了，二是上海知青在北站附近集體臥軌，驚動了國際觀瞻。冥冥之中，似有一報還一報？知青們是敲鑼打鼓坐着火車離開生身城市的，最後爭取回城，居然也是排着隊，一個一個從容臥倒於火車鐵軌而得以實現。
二
就是在知青時代，我學會了爬火車、鑽火車、跳火車這些荒唐勾當。先說爬貨車。
河南太窮，蘭考更窮。焦裕祿去世後，蘭考還是有出門討飯的習慣。尤其是到每年的五月，青黃不接，出門要飯是天經地義，相當於現在所說的「生存權」，聯合國也擋不住。我那時還很崇拜毛澤東以乞丐身份走遍湘江兩岸作社會調查，就想隨老鄉去要一回飯，闖一回江湖。我聯繫的那戶人家，成份絕對純正，貧農。他們同意我以家庭長子的身份一起隨行。不料大隊支書知道，說什麼也不讓我走，怕上面怪罪下來，他承擔不起。那戶人家走了，但他們留下的要飯經驗鼓勵了我：只要有一塊髒手巾包住頭，穿對襟衫、圓口布鞋，肩上掛個布褡，作貧下中農狀，隴海線、京廣線上的貨車隨你坐，誰也不會攔。我和集體戶另一個成員下決心化裝成那個效果，象個偷地雷的模樣，鬼鬼祟祟地出了村。
從蘭考到鄭州，確實沒有人管，風馳電掣，如入無人之境。但是火車一停，問題來了。眼看它嗚嗚叫着到鄭州車站，卻不停，而是通過，一直開向鄭州大北郊，停靠它自己的到達場，才歇腳。從到達場下車，往回走，經過編組場，走到出發場，至少有四、五里鐵路線，全靠步行。就在這段步行距離中，我鼻樑上的眼鏡出賣了我，哪有戴眼鏡的貧下中農出來要飯的呢？三問兩問，鐵路職工就問出了我的底細。沒有想到的是，他們聽說我們是上海知青，反而更加同情，帶我們去鐵路職工食堂吃飯，白面饅頭糊辣湯，在農村兩年沒有吃過一頓這麼好的飯，當然是狼吞虎咽。飯後摸到出發場，又犯了難。那是全國鐵路系統最大的出發場，有幾十股道岔，幾十輛火車頭升火待發，全停向一個方向，場面很壯觀，也很迷人，誰知道它們是奔南，還是向北呢？我們倆就在火車肚子下鑽來鑽去，張皇失措，就更象偷地雷的樣子了。
這時，一個搖着號子燈象李玉和那樣的鐵路工人走過來了。他看出我們的窘境，居然教我們讀那些信號燈：原來每一股道岔上都豎着六個信號燈，兩列三行，六盞燈亮出不同的排列，就指示出燈下待命的火車頭出發後，究竟奔東南西北哪個方向。全虧那個李玉和說出了「密電碼」，我們終於得救。夜幕下的鄭州出發場，鐵軌密如蛛網，藍色信號燈閃爍不停。
我們按圖索驥，很快找到了一列馬上南下的火車。火車折向京廣線後，要比隴海線上更加生猛，咣咣咣一鼓作氣，新鄭、長葛、許昌，一路不停，全是通過，比特快客車還威風。直到天亮，才在漯河站慢慢停靠下來，大口地喘氣，加煤添水。我們正得意，突然聽到天橋上有人驚恐地叫喊：「你們不要命啦？快換地方，換地方！」原來不是來抓我們的警察，而是一個鐵路女職工路過天橋，偶然發現停在天橋下的這列敞棚車上有兩個「乘客」，坐的位置極其危險，才大呼小叫起來。她在橋上，我們在車上，一時聽不清，雙方又喊又比劃，就象聾子的對話，半天才弄明白危險所在：這節車滿載原木，前頭空出一公尺左右的空擋，我們就坐在那個空擋里，如果火車遇到意外緊急剎車，身後的一車皮原木控制不住慣性，掙脫捆綁的鐵絲衝上來，非把我們撞成兩張薄薄的肉餅不可！真要感謝這個善良的女職工，她首先想到的不是把這兩個「盲流」抓起來，而是指點「盲流」離開險地，另找一節安全地方。這一來，我們就不是偷地雷的鬼子了，而是相反，象鐵道游擊隊那樣，掂着布包袱，在車廂頂上跨着走，而那個鐵路女工，就象芳林嫂那樣，站在天橋上遠遠指點着我們。每跨一節車皮，我們就回頭看一次芳林嫂的手勢，張嘴作詢問狀。終於找到一節裝機器的敞棚車，而且是在機器的後面而不是前面坐好，穿制服的芳林嫂才停止手勢，放心離去。
接下來就是豫南信陽地區了。路邊逐漸出現了水田，還有騎在水牛背上的牧童，山也青了，水也綠了。離開南方兩年，終於又看到小橋流水了，我們站立起來，興奮地向着那些牧童大叫大喊，那些牛背上的孩子其實聽不見，但也揮舞着手臂向我們致意。可惜樂極生悲，火車停靠湖北第一站--廣水，我們就被逮住了。
因為此前碰到的鐵路工人都那麼善良，祖國山河處處好，貧下中農個個親，想當然以為到了湖北也是如此，就大模大樣地下車找水龍頭洗臉。不料，廣水站的湖北警察正等着我們這些叫花子模樣的人，我搖着毛巾走過去，一下撞個正着。他們是為稍微富庶一些的湖北人民看家護院的，不讓河南的要飯花子進來竄擾，來一個抓一個，來兩個抓一雙。地方保護主義其實在文革中就有，相鄰兩省經濟上有差異，自然會生出些歧視。湖北警察把我們這兩個奇形怪狀的河南盲流押下來，十分得意，一個勁地盤問，而且語多不屑。我因為有鄭州出發場的經驗，也知道一點湖北人鄙視河南人貧窮的故事，一開始就說明自己身份，不是到湖北來要飯的難民，而是上海到河南插隊的知青，爭取坦白從寬。不料他們怎麼也不相信，說國家沒有向河南派過上海知青(這也是實情)。於是雙方因上海問題而陷於膠着。說上海話他們聽不懂，聽不懂也就無從證明我們的上海原籍；反過來他們又提出很多有關上海的問題，考考我們是否知道。我今天還記得一個深刻的問題是：崇明島在上海的哪個方向？那當然是對答如流，問不出破綻。這些人只得悻悻作罷，但是結尾留有一個報復：不許我們乘原來的那列貨車離境，非要我們掏錢買票坐下一趟客車到武漢。這一報復的含義不僅僅是逼着我們花去全部盤纏，上車以後才知道其狠毒用意：兩個學生模樣的貧下中農，蓬首垢面髒兮兮，其中一個還戴着眼鏡，在客車乘客的奇怪眼神中，真是受夠了奚落。我這一輩子對湖北佬沒有好印象，就是那次經歷造成的。我的一次毛澤東式浪漫行乞，就是這樣流產的。我恨湖北，因為它歧視窮人，是一個不討人喜歡的「南方」。民諺：「天上九頭鳥，地上湖北佬」，誠哉斯言，信然！
後來閱世梢深，才知道中國版圖上省籍、甚至縣籍歧視的現象還很多。如有好事者依據白眼之走向，在這塊版圖上着以不同的歧視色，彩版一出，必定五彩繽紛。如上海人歧視蘇北人，噎聞名海外，卻還有一省之內，如廣州人歧視中山縣人，則不一定出名。但所有歧視鄰省、鄰縣的內地高貴者，到了香港，則一律被稱為「大陸表叔」，又顯得乾淨、徹底、利落，一網收盡。而包括香港人在內，中國人一到美國，又驚呼美國存在種族歧視。所有的中國人據說都被罩在一個無色透明的「玻璃罩」里，難以升級、提職。「玻璃罩」內，那些在國內歧視同胞的高等華人，踢騰得最為厲害，民族自尊心最為敏感，反歧視呼聲也最為強烈。似乎只有走到最遠處，歧視性荷爾蒙才能在正負兩極得以配平？但也只是兩頭髮泄而已。天盡頭，歧視者被歧視，傳來一陣陣愛國主義的悲憤呼喊。我的一個歷史學同行，復旦教歷史地理的葛健雄教授聽到了，於是戲言：中國人中最愛國的一群，要到國外去尋找，而不是在國內。這也是誠哉斯言，信然，信然。我想說的是，在這張歧視圖上，我所生活過的河南大概屬於負海拔地區。我沒有聽說他們能歧視誰，卻知道他們不僅被南面的湖北佬歧視，也被東面的山東人、西面的陝西人、甚至遠在邊陲的新疆人歧視。他們幾乎一屁股坐到底，蹲坐在一個低洼的盆地里，周圍高地山民，不管隸屬哪一部落，都能對他們投以白眼。這當然是因為他們窮，窮困中產生愚昧，以及與愚昧相伴相生的忍耐。
我們離開蘭考到三百里外的鞏縣當工人，村裏的五保戶大娘實在想念，居然發狠心出遠門來看望。蘭考農民多半沒有看到過火車，有一次縣裏開三級幹部會，一群生產隊小隊長看到火車會動，居然在車頭手舞足蹈地大嚷：「噫！這玩意停下來象長蟲，不吃不喝，咋會跑咧？」(要用中原土音念，才能念出效果)。火車被迫停下，釀成一次哭笑不得的隴海線停車事故。前面說到的那個大隊支書，是個「革命先鋒」，人民日報發他的長篇通訊，整版配照片，用的就是這個題目。他和我們集體戶戶長去北京參加國慶二十周年觀禮，到了人民大會堂，鬧出一次比小說里陳煥生進城更真實的笑話。河南人的習慣，到哪兒都是蹲着而不是坐着，到了人民大會堂也是那樣，老支書雙手抱膝，屁股一撅，就蹲上了那個神聖的位置。誰知道那個座位是活絡可翻的，他還未蹲結實，底板就翻了過來，把我們的「革命先鋒」在人民大會堂夾了個雙腳朝天！毛主席他老人家在主席台上不知看到這一齣喜劇小品沒有？多半會很慈祥地莞爾一笑。我們那個大娘更加孤陋寡聞，一輩子沒有離開過土地，又是小腳，提着一籃雞蛋還有粉條之類，一拐一拐地怎麼坐上火車，不迷路，居然還能找到我們這個廠，真是一個奇蹟。
她坐火車是否鬧笑話不得而知，但是到我愛人宿舍頭一天，就嚇了我一跳。當時我們兩個人在外面給她擀麵條，她坐在屋裏突然傳出驚恐的叫喊：「噫！這屋裏咋還有一個老娘咧？咋也是黑褲子、紅襖？！」(也要用中原土音念)。蘭考民俗，老人過七十要穿紅布襖，以辟邪。我聞聲奔進屋裏，哪裏有第二個老娘，只有她一個人好端端坐在衣櫥前！原來衣櫥鏡子映出她的身影，可憐她一輩子沒有見過能照見全身的鏡子，因此也一輩子沒有見過自己的全身，猛一見到，就被自己嚇壞了，大呼小叫，驚動了一座樓！還有年青一代的蘭考人，如本地知青，也多半和他們的父母輩一樣淳樸，富於同情。我後來爬火車發展到爬卡車。從縣城回來，多半爬一輛卡車帶腳。司機大多會默許，因為這些勞動者的家裏多半也會有個把知青在苦水裏撲騰。但也有刻薄者，有一次我爬上一輛運煤車，就碰上了一個。那司機從反光鏡里看到我上車，非停下車來攆我，車一開，我又爬上去，如此者三，那個司機開始破口大罵。此時車上幾個蘭考本地的女知青看不下去，齊聲痛哭，罵曰： 「人家從上海來俺蘭考，離家那麼遠，父母又不在，你就欺負人家？你不是人，你是驢，是龜孫，你不得好死！」除了不出那唯一的髒字，該罵到的都罵到了，確實很難聽。蘭考民間的規矩，其實不是封建，而是很早就有自發的後現代女權主義：男人不能和女人罵，尤其不能和未出嫁的閨女罵，如果對方開罵，男人只能幹聽不回嘴。那個司機被這群小閨女罵得不敢吭聲，只能恨恨地爬上駕駛樓，把車門一摔，開車了事。
我還很想念我們本村本庄的回鄉知青。他們有些是蘭考縣一中、二中的學習尖子，很不容易考上去，要帶着紅薯干去上學，功課刻苦，一點不比我們集體戶的復旦附中等人差。其中有一個被老鄉叫作「假妞」者，靦腆斯文如大姑娘一樣，正好與我們集體戶的革命女生外號「假小子」或什麼「鐵姑娘」的相反。「假妞」 們在農村的出路，通常是靠每年的招工、招干、參軍，那是天邊露出的一絲希望。但是自從來了一個上海集體戶，「越是艱險越向前」，而且毛主席也接見，天邊的那一絲希望就堵住了。九一三事件後，這個集體戶的紮根思想相繼動搖，開始謀取各種回城之道。上面也有意照顧這個先進集體，有類似的名額下來，總是先讓我們走。
三兩年一過，待我們十個人走完，他們的年齡也被耽誤了。平日裏我們玩得很好，總有一些小知識分子的共同語言，但是一到集體戶有人上調，他們就懷着複雜的心情，躲得遠遠的，從不參加送行的行列。那種幽怨的眼神遠遠掃來，沒人能忍心對視。我後來讀到很多老三屆憶苦思甜的文章，還有一些小說、詩歌之類，幾乎沒有一個人提到他們曾經堵住過那些農家子弟的出路，似乎知青走得天經地義，農家子弟被堵在鄉村也是天經地義。這種不平等意識，噎潛入一代人的集體無意識，始終沒有受到過正視，大概是深入骨髓了。
一場知青革命，一千六百萬人下鄉，一年三百六十日，天天在稀釋當地農家的工分，最後一天臨走，還要拿走這家人長子手裏的最後一粒「紅豆」。我剛才說中國的版圖可以塗上相互歧視的五彩顏色，這時就有點象在這塊版圖上再玩一場多米諾骨牌遊戲了：先是老毛一揮手，骨牌嘩嘩地倒下去，城裏的知青先倒；農家子弟本來在原地，可以不倒，竟也被前面的人擠了倒下去，而且被壓在這一圈骨牌的最下一層；沉靜片刻，有汽笛聲響起，知青打個骨碌一翻身，幾乎所有的骨牌又嘩嘩地豎立起來；其間不斷出作家、出詩人、出學者，還出各種「話語」，齊聲控訴剛剛倒下去的那段無聲歲月；惟獨那最後幾張骨牌，卻沉默着，再也爬不起來了。老毛愛引李賀詩云，「天若有情天亦老」，天怎麼會老呢？只有人會老。以我之拙笨，始終弄不懂這個偉人的悲天情懷。從李賀到老毛，天看見過多少人間不公？誰能看見它老了一寸？我至少懷疑，天是看不見歷史運動中的暗層夾縫的，更看不到那些輾轉倒臥在暗層夾縫裏的陰魂。1997年，我和愛人、孩子回蘭考，莊上的人大多數噎不認識了。那是在唐寨，卻也應了李賀那個時代的唐詩：鄉音未改鬢毛衰，兒童相逢不相識。不經意間，噎換了一代人，確實未見天老一分，只是原來擔心的那種逢人都要打招呼的尷尬，或者如賀敬之「幾回回夢裏回延安」的矯情，都沒有出現，可以鬆一口氣。我們就象三個平平淡淡的過路人，只是偶爾路過這一叫做唐寨的北方農村，悄悄地東張西望。遠遠看到一個人的背影象「假妞」，才敢輕輕走上去試着拍他的肩膀--猛回頭，一張鬍子拉茬的老臉，幾乎貼着我的眼鏡喊出一聲：「噫，這不是學勤嗎！」將近三十年過去了，他就跟昨天才分手一樣，剎那間就叫出了我的名字！
三
按老鄉說法，客車不叫客車，叫票車。因此，混客車就有一個很乾脆的名字：混票。我插隊的那個莊子，一個男勞力通常只有兩套衣服，夏天的布衫冬天的襖，脫了布杉就穿襖。天熱下河洗澡，把布衫搓洗後晾在樹杈上，人就泡在水裏等衣服干，才能上岸。就這麼個窮地方，因為出了焦裕祿，卻能接觸從上面下來的人，甚至還有國家性質的外事活動。我生平第一次與外國人坐下來談，不是在小時候的上海，也不是在後來的哈佛，而是在蘭考，在唐寨：集體戶按縣委宣傳部安排，接待從開封軍用機場過來的老撾飛行員，宣傳農村包圍城市的毛澤東戰略思想，談得還很熱切，雙方都被對方感動。這些飛行員當時被安排在開封那樣的內地機場受訓，大概是為了在國際上保密？諸如此類的活動，村裏的老鄉也有機會參與，哪怕是站在旁邊看，耳濡目染，語言就有變化，能學會一些與他們自己的鄉土生活很不協調的官方詞彙。那些一年到頭要吞食幾千斤紅薯以充飢的窮人嘴，時常會有一些很書面的「話語」，夾着發黑的薯干飛進飛出。比如，隊長吆喝下地幹活，偏不叫下地，而叫「上班」；老鄉們認為我們拿一年的餘糧款買一張回家的車票太虧，就向我們傳授出門要飯混票車的各種經驗，那些歪門邪道還有一句正面總結，是他們在地頭聽我們讀《人民日報》學來的，就叫：「人民鐵路人民修，人民鐵路人民坐！」這就有點窮人生富嘴的黑色幽默了，而且確實「酷」。
全中國當時的鐵路，大概只有上海的老北站是個死胡同，火車開進去再倒出來，旅客只能從剪票口進出，混不得。其他地方的車站，都是兩邊敞開，在鐵路一側建個候車室，只要有足夠耐心，總能避開候車室的剪票口，從兩頭的鐵軌走到站台上去。因此，進站這一關並不難。難的是在車上碰上查票，很不好辦。到了這種時候，我通常是硬闖，硬着頭皮向着查票員走過去，作餐車回來路過狀，這時我鼻樑上的眼鏡能幫一點忙，查票者見是個戴眼鏡的，多半不盤問，有時露餡，則補票認罰，可見貧下中農只教會我勇氣，沒有教會我智慧。當然，也是我自己智商不夠。以智取勝者，蘭考另一個集體戶某朋友為最。他有一次要從隴海線轉北京，再轉京哈線，去萬里之外的黑龍江邊陲，看望他在那邊插隊的妹妹。當時口袋裏只有五塊錢，僅夠買饅頭填肚皮。他的絕招是：穿上一件軍大衣，領子扣好，底下一條綠軍褲，遇有險情發生，即端起茶缸，用一口標準的官話一路說過去：「讓一讓，讓一讓」，那查票者見他的裝束，只以為他是一位夠級別的部隊幹部去打開水，怎麼會想到軍大衣裏面沒有軍裝，更沒有紅色領章？當然是必恭必敬地「讓一讓」。五塊錢行萬里路，利用的是人民群眾愛戴親人解放軍的魚水之情，真是萬惡之極！他現在噎是某省文藝批評界著名理論家了，筆下文章多半是先鋒符碼，邊緣寫作、私人話語之類，引車賣漿混票者流包括我在內，只能是瞠目其後，讀天書一般。
河南實在太窮了，混票人越來越多。鐵路上也無奈，有時就派人戴着紅袖章在車下堵，抓住後集體罰苦工處理。我到工廠以後，經常要去鄭州借書還書，實在買不起這麼多票，於是就把插隊時的混車陋習延續了幾年。這個廠所在的鞏縣離鄭州60公里，但是家在鄭州的知識青年多，於是通常在周末結夥，借群膽而混車。星期天晚上從市區分散向車站聚攏回來，不容易召集，但上車後前後招呼，一下子認出幾十個弟兄，同樣也成一夥。查票者後來摸出這一區段逃票多，於是總在鞏縣站未到之前開始搜索。逃票者也摸索出對付辦法，一旦個別查出，就移動腳步往同行者那兒蹭，最後越蹭越多，擠成一疙瘩，幾十個人聚在一起，對峙一、兩個查票者，雙方就能僵持得住。查票者無奈，只能冀望於站台上的執法人員能在門下堵住他們。看看鞏縣到了，幾十個人發一聲喊，同時發力，打開十幾扇窗戶，就跟下餃子一樣，噼里啪啦望站台上跳，等到站台上的查票者發現，這些腿腳靈便的小青工早已如鳥獸散，而且事先說好是往四面八方分散逃竄，查票者追那個是好？幾乎每個星期天的晚上，這個車站都會發生幾次「下餃子」事件，事後想來也真壯觀。小青工後來還發明出一種有「高科技」含量的專用工具。他們很快發現，火車車門鑰匙是全國通用的，幾乎只有一把：外三角，中心空洞，插進鎖眼，擰住裏面的實心三角，向右一扳，全中國的火車車門都能在這時打開。截一段9毫米直徑的鋼管，放在車床上，搖動車把，三面夾具往裏一擠，就能夾成一把上好的列車鑰匙，就這麼簡單。以後解決下車出站的問題，就利索多了：火車停穩後，只要打開背向站台的那一扇車門，下車抬腿，那才是真正的無人之境！我也有一把這樣的「高科技」產品，陪我度過了好幾年插隊後的生涯。在我成了所謂「紳士」，有了所謂 「身份感」，再也不好意思混車之後，它還在我的鑰匙圈上晃了好幾年。好像還帶回了上海？按照老鄉們的說法，「參加國家幹部」了，當了一段勞什子部隊院校的教官，才慢慢地「解甲歸田」，不知把它淡忘在那個犄角旮旯里了。
我和那位五塊錢行萬里路的文學仁兄，是考研究生考出河南的。他考文學，我考歷史，因為沒有大學學歷，以自學資格參考，就要多受一點歧視。連考三年，每次都有不公平事發生。到第四年，我只能說「年年難考年年考」，垂頭喪氣。他的牢騷則能翻出新詞，引胡喬木哭三尼的名句自況：「我為你勤傍妝枱，再把風流賣」。可見學文學者之靈氣，屢戰屢敗，卻照樣瀟灑飄逸。那一年是我發毒誓最後一次「傍妝枱，賣風流」，果然就有一段小故事發生：我們住在鞏縣，考場設開封，相距三百里，正應了豫劇戲文里的那句俗詞：汴京趕考。只是沒有驛站，也沒有公車，非得在頭一天半夜起早，去趕現代化三等火車。那車廂里空氣惡濁，每一口都是別人呼吸過的，熏得人頭昏腦漲，一下車，就已失去考前最佳狀態。那一天，我是在開封車站廣場上了一輛公共汽車，坐下後，頭朝外，口中念念有詞背外語，神智噎不太清醒。車開不久，突聽一句開封口音：「老哥，看看丟啥不丟？」不看猶罷，一看大驚失色：我那時穿的是藍色的卡中山裝，上衣口袋噎解開；口袋裏放着的一個信封，也已拆開；裏面裝的不是錢，卻是比錢更重要的准考證；那准考證露出半截，顯然是被人拉出來看過，再插還進去，居然就扔在了我的膝蓋上！再抬頭看去，有三個小伙子大概是隨我一起下火車，再上公共汽車的，此時圍着我，也穿着那種軍大衣，大衣撐開，以擋住周圍人的視線；為首者朝我得意地笑着，以目示意，正在催我看看信封里「丟啥不丟」。這一下我完全清醒了過來！這是「賊」，在火車上就錨上了我，到汽車上才得手；得手後發現是一張准考證，本可以下車一揉再一扔，回頭一想，卻不忍心壞了我書生前程，而是擲還失主；甚至不怕他高喊「抓賊」，還要提醒這個失主看看，要當場「驗明正身」！這一起轉承合，大概只有一分鐘時間可供完成：他們是怎樣得手的呢？得手後又是怎樣交換眼色達成默契，再來一場盜亦有道的古風小品呢？幸虧我那時年青，雖然一時還來不及想明白，但畢竟不象現在那樣容易失言。如果我冒冒失失地喊一聲「抓賊啊」，那可真是煞了風景，把我後幾十年的知識分子臉面都丟盡了。我終於憋住了那一聲喊，抬頭抱以同樣微笑：「沒丟，啥都不缺！」。雙方配合默契，共同完成了一出頗有古風的現代小品。演出結束，竊賊體面下場，為首者打一個清脆的響指，三人魚貫下車，軍大衣一飄，一會就沒了蹤影，那才是真正的身姿飄逸！
以後我有一段在美國旅行，也是偏愛火車，不愛坐長途「灰狗」。當然不可能再爬車混票了，只是因為火車一動，能拉動往昔記憶。Amtrack當然好，乘客少，座位大，空氣潔淨。尤其那盥洗室寬大無比，就象從飛機上搬下來再放大一倍，可供輪椅轉圈出入，裏面香水、手紙、還有坐便器上的墊圈紙，應有盡有，絕無可能聞到當年汴京道上廁所里的中國味。最絕的是在窗口下座位邊，都有一個交流電插口。紳士淑女們上車坐定，插上手提電腦，飛快地敲起鍵盤，纖指翻飛，如彈鋼琴一樣好看。我沒出息，上了這樣的火車，也還勾起在中國的記憶，而且揮之不去。上面這些很不紳士的回憶，少年時代的種種荒唐，就是在美國的火車上一點一點想起來，倚着窗口敲電腦零散記下的。我自然想念開封車站上來的那個年青人，十七年前的那場考試，三天考五場，如有神助，是他幫助我考出了河南，考出了底層生涯的曲折坎坷。他是我命運轉折線上的一個亮點，我能稱他為「賊」嗎？但在中國的字典里，卻找不到一個更合適的的字眼。
電腦墊着我的膝蓋，膝蓋上還留着二十前在中國跳火車留下的傷疤。那是一次在行進中的貨車上，前面的火車司機說好，通過鞏縣車站時，減速一分鐘，好讓我往鞏縣車站的站台上跳。撲通一聲，我還是栽倒在道軌旁的煤渣上，雙膝跪倒，鮮血迸流，拔起腿來，還得往站台外飛跑。這就在膝蓋上留下三點小煤渣，鑲嵌在那塊皮膚里，呈透明狀，絕好的三點式前現代標誌，也是一個紀念。它們總在提醒我：別裝蒜啦，老夥計。且忘了下一站是耶魯，是普林斯頓，先寫寫你的中國底細吧；國家是白的，另一塊是黑的，而你只是從它們中間的灰色地帶走出來的；就寫那五花大綁，就寫那三寸鑰匙，寫你那打開信封、又擲還失主的開封「賊」！
這就是留在我皮膚下的文字了。而在我開頭所說的那個惡業里，以老黑格爾說過的一句話最令人沮喪：人走遍天涯，也走不出人的皮膚。再難想像還有比這句話更為狠毒的判決了，一句話就是一個火烙印，而且還看不到這一判決的盡頭：你是無望走出自己的皮膚，也無望走出這三點式褐色標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