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紙上經常刊登拆遷戶被騷擾的事情，幕後黑手其實就是我們拆遷公司。」
    
    　　●「幹了這幾年拆遷，人也變得冷漠、麻木，甚至是黑暗了。」
    
    　　——「職業拆遷人」老劉
    
    　　　2008年2月，昆明市大規模的城中村改造序幕拉開。全市計劃用5年時間，全面完成主城區範圍內336個城中村的改造。城中村拆遷改造工作開始後，因為拆遷引發的各類爭端也時不時的發生在大眾身邊。
    
    　　在各類媒體上，拆遷是個「熱詞」。因拆遷而引發的新聞總佔據着大篇幅版面，在這些報道中，拆遷方用盡各種手段想要讓拆遷戶們搬走，而拆遷戶們為了「捍衛」自己的家園，與拆遷人員「鬥智鬥勇」，甚至以死相搏，這些事件都引發了輿論的廣泛熱議。而身處拆遷鏈條中重要一環的拆遷公司，似乎成了「萬夫所指」。拆遷公司究竟是什麼樣的公司？近期，記者臥底拆遷公司，試圖揭秘拆遷公司的台前幕後。
    

　　拆遷人 我們的工作是「搬遷動員」
    
    　　老劉今年30不到，在拆遷這個行當里已經做了四個年頭，做得最多的就是城中村改造，目前是昆明某拆遷公司的項目經理。入行四年，老劉從底層的動遷員做到現在的拆遷項目經理。按他的話說，自己是一個「職業拆遷人」。目前在昆明各個拆遷公司里，像老劉這樣的 「職業拆遷人」大約有六七十人，他們清楚的了解拆遷工作的各項規範、流程、政策以及「潛規則」等等，且流動性很大，只要哪裏有拆遷的活，他們就去哪裏。 「就像空降兵一樣，到處跳。」老劉說。
    
    　　老劉描述了一般拆遷的流程：當政府確定某一塊區域劃入規劃拆遷範圍後，首先會找一家開發商或投資公司墊資，把相關的拆遷款打入政府的監管賬戶，然後再對社會上有資質的拆遷公司進行公開招標。待該區域被完全拆除後，政府會又再進行一次淨地土地招拍掛，此時就會有眾多地產開發商前來競標。中標的地產開發商就會將前期的土地拆除費用還給政府，最後再由該家開發商進行回遷房的建設及商業開發。
    
    　　「很多人以為拆遷公司就是拆房子的，但這並不全面，拆遷中其實包括四家單位同時在參與其中，其中有測繪公司，負責對拆遷戶的房屋進行測量、定性。拆遷公司負責對已測繪房屋的拆遷戶進行搬遷動員。評估造價公司具體負責對少數補償政策外的附屬物進行評估。最後具體拆房子的是拆除公司。」
    

動遷 最怕一言不發的釘子戶
    
    　　老劉現在正在做昆明城郊一個城中村的拆遷工作，他一旦開始工作，就意味着又有一座村子要被推平，最終一座座高樓大廈將從此拔地而起。當一紙 「拆遷公告」張貼在村裏的時候，各類利益的博弈、糾結便開始了。而老劉他們的工作便是動用各種手段，讓拆遷戶們簽下那一紙《拆遷補償協議》。
    
    　　動遷的工作，看上去是一個輕鬆活：「動動嘴就好。」但真正實施起來卻並不是那麼順利。當村民們得知自己即將搬離土生土長的故土，且自己未來的收入將大幅度減少的時候，動遷員們與他們的接觸往往不是那麼令人愉快。
    
    　　在動員拆遷的過程中，動遷員們遇到的阻力很大，拆遷戶們的各種淚水、質疑、甚至是怒罵往往伴隨着整個溝通的過程。被納入改造範圍的大部分村民在簽下協議拿到補償、安置款後，都能順利搬走。當然也有不願意搬走的少數「釘子戶」。
    
    　　有的「釘子戶」是老人，祖上世世代代都住在村里，出於情感因素不願搬，這時候就需要動遷員和社區幹部對他們反覆做工作，「以情動人，用政策嚇人，威逼利誘相結合嘛！」老劉說。
    
    　　絕大多數的「釘子戶」都是因為對拆遷補償不滿意。但補償標準是政府方面定的，拆遷公司沒有討價還價的餘地，雙方談不到一起，工程就僵在那了。畢竟城中村村民生活來源大多來自於租房的收入，房子一被拆，他們就等於沒有了生活來源。「老劉說。所以為了」捍衛「房子，爭取更多的補償金額，被拆遷的村民們會選擇抗拒拆遷，不惜用一切手段。
    
    「其實一開始罵得最凶，鬧得最狠的人，往往最容易妥協，通常也是最早搬走的，因為他把自己的底牌全露了，外強中乾，我們的工作就有重點了，不主動找他，他自己都會主動找我們談。」在動遷中，最可怕的是那些一言不發的「釘子戶」，一旦遇到這樣的人，就意味着要啃「硬骨頭了。」和這樣的人接觸，確實很頭疼，他什麼都不和你談，一直和你打太極，把你引到他的思維上去，最後就是什麼都談不攏辦不成，如果是商業開發，開發商會私底下和他直接談，一般都能拿到不菲的賠償，當然，這些都是上不了台面的數字。而如果遇到的是政府主導的拆遷，「堅守」的後果往往將不是那麼盡如人意，提出的要求很難得到滿足，最後的結果很可能就是「強制拆除」。
    

　　強拆 軟磨硬泡後的無奈之舉
    
    　　「強制拆遷，其實是無奈之舉。」老劉說。拆遷工作不完成，工程進度就只能一拖再拖。政府就急了，主管的政府部門也就睜隻眼閉隻眼，這時候，拆遷公司為了讓人搬走，各種手段便可以說無所不用其極。
    
    　　「報紙上經常刊登拆遷戶被騷擾的事情，幕後黑手其實就是我們拆遷公司。」半夜偷偷砸玻璃、花錢找人堵大門、施工「失誤」挖斷水管電線、門口潑豬血、大便、丟死貓死狗，往住戶家裏放老鼠等手段層出不窮，目的就是為了消磨「釘子戶」的意志，讓他們自己受不了，主動在《補償協議》上簽字。
    
    　　據老劉稱，這樣的小打小鬧都儘量不傷人，花錢請來的一般是拆除公司的工人，或是社會閒散人員，也不乏一些帶有黑社會性質的人員參與其中。「每請一人100元，實在要動手是300元，但一般都不會動手，目的只是要他搬走，沒必要把事情鬧大嘛。」老劉說。「你還不接受？行，我們坐在辦公室里等着，你慢慢來找吧，磨到最後，拆遷戶想不來簽都不行了。」
    
    　　老劉介紹，去年在拆遷昆明城郊一個村子時，最後只剩下一家兄弟4個死活都不願意搬，動遷員、社區幹部進進出出與他們接觸了幾十次，但對方就是不肯正面談，一直打太極，拆遷無法繼續進行。最後拆遷公司與社區街道辦事處商量後決定，進行強制拆除。因考慮到這家人的人身安全，便讓一個與那家人相熟的人，以請吃飯為名，晚上將那弟兄幾個全部約出來。
    
    　　這邊人剛走，事先埋伏好的拆遷隊就進去把門砸開，幾分鐘之內就把東西搬完了，同時請來公證處的工作人員對房屋進行證據保全（照相、測繪），之後由綜合執法人員進行現場保護，挖掘機和工人直接上去，叮呤咣當一陣挖，房子直接給刨倒。那兄弟幾個回來一看傻眼了，吃了頓飯，房子卻沒了。沒辦法，只能硬着頭皮接受賠償標準。
    

苦衷 「不為錢誰願每天被人罵」
    
    　　「每天上班前，都要把自己的臉皮和自尊放在家裏，然後再去面對拆遷戶們的謾罵和不理解，繼續保持微笑去動員他們搬遷，都是因為錢多啊，要不誰願意每天被人指着罵？」老劉表示，搞拆遷工作的收入比較高，拆遷公司的收入來自政府給予的拆遷代辦費，這是一筆不少的收入。所以儘管在工作中的壓力和阻力很大，但還是有源源不斷的人投身其中。
    
    　　「幹這行得心狠、手辣、臉皮厚！」老劉用這樣幾個詞語來描述拆遷公司的動遷工作。老劉的公司以前進來一個大學剛畢業的小伙子，心地很善良。剛進入公司的時候，他滿懷信心，每天兢兢業業的工作，但工作了一段時間後，他卻常常半夜在公司的宿舍里哭，整晚整晚的說夢話，精神也很萎靡。搞拆遷，每天不止要承受上級政府改造進度的壓力，也要承受着拆遷戶的謾罵等各類負面情緒，很多時候為了讓人搬走必須用一些違背良心的「下三濫」手段。長期身處這樣的環境中，承受的心理壓力相當大。「最後小伙子實在受不了了，幹了兩個月便辭職了。」
    
    　　對老劉來說，拆遷工程進度的推進也意味着自己工作壓力的加大。「最緊張的時候，每天要和四五家拆遷戶談補償問題，忙的連飯都顧不上吃，中間還得和同事一起進行準備和總結，一天下來，人都要癱了！」這是一個不允許帶私人感情的工作，如果完不成任務，就只有走人。「幹了這幾年拆遷，人也變得冷漠、麻木，甚至是黑暗了。」老劉說。
    
    　　幾年的拆遷工作，讓老劉得到了不菲的報酬，現在他買了車、也購了房，是周圍人眼中羨慕的「富人」。但他內心的苦惱和壓力，只有自己最清楚。當問到以後想做什麼時，老劉抽了口煙，苦笑着說。「要是我不做拆遷了，我可能會用這幾年辛酸與淚水賺來的錢，去麗江開一家旅舍，每天面對的是別人的笑臉與友好，而不是拆遷戶的眼淚和怒吼。」
    

記者體驗動遷員的一天—— 如何讓拆遷戶絕望
    
    　　7月底的一天，我進入昆明某拆遷公司做實習動遷員。公司現在正在做昆明城郊某城中村的改造工程，多年以前，村子附近都是一片農田，附近交通也很不發達。這些年隨着城市建設的加快，附近的農田一片片的消失、高樓大廈一棟棟地拔地而起，這個老村也被納入了城中村改造工程的範圍。
    

　　上午
    
    　　動遷員一般上午9時上班，到下午5時便拎包走人，這是一個忙的時候忙到吐，閒的時候閒到傻的工作。上班第一天早上，項目部領導便派了任務，讓我跟另外兩名動遷員去和村里一家塑料廠商談搬遷事項。在前往塑料廠的路上，動遷員小兵悄悄地跟我說：「一會你進去先不要說話，看我們怎麼談。」
    
    　　即將拆遷的塑料廠有十幾年的歷史，生產的塑料製品遠銷國內外。在之前的協商中，廠方已經同意簽協議，但最重要的補償問題卻一直沒有談攏。我們今天過來，就是要和他們再進行接觸，確定補償的金額。進入會議室後，雙方便開始寒暄，氣氛很融洽。一名姓魯的股東非常熱情，不斷的給我們遞煙，讓工人端茶送水。
    
    　　小兵先將之前測繪公司和造價評估公司的測算結果拿給魯先生看，上面的各項數據表明，這個塑料廠的地面建築大部分為村小組原有的建築，塑料廠租賃場地之後，只是在原有基礎上新建了兩間倉庫。根據拆遷安置補償政策，原有建築的拆除補償歸村小組所有，廠方只有後來建的倉庫，以及一些附屬設施，例如水管、化糞池、灶台等設施。
    
    　　這樣一來，村小組拿到的補償款有五十多萬，而塑料廠拿到手的補償款就只有十幾萬元。廠方代表表示，一定要一百萬元的包幹價，才肯搬離。此言一出，會議室的氣氛開始變的有些緊張。小兵立即強硬地說：「你要一百萬的補償，這根本不可能，我們是把你的房子拆了以後給你補償，而不是買你的房子！」另一名動遷員小江也開口說：「你的土地租賃是8年後才到期，但現在城中村改造是誰也想不到的，你怎麼能保證塑料廠在這其間能夠一直經營，萬一開垮了怎麼辦？是不是也要我們負責？」
    
    　　「啪！」的一聲，魯先生一巴掌重重地拍在桌子上。臉漲得通紅：「既然你們說不可能賠，那我也告訴你們，我們也不可能搬！」商談頓時陷入了尷尬的局面，從會談開始就沉默的另外三名股東也開始嚷了起來。會議室里亂成一團，協商一時無法進行。
    
    　　小兵走出門，把我叫了出去。「看見了吧，這個就是我們每天的工作，不好做吧？咱們先讓他們冷一下，一會再談。」小兵說。
    
    　　幾分鐘的沉默後，小兵和我返回了會議室內。「還進來幹什麼？根本談不攏嘛！」此時的魯先生依然怒氣未消。小兵沒有管魯先生，與另一名股東趙女士聊了起來。相比魯先生的暴躁，趙女士的態度明顯平和淡定得多，她表示，這家工廠是他們幾個人投入所有的積蓄開起來的，現在政府要改造城中村，他們完全支持，但是也應該相應的考慮到企業面對的實際困難。「找到突破口了，這個才是說話起作用的人。」小兵悄悄地告訴我。
    
    　　隨後，小兵將趙女士單獨約出商談，十幾分鐘後，兩人滿臉笑容地回來了。「那我們改天再談吧，今天就到這？」小兵說。隨後，我們三人拿起資料，徑直走出了會議室，只留下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的魯先生和另外幾名股東。
    
    　　「雖然沒談妥，但還是有點進展了，那個姓趙的就是大股東，她說的話算話。」原來，小兵與趙女士在外面進行私下溝通後，趙女士承認一百萬的金額太高了，根本不可能拿到，所以她願意把金額降一降，要六十萬元。小兵沒有當場拒絕，只說會和領導匯報一下。但實際上，匯報也只能是把塑料廠的要求列個表，先交給社區組織的拆遷辦，如果通不過，就再交到區政府拆遷改造指揮部，看他們同不同意。其實結果八成是不同意，目的也就是消磨他們的意志，讓他們自己絕望。
    

下午
    
    　　簡單的午飯後，迎來了下午的工作。一名拆遷戶張老闆找到了拆遷公司辦公室，來跟我們說事。張老闆是四川人，十幾年前便來到昆明打拼，小有成就後租用了村里一家企業的土地，蓋起了房子，開起了網吧。當他得知網吧被納入拆遷範圍後，反而很輕鬆。因為他手上有一份房產證，按照拆遷補償的規定，可以獲得一筆數額巨大的補償款。
    
    　　正當他認為高枕無憂的時候，旁邊的一家汽修廠拿出了同一家企業與其簽訂的土地租賃協議，上面註明張老闆所蓋的建築為汽修廠所有，而且這份協議已經被法院判為有效，對方的手中也持有一本房產證。這樣一來，張老闆原先的土地租賃合同便失去了法律效力，無法得到相應的補償。
    
    　　原來，最早租給張老闆的土地，原先是一家民營企業的生產用地，土地的所有權歸村小組所有。上世紀90年代時，這家企業非常紅火，生意越做越大。但後來因為管理不善，資金鍊斷裂，企業欠下了巨額債務。老總走投無路，只能拆東牆補西牆，將廠區的地皮分別抵押給幾家不同的企業，層層轉包，之後便逃之夭夭，土地上建築物的所屬權就成了徹底的爛賬，誰也無法判明，法院介入都感到十分頭疼。
    
    　　張老闆得知情況後，幾乎昏厥過去，下午他來拆遷公司，就是希望申明自己對網吧所在樓房的所有權。我們沒有權利判別究竟孰對孰錯，只有勸他去尋求法律的幫助。畢竟房屋真正的所有人才是拆遷公司要談的。張老闆的情緒十分激動，在辦公室里痛哭流涕，一再表示房子是自己的，情急之下，居然把自己的心臟病給鬧發了。
    
    　　隨行而來的家屬頓時亂成一團，有人急得大哭，有人忙着撥打120，也有人指着我們痛罵。小兵悄悄地對我說：「見多了，也就習慣了。」像張老闆這樣來拆遷公司大鬧的拆遷戶，不在少數。他們輕則開口怒罵，重則敲桌子砸板凳。但實際上他們的心裏都很虛，因為畢竟受損害的是他們的利益，只能寄希望於我們能夠給他們更多的補償。
    
    　　但是，動遷員不可能滿足他們的要求，我們能做的只是嚴格的按照政策規定，該賠多少賠多少。拆遷公司關心的，只是拆遷戶們何時能夠簽協議搬走。(文中人物均為化名)
    

　　編後語
    
    　　城市拆遷關係着城市發展、社會穩定和廣大被拆遷戶的切身利益。複雜的拆遷表象下，各種黑灰色手段層出不窮，歸根到底，都是拆遷過程中各方利益博弈的表現。希望拆遷更公平，被拆遷戶不必再面臨以上的種種考驗，種種折磨。
    
    　　雲南信息報記者 （雲南信息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