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國光：改革的異化與政治危機

　　那麼，我們首先就要討論，中國目前這一套制度，是靠的什麼東西來維持穩定、避免危機？這是一個充滿變化的時代，中國在經濟、技術、社會、文化、和捲入全球化等各個方面，也都呈現了多種多樣的變化。對於這些變化，如果應對不當，就會出現問題、麻煩、乃至危機。我們認為，中國的這一套制度，本質上與這些變化有極不相容的性質。可是，至少過去十幾年來，它大體上應對有方。以前的討論當中，我從政治吸納、政治鎮壓等這些不同方面，分析過中國的政治發展。現在換一個角度，試着分析中國當局的政治應對和中國的政治危機相互之間的某種辯證互動關係。以前的分析比較集中在學理上講的那種國家與社會關係層面（state─society relations），這次可能比較注重政治操作的層面；以前的分析也比較多地着眼整個政治發展，這次則準備就政治穩定和政治危機問題比較聚焦地來討論。

　　一、強制與收買：當局維持穩定的兩個基本手法

　　我的粗略的是，一九八九年以來，中國政府維持所謂穩定的策略，大體可以歸納為四個方面，或者說是四種方法。

　　第一個方面是強制的（coercive）方法，可以稱之為「控制」或者「壓制」。從一九八九年以後，它越來越依賴黨對專制機器的控制。比如，通過對於政法委的強化，黨對政法系統的控制比一九八九年之前更嚴密了。安全部門的作用，現在也比中國共產黨歷史上任何時候都更強化了。包括黨對宣傳部門、文化事業的控制，很多人關注它的「放開」的一面，但我要強調的是，在這同時，這種控制的強制力增加了。比如黨委或者宣傳部門給某個刊物一個禁令，或者是更廣泛一些的禁令，那都是很有強制性的。強制的管理在加強，這是第一個方面；其效能往往是直接的，這應該也是比較容易看得清楚的方面。

　　第二個方面是利用經濟的手段。總體上可以稱之為「收買」。從經濟上講，要想行之有效地運用這個方法，最重要的是國家的整體經濟表現，這是經濟手段最重要的保障和最根本的基石。具體地說，即使在總體經濟表現比較亮眼、正面的情況下，資源總還是有限的，那麼還必須要制定一個最大限度地利用這些資源來維持穩定的戰略。他們有這樣一個戰略。比如說，一九八九年以前，經濟上的好處，主要是在農村，而八九以後呢，主要是城市得到。這個裏面，我認為，背後主要是維持政治穩定的考量。就社會群體來看，一九八九年以前，農民得到了比較多的好處，而八九以後呢，得到好處的主要是機關幹部、知識分子、地方官員和企業家，甚至是外國人（首先是外國資本家，還有屬於外國人的其他群體）。

　　隨着資源的增長，社會群體受惠的餘地就更大了。餘地大了以後，我覺得，江澤民還是按照後一個思路來維持穩定。那就是在後面這些獲益的社會群體之中尋找新的、更加明確的政治結盟。擴大到資本家也來「入股」共產黨，就是這個思路最為典型的一個體現。總體來說，就是依賴經濟增長，而經濟增長使黨的政權可以有更多的資源，來吸收更多的人作為小的「持股人」進入這個黨，和黨的利益綁在一起。最近幾年，可以到一個非常重要的現象，就是黨員數量的急劇增長。每年的增長幅度，都是幾百萬，現在黨員總數已經有七千多萬。在未來的七、八年內，應該會增長到一億。假設黨員都可以受惠的話（當然一定有一些個案不是這樣，這裏僅從宏觀上來看），以一個家庭三口人計，一億的黨員受惠就大約等於三億人受惠。當然，一家人中間可能不止一個黨員；反過來呢，也可能還有其他親戚也跟着受益，特別是在農村地區。這只是一個粗略的估計，總之是一個很大的數量。進入這個黨，主要就是得到好處，歸根結底是經濟好處。這樣，黨的政權就可能被一個很大的人群所擁有，至少是象徵性地來擁有。他們不再是因為什麼共產主義理想或者其他什麼理想、信念而進入共產黨、而擁護現制度，他們就是為了經濟好處，這就是被收買成為保持所謂穩定的社會政治基礎。胡錦濤上台以後，還想把這個辦法擴大到農村。依賴手中的經濟資源的增長，繼續擴股，試圖讓農村也享有更多的經濟資源。一九八九年以來，當局對於它所主導的社會收益分配，有一個從農村到城市的戰略轉移，完全是為了政治穩定。現在稍微調整一些回去，這是明智的。可是，問題是，現有的「持股者」，是不樂意看到這種發展的。這個問題，我們後面再談。

　　二、專制主義的「軟力量」：從利益收買到靈魂收買

　　還有第三個方面，就是宣傳、意識形態的方面。或者用時髦的概念來說，就是「話語」（discourse）的權力、「軟力量」（soft power），也包括搞公共關係。這個方面不可小看，它是可以左右社會心理的。這裏面，我到一個歷史的發展脈絡。從一九八九年以後來看，首先是靠強制，特別是六四之後到一九九二年初的一段時間。接下來，鄧小平南巡講話以後，經濟改革重新啟動，國家所能控制的經濟資源越來越豐富了，它的經濟收買手段就越來越有效。時間一長，這種經濟上的收買，完全可以變成一種心理上的收買。就是說，當你拿到了這個好處以後，逐漸地，你有一個心理內化的過程，把你拿這個好處的這套交易合理化的過程，你就開始認同這種收買，認同產生這套東西的那個制度安排。這樣，本來以為已經破產的那套政府話語，就有了新的社會、經濟和心理基礎，這就產生了新的屬於這個政權的那種話語權。中國當局現在很自覺地在利用這一點。知識分子加入了它這個精英聯盟之後，也很主動地在這個方面貢獻力量。經過這些年，這個方面他們製造了很多的資源，比如說民族主義、盛世論、和平崛起、北京共識（Beijing Consensus）等等，還有硬件的，比如海外的孔子學院。這些都是「soft power」，不僅在國際上來說是「soft power」，在國內也是「soft power」。這就是說，隨着一九八九年以來的歷史發展，中國當局所能夠運用的手段越來越多了，從一味的強制，發展到了再次有效地建立了話語權力。隨着中國政府所掌握的經濟資源的增加，話語權力有了強有力的物資支撐，從利益收買就逐漸發展到靈魂收買了。

　　三、體制改革的異化：是制度變革，還是維持穩定？

　　維持現政權、現制度的穩定，它還有第四條辦法，那就是體制層面的變革（institutional reform），包括行政、法制、和政治方面的各種各樣改革的舉措。具體的一些內容，我後面再展開，這裏先把這一條也提出來。當然，這四條之外，是不是還存在另外一些因素，比如說新技術的出現？我這裏沒有把它單獨地列出來，是因為我覺得它有多重的效應。比如說，信息高科技的出現，互聯網的發展，它可以幫助社會力量的發展，有削弱現行體制的效應；但是當局手裏有更多的資源和便利來利用它，也可以幫助維持專制政權的穩定。更重要的是，我感覺，如果它對當局有幫助的話，也是通過上述幾個方面來起作用的。比如說，當局對互聯網的控制和利用，是建立在強制力和經濟收買這樣一些基本手法上面的；當局通過它來擴展自己的話語影響，也屬於我們上面談到的第三條。

　　我想特別強調的是，在上述四個方面的因素當中，前三個是比較具有確定性的。也就是說，他們的功能是什麼，這是比較確定的，那就是一定有助於當局維持目前狀態的社會穩定。而且，他們相互之間往往是相輔相成的。那些實現控制的手段，一定有助於政權的穩定性，而不會相反；而經濟資源的增長和對於一定社會階層的經濟收買，也一定是有助於政權的穩定。這些東西的發展趨向，也是比較清楚的。首先，我認為，在可以預見的未來，這些方面都會得到進一步的強化。也就是說，強制的力量會被進一步強化，經濟資源的佔有也在進一步被強化，話語力量的建立和擴展也在進一步被強化。其次，應該也比較清楚的是，當局強制力的加強，當局所能掌握的經濟資源的進一步豐富，當局話語權力的擴展，都決不會導向當局要改變它的統治方式這樣一個方向。而是恰恰相反，在現制度下這些方面越發展，現制度就越沒有可能會主動走向變革。對這一點，也許還有不少人抱有幻想，以為多少年之後，比如中共二十大的時候，當局信心足了，情況就會發生變化，就可能出現巨大的轉折，中國的民主化就可以自上而下地啟動。我認為，這完全是一廂情願的wishful thinking，邏輯上完全說不通的。關於這一點，後面還會繼續作點分析。

　　可是，這第四個因素，也就是體制變革的因素，它的價值、後果、前景和趨向，比較來說，都不大確定。就價值和後果來說，體制變革的性質，究竟是維持現在政權的穩定呢，還是它也有可能導致別的方面的後果？它的趨向和前景，是在持續地深化、發展呢，還是根本無關痛癢、越來越沒有實質內容了呢？總的來說，這類體制變革，是在不斷地削弱現有制度呢，或者其實是在強化現有制度？對這些問題的看法和回答，差異是很大的。簡單地說，這些不同的看法，可以這樣來歸納一下。第一種，不妨稱為「持續有效論」，就是認為中國政治層面的改革，包括三層吧，即行政的、法制的和政治的，這個改革是在不斷持續進行的，而且是有效地在推動中國的進步。不管是什麼原因使它有效、持續也好，不管是當局主動的還是公民社會力量迫使它在這樣進行也好，總之，這種看法樂觀地認為改革是在持續地進行，儘管可能是緩慢的，基本上有效，儘管有的時候有些方面的改革的效果不一定那麼明顯。這樣的改革，這樣持續有效地進行下去，前景就是漸進、和平地轉換到民主化。在這裏面，也還有兩種不同的判斷。一種是着眼領導層、着眼黨國的，認為當局實際上是在有意識地推動這種良性的改革。也許為了權力的問題，這樣的改革有時候會有所收縮；因為各種外在條件的制約，這種改革不是進展得很理想，但是，這種看法認為，當局從長遠來講是認同政治改革的目標的，甚至是認同民主化的目標的，要給他們時間來慢慢推動。另外一種呢，認為當局也許是無意識的，甚至是不情願的，但是它為了其他方面的需要，因為內部鬥爭而為了權力的鞏固也好，為了其他什麼原因也好，它必須推動經濟上的、法制上的、行政上的這幾方面的改革，甚至不得不推動政治上的改革。而這幾方面的改革，最終會帶來一個當局所沒有預期到的政治後果，這個政治後果就是民主化。總的來說，這兩種判斷都是認為改革是持續有效的，體制改革可以使中國和平地轉變到民主化。他們的不同，僅僅在於當局是主動還是被動在進行這樣的持續有效的改革。

　　第二種看法，認為中國實際上已經沒有什麼政治改革了，甚至沒有什麼像樣的經濟改革了。或者說，儘管當局也不是完全沒有試圖進行一些改革，包括政治層面的，但是根本沒有什麼進展、沒有什麼效果。這對中國當前改革的形勢和性質的判斷，特別是政治改革的形勢和性質的判斷，就是「沒有」或者「無效」，與前面談的那種看法是持正好相反的意見的。這樣一個判斷下，那麼它的後果是什麼呢？基本的看法就是會出現危機。不過，有人判斷危機會隨時、馬上出現，而且當局無力駕馭，這就是所謂「崩潰論」。另外的學者呢，比如裴敏欣，則不是這樣比較簡單的「崩潰論」。裴敏欣所講的，是「停滯論」（stagnation）或者「衰敗論」（decay），就是說這套東西不能適應不斷變化的社會經濟問題，而政治改革的缺位使得這個體制不能夠有效地具有應付這種挑戰的能力，最後其實也還是要發生危機，不過相對來說危機來得比較長程一點，很可能是停滯很長一段時間才會到來。對於危機到來的後果，也有兩種不同的看法。一種是說危機出現以後，因為現行體制的控制力降低，反而可能使得民主化轉型出現機會，可以叫做「危機轉型論」；另外一種是估計危機會產生混亂並且持續下去，這是一種比較悲觀的看法，一般與「崩潰論」的看法是聯繫在一起的。

　　我的看法，是贊成裴敏欣的觀點的。在這個基礎上，我想強調一個問題，而對這個問題的闡發，看看是不是也可能構成第三種判斷。所強調的這個問題，就是中國其實存在這樣一個比較有效的但是非常有限的制度性的變革。從民主化的角度來看，從根本制度變革的角度來看，目前不存在有意義的政治改革；但是，從當局的利益來看，從維護其權力壟斷但又要適應新的經濟、社會和國際形勢的角度來看，也不能說目前的中共政權完全沒有做什麼體制層面上的調整。在他那個意義上，也可以說是有政治改革的，特別是有行政層面的改革。因為這個東西的存在，研究中國問題的學者，常常各執一詞，有的認為中國正在進行政治改革，有的看法相反。在價值的層面上，我同意說中國目前不存在政治改革，而且我認為連經濟改革也已經死亡了；但是，從實用的層面來講，當局並不是一味守成、完全沒有作為，而是也在挖空心思地動動這裏、弄弄那裏，要使目前這個制度、也就是政治權力壟斷的制度，更為有效地運轉乃至持續下去。這個不是本來意義上的政治改革，但是也不是純粹的「停滯」。也許應該視之為「異化的改革」。我們知道，「異化」的本意，就是事物走到他自己的反面去了。改革本來是為了改變他那個制度，現在這個意義上的 「改革」則恰恰是為了更好地維護他那個制度，鞏固他那一套，是為了維護一黨專制制度下的所謂穩定。

　　四、「鳥籠改革」的邊界和效用

　　所以，我說這個體制變革同時具有「有效性」和「有限性」。它的有限性，在於這種變革完全是為了鞏固現政權、現制度的，此外不可越雷池一步；而它的有效性，也在於它確實也是可以幫助現政權、穩固現制度的。當然，對於前面第一種看法來說，也就是認為中國改革持續而有效的那種看法來說，它可以認為，這種「有效」和「有限」的變革從長期來講是可以制度化的，它可以使得中國在政治改革上也「摸着石頭過河」，最後找到一個中國政治改革的道路。這就是說，「有效」性逐步積累，終於會壓倒「有限」性，從長期來講，「有效」性大於「有限」性。這種看法，屬於權威主義鞏固論，我不贊成這種看法。我認為，這種觀點的問題，在於沒有看到這種「有效性」是對什麼東西有效，高估了「有效性」的累積效應，低估了「有限性」的剛性制約。這種看法事實上是把民族利益、國家利益、人民利益等普遍利益和政權利益視為一體了，認為對於鞏固政權有效的東西就會對於促進民族利益有效，或者反過來，認為這個政權為了有效的實現自己的利益而必然地、不得不逐步向對人民利益、民族利益有效的東西靠攏。這種假設，如果不是共產黨那一套拿人民利益說事的騙人花招的話，那就是政治上很幼稚的看法。用江澤民批評香港新聞記者的話來說，「too young, sometimes naive」（太年輕，有時太天真）。

　　接下來我想集中地談談這個「有效」和「有限」的改革到底是個什麼樣的改革，帶有什麼樣的含義。我認為，對現行體制來說，它在中國推行任何的一個所謂改革，其實都在試圖同時滿足兩個條件。第一個條件，就是能夠有效改善治理，有效解決它治理中遇到的問題。不管多麼有限的效能，總是能夠有效地減輕一點問題，這就是它的第一個條件。第二個條件就是有效地維持權力的壟斷，決不能夠使它的權力壟斷受到挑戰。在這兩個之間，那個選擇空間是非常狹窄的。我們知道這句老話，所謂「不改革，等死；改革，找死」。用我這裏的概念來解讀，就是說，不能有效解決治理問題，那就等死罷；而如果不能維持權力壟斷，那就是找死了。中國的經濟改革，它確實找到了一條路，擺脫了它在政治上的這個「二律背反」，既解決了中國的經濟發展問題，又維持了共產黨的權力壟斷。但是，這條路，是以政治上沒有出路為前提的。換句話說，它只解決了經濟發展問題，卻不能解決經濟發展所產生的那些負面效應。中國的政治改革，是不是也有這樣一條折中的道路呢？當局是不是也正在走這樣一條折中道路呢？這樣一條折中道路到底意味着什麼東西？它是不是能夠走得通呢？

　　所謂「折中道路」，就是剛才講的，既能夠解決治理問題，又能夠維持權力壟斷。那麼它就必須在這兩個邊際之間不斷地尋找平衡。回到「不改革，等死；改革，找死」的這個說法，就是「半吊子」改革，就是說，找死也沒有找到家，等死也又不完全等死，不斷地在試圖拉長等（死）的時間，也拉長找（死）的時間。在這樣一個空間中，在這樣一條鋼絲上，在這樣一種拖延的時間上，把現在的政權和制度相當長時間地維持下去。「長期鞏固論」實際上就是把這個東西看成可以制度化的來解決問題了，是認為這樣的拖延戰術就可以給它更大的迴旋餘地，最後那些問題、困難就拖掉了，最後就可以解決了，或者說是不了了之，以不了為了之。我的看法是，現在的政權，確實是在有意識地嘗試這樣一種戰略。

　　實行這個戰略，我認為，它也有成功的一面。昨天賀衛方教授講過，那些法制方面的改革，雖然很有限，但是它對法制的品質有一些有效的改善。可是，我們也知道，在維持一黨專制這個方面，卻並沒有任何鬆動。包括昨天汪永晨講的這個環保團體的情況，也是這個樣子。環保團體也好，其他公民社會性質的團體也好，在他這個政治框架內，實際上都有兩重性質。一個是幫助改善治理品質，解決治理中的一些問題。這既是在幫助這個社會、民族、老百姓，也是在幫助這個政權。因為有這個效能，所以這個政權是允許他們存在的。但是，事情還有另外一面。你的這種努力，一旦有可能挑戰這個政權的權力壟斷，在這一點上它就一定要卡死你的。這個底線，它是十分清楚的。它就給你這麼一點兒空間，讓你發揮可以幫助它解決問題的那一面的功能，限制你可能質疑、挑戰它權力壟斷的這一面的可能。昨天那個有關水壩建設的聽證的例子，就很說明問題。這個事情對於共產黨來講是不影響一黨專制的，你做成功了也不影響一黨專制的，反而可以在局部有效地改善治理。這並不是說它想讓你這麼做，而是說，社會力量的興起，逼得它不得不給出一點空間。但它要掌握對於這點空間的邊界界定。不是全部卡死你，它現在恐怕也沒有這個能力了。但是，你想要從根本上、宏觀上解決問題？那也絕對不行。這個剛性框架的制約也好，公民社會團體的本來的活動方式也好，這樣都使你努力於局部、個別問題的改善上；而你如果能夠做到這種努力，實行這種改善，從客觀後果來講，對這個政權、這種整體的制度框架，也並沒有什麼壞處。這就是說，你幫它發揮了那種不影響一黨專制但是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改善治理的功能。當局現在在很多方面都是在玩這個遊戲。對於行政改革，我認為更是這個樣子。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