毒奶風波掀起滔天巨浪，中共當局處理了幾位官員以「平民憤」。但對中國人來說，今後最迫切的問題是：如何才能保證食品安全？在此，我想表述自己多年來的一點心得：在中國，要想改變食品生產鏈各個環節那種「我害人人，人人害我」的、以鄰為壑的廠商經營方式，其難度不亞於貫徹控制人口與環保這兩大基本國策。
中國的食品安全受到威脅開始於90年代。筆者在《現代化的陷阱》第6章「中國經濟倫理的畸變」當中，曾指出過制劣造假蔚然成風所造成的嚴重危害。而這種以鄰為壑的廠商經營方式之所以愈演愈烈，是因為從本世紀開始，生產主體與政府態度有了重大變化：
首先，現階段制假造劣的生產主體與上世紀90年代不同。90年代，中國制假造劣的主體以地下工廠、個體工商戶、鄉鎮企業為主，產品包括潲水油、礦泉水、豆腐等低成本日常食品，均冒用有名廠家的牌子。產品去向多是個體飯店商店與集市攤販。由於地下工廠與個體工商戶和政府官員瓜葛較少，也非地方納稅大戶，打擊他們不會妨礙政府及官員利益，所以當時各地工商局工作尚算賣力，每年3•15消費者權益保護日也是媒體報道的重頭戲。
但從世紀之交開始，這一情況發生了變化，制假造劣隊伍中加入了各種所有制形式的大型企業，包括一些以中國為生產基地的外資企業，以出口為主的食品加工企業。導致食品劣質化的原因很複雜，一是企業本身的責任，如在奶粉中加入三聚氰胺等。二是食品原料受到污染。這裏又分為兩種情況，第一類是生產加工過程中的人為污染，比如蔬菜種植過程中過度投放農藥，木耳加工成乾貨時使用硫酸銅，養殖業大量使用各種抗生素、激素等。河北天洋食品廠生產的餃子先後在日本與國內導致許多人中毒，原因是其原料含有劇毒農藥甲胺磷殘留物。第二類則是因土地受到嚴重污染，生長於其上的農產品含有各種致癌物質。目前中國受鎘、砷、鉻、鉛等重金屬污染的耕地面積近3億畝，約佔耕地總面積的1/5，被重金屬污染的糧食每年也多達1,200萬噸。
其次，隨着各種所有制的大企業成為制假造劣的生產主體，以及食品污染源多頭化，中共當局的態度發生了微妙變化，對不同企業的制劣造假採取分而治之的態度。對於外資企業的質量醜聞，當局態度比較認真。比如美國惠氏公司的學兒樂奶粉亞硝酸鹽超標準，雀巢公司的轉基因奶粉與碘超標奶粉均被禁售。但對本國「民族工業」態度則比較「仁慈」，比如三鹿公司 2004年曾在阜陽假奶粉事件中沾包，但仍然被國家質檢局列為向國民推薦的8種免檢優質奶產品之列，中央各部委還將各種榮譽不斷加之於三鹿之身，直至釀成今日大禍。
在「中國製造」因質量發生涉外貿易糾紛時，中共政府的法寶是祭起「民族主義」大旗，將經濟問題政治化。比如剛剛去職的國家質檢總局局長李長江在2007年7月17日的講話中，稱國外媒體「動輒以『有毒』、『致癌』、『污染』等字眼，把個別食品問題說成是整個中國食品的問題，把個別不法企業的問題說成是中共政府監管體制的問題」，是有意「製造『中國產品安全威脅論』，把中國產品妖魔化，達到在經濟上嚴重影響我產品出口貿易，在政治上破壞我國的國際形象的目的。」此舉給國內企業的暗示是「不管我們做了什麼，政府會保護我們的」，從此放心大膽地制劣造假。
中共政府自知治理這種「我害人人，人人害我「的食品生產鏈已經難於上青天，於是國務院率先辦起了為官員們服務的各類食品特供基地，優先保證官員群體的食品安全，而對市場監管採取眼睜眼閉的不負責任態度。這就是毒奶粉事件不斷上演的社會大環境。
可以說，中國食品安全問題看似發生於生產領域的經濟問題，但實質上卻是中國政治腐敗、經濟倫理畸變、環境生態持續惡化中所產生的一株毒果樹。它在國家（政府）、市場、生產者三者之間那種很不健康的長期互動中萌芽生長，如今已枝繁葉茂，樹大根深，僅僅依靠頭痛醫頭的治理註定無法奏效。這株毒果樹的消失，有賴於滋養它的土壤改良。
何清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