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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雨:成都東郊貧民窟一瞥

—中國底層生活採訪手記之一

帶着這樣的疑問,我和文友王建來到了成都東郊東光村五組。這裏位於二環路與三環路之間,佔地面積154畝,絕大部分是低矮灰暗的平房,密密麻麻的一間緊挨一間,每間房子的面積不超過15平米。居住人口大約有一萬人左右,大多是農民工和城市最底層的人群,房租最高價為每月150元/間。周邊正在修建數幢電梯公寓,所謂城市化的建設即將把這裏吞沒。

"貧民窟",一個被遮蔽的關鍵詞

聯合國人類居住規劃署將貧民窟(slum)定義為"以低標準和貧窮為基本特徵的高密度人口聚居區"。在發展中國家,貧民窟泛指非正式的居住地,城市貧困在這些地區體現得極為明顯。儘管有不同的名稱、不同的土地佔有權安排、不同的建築結構,但過度擁擠、不安全的居住狀態,以及缺乏乾淨的水、電、衛生設施和其他基本生活服務是大多數貧民窟所共有的特徵。

在當下中國成都,這個號稱"GDP已超過3000億美元,人均GDP超過3000美元。根據國際經驗,一個城市的人均GDP突破3000美元,就意味着這個城市告別低收入階段,步入了中等發達國家收入水平的新始點。"(《天府早報》2008年1月4日)事實果真如此嗎?我身居市中心,我怎麼感受不到?處於轉型期的當下中國,所謂"現代化"的進程遮蔽了太多太多的真實。當下的所謂主流報刊中,對貧民窟的報導幾近於零。
 
縱觀世界城市發展史,城市貧困和貧民窟是城市化進程中的一種普遍現象。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都曾經或者正在面臨貧民窟或者類似貧民窟現象的困擾。一個明顯的事實是,發展中國家當前面臨的貧民窟問題,很大程度上也曾在發達國家發生;同時,當今的發達國家依然或多或少地存在貧民窟問題,貧民窟現象並沒有因為發達國家完成了城市化進程而消失。在中國的成都,身居貧民窟中的人生存/精神現狀又是如何的呢?

第一感覺

帶着這樣的疑問,我和文友王建來到了成都東郊東光村五組。這裏位於二環路與三環路之間,佔地面積154畝,絕大部分是低矮灰暗的平房,密密麻麻的一間緊挨一間,每間房子的面積不超過15平米。居住人口大約有一萬人左右,大多是農民工和城市最底層的人群,房租最高價為每月150元/間。周邊正在修建數幢電梯公寓,所謂城市化的建設即將把這裏吞沒。
 
冬日的暖陽照在這塊被主流媒體遺忘的土地上,我真切地感受到了這裏的落魄。
 
站在村口,我與一位擺百貨攤的攤主聊了起來。"布鞋5元一雙,棉鞋10元一雙,香皂每個1.5元……即使這樣低的消費,每天的營業額也不足30元。"攤主對我說。距百貨攤10米處傳來一陣吆喝聲"蘆柑每斤5角……"一隻跛足的狗在我們面前遛了兩圈,離開了。旁邊,開火三輪的司機正坐在車上,用一張報紙遮住臉曬太陽。
 
"這地方連狗都是'弱勢群體'"。老王感嘆道。
 
這裏,生意最好的就是茶館,每杯1元,自帶茶杯只要5角(為市區茶坊每杯5元的最低消費十分之一)。我和老王在村口一間茶館坐了下來。"一旦夜幕降臨,這茶館背後的小院便有不少小姐出來拉客,最貴的不過40元,一般就是20元左右。年齡大的'小姐'50歲左右。並不是每個小姐每天都有生意。"老王向我介紹道。一個渾身髒兮兮的小孩正在我和老王身邊玩耍一個廢棄的膠袋,茶館旁邊的桌球桌不時傳來一陣髒話……
 
這就是東光村五組給我留下的第一印象。

熊世忠的故事

經老王介紹,我和居住這裏的下崗工人熊世忠聊了起來。熊世忠今年52歲,1999年從一個光學廠下崗。廠子跨了以後,25年的工齡只拿了9600元,平均每年380元。工廠的地皮一賣,廠長卻買了兩套房子。下崗幾年間,熊世忠打過各種各樣的工:守汽車,當收發,保潔工……現在上了歲數,工作更難找了。"你們應該把廠長多佔的資產通過法律渠道要回來。"我向熊世忠建議。"怎麼沒有跑這件事?我為這個事找過錦江公安分局經濟案件偵察處,他們嫌案子小,把事情推到了派出所。幾年下來,我跑去問了幾十次,也沒有說個名堂。前兩年我們又去上訪,得到的回答更氣人——這是'經濟糾紛',各人上法院去告。這樣一來,還說個求!"老熊越說越氣,我順手遞過去一支"紅塔山",熊世忠繼續講道:"你看見那個錦江區政府的大門了嗎?原來都是朝東開的,後來一改造,大門就朝南了。真他媽的是衙門朝南開,有理無錢別進來!現在,象我們這樣年齡的人,找工作更是難上加難。這不,我剛剛從華潤集團的企業下來。"我接上一句:"華潤集團可是個大公司啊,你怎麼不干啦?""表面上看,這個公司是合資的,但實際上就是中國共產黨的黨產。公司裏面所謂白領階層的狀況我就不說了,電視上表現得多。我在裏面做保潔,每天工作12小時,累得不行,還沒有休息日。現在不是還出台一個什麼《勞動合同法》嗎?屁用沒有,中國共產黨的企業都不遵守,他還指望其他企業遵守?以我個人的經驗表明,現在除了公務員和白領,我們這些一般的工人,要想找一個8小時工作制的工作,可以說就是沒有!"
 
我接着問道:"那你們一家日常的生活怎樣開支?""主要靠我老婆在一家健身房當保潔員維持,每月650元,管兩頓飯。""社會保險和醫療保險呢?"我問。"胡扯,你!"老熊顯得有點不耐煩了。對這個"幼稚"的問題,引起了旁邊一桌茶客的鬨笑。原來,這裏絕大多數的人都是無錢買社會保險的。


 底層的信念

到了下午,這裏的一些男人開始喝廉價的白酒,在老王的帶領下,我也加入其中。酒過三巡,我問他們對當下社會現狀的看法。"我們早就把中共看穿了,老子餓死,都不去申請低保。""為什麼呢?"我問。"我就是不要他來管我!"另一人接過話茬,"現在,政府不會管我們,富人不會管我們,只有我們窮人在幫助窮人。"這一說法,立即得到了老王的印證。"在環衛局掃地的老白經常接濟更加潦倒的兄弟伙,在這裏,我們都是一家人。"一家人?"一家人"這個說法引起了我許久的沉思……
 
老王喝了三杯,來了興致,向這個群體轉述"經濟學家"茅于軾的相關主張:"為富人說話,替窮人辦事,電費還要漲,學費還要漲……"還沒講完,已經有人站了起來,高聲罵道:"我*他茅于軾先人,坐着說話腰不痛,這些臭文化人,都他媽和中共一個鼻孔出氣。我家已經半個月沒吃過肉了,誰再鼓吹漲價我就吐他一口唾沫,不准他擦,只准陰乾……"

我趕緊打斷了老王的講話,湊到他耳邊說:"
這裏可不是讀書會,弄不好又是一起群體性事件。"
 
一位在場的下崗女工說道:"文化人的事我們不懂,可我們的日子還得過下去,為了明天的希望。"這話有點讓人振奮。

在牆角邊,我看見一盆無人管理的仙人掌在那裏靜靜的呆着。不錯,希望並未因生存的艱辛而死去,而各種不同形式的抗爭本身,就是一種希望。

茅于軾先生建議「為富人說話,替窮人辦事」,這裏就有許多實實在在的窮人;像這裏一樣的窮人還有很多很多。茅先生,抽點時間為他們辦事吧。

楊雨
 
2008年1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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貧民窟中的小孩

 

貧民窟中的老人

 

這就是他們的居住環境

(攝影:楊雨)

責任編輯: 鄭浩中  來源:自由聖火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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