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理急匆匆趕到機場，望着已經起飛的飛機，濃眉緊鎖，捶胸頓足：「怎麼讓漢卿走了呢……我來晚了！」在胡志明的葬禮上，總理極度悲傷地痛哭，反覆念叨：「我來晚了！我來晚了！」在非洲十國之行的第一站埃及，周恩來第一句話：「我們來得太晚了。」在賀龍葬禮上，總理握着薛明的手，眼含熱淚，嘴唇顫抖，強忍悲痛，半天才說出一句話：「我來晚了！我來晚了！」

在四清運動中，劉少奇和毛澤東對國家形勢的判斷、思路和理論提法及策略方法，都是一致的，都是極左。宋永毅指出：「縱觀劉少奇在整個四清運動中的真實表現，劉少奇非但跟着毛澤東的左調亦步亦趨，在不少方面更有自己的獨創。考諸史實，毛澤東的文革思想和劉少奇領導的四清運動，實有互相影響，相互啟發之效。也可以說，在幫助毛澤東形成和發展他的文革思想上，劉少奇有推波助瀾的貢獻」。

根據蘇聯檔案，周出於某種原因沒有告訴羅申一件事，那就是毛在與科瓦廖夫談話中，毛希望去莫斯科還有一個原因是去休息並接受某種治療。究竟去治療什麼，蘇聯檔案沒有提及。這也是後來為何毛在蘇聯期間，日程安排很鬆散，並不像其他政治人物那樣每天充滿了各種活動。觀察家們將此解讀為蘇聯領導層對毛不夠重視。在上個世紀60年代，中蘇關係惡化後，毛和中共開始宣傳這個版本，而蘇聯人認為，這與事實不符。

今天講的這個故事可能很多人不知道，不過不是山哥編的啊，是真事兒。這就是：我國富饒的東北三省差點被一個人送給老毛子去暖胃。您乍一聽這事好像很懸，但懸不懸看對誰。

中共在猛烈批判馬寅初的「新人口論」後，其人口政策呈兩個極端：一是趟開肚皮生，導致人口爆炸性增長；二是實行「一胎化」政策，一家只准生一個孩子，超生者，強制墮胎。中共國家衛計委發佈的數據顯示，至2013年，中國每年人工流產至少1300萬，居世界第一，其中還不包括1000萬藥物流產和在民營醫院做人流的數字。如果以每年1300萬計算，1979年至2013年，34年間，中國至少有4.5億胎兒被殺害

延安整風是毛澤東為其篡黨奪權掃清障礙，圖為周恩來（左）和毛澤東（中）在延安。（網絡圖片）延安整風是毛澤東為其篡黨奪權掃清障礙。故延安整風製造了更嚴重的宗派主義（山頭主義），打掉了別的宗派，剩下的是毛澤東派；鏟掉了別的山頭，剩下的是毛澤東山頭。毛澤東在遵義會議進入政治局常委後，靠權...

《毛澤東勾結日軍的真相》(網絡圖片)美國之音節目：中共在抗戰中的領導作用史上一直存有爭議，中共官方觀點認為，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中發揮了中流砥柱的關鍵作用，中共始終堅持抗戰、反對投降；中共是取得抗戰勝利的決定性力量。但一本由日本的一位大學教授撰寫的新書卻指出，抗戰中毛澤東為削弱國...

主要內容是：日軍與中共軍隊停止一切軍事行動，互相和平共處；中共負責保護鐵路交通安全，不得破壞；中共可到日佔區採購戰略物資；對中共開放長江封鎖線，中共人員物資可順利在長江兩岸通行等。這些默契使日軍和中共均獲極大好處：日軍不再受中共軍隊威脅，得以抽調大量兵力進攻西南的國民黨軍隊和東南亞的盟國軍隊；中共則不再擔心日寇掃蕩，在日佔區後方擴張地盤和軍力，為後來推翻國民政府奠定基礎。

毛時代的控制手段更殘酷、簡單和粗暴。人們普遍內心恐懼，但在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的作用下，又將恐懼轉化為了愛戴。而習時代，個人崇拜的效果很差，絕大多數人並不是真心相信中共所說的那一套，習的個人崇拜也大多淪為笑談。但習時代藉助於高科技，防火牆、大數據、攝像頭等。控制手段的成本大大降低，覆蓋面更廣，因而控制手段更精細、精確和差別化，效果更好。人們也非常恐懼，缺乏安全感，普遍處於焦慮、緊張和冷漠的狀態，但恐懼和不安卻轉化成了不滿與怨恨。

古今中外，不少人對《聖經啟示錄》有過不同的解釋。但古今中外，絕對沒有任何其他人類組織的存在，比中共給世界帶來的威脅更大；也絕對沒有任何其它的存在，比中共更符合「紅」與「龍」的描述了。總之，東方之數也好，西方之說也罷，從龍運的角度上看，中共國的國運都已經走到了日薄西山，山雨欲來的境地。前蘇聯從1917年10月革命到1991年解體，總共用了74年。中共國從1949年奪取政權，到2023年，也經過了74個年頭。

2023年12月26日，中共按例舉行紀念毛澤東誕辰130周年紀念活動。最高規格當然是習近平率中共政治局常委及韓正等中共最高領導參拜毛主席紀念堂，瞻仰毛遺容；隨後召開紀念毛澤東誕辰130周年座談會。習在座談會的講話中高調讚揚毛澤東對中共及中國的偉大貢獻，稱毛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偉...

毛澤東對彭真領導的北京市委很反感，曾經講，北京市委是彭真搞的「針插不進，水潑不進」的「獨立王國」。毛澤東打倒彭真後，對北京市委「一鍋端」，「舊市委」領導統統打倒。「舊北京市公安局」過去都是聽「舊市委」的，這些人都有槍，留着太危險，自然也要「一鍋端」。劉傳新不過是毛澤東政治意圖的具體執行者。文革結束後，文革中被打倒的一派上台，文革中整人的一派下台，劉傳新在劫難逃。

1974年2月，劇烈的疼痛折磨得彭大汗淋漓，在床上翻騰。他拒絕輸液，把針拔掉，狂喊着：「我不用毛澤東的藥！」給他餵食物，他打落在地，喊着：「我不吃毛澤東的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