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聞劉鶴要升官，使我想起見到他父親劉植岩的慘狀。68年4月，我到成都殯儀館處理朋友的喪事。到冷藏間去找朋友的屍體。看到左邊最下面的屍匣外有一個牌：西南局書記處書記劉植岩，1967年12月12日。我去拉開屍匣。見到屍身較長，穿戴整齊，但整個頭用紗布包裹，戴着鴨舌帽，仍然有血跡。

毛澤東思想=把人不當人。在毛眼裏，沒有人，只有兩種東西，一種是必須打倒的敵人，另一種是必須替他賣命的炮灰。劉少奇正好完全符合這兩種非人的身份——曾經的炮灰和當前的敵人——反正都不是人。

第一眼看去，以為是上世紀50年代。再一看行人的口罩，確認是2021，香港的「進步」，令人「欣慰」！

郭羅基有兩個孩子，兒子名聽雷，女兒名觀雲。他在《梁效顧問馮友蘭》書中回憶，文革中居然也被追究，有人說：取這兩個名字，都包含反動思想，要他交待。郭急中生智：「『五洲震盪風雷激』，所以兒子叫『聽雷』；『四海翻騰雲水怒』，所以女兒叫『觀雲』。」那兩句是毛的詩，誰敢說「包含反動思想」？全場都啞了。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行為藝術習慣，總之是攀比誰更能詮釋神聖莊嚴，所謂忠誠不絕對，就是絕對不忠誠。我父親那輩人，會往肉里別像章。又想起那句話，只要那誰誰的畫像還掛在城樓上，我們都是一代人。

多年前我就指出，《白毛女》毫無事實基礎。《中華民國民法》第205條自1929年11月25日甫一制定，即規定，利息超過20%無效。2020年12月29日，降低為16%。《中華民國刑法》將高利貸入刑。如果說法律沒有貫徹施行，那也是中共在該地導致。

習近平博導清華大學孫立平教授：我們幾十年的錯誤就在於：既找錯了敵人（美國），又交錯了朋友（俄羅斯）。迄今為止，我們失去的絕大多數領土，都在「朋友」（俄羅斯）手裏。而我們今天的成就，全靠「敵人」（美國）幫助。

寧願要低俗艷舞，也不看群魔亂舞。

希特拉的宣傳部長戈培爾說：「沒有了祖國，你將什麼都不是。」用克萊蒙梭文獻片裡的一句名言回答最為合適：「沒有了正義，祖國就是一座監獄。」

2009年，國家統計局以「新中國60年人口適度增長結構明顯改善」為題發表了文章：「1959至1961年，連續三年的自然災害，使經濟發展出現了波折，人民生活水平受到影響，致使人口死亡率突增，出生率銳減。1959年人口死亡率上升到了14.6‰，1960年進一步上升到25.4‰，而人口出生率只有20.9‰，人口自然增長率大幅度下降，其中1960年、1961年連續兩年人口出現負增長。」

一般想到土改，就與鬥地主聯繫。但鬥地主的血腥和殘暴，卻被某種模糊的正義感所抹去。大陸流行的撲克牌玩法「鬥地主」，這個取名或許是無意，但這也是洗腦無痕的證據。而這種洗腦往往無法逆轉，你能想像有人去清洗這種深入日常遊戲的文化密碼嗎？並且這個文化中流行着不少這樣似是而非的符號，貽害無窮……

那是2000年，比爾·克林頓（Bill Clinton）還很樂觀。互聯網會打開世界的，他說。「毫無疑問，中國試圖壓制互聯網，」他說。「祝他們好運。那就像把果凍釘在牆上一樣。」

當年不政改，老了徒傷悲，初春遇風沙，片言訴怨誹。

陳沅森：進行土改為什麼要殺那麼多地主呢？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在《西行漫記》中寫道（大意）：我曾追問毛澤東，井岡山時期，蘇區的面積只有那麼大，人口只有200多萬，每年的稅賦有限，你們是怎樣解決幾十萬紅軍軍糧軍餉的？毛澤東王顧左右而言他，迴避了斯諾的提問。

他們的主要戰場在橫店，殺完日軍殺國軍，撕完鬼子撕白狗子。

為了滿足李大釗『我要被絞死』的訴求，特意從英國進口了一台絞刑架。再就是，李大釗的家屬也沒有被進一步迫害，只是趕出北京回到老家。李大釗的女兒李星華投奔延安，文革中飽受迫害，雙目失明，死於1979年，時年68歲。比較一下土匪和共產黨吧。

國內的朋友趕緊買一個大硬盤下載電影，以後只能看《紅色娘子軍》《洪湖赤衛隊》《紅燈記》了。中共的確是走了一些彎路，從文革走到改革開放，現在妥妥的又重回文革，改革開放對中共來說就是一段彎路。感謝習近平，沒有他加速倒車，中共現在還在享受美國的最惠國待遇。

人們知道義和團、八國聯軍、《辛丑條約》，但可能不知道：戰爭是清廷和義和團主動挑起。義和團以「扶清滅洋」為名，每天要洗劫3個村莊。清軍和義和團不論兵力，還是武器都占絕對優勢攻首都，八國聯軍為不傷及平民只開了13炮，《辛丑條約》賠款中很大一筆，是給中國受害者。

【部分香港中史書刪鴉片戰爭清廷負面描述】來自兩家出版社的新教科書將清廷貿易限制、中英貿易失衡的背景內容，搬離鴉片戰爭背景章節，直接以英商輸入鴉片作為戰爭背景的起點。新書也刪走清政府「以『天朝上國』自居」「閉關自守」等負面管治描述。

現在流行抵制西方國家。到底抵制加拿大的什麼呢？實在想不出來。要不然抵制白求恩吧。白求恩是加拿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