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史三百則】邊區加征公糧應對經濟困難：原來每年是征1萬石，39年增到5萬石，41年更猛增到20萬擔。民怨四起。邊區財政廳負責鴉片貿易的梁愛民回憶：「為增加收入，支援抗戰，我們秘密經營大煙土。我黨是嚴禁吸毒的，經營煙土必須秘密進行……稱其為『土貨』或者『特貨』，最後正式定名為『土產』。」

希特拉的畫。據說他一直都想當個藝術家，年輕時兩次報考維也納美術學院被拒，學院覺得他更適合去搞建築而不是搞繪畫。於是他做了一段時間的賣畫兼職謀生窮困潦倒的藝術家後，轉行搞政治去了，不過仍然抱着藝術家的夢想堅持畫了不少畫。唉，人生啊就是不可預料。

供銷社是個神馬東東？1.限量，超過規定範圍，你再有錢你也買不到。2.買東西不需要討價還價。獨家經營，賣與不賣、賣多少錢都是老闆說了算。3.不存在選擇。想不想要你都得要——沒有其他可以選擇。

中共原始資料中，記載了八路軍在狼牙山最後退到山頂的有7人，但事後被宣傳為英雄的僅為「五壯士」——出現過對英雄的選擇，淘汰了兩名未跳崖的犧牲者。他倆難道不是英雄？從這個事例，我們可以明白：中共宣傳所着眼的，並不是歷史事實，而是殉死的忠誠。

文革並沒有什麼了不起，自古以來，至少自有匪以來，一直就是這麼幹的。為什麼說文革是最大浩劫呢，那只是因為文革大大整苦了一批匪幹，而其他無數次更大規模更殘暴血腥的恐怖運動，因為是匪幹整別人，死亡和痛苦都屬於別人，所以就不叫浩劫了。

譚嗣同如果在今天，扔菜葉子的人會更多，並且不光扔菜葉了…百年前，譚嗣同血濺街頭，引頸就戮。旁邊的看客要麼哈哈大笑拍手叫好，要麼朝他扔垃圾，甚至最後一擁而上，分搶其遺體作為治病之藥。他們只知道這是破壞滿清安定團結的謀逆大罪。

1900年6月21日，清廷向11國宣戰：「朕今涕泣以告先廟，慷慨以誓師徒，與其苟且圖存，貽羞萬古，孰若大張撻伐，一決雌雄。……近畿及山東等省義兵，同日不期而集者不下數十萬人，下至五尺童子，亦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彼仗詐謀，我恃天理；彼憑悍力，我恃人心。無論我國忠信甲冑，禮義干櫓，人人敢死。」

蘋果日報創刊號A1頭條是關於第一屆行政長官選舉的報道，當時距離九七還有兩年，《蘋果》爆北京秘密揀蟀，當中包括鍾士元、陳方安生、董建華、羅德丞和梁振英等，歷史告知最終由董建華當選，揭開了香港淪陷的序幕。

【黨史三百則】陝北肅反究竟錯殺多少人？說法不一。延安整風期間開了88天的西北局高幹會決議說：200人。《朱理治傳》說：「後方沒殺一人，錯殺發生在前方。」數字未披露。習仲勛說：毛晚到4天「就沒有劉志丹和我們了，他們已挖好活埋坑」。史料記載，朱下令在瓦窯堡挖了兩丈深、三丈長、八尺寬大坑。

【五毛速來認「美爹」】毛澤東：「自由民主的中國」將是這樣一個國家：它的各級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遍平等無記名的選舉產生，並向選舉它的人民負責。它將實現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則與羅斯福的四大自由。它將保證國家獨立、團結、統一，與各民主強國合作。（1945年9月）

有人在朋友圈哀嘆「一代不如一代」，說：「如果毛主席他老人家還在，要是美國軍機敢來，早就給它擊落了。」我就把這張照片發給他了。

據《愚昧改變歷史》一書披露，為了提高人口數量，增強國力，1966年齊奧塞斯庫廢除了個人可以自由流產的法律，實施禁止墮胎的政策。他宣稱，胎兒是社會的財富，不生育孩子的人就是背叛國家的人。他規定，禁止離婚，每對羅馬尼亞夫妻至少要生四個孩子。

發起這個運動的叫曾昭起，後來官至山東省國資委主任，極為諷刺的是，從國資委卸任後，他擔任了山東省關心下一代委員會辦公室副主任。曾昭起不用說在維基了，在百度百科都被標註為「百日無孩」罪人，可見民憤之深。那時候，孕婦都是被豬籠裝起來拉去墮胎，真的，侵華日軍都沒這麼可怕。

在那個年代，衣裝的色彩是如此單調，但精神是豐盛的，人也站的筆直。而今，中國人穿着艷麗了許多，思想卻空了，膝蓋也軟了。祭奠六四失去的生命。六四的被殺害躺平——現在的不合作躺平，歷史的邏輯深藏其中。永不忘記永不放棄！

2019年超生罰款引發的裁決還有20656份，2020年還有8907份。超生還是要罰款的。

新華通訊社報道，在文革十年期間，有三萬四千八百人被「迫害致死」。這個數字很可能還是保守的。據一篇研究報告說，從一九六六年八月下旬到九月底，大約四十天內，單是北京一地就有一千七百多人被打死，三萬三千六百多戶被非法抄家，八萬四千多人列為所謂「五類分子」被趕出北京市。

你們五毛，還要學習一個你們非常熟悉的扣帽子理論知識，提高自己的知識水平。

中國的花朵們正被往深淵裏帶。

袁隆平回憶說，三年困難時期餓死幾千萬了。袁隆平可能自己都想不到，他留給身後最有價值的遺產，不是充滿了爭議的雜交水稻，而是充當了小粉紅無法反駁的大饑荒見證人。

袁隆平出生於北京協和醫院，當時的接生醫生是後來大名鼎鼎的林巧稚。袁後來在教會學校讀書，因此接受了西方教育，他的英語水平較高，相信他讀了不少英語書籍，或因此使他至死也沒加入任何黨派，所以敢說真話。文革期間，他被羅織的罪名主要是「搞資產階級盆盆缽缽研究，引誘貧下中農子弟走白專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