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每天都吃一隻雞三十年代，為什麼會有那麼多像司馬璐這樣的進步青年嚮往延安？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們都相信了中共的宣傳，以為延安是個人人平等的新社會。但事實上，延安存在着明顯的等級差別。據司馬璐介紹，延安的一般幹部，每天是七分錢的菜錢，部隊只有五分錢。開飯的時候，十個人一組，共...

每一個到延安追求理想的青年都有一個延安夢，多少人幻夢成空，多少人消失在夢中……——司馬璐司馬璐是延安新華社的創辦者之一。但因為他的直接領導認為他組織關係不清楚，很快就被停職，接着又被踢出了新華社，踢到了中央組織部，重新分配工作。...

司馬璐說：「我的冤獄是羅瑞卿一手製造的。在這場女兒國之災中，我差一點兒送命。同是這個羅瑞卿，1955年親自逮捕了潘漢年。同是這個羅瑞卿，在文革中由吳法憲奉林彪之命在上海將他逮捕。羅瑞卿與潘漢年的政治命運頗多相似之處，冤冤相繼，「請君入甕」，歷史果真有因果報乎？」

「斯大林同志說：『我們共產黨員是特種材料做成的。』布爾什維克應該到一切最困難、最艱苦、最危險的崗位上去工作。一個共產黨員，在入黨以後，就像木料一樣的交給黨，黨今天需要把這塊木料做成椅子就做椅子，黨明天需要把這塊木料做成桌子就做桌子。當黨需要建築大廈的時候，你也可能變成棟樑，但是，如果黨需要造一個馬桶，那麼你也得嘗嘗臭氣……。好了，沒有什麼話了，你先回去，黨決定了你工作的時候，再通知你。」

日復一日，月復一月，延安生活的中心是審訊和受審，一個接一個的坦白大會，還有各種改造思想會議。用開不完的洗腦會來摧毀人的意志，將成為毛澤東統治的一大組成部分。所有休閒娛樂，像唱歌跳舞，都被停止。僅有的一點點個人獨處時間也不得安寧，那是寫」思想檢查」的時候。毛說這些坦白大會使人「恐慌到極度」。任弼時說，「坦白大會是一種極嚴重的神經戰，在某種意義上對某些人來講，甚至比任何刑法還厲害」。

每一個到延安追求理想的青年都有一個延安夢，多少人幻夢成空，多少人消失在夢中……——司馬璐上世紀三十年代，在共產黨員和左傾人士的心目中，延安是當時的革命聖地，能夠去延安打一個轉，就好像出洋鍍過金一樣，即使是一個白痴，他們也得對他敬...

歷史上國共諜戰曾有過兩個高潮時期，一個時期是30年代的第一次國共內戰，另一個時期是三年內戰，其中後一時期國民黨方面主要由軍統來進行，儘管此時戴笠已經因飛機失事而喪生，但由他一手創建的軍統還是和共產黨的情報系統展開了一場場驚心動魄而又波譎雲詭的諜戰。

陳凱歌：我們從小就被告知，愛是有階級性的，階級，是區分愛與恨的最終界限。血族親愛關係也不例外。愛領袖，愛黨，愛自己人。但在階級社會中，「自己人」是一個變量，所以，昨愛今仇的事時常發生，唯一不變的是對領袖的愛。既然愛是暫時的，局部的，特定的，非普遍的，那麼恨就是長期的、全面的、普遍的。

鄧發對弗拉基米諾夫（共產國際駐延安聯絡員）說：「我們過去一大車一大車的糧食運出去換回來的是一小袋一小袋的銀洋，今天我們一小袋一小袋的鴉片送出去，換回來的是一大車一大車的銀洋，我們就拿這個錢買槍、買炮、買子彈揍國民黨」。鄧說完後毛澤東加了一句話：「我們共產黨種的是革命的鴉片嘛」。

12月16日，《芳華》終於上映。經歷過國慶換檔風波，讓這部電影反而更加勾起來觀眾去影院一探究竟的欲望。任何一部電影都必然遭遇褒貶不一的境遇，馮小剛今年的作品尤其如此。有些人說他們喜歡這部電影是因為他們都曾經從那個時代中過來，懷念《雪絨花》的美好旋律和那熟悉的軍號嘹亮。也有人說馮小...

中共領導人毛澤東有機會整肅內部反對勢力，樹立自己的絕對權威。毛髮動了一場持續四年的延安整風運動。這1萬5千個特務就是延安整風後期由康生直接指揮的「搶救」運動的產物。一個女學生在《我的墮落史》中寫道：「特務從中學生發展到小學生，12歲的，11歲的，10歲的，一直到發展有6歲的小特務」。

米脂乃陝北首富縣份，該縣地富女兒絕大多數識字上學，「該地成為紅軍幹部選妻的重點。在解放軍內部，米脂縣被稱為『丈人縣』。」1949年進城後，不少中共幹部蹬掉鄉里原配，另娶地富女兒與城裏資產小姐，號稱「婚姻革命」。1953年，僅法院受理離婚案即達117萬件。

一、1940年幹部檔案制度的初步建立對幹部進行經常性的政治審查是中國共產黨的一項既定政策，但是1940年全面推開的審干卻有其特定的背景，這次審乾的主要目的在於對1938年至1939年黨員大發展階段吸收入黨的新黨員實行政治過濾。審干發端於國共激烈對抗的十年內戰時期，基於對國民黨和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