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張運動鞋廣告，竟然在美國鬧出種族主義風波。韓國女歌手Karina穿着白裙，站在燈光下，手裏拿着一雙Converse運動鞋。普通人看見的是美女與球鞋，想像力豐富的人卻看見了三K黨與黑人私刑。原來，美國廣告業已經發展到如此境界：賣鞋不再需要研究消費者喜歡什麼，而是必須研究消費者能夠幻想出什麼。
美國眾議員特洛伊·卡特（Troy Carter）便是這場爭議中的知名批評者。他認為，廣告畫面令人聯想到三K黨成員及遭受私刑的黑人，要求Converse及其母公司耐克進一步承擔責任。Converse隨後撤下廣告並道歉。至於廣告設計者是否真有此意，至少公開報道尚未提供相應證據。
這倒令人想起中國文革時期的一門特殊技術：拿報紙對着燈光照，研究背面的文字、圖案透過紙張之後，是否與正面的毛澤東畫像、語錄或其他相關元素重疊，構成所謂侮辱偉大領袖的圖像。報紙編輯原本是在宣傳毛主席，想像力豐富的革命群眾卻能從中發現反革命。至於反革命究竟藏在哪裏，須由這些群眾負責發現，再由有關部門研究如何上綱上線。
不過，文革時期的想像力，遠遠不止於報紙。1967年，長春發生過一場轟動全城的涼鞋事件。紅衛兵從塑料涼鞋的鞋底花紋中發現了一個疑似的「毛」字。偉大領袖竟然被人民群眾踩在腳下，這還得了？據當年在涉事工廠勞動的胡顯中回憶，紅衛兵在街頭檢查行人的鞋底，發現穿着這種涼鞋的人，便加以批評訓斥，勒令脫鞋，光着腳回家。
事情還沒有完。生產涼鞋的工廠受到調查，負責設計鞋底花紋的技術員紀德新遭到批鬥，另一名參與製圖的人員被關進小號。工廠不得不把倉庫里的成品取出來，讓工人用小刀削去部分鞋底花紋，已經出售的涼鞋也允許消費者舊換新。最後，技術員沒有被定罪，工廠恢復生產。至於鞋底究竟有沒有反革命意圖，恐怕只有那雙涼鞋自己知道。
這段歷史如今讀來，令人哭笑不得。原來，一雙鞋子不僅能夠走路，還能承擔政治責任；鞋底花紋不僅需要防滑，還必須經得起政治審查。設計師畫的是花紋，革命群眾看見的是毛主席，最後由設計師承擔革命群眾想像力過於豐富的後果。
半個多世紀過去，美國終於也有一雙運動鞋鬧出了政治風波。不過，時代畢竟不同。中國當年的技術員遭到批鬥，美國今天的Converse只是撤下廣告並道歉，兩者的制度背景和實際後果不能等同。但從普通圖案中發現政治象徵，再要求生產者承擔責任，這種推理方式倒是有幾分相似。
美國如今科技發達，何必繼續使用舊式燈泡？完全可以讓人工智能承擔這項光榮任務。廣告送進電腦，旋轉三百六十度，放大一千倍，再把人物倒過來、鞋子橫過來，研究每一種可能的組合。只要運算能力足夠，總能從一雙球鞋中發現一段美國黑暗史。
問題是，發現之後怎麼辦？
卡特議員可以認為廣告令人不適，當然也可以公開批評。但從個人聯想到認定廣告利用種族主義進行商業營銷，中間還需要證據。否則，設計者畫什麼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批評者能夠從中看出什麼。
倘若有人看見一朵白雲，覺得像希特拉的側臉，是否應該要求氣象局道歉？有人看見兩棵樹的枝幹交叉，聯想到納粹標誌，是否應該命令園林部門立即修剪？
當然，這些只是比喻，並非卡特議員真的提出過如此要求。但按照將視覺聯想直接當成政治證據的推理方式，類似爭議並不難出現。
Converse的道歉也值得玩味。企業有權撤下廣告，消費者也有權表達不滿。然而，撤下廣告不等於證明設計者有意傳播種族主義。倘若企業為了避免爭議，開始要求設計師預先排除一切可能引起政治聯想的圖案，恐怕連最先進的人工智能也難以完成任務。
因為圖像可以檢查，人的想像力卻沒有統一標準。
文革時期的燈下看報，至少還需要一張報紙、一盞燈，以及背面的文字或圖案碰巧與毛澤東畫像、語錄等元素重疊。涼鞋事件則證明，連燈泡也可以省掉，只要有人願意研究鞋底，反革命便可能從花紋中誕生。如今的數碼技術方便得多，一張照片隨手裁剪，想像力便可以自由馳騁。
真正值得警惕的，不是有人從運動鞋廣告中看見三K黨，而是有人認為，只要自己看見了，別人就必須為他的想像承擔責任。
如果這也能成為廣告審查的標準，那麼美國確實不必重新發明什麼技術。文革時期的燈下看報法，稍加數碼化改造，便可以重新投入使用。只是Converse應該慶幸，今天美國的廣告爭議，尚不至於讓設計師因為一雙鞋子的花紋，被拉到廣場上接受批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