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2日，中國前總理朱鎔基去世，也引發了對其執政期間一系列改革措施的爭論。其中最具爭議和負面後果的，是推動國企改制，導致數千萬工人「下崗」，失去了「鐵飯碗」。這些失業者普遍處境悲慘，許多家庭陷入絕境。對此，有人認為是經濟轉軌的「必要犧牲」，有人覺得過於殘酷而侵害了工人權利。不過爭議者都承認改革導致了一部分前國企工人的苦難。
在討論下崗工人苦難時，也有人注意到和提及，相對於長期有「鐵飯碗」的工人，同時期的農民處於更加貧困、權利和保障更少的狀態。從1950年代中期開始，中國就形成了壁壘森嚴的工農差別和城鄉差別，並影響之後幾十年中國不同階層人的命運。當時中國全面實行公有制經濟，幾乎所有工業企業都是國有企業，所有工人都是吃國家財政飯的國企職工。在「統購統銷」等計劃經濟政策下，抬高工業品價格而貶低農產品價格，形成「工農業剪刀差」，以積累資金促進工業化及養育工人，農民則成為付出代價的犧牲者。
在1950-1980年代那相對貧困的幾十年，從事製造業、居住在城市的工人階級及其家庭，享受到相對較好的醫療、住房、教育、養老等保障，終身端「鐵飯碗」、「吃公糧」，工人退休或病亡後還可以讓子女接班。國企也沒有績效考核要求（或流於形式），計劃經濟與封閉狀態下不需要與其他企業競爭。除非「反革命」等政治問題，無論工人是否怠工或者打架鬥毆，國企一般也不會開除工人。這導致工人普遍的效率低下、人浮於事、「跑冒滴漏」、產量低而質量更差、生產成本高而產量低。而一切成本與損耗，都由國家財政「兜底」，不影響工人收入和福利待遇。
而同時，占當時中國人口約80%、居住在鄉村的農民階級，則幾乎沒有任何工資和社會保障（或者說只有名義上的和非常稀薄的支持），還要承擔繁重的農業勞動義務，以及「交公糧」（即實物稅）。農村還時常發生饑荒，一些人活活餓死，或因營養不良及其他疾病死去。而當時工人和農民之間幾乎沒有流動，身份世代傳承。少數農民可以以臨時工身份參與工業活動，只能得到少量報酬而不享受正式工人的薪酬和保障。還有戶籍體制從制度上固定了人們的身份和歸屬，限制了人們的流動。著名學者和社會活動家梁漱溟曾形容說「（建國後）工人在九天之上，農民在九地之下」。
改革開放初期，中國社會管制鬆動，農民可以分田單幹保留餘糧，還能通過副業、經商等致富，還可以通過高考改變命運，但擺脫貧困、階層躍升的是少數，諸多限制和負擔仍然壓在農民身上。而工人也一度仍然捧着「鐵飯碗」，但效率低下，產品質量差而缺乏競爭力，工人及其家庭享受的福利也成為巨大的財政負擔。中國在改革開放初期經濟發展有限，人均GDP甚至一度有所下降，一是與人口迅速增長有關，二就是低效而消耗嚴重的國企拖累了發展。對外開放、參與市場經濟和國際競爭的中國大陸，不僅工業品質量差，成本還更高，根本無法與港台及外國競爭，虧損嚴重，並由國家財政埋單。而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初，內外交困下的中國財政幾乎崩潰、物價飛漲，經濟危機嚴重。
正是這樣的背景下，朱鎔基推動了國企改制，淘汰低效的企業，對工人也「優勝劣汰」，導致了下崗潮。下崗潮確實讓許多本來有着穩定生活、衣食無憂的工人如墜入深淵，全家陷入困境，有的窮困潦倒，甚至從事性工作餬口，還有的自殺身亡。而下崗安置過程中的腐敗、本就有限的安置費用被貪污等，也加劇了下崗工人的苦難。另外國企改革及下崗也存在許多不公平，如許多尸位素餐的國企管理幹部反而未被裁撤，無權無勢的一線工人下崗比例更高。這些問題即便過去很久，也仍然應當被記住、正視、批判。
但同時，筆者也很想強調，佔中國人口大多數、相對工人更苦難的農民階層，更需要加以關注和同情，他們的境遇更需改善。而且在之前幾十年裏，工人的較好待遇的代價，正是由農民所承擔的。國家通過工農業「剪刀差」，人為壓低農民勞動價值供養工業生產與工人福利，讓農民長期處於貧困、缺乏基本保障、權利受侵害、負擔沉重的狀態。1970年代末擔任安徽省委第一書記的萬里考察農村，發現農民竟然衣不蔽體、沒有褲子穿，全家男女老少擠在昏暗狹窄的一間破房裏居住。1978年王震等中共元老考察貴州等地，發現農民生活還不如1936年紅軍經過時的民國時期，許多農民吃不飽飯、吃不起鹽。
中國農民的窮苦和遭受壓迫，在改革開放已進行20年後仍然存在，如分別在1999年和2003年出版的陳桂棣所著《淮河的警告》和陳桂棣吳春桃合著的《中國農民調查》，就詳細而深刻揭露了中國農民的苦況。2000年，湖北一鄉黨委書記李昌平告訴朱鎔基，「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當時央視「焦點訪談」也常報道農村幹部腐敗、亂收費、侵吞農民補貼，以及農民的冤屈。基層官吏與黑惡勢力勾結，以各種名目壓榨農民、欺凌農戶，官民矛盾十分尖銳，一些地區如江西豐城還發生了暴力抗稅事件。
農民的負擔之一就是需要繳納稅賦，不僅要交農業稅這個「正稅」，還要繳納「三提五統」等苛捐雜稅。農民付出多而獲得少，國家財政更多用於補貼低效虧損的國企、負擔大量工人及其家人的工資和福利。當然農民的稅賦並非僅用來供養工人，中共黨員幹部、公務員、軍警、事業單位職工等也是農民供養對象和負擔來源，但1950-1980年代數量格外龐大的國企工人，確實佔據了稅賦消耗的相當大的比例和負擔。
這樣的情形顯然是畸形而不可持續的，也是朱鎔基決心改革的原因之一。裁撤低效國企和遣散部分工人，不僅是刺激競爭和經濟發展，也是減輕財政負擔也即減少農民負擔，以及有更多資金和力量解決三農問題、改善農民處境。在許多低效國企破產或人員縮水同時，大批民營企業建立，許多農民進城打工。雖然農民工保障遠不及國企工人，卻仍比純粹務農收入更多、生活更豐富。扶貧開發、農業補貼、農村的基礎設施建設也逐漸鋪開。
在這些措施下，農民終於從極端貧困中擺脫，逐漸實現溫飽甚至走向小康。胡錦濤溫家寶時期廢除了農業稅及附着的其他雜稅，並發放更多補貼，農民負擔大大減輕，也與朱鎔基時期改革的方向和基礎有關。而且國企改革也增加了國企效益，經濟發展也反哺了國企及職工，許多工人比改制之前收入更高、保障更豐厚，一些下崗工人也得到再就業、獲得更多收入和新的人生。
值得注意的是，當時發生劇變的蘇聯和東歐各國也進行了一系列改革，也經歷了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國企私有化，也有許多工人「下崗」與貧困化。其中有些國家如捷克、波蘭等國在改革中較好保障了工人權利，而俄羅斯等國工人損失更嚴重。但無論哪種情況，這些國家工人階級（包括其家庭成員）長期占人口多數，農民是少數，起碼二戰後沒有對農民的持續剝削。所以對這些國家而言，給予工人保障和補償是應當的。但中國直到1990年代，工人階級仍然只佔人口不到五分之一，農民仍然是多數，對工人優厚無疑會導致農民得到更少（甚至失去更多），工農存在明顯的利益衝突。
朱鎔基及其後繼者的改革和社會形勢變化，導致的部分國企凋敝和下崗潮，對下崗工人確是悲劇，但國企改制和裁汰低效企業和人員，無論從全局利益還是占人口多數的農民利益都是必要的，也縮小了工農之間、城鄉之間的差距。下崗工人從幸福墜入苦難確實不幸，但農民在之前幾十年裏都在極端貧困中掙扎。即便經過朱鎔基改革，工人尤其國企工人的待遇仍然遠好於農民及農民工，下崗工人也比農民有更厚的家底、更好的受教育水平，農民中貧窮者數量和比例都更高。
到了今天，中國農民平均每月也僅有120人民幣養老金，遠低於平均2000人民幣的國有企事業單位退休職工，更低於月退休金數千至數萬人民幣的幹部和公務員。農村老人因貧困、疾病、家庭矛盾（家庭矛盾往往也是貧窮等引發）等原因自殺現象至今也相當普遍，如學者以湖北京山和遼寧莊河兩地為例，系統性記錄了農村老人自殺的悲慘境況及其普遍性。農村婦女自殺比例長期以來也顯著高於城市女性，也高於城鄉男性，這也是多重壓迫和貧困所致。農民的苦況顯然不亞於下崗工人，且苦難更普遍和持久。只是人們更容易關注到曾經既得利益者階層墜落的動態變化，而容易忽視長期處於下層和困境中「靜態」的弱者。
近三十多年來，反映下崗工人境遇的影視劇、文學作品已有不少，包括《鋼的琴》、《漫長的季節》等藝術水準很高且頗有知名度的影視劇。但反映人口更多、苦難更重、受苦更久的農民的影視與文學卻很少，尤其高質量又為大眾熟悉、直觀反映農民苦難史詩的影視劇作更是幾乎沒有。這一定程度源於反映工人苦難的作品審查尺度更寬鬆、對農民苦難題材審查更嚴，也在於工人及其親友有更多文化藝術資源，而農民相關資源貧乏、缺乏發聲機會。這也反映了話語權的不對等、農民相對下崗工人更加邊緣和「失語」的現實。當一部分人苦難被關注、另一部分人苦難被忽視，也會影響社會對不同群體的評價、關懷、幫助。
有所欣慰的是，近年在討論下崗潮及工農城鄉關係時，越來越多的人注意並提及了農民長期遭受的不公平對待，以更全面的視角看待下崗潮的背景和當時中國各身份各階層的處境。只是這些為農民打抱不平的議論，主要集中在網絡平台的評論中，以及少數嚴肅枯燥的社科研究著作，而缺乏文學作品和影視劇等更加「正規」的演繹和具大眾吸引力的表達。或許未來會有這樣的作品產生，但在嚴格的審查制度、農民自身發聲能力弱的情況下，中短期內看不到這樣作品出現的可能性。
筆者無意否定一部分工人遭受下崗和面對的苦難，也認為國企改革應當更加人道、妥善安置和補償受損的工人，不能直接拋棄，對安置費用被貪污等犯罪更應打擊。最好的改革結果是各方都受益、儘可能沒有人受害。但現實里改革往往難免一部分人遭受損失。而改革是否必要和值得，就要看情理上是否應當改革、對更多人利益是好是壞，綜合考量和判斷。就朱鎔基的改革，雖有粗糙和激進之處，整體而言仍是必要和有益的。
人們看待各種改革的利弊、人群的得失，不能局限於一隅和少數人，而應更加全面、平衡、公允，兼顧不同群體的利益和關切。若人們僅僅看到一面而忽視另一面、關注一部分人而遺忘另一部分人，只看到改革對某些人的好處或壞處，忽視它同時對於另外群體的利弊益害，就未免偏頗和不公正。中國農民從古至今都是中國勞動最辛苦、受難最嚴重、話語權最微弱的群體，他們的生命與尊嚴與下崗工人等其他身份與階層的人一樣寶貴，他們的苦難也應被看到、聲音也該被傾聽、利益也需被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