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捨身取義
特殊年代，王重民同許多「牛鬼蛇神」一起被關押在牛棚中，每天必須按要求寫思想匯報。有一天，在例行的晚間訓話時，王重民被叫出隊伍，先是被狠狠地抽了一耳光，緊接着便是拳打腳踢，將他打倒在地，並懲罰他跪在地上。原因是他竟然用粗糙的手紙書寫思想匯報，觸怒了看守。當時同樣關押在牛棚中的季羨林親眼目睹了這一情景，對敢於用手紙嘲弄監管者的王重民，非常佩服他的勇氣，稱讚「他是牛棚中的英雄，為我們這一批階下囚出了一口氣」。
1974年，「批林批孔」、「評法批儒」運動進入高潮，明代思想家李贄成了「評法批儒」中紅極一時的「法家」代表。恰在此時，福建泉州新發現了一部李贄的著作《史綱評要》。這年6月，江青在天津的「儒法鬥爭史報告會」上，興奮地宣佈發現了李贄的《史綱評要》，現在準備出版。然而，經過一些專家鑑定，這本書並非李贄所作，而是旁人編造的「偽書」。這使得江青大為掃興，為挽回面子，於是想請版本學權威的北大教授王重民出面提供支持，要王重民重新鑑定。只要王先生說《史綱評要》不是偽書，便可一錘定音。
誰知王重民居然不識時務，鑑定《史綱評要》確係偽書。上面大失所望，要王重民繼續研究，希望他服從政治需要，得出《史綱評要》是李贄原作的結論。沒想到，經過幾個月的研究，一根筋的王重民反而找出了更多的證據，證明《史綱評要》就是一部偽書。
王重民的妻子劉修業後來回憶說，當清華北大「兩校」領導拿到這個結論後，曾指着王重民的鼻子發火說：「你說這部書是偽書，對你有什麼好處？」
因為他的不配合，災難很快降臨頭上。
1975年4月15日，北大召開批斗大會，會上校領導以不點名方式批判了王重民的資產階級世界觀。會後，系領導專門找他談話，問他有何感想。晚上，系裏又派人到他家中，要他對自己頭腦中的資產階級思想作出深刻檢查。面對沒完沒了的騷擾，王重民回答說：「我不能再作思想檢查。」來人沒想到王重民居然敢於拒絕，便丟下一句「你必須檢查」之後，惱羞成怒地走了。
這一夜，王重民輾轉反側，難以入眠。第二天清晨他像往常一樣，告訴家人說要外出散步，就出門去了。這一走就再也沒有回來。後來經過親人、同事四處尋找，直到深夜，才發現他「竟步王國維先生的後塵自盡在頤和園長廊上。」妻子劉修業從他身上搜出了一封遺書，遺書上說：「我死了，給全家影響不好，我不要骨灰了。」聯想到王重民臨走前有意留在書桌上的手錶，以及一本《李卓吾評傳》，劉修業明白了丈夫決心一死的原因：他不肯在李贄這件事上迎合四人幫的意旨，決心以死明志；當年李贄也是在古稀高齡，被明末當道者誣陷迫害，自盡而死的。
幾年前他被關押牛棚，遭受毒打，罰跪在地，他還能默默忍受，這一次只是開會批判、罰寫檢查，並未拳腳相加，他卻以死相爭。顯然，在他的心目之中，辯識「古籍版本」的真偽，並不僅僅只是一種學問，更是他堅守一生的事業，是他看得比自己生命還重、甘心為之殉道的信仰。要他違心地檢查，他毋寧死，也要維護道義的尊嚴。
二、能屈能伸
1946年，侯仁之被派往英國利物浦大學留學。三年後，新政權成立前夕，侯仁之便迫不及待地回到北平，時間是1949年9月29日。兩天後，他和夏仁德教授在天安門參加了開國大典。當晚，學校安排他在燕京大學貝公樓禮堂為全校學生做報告。侯仁之在報告中談到他的感受時說：「一個大燈照着我，氣氛很熱烈，永遠難忘啊！」
新政權成立後，掀起了轟轟烈烈的建設高潮，侯仁之不甘置身事外，總在思考自己的學科如何為建設服務。1950年代，他參加了梁思成的北京市規劃小組；1960年代，又參加了六省區治沙會議，把研究領域擴大到了沙漠治理。
還在1952年，全國高校院系調整，燕京大學併入北京大學，北京大學遷到燕園，侯仁之被任命為北京大學副教務長兼地質地理系主任。
接下來的十多年時間，侯仁之的研究生涯都比較順利，也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果。
直到文革發生，批判「三家村」時，侯仁之才被卷了進去。此前，吳晗曾編過一套歷史叢書，侯仁之撰寫了其中的《徐霞客傳記》，因此成了三家村骨幹分子。
那段時間，新北大公社的廣播經常氣勢洶洶地喊叫周一良、侯仁之、季羨林的名字。有一次召開批斗大會，通知三人參加陪鬥。到了現場，三人被趕進大飯廳台下的一間小屋裏，面壁而立。站立中，季羨林聽到身旁幾聲巴掌打臉的聲音，是從周一良和侯仁之身上傳過來的。他以為下面該輪到他了，此時忽然聽到台上一聲獅子吼：「把侯仁之、周一良、季羨林押上來！」三人立刻分別被兩名壯漢反剪雙臂押上台去，台下口號聲頓時此伏彼起，震天動地。
不批鬥的日子，三人就被關押在牛棚里。侯仁之性格倔強，挨打的時候就多，也打得厲害。妻子張瑋瑛為此專門替他縫製了一條老式褲子，褲襠深、腰身高、質地厚，這樣就可以很好地保護後腰，不致於在挨打時傷及內臟。
1969年，侯仁之被從牛棚中釋放出來，分配到江西鄱陽湖畔的鯉魚洲「五七幹校」勞動改造。他後來回憶當時的情景，曾這樣描述說：
最苦的活兒讓我干。我記得很清楚。就穿一條褲衩，拿塊破布墊在肩上，背那個大水泥袋。水泥一口袋很重啊！從湖裏的船上背到岸上。河灘地下來都是泥，扛着水泥袋走那個跳板，一顫一顫的，得特別當心。走一段路以後，還要爬四十四級台階。我那時已經快六十歲了，照樣要干。
幸虧我身體好啊！有一位工人師傅很善良，老照顧我。冬天快到了，成立了一個野外打柴隊。中午不回來，有人給送飯。晚上回來的時候，每個人還得背很重的一大捆柴。工人師傅讓大家背柴，那些鍋碗瓢勺和飯桶一類的東西就讓我挑着，都是空的，不重。我知道他是照顧我，內心很感謝，但是不能說出來。
有一次中午休息的時候，忽然間對面着火了！隔着一條小河，曠野里沒人，冬天都是乾草，一着火就燒起來了。大家都跑去救火。我一看從小河趟水過去距離近，大家都從旁邊繞，我一個人就從河裏趟過去了。結果，我被工宣隊批鬥了一番！
文革以來，侯仁之經受過無數次批鬥，惟有這一次他是心悅誠服充滿感激的。那條小河是趟不得的，水裏有致人生病的血吸蟲，一旦感染可不得了。
從1969年夏天開始，侯仁之經歷了近三年的勞動改造。築堤抗洪，挑磚頭、背水泥、蓋房子，育秧、插秧、打場、割稻子，幾乎成了全勞動，沒有一樣不干。但他挺過來了。
1972年，全國恢復了部分學科的學術研究，侯仁之又回到了學校。1978年科學大會後，他重返西北考察。1980年，69歲的侯仁之當選中科院學部委員，一直活到了102歲。妻子張瑋瑛比他小4歲，但晚丈夫兩年去世，也活了整整100歲。一對老壽星，兩個世紀人。
王重民和侯仁之，兩人都是北大教授。面對險境，一個大義凜然，堅守良知，寧為玉碎，不為瓦全；一個橫暴加身，能屈能伸，忍常人之不能忍。兩種選擇，無高下之分，對錯之別，蓋為個人選擇，同樣值得敬重。
2026年6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