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文革」即將結束的1975年，一個初春的清晨。我的探親假馬上就要到期了，返回地處塞外的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之前，我和爸爸有一件大事要辦。
只見爸爸洗乾淨了手，坐到他那張破舊的書桌前，我小心翼翼地取出一張蓋着海淀醫院公章的空白診斷書，輕輕鋪展在書桌上。恐怕這張小紙被桌面劃破，爸爸趕緊拿了一張硬紙板墊在這張薄薄的小紙下面。我掏出了事先打好的草稿，上面寫着「胃十二指腸球部潰瘍」，準備讓爸爸把這幾個字抄到那張空白的診斷書上。
這時。爸爸突然站起身，走到房門口，向外張望了一下，然後把門從裏面鎖好，又把所有的窗簾一一拉上，這才又坐回到書桌前。爸爸緊張的神態和做法，讓我的心頭一緊。我知道這件事太難為爸爸了。
爸爸原本是個熱情開朗的人，讀大學時還是話劇隊的成員，曾經出演《雷雨》裏周沖一角。爸爸研究生畢業分配到大學任教，我們舉家遷到北京，爸爸最愛在廚房刷碗時一展歌喉，大多是京劇清唱，偶爾也有救亡歌曲。那首《九一八》我就是從爸爸的歌聲中得以熟知。爸爸講課幽默風趣，深得大學生們喜愛，他的課大都排在下午第一節，在學生最愛犯困時登上講台，課堂上笑聲迭起很是活躍。每有大學生來家裏請教功課，爸爸立馬進入狀態，展紙提筆翻書，講得不亦樂乎。之後還要送出家門。夏天的夜晚，我們會聽到從離家100多米遠的路口，傳來爸爸宏亮的聲音，他站在那兒，還在不厭其煩地向他的學生講着什麼。
爸爸的專業造詣我不是十分了解，只是多年後聽系裏的老師提起爸爸當時有一個綽號，是一個前蘇聯知名學者的名字。但我知道爸爸的外語很棒。因為爸爸在東北淪陷區上中學，日語嫻熟。後來在哈工大由蘇聯導師指導學業，研究生論文以俄文寫就。爸爸的英語也達到一定水平，「文革」開始後爸爸指導的柬埔寨留學生到家裏請教功課，爸爸用英語和他交流。
爸爸還是個特別本分、廉潔自重的人，教學單位紙筆供應充足，但他不曾將公家的一張紙一支筆拿回家給過我們，一次我們幾個小孩從馬路邊的土溝里弄回一堆土坷垃，爸爸看到後命令我們馬上把土坷垃放回原處，我很不解不肯行動，爸爸說：「土坷垃也是公家的，不能隨便拿回家！」我們只好把那堆土坷垃又運回到土溝里。在孩子們的眼裏爸爸是個博學而本分，沉穩而親切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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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隨着歷次政治運動的掃蕩，特別是「文革」對知識分子的打擊，爸爸的性情有了很大的改變。那時普遍盛行「知識越多越反動」的口號，聲稱大學是修正主義的泥潭，要徹底砸爛。學有專長的人是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要徹底批倒。知識分子包括教師被排在「地富反壞右」等階級敵人的第九位，是「臭老九」。爸爸面對這一切變得越來越沉默，總是心事重重的樣子，行事也越來越謹慎。除了伏案看書幾乎很少高談闊論。他那種謹小慎微的態度，給家裏帶來莫名的緊張氣氛。
弟弟在工廠上班，車間的師傅來家訪，他怕說錯話，躲進小屋裏不肯露面。由媽媽一個人出面寒暄。媽媽一邊和師傅們說話，一邊擔心爸爸在小屋裏弄出動靜造成尷尬。
工農兵學員進校後，學校的老師邊講課邊接受學生的監督改造。那時的說法叫做摻沙子，工農兵大學生都是各地推薦的無產階級立場堅定的優秀分子，是無產階級的沙子。要改造資產階級泥潭裏的教師，就要摻進來，具體說就是要在學校「鬥批改」。其中一項就是老師每天要向學生交思想匯報，有時還要當眾口頭匯報。爸爸從不敢怠慢，每次都要反覆斟酌寫出匯報來。
後來爸爸到工廠給「老工人班」上課，工人師傅免了爸爸的口頭匯報，一個學期只需爸爸寫一份思想匯報即可。得知此事我們都為爸爸高興，爸爸也表現得輕鬆了很多，但是他還是惴惴不安，幾次對媽媽說：「你說我不匯報行嗎？師傅們定的應該沒問題吧。」我到兵團以後，爸爸精神上好像有了支柱。他把兵團戰士這個身份看得很重，和弟弟妹妹單位打交道的事情，都要等到我探親回京，由我出面去辦。
到了1974年前後，知青政策有了變化，知青返城的口子打開了，大家開始找路子托關係，各顯其能，以病退困退等方式拿到回城資格。凡是家裏拐彎抹角和醫院，知青辦公室等部門沾上點關係的知青，都想方設法開出了病退困退的假證明。有的知青為了拿到疾病證明，自毀身體，超量服下對腎臟肝臟等有損傷的藥；有的為了造成精神分裂的假象，當着醫生的面吃土甚至吃自己的大便。為了能回城，知青們上演了一幕幕沾滿血淚的苦澀悲劇。
我的爸爸媽媽生活在大學校園裏，社會關係和交往都極其簡單。他們絞盡腦汁苦思冥想，也找不到可以走動的關係。又加上他們屬於「拿着豬頭也找不到廟門」的人，歷來羞於張口求人。因此除了在家裏長吁短嘆發愁犯難以外，實在拿不出什麼好主意。好在天無絕人之路，遠在齊齊哈爾的親友寄來一張「胃十二指球部潰瘍」的鋇餐片子，只要弄到一張北京某醫院與此相應的診斷證明，病退的希望就很大了。
但是怎麼弄到這張診斷證明呢，爸爸媽媽仍是一籌莫展。這時好友把她在海淀醫院做勤雜工的姐夫介紹給爸媽。爸媽如獲至寶，把這位姐夫當做座上賓，極盡能力招待，特別是爸爸，他知道女兒回城的全部希望就在於此了。他放下全部自尊，討好這位「姐夫」到了點頭哈腰的程度。
爸爸從不飲酒，從江西幹校也是血吸蟲重疫區回來後就有被血吸蟲感染的症狀，肝指標不正常，更不能沾酒。但是「姐夫」特別愛喝酒，經常來我家串門，每次都要喝到午夜，媽媽和弟弟妹妹都睡了，爸爸獨自陪着「姐夫」，不僅不敢叫停，還要再三挽留，讓「姐夫」喝得盡興。
我回京探親和爸爸一起招待過「姐夫」。冬雪之夜，家裏沒有暖氣，煤火爐驅不散深夜的寒意。姐夫喝了酒不怕冷，越喝越興奮，爸爸強撐着病體，裹着棉大衣陪坐在酒桌邊。此情此景讓我心裏好生難過。我說：「爸，對不起。」爸爸笑着說：「能找到個在醫院的關係是咱們的運氣啊，我高興還來不及呢！」
後來我發現家裏的自行車不見了，一問才知道自行車送給姐夫了。爸爸高興地對我說：「咱們光送煙酒，他吃了喝了就沒了，送他自行車，他一騎就能想起咱們托他辦的事來。幸虧他沒自行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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姐夫也是個實在人，串了小一年的門，終於在我探親時拿來了這張無比寶貴的空白診斷書，也就出現篇首爸爸和我辦大事的情景。
唯恐填寫診斷書時出差錯，爸爸先在草稿紙上練了幾遍，然後小心翼翼一筆一划地在診斷書上填寫了病名，爸爸又問我：「醫生簽字這兒怎麼填呢？」我說編個假名填上。爸爸遲疑地看着我，那神情似乎說可以嗎？會不會出事啊？我以堅定的口吻說「不會出事的，就填個假的。」爸爸略做思索，在醫生簽名後面填上了「姚俊」兩個字。之後爸爸長舒了一口氣，放下筆，拿毛巾擦乾手心的汗水。
爸爸是個規規矩矩的教書匠，有着知識分子誠實自重的操守。讓他做這種編造假證明欺騙組織的事，徹底超出了他的底線！他內心的不安恐懼我完全能理解。但是為了女兒他百般無奈地心甘情願地不得不去做。走筆至此，「逼良為娼」四個字跳到筆端。這不僅是我們個人的悲劇，也是時代的悲劇！
終於把病退報告交了上去，我回到兵團後不久，爸爸給我寄來了兩條高級香煙，讓我送給勞資科的領導以防出現其他變故。我選擇在一個夜晚去給勞資科楊科長送煙。在楊科長家門前我徘徊了很久，竟然沒有勇氣推門進去，最後我匆匆寫了個小紙條，標上我的姓名，躡手躡腳把紙條和煙放在楊科長家的窗台上，然後一溜煙跑回了宿舍。白天見到楊科長我趕緊繞着走，感覺自己做了虧心事。我至今不知道窗台上那兩條煙到底是被楊科長取回抑或被路過的人拿走。
半年後我辦好病退回到北京時，爸爸已被確診為肝癌，生命進入倒計時。走進家門之後我和爸爸抱頭痛哭，哭了很久，淚水打濕了我們的肩頭。這是我一生中唯一一次看到爸爸洶湧而出的淚水。又是半年後，剛滿49歲的爸爸就永遠地離開了我們。
爸爸的淚水和着我的淚水，至今還在我的心頭流淌。
2018年4月於靜淑苑小區
後記
記得剛到兵團時，連隊裏還有高幹子女，可能他們的父母還沒有被解放，後來隨着幹部們官復原職，這些高幹子女第一時間離開了農村和邊疆，所謂「接受再教育很有必要」的說法不攻自破。加之「三不滿意」的現狀等原因，迫使高層鬆動了知青政策。於是一場潮水般的返城運動洶湧而起。
沒有最高指示更不必動員，知青和知青的家長們八仙過海各顯其能，用盡一切辦法達到返城的目的。開假證明以取得回城資格成了公開的秘密。大家互相都知道在造假，但從沒有人舉報過，而是互相幫忙互相掩護，儼然是命運共同體。
該怎樣評價和認識知青大返城中這場集體大規模造假的大劇？
曾經，對這段歷史，我是以悲憤的心情來回憶和描述，以「逼良為娼」來定義。在我的下意識里，造假是不應該的，是無奈之舉。然而，回看被知青運動耽誤的一代人，我想用我的戰友的一句話拷問歷史。「造假回城，逃離兵團我們理虧嗎？我們不理虧！我們用十年青春年華做代價，理直氣壯地譴責理虧的那一方。誰理虧？當初使學校停課，讓十幾歲花季之年的中學生中斷學業，把本可以成才報國的一代人送到農村耽誤了十年青春的悲劇製造者理虧。」是的，造假回城是知青自救的手段，是一次追求命運公平的抗爭，對於是非道德要放到歷史的大背景中來評判來界定。
這就是知青們反思後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