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來，黃之鋒來台遭追打，何韻詩在活動現場被潑紅漆，林榮基在台北開書店前遭人尾隨襲擊，聲援香港抗爭者的餐廳被闖入破壞，流亡台灣的港人工作室一再遭騷擾，如今又輪到矢板明夫在台中演講後遭人伏擊。
若只看任何一宗案件，都可以說證據仍待調查；但把這些事件放在一起，便很難再用「偶發治安事件」輕輕帶過。
受害者的共同點十分明顯：他們不是隨機路人，而是北京長期敵視或公開批判的人物；攻擊方式也高度相似，不以殺人為主要目標，而以圍堵、潑漆、毆打、毀店和恐嚇為主。這類行動成本不高，政治信號卻十分清楚：誰公開反對中共，誰就可能在境外付出代價。
更值得注意的是執行者的類型。過去多宗案件都牽涉親中團體、幫派人物、邊緣組織或收錢辦事者。這樣的安排並不高明，卻十分實用。真正的策劃者不必出現，不必留下正式命令，甚至不必與執行者直接接觸。只要通過外圍組織、熟人網絡和利益關係層層轉手，最後被捕的往往只是一個潑漆者、打手或黑幫成員。
這正是中共長期擅長的政治技術：目的要達到，責任卻必須切斷。
許多人要求，除非找到北京直接下令的文件、錄音或轉賬，否則不能把事情算到中共頭上。這種證據標準用在法院定罪上當然合理，用來理解威權政權的境外行動，卻往往等於主動蒙住眼睛。
一個懂得政治鬥爭的政權，若認為公開出手有利，自然會大張旗鼓；若認為暗示、縱容和代理行動更有利，也絕不會傻到留下蓋章公文。中共從弱小地下黨發展為奪取中國大陸政權的政治機器，靠的從來不只是軍事力量，更包括統戰、滲透、宣傳、情報和利用外圍力量的能力。它最了解什麼話可以公開說，什麼事必須交給別人做。
矢板明夫遇襲案目前仍在調查，公開證據尚不足以證明北京直接策劃。但這並不妨礙人們依據行為模式提高警覺。嫌疑人事前尾隨、鎖定目標，襲擊後又準備迅速離境，這些特徵本就不像臨時認錯人或街頭衝突。更何況受害者是長期批評中共、推動台日關係的公眾人物，政治動機的可能性顯然遠高於隨機攻擊。
此時若仍堅持把案件壓縮為普通治安問題，才是真正脫離現實。
中共最希望外界陷入兩種極端：一邊在證據不足時誇大到無法收拾，另一邊則因沒有直接命令而否認一切。前者方便它反咬「抹黑中國」，後者則讓它可以繼續測試民主社會的底線。
真正有效的應對，不是先替案件寫好結論，而是追查每一條聯繫：誰提供行程，誰安排住宿，誰支付費用，誰負責接應，誰在事後協助離境，執行者與哪些親中組織、幫派或境外人士保持聯繫。只要資金流、通訊鏈和人員網絡被查清，所謂「個人義憤」的說法往往就會原形畢露。
從黃之鋒、何韻詩、林榮基，到今天的矢板明夫，這些事件未必每一宗都由北京最高層直接下令，但它們共同構成了一種清晰的政治生態：中共不斷把境內的恐懼輸出到境外，讓反對者即使離開中國，也無法真正擺脫威脅。
這正是跨境鎮壓最危險之處。它不需要每次都留下中國政府的指紋，只需要讓受害者相信，北京的手隨時可能伸來；也讓旁觀者開始計算，公開說話是否值得。
中共真正想製造的，不只是傷口，而是沉默。
因此，矢板事件不能只查一個打人的人。真正應被追查的，是打手背後的網絡；真正應被揭露的，是一個威權政權如何利用代理人、黑幫和外圍組織，把政治恐嚇包裝成個人衝突，再利用「沒有直接證據」逃避責任。
當同樣的目標、同樣的手法和同樣的政治方向一再出現，所謂巧合，便越來越像一種精心維持的可否認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