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眼我們都到了過六奔七的年齡。對幾十年前那段被裹挾地受盡了磨難改變了命運的歲月，我基本是深埋在記憶深處，不願意觸碰。偶然的機會，我參加了兵團戰友的一次會議，改變了想法，趁現在還沒有疾患到痴呆失憶，下決心動筆寫寫吧，歲月留給我們的時間不多了。
我是1969年3月北京市海淀區中學畢業生第一批到內蒙古兵團二師十五團的。我是老三屆中最小的六八屆初中畢業生，說是「知識青年」，肚子裏的那點兒文化知識實在少得寒酸，實話說只有扎紮實實的小學畢業水平，外加一年不到的正規中學知識經歷，「文革」中那幾個月零打碎敲的「複課鬧革命」，充其量不過是風風火火的大轟大嗡面子事兒。
我走的時候離17歲生日還差半年，穿着冬裝體重39公斤，自以為是「窈窕淑女」了，其實還差一大截呢。我剛一去在七連，當年冬天被調整到二連，1973年12月底離開內蒙古，我在那裏呆了差三個月不滿五年，一直在大田排乾農活，擔任班長。挖渠、修路、脫坯、蓋房，平地、積肥、割麥、打場，跟車、拉磚、澆地、插秧，拉練、出操、巡夜，站崗……練就了「十八般武藝」：
冬天修水利挖渠，爆破後的凍土塊要移走就靠掄起二十六磅大鐵錘砸鋼釺子破開，我記得那時胳膊腫的伸不進棉襖袖子；
蓋房子脫坯為完成男女一樣的指標，我頂着星光起床備料和泥，披着月光收工，儘管累的拉着胯拖着腿可從沒輸給退伍老兵和男生；
從豬號往零號地送糞，我挑着一擔子糞肥來回一趟就是十幾里路，幾天下來腳底板打滿血泡咬牙硬撐着堅持到底；
推着裝滿磚的獨輪車從副業連磚窯跑回二連，那一車磚的重量抵得過好幾個我的體重，剛開始壓不住車把，遇到個溝溝坎坎就翻車，磕磕絆絆中細細揣摩別人傳授我不翻車的訣竅是「小車不倒全靠屁股搖」；
我當小工居然練得不僅能把滿滿的一鐵鍬連泥帶鍬扔上三米多高的山牆頭上，還要讓站在牆頭上的人能穩穩的抓住鍬把接住那一鍬泥丁點兒不灑；
最怵頭的麥收割麥子，累得腰疼直不起來我就跪在地上，麥茬子扎破褲子扎破膝蓋鮮血直流，年年如此，咬牙幹了五個麥秋；
春天插秧，早晨的稻田泥水表面結着一層薄冰，上身穿大棉襖腰裏紮根皮帶光腿光腳下到泥水中冰冷刺骨，不一會兒腿上好幾道血口子分不清是冰碴劃破的還是草根扎破的，血腥味兒招來螞蟥叮上就別想揪出來，越揪往肉里鑽的越深，只能抄起鞋底子啪啪啪照腿狠抽，才能把螞蟥震成一個圓球自己從肉里滾出來；
秋天澆地看渠口晝夜連軸轉，夜裏守着一盞小馬燈光暈兩米之外漆黑一片，又冷又害怕，困的靠着田埂睡着了，渠水漫灌到腳下泡濕了褲腳才驚醒，肩膀和半邊身子受潮寒又疼又麻半天才能動；
冬天在白雪覆蓋成大饅頭一樣的井台上，冒着隨時可能出溜掉進井裏的危險，徒手抓着凍得棒硬不打彎兒冰棍兒似的井繩連同滿滿一桶水從井裏生拔上來；
夏天酷暑難耐，在42、3度的高溫炙烤下鑽進密不透風的蘆葦地割青儲飼料，再用一根背包帶摟起來像一座小山，還要自己上肩背到路邊，我若干次覺得生不如死；
度過第一個夏天的一次晚點名時，我思想溜號給母親寫信，一巴掌拍死叮咬在腳脖子上的好幾隻大蚊子，那蚊子大得嚇人，連大長腿算足有兩公分，個個兒帶血，我隨手夾在寫給母親的信里，從此記住晚點名要穿上膠皮鞋護腳腕子；
野外修路飲用水供應不上嗓子乾的冒煙兒，跑出老遠好不容易找到一泡水窪，蹲下手捧着就喝，邊喝邊扒拉水底的羊糞蛋蛋馬糞球，原來我們這是與羊群馬群共飲的救命水；
缺油少肉的伙食煉得我吃嘛嘛香，曾經就着同班戰友家裏寄來的炒黃豆辣椒麵兒拌咸鹽，香的我一頓吃過八個饅頭……
這些都是我的切身經歷，沒有誇張！扭曲、壓抑、承受、只為活下去！哪一個兵團戰士沒有這含着淚帶着血的經歷？哪一個兵團戰士不是從風裏雨里泥里土裏摸爬滾打掙扎過來的？女孩子累的閉經好幾年的比比皆是！多少年之後的現在，風濕病、腰椎病、心臟病在我們這個群體中的比例遠遠高於正常人群，近兩年更是頻頻獲悉戰友早逝的噩耗！誰敢說這與年少遭受的磨難太多、過度勞累摧殘了健康無關？！
也許你不相信，或者不敢相信我這樣一個瘦小枯乾的姑娘怎麼有這麼大的能量應對那五年的歲月磨難，回頭看，真的連我自己都難以想像難以置信。那個年代單純實在得像傻子，不會偷懶，不會耍滑，不敢反抗，更不懂維護自己的基本權益。
我不想站在什麼高度裝模作樣謳歌那段「青春無悔」；更不想違心的非要扯什麼「磨難是通向成功的歷練」；翻老賬倒苦水只不過是「顧影自憐」，招人厭煩；急扯白臉非要跟誰討個公正論斷更沒意義。
幾十年後的今天回顧以往，不能只局限在絮叨當年受苦受難的場景，無論你「長歌」，還是「當哭」。俱往矣！時過境遷了。親歷過的人，對這段感受真是說不清道不明，欲言不能，欲罷不能。
有人說：「我們這一代知青如同歷史天空中划過一顆星」，就讓那顆星多少留下一點痕跡吧。
我有過一個「夢」
那一年，我上小學二年級。一次期中考試，我又考了雙百分。我拿着兩張卷子，喜滋滋地躺在父親懷裏。他笑問我長大了幹什麼。我想了想，覺得當個電影演員挺好的！
那是1960年，正值物質極度匱乏的三年困難時期。七八歲的孩子嘴饞，看到電影裏面無論好人壞人、大人小孩兒們，凡吃東西的場景都是真吃真喝，所以我就特別羨慕那些演員們。尤其那些土匪地主壞蛋們，滿桌子杯盤碟碗，攥着雞大腿豬蹄子大嚼特嚼太饞人啦！
父親不了解我的心思，對我的回答不以為然的搖搖頭。我望着天花板又想了想，說，那就當個翻譯吧。家裏有很多父親外事活動的照片，經常翻看，父親與外國人一起工作交流時總離不開翻譯，我覺得翻譯的工作很神奇，膚色不同國家不同的人，說着不同的語言，經過翻譯的轉換，什麼障礙都不存在了。還能在宴會的飯桌上邊吃邊喝邊翻譯兩不耽誤，翻譯的工作太好玩啦！
父親聽了我的話，臉上的笑容不見了，兩道濃眉擰成大疙瘩。我一看父親不高興了，緊張得馬上閉住了嘴。空氣仿佛凝固了。過了好一陣，父親才緩緩地說：依我看，你將來上北大讀新聞系，畢業之後做個記者，這個職業比較適合你。
我似懂非懂。但是從那以後我牢牢記住了：好好學習，將來要上北京大學，讀新聞系，當個記者。這是父親對我的期望。
1965年秋天我小學畢業，考上了北京一零一中。父母非常滿意，父親特意送我一輛藍綠色產自日本的新自行車，以資獎勵。
一零一中和北京大學是鄰居，簡直就是門挨着門！我們乘車回學校都在北大西門那站下車。北大西門的門樓是古典宮殿式建築，古香古色，金碧輝煌。大青方磚鋪地，朱紅色油漆柱子，寬厚的高門檻，兩扇朱紅色的油漆大門總是敞開着，門上像故宮頤和園一樣佈滿碗口大的金色門釘，門外兩側蹲着威武雄壯的大石頭獅子，嵌着「北京大學」四個金色的大字的藍底匾額高高懸掛，莊嚴，神秘，讓我對她充滿了期待和嚮往！
每個星期日回學校路過，我都要向大門裏投去我的憧憬。我甚至偷偷的從北大西門溜進校園，沿着未名湖轉了大半圈，想提前看看「我的教室和課堂」……
然而好景不長。1966年的春夏之交，仿佛一夜間突然大地風生水起！依稀記得先是聽說北京大學校園裏出現了「一張大字報」，偉大領袖毛主席支持和參與了這件事！
很快整個社會都亂套了。我們中小學也都停課了！我再也不用偷偷摸摸了，無數次大搖大擺進出北大，看大字報，聽慷慨激昂的演講和大辯論。北大校園裏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那些鼻樑架眼鏡，胳膊底下夾書本文質彬彬的大學生們都消失了，那些曾經溫文爾雅的大學老師們，個個低頭耷拉腦，低人一等的樣子，尤其駭人的是那些曾經德高望重的老教授們，一隊隊，一串串，一群群，個個衣衫不整，斯文掃地，帶着高帽子，掛着大牌子，被批鬥，被遊街，被鋪天蓋地的大字報揭發出不為人知的老底，他們的罪名各式各樣，罪行千奇百怪。別看他們過去道貌岸然，原來都是潛藏在大學校園裏的反黨反社會主義、反動透頂、罪大惡極的封、資、修的牛鬼蛇神。
北大的光環從我心中慢慢消失了，「北大新聞系」與我漸行漸遠了。折騰到1969年3月，在寒風與殘雪中，懷着對珍寶島生死存亡的忐忑，我告別了北大，告別了北京。這一去，竟然成了我的終生遺憾。
遲來的「追夢起飛」
從打到兵團的第二年，就不斷聽說有人上大學走了。「北京大學，新聞系」，如同久違了的熒熒之光，漸漸從靈魂深處閃現出來。每聽說一次某人上了某大學的消息，儘管與我毫不相識，我都會輾轉反側失眠好幾個夜晚，羨慕之餘，是深深的焦慮。白天還要強打精神裝作沒事兒人兒似的，當好班長，帶着一班人幹着最苦最累的大田農活。隨着時間的推移，我對上大學的渴望越來越強烈，但是希望也越來越渺茫。我有自知之明，知道被推薦永遠輪不到我。我開始暗地裏琢磨想轍。
熬到1973年冬天探親回家，母親找到在人民醫院當護士長的六姨，給我弄到一張「頻發性心臟早搏」診斷證明。一家人都贊成我「病退」轉回河北香河老家插隊，搞「曲線救國」。手捧着這張診斷證明，我又開始失眠。當初策劃時想得挺好，信心滿滿的。一旦真的要實施了，心中卻充滿了躊躇和遲疑。
原本是「雞蛋里挑骨頭」，查查體為找一個離開兵團的藉口，竟然真的查出來心臟有頻發早搏的毛病。不知道是對前途未卜的擔心，還是這五年高強度勞累，真的把我擊垮了。
回連隊的期限臨近了，我感到心慌氣短渾身無力，吃不下飯，睡不着覺，還時不時的頭暈冒虛汗，躺倒好幾天起不來。母親看着我幾天之內明顯見瘦的臉，擔心極了，怕我身體和精神都頂不住，辦不下來這麼重要的事，只好強撐着剛剛做完甲狀腺摘除大手術虛弱的病體，陪我回連隊辦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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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滴水成冰的寒冬臘月。我們在劉昭下了火車，天色已晚，明天早晨才有車去往十五團，只能住在五原縣的十五團轉運站。早就聽說過這個轉運站，只是沒有機會入住。恰恰沒有房間了，只好在邊邊角角的庫房委屈一夜。窗外北風呼嘯大雪紛飛，室內呼口氣都凝結在眉毛上成霜。我們母女倆擠在一個被窩裏，把大衣帽子圍巾棉被和所有能利用的都用上，包裹得嚴嚴實實仍然止不住瑟瑟發抖。
母親把我緊緊的摟在懷裏，用她的體溫為我驅趕寒冷。21歲的我，依偎在母親懷裏，突然有了心動的感覺。那時還沒有聽過「世上只有媽媽好」這支歌。但是我感覺的到：母親的懷抱是那麼溫暖，那麼安全，我覺得我還沒有長大，我不想長大。
第二天搭上長途汽車，在冰天雪地里顛簸，記不清用了多長時間到了十五團團部下車。離二連還有幾里地，我們沿着被車碾馬踏人踩後，又凍得梆梆硬的鄉間公路，三步一滑五步一出溜，直到下午時分終於回到了連隊。
我上交了醫院的診斷證明和轉農村插隊申請。
接下來的幾天，就是焦灼中的等待。
母親陪着我在連里住下了，正好體驗體驗兵團生活。首先是又黑又粘的饅頭讓她難以下咽。那時我們吃的是自己種自己收的麥子，那年收割以後趕上了連陰雨，小麥都還躺在地里，沒等拉回來脫粒就發芽了，發芽小麥磨出的麵粉灰不出溜，不但不好看，還又粘又糟沒有韌性，無論做什麼都粘跩跩的，尤其發麵蒸饅頭永遠不會熟，攥在手心裏一捏，就是一個粘疙瘩。頭兩天還有從北京帶來的燒餅鹹菜，很快就吃完了。母親對着粘饅頭髮愁，實在難以下咽。第一食堂的炊事班長錢彤文像大救星一樣，端着一碗麵條湯送到母親面前，一圈人圍着母親勸她趁熱快吃。
我心知肚明，這樣一碗麵條湯可不是隨便什麼人都能享用的，要麼你感冒發高燒不退，要麼你跑肚拉稀鬧腸胃病，連隊衛生員給你開了病假條允許你休息，又特殊批准吃病號飯，把病號飯條交到炊事班，走了這些程序才能來一碗！大家都眼巴巴盯着那漂在上面的油星兒和蔥花兒，聞着胡麻油熗鍋兒鑽鼻子的香味兒，個個饞得咕等咕等咽口水。
我是班長，必須得端着班長的架子躲得遠遠的，更何況是自己母親的麵條湯。母親手捧着湯碗，環視着周圍一張張年輕的臉，遲遲下不去筷子。「吃吧，快吃吧，要不就涼了……」我看到淚在母親的眼眶裏打轉……
從此，母親難忘這碗熱湯麵，多年後只要一提起兵團往事，就念念不忘有個炊事班長叫錢彤文，念念不忘那碗漂着胡麻油熗鍋香味兒的麵條湯。
母親轉遍了連隊的角角落落。男生宿舍區、女生宿舍區、家屬居住區、醫務室、連部、小賣部、伙房、禮堂（食堂）、豬號、羊號、馬號、廁所、開水房、菜窖、東水井、西水井，甚至豬號前面堆砌的十來個漚肥糞堆她都圍着轉了個遍。
母親是幹部，是見多識廣的「老政治運動員」，在連隊的那幾天沒有一句多嘴多舌的話。回到北京後她跟我說：知道你們生活艱苦，但沒想到苦到這個程度。以前總以為，再苦也不過我們河南幹校的水平吧，誰想到比起幹校差的遠呢，還要干那麼重的體力活兒，真是難為你們這些十幾歲的孩子，怎麼熬過來的呀！母親禁不住留下熱淚。
出乎意料的事情還是發生了。
起因是我申請的是「因病轉插隊」！——如果我申請因病回北京，就很簡單，「哪裏來哪裏去」順理成章，團里有審批權；但是「因病轉插隊」，要報師里特批。我和母親面面相覷。是啊，有病為什麼不申請回北京，而是轉插隊呢？
那時真是腦子缺根弦兒！竟然想不到應該「順水推舟」改口回北京，硬着頭皮傻呵呵「覆水難收」，非要堅持離開兵團去農村插隊。現在想想真是愚蠢到可笑——一個病人離開兵團轉農村插隊，無異於「咳嗽沒好又添喘」！耽擱了好幾天以後，我和母親懷着「破釜沉舟成敗在此一舉」又來到了呼和浩特，托人疏通關係。
一個和我非常要好的兵團戰友的媽媽的曾經的部下，認識兵團司令部政治部的幹事，托這位幹事找到二師師部主管病困退知青的幹事，才特批了我的「因病轉插隊」申請。十幾天之後，兜里揣着自己的非農業戶口和城鎮居民糧油關係，終於踏上了回北京的火車。如夢似幻！我真的可以不再回到這裏了？我不敢相信：我的「追夢之旅」真的起飛啦？！
孤獨落單的雁
父親的老家在河北省香河縣農村，他十六七歲離開老家到天津一家點心鋪學徒，不堪忍受老闆虐待出走參加八路軍打日本干起了革命。土改時，奶奶享受軍屬待遇，因此住上了村里最好的地主家大瓦房。奶奶有兩個兒子，老大參加革命的路徑和父親不一樣，一直在地方為共產黨工作，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時，「官」至公社黨委書記，經歷了被「批臭批倒、打翻在地再踏上千萬隻腳」的疾風暴雨靠邊站了。伯父身體和精神都留下了重重的創傷，再也沒有能力恢復工作，直到1974年秋天去世。
從北京到我們老家，不足200公里，交通還算便利，村前是國道，從馬圈長途汽車站開往寶坻的汽車路過，每天都有來回各一趟，可以招手停車上下。五年前，我從北京遷出了城鎮居民戶口和糧油關係，成了內蒙古兵團戰士。五年後，當我懷揣着內蒙古農業工人的戶口和糧油關係回來後，驚愕的發現出了大問題：戶口和糧油關係的落戶地點，明確的寫着：河北省香河縣，我這才意識到失去北京人的資格是多麼嚴重的事件。我沒有勇氣去落戶口，懷裏揣着，抽屜里鎖着，時不時拿出來看看，又悵然的放回去。得過一天且過一天，心頭重重的壓着一塊大石頭。
農村的冬閒是真正的「閒」，不像兵團依然安排各種活兒。很多插隊的同學都在北京「貓冬」，我也就「閒」在家裏沒走。以前回來休探親假，成天忙得不着家。這次是閒在家裏不出門。既不出去找人玩，也不見任何人，總覺得見人矮三分。父親鄭重其事的跟我談了話：多多看書，別浪費時間，給你找個老師學點有用的東西吧。
老師是剛剛從軍馬場勞動回來的國際關係學院畢業的英文翻譯。一本書，一個半導體收音機，一個年齡比我大六歲的姐姐，就這樣走進了我離開兵團後的孤獨生活。用現在的時髦詞彙說，我「宅」在家裏，沒日沒夜的學習外語，填充空虛的頭腦。
那是一個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午後，有人敲門。正要出門上班的母親問明客人是我二連的戰友，回頭大聲叫我。幾個月沒有出過大院門了。我們倆人相跟着來到月壇公園，四目相對，靜默無言。我環顧四周，驀然發現：迎春花開了，春天來了！我平靜的說：我要去農村插隊了，前途渺茫。分手時，我們鄭重握手，互相預祝成功。第二天早晨，我背着行李拎着網兜奔了馬圈長途汽車站。
首要的事情是「與組織接關係」。我把檔案和戶口糧油關係交到了香河縣知青辦公室。接待我的是一個四十多歲的女幹部。她冰冷冷的面孔和冰冷冷的話，讓我至今記憶猶新：「你的商品糧待遇以後就沒有了啊，和農民一樣了啊。」我傻傻的問：「那我吃飯怎麼辦呢？」「找你們大隊領口糧，一個月領一次，扣工分，工分不夠交現錢。」當時我只覺得兜頭一瓢冷水澆下來。就這樣，我又失去了吃商品糧的資格，成為了一個地地道道的河北農村老農民。
父親離開老家已經三十多年了，是村里「官位」最高的。所以我回鄉務農這件事，在村里是個爆炸性大新聞！不出半天兒，家喻戶曉。我們家院外、大門口兒、圍牆牆頭兒上就時不時有人探頭探腦的。緊跟着，我的舅奶奶舅爺爺、姨奶奶姨爺爺、大爺爺大奶奶、二大伯三大媽、四叔叔五嬸子、六大姑七姑父、還有輩分兒比我低的，管我叫四姑奶奶的、叫四表姑奶奶的、叫四姑的、叫四表姑的以及同村出了五服八竿子打不着的、排不上輩分兒的鄉里鄉親們，三三兩兩，一撥兒接一撥兒的登門看我來了，絡繹不絕。他們個頂個的關心我，憐惜我。甚至還有當場拍胸脯子保媒拉縴兒的！
奶奶拄着拐棍把地戳的「篤篤篤」響：「我孫女這是響應偉大領袖毛主席號召回來的，不是犯錯誤被貶回來的！」我沒想到會有這陣勢，不喜歡所有人像憐惜寵物似的嘖嘖圍觀，靈魂深處是自尊心受到了觸碰。我像一隻膽怯的小貓兒悄默聲兒地蜷縮在奶奶炕桌旁，實在懶得說話，懶得和他們一一打招呼。直到村里實權派人物——大隊民兵連長隆重登場。他是伯父的乾兒子，復員軍人，黨員，讓我叫表哥；表嫂是村婦聯主任，也是大隊幹部。他們兩口子知道了我的尷尬處境，當即拍板兒為我解圍：俺倆說了算，今後不許任何人上門煩你了！
奶奶家的房子坐落在村子中部稍稍偏東偏南一點兒，青磚青瓦，四致周正，巍峨高大，俯瞰全村。我和奶奶還有三姐（大姐在北京工作，二姐出嫁了）住在正房西屋，伯父大媽、哥哥嫂子分別住在西廂房的南屋、北屋。我正式回歸了這個大家庭，這樣說更準確些。我是奶奶最寵愛受到全家照顧的一個特殊成員。
天黑了，人散了，燈滅了，我挨着奶奶躺下。奶奶用瘦骨嶙峋的手撫摸我的腦袋，輕輕嘆了一口氣，別瞎想，日子不會太難，有吃有喝還怕啥。黑暗中我雖然看不清楚奶奶的臉，但是能感覺到她流眼淚了。
這更刺痛了我的心：記得父親給我講過，他參軍後三年沒有給家裏音訊，奶奶執着地尋找。每逢有軍隊路過，奶奶總是追到村口大路邊，見到當官模樣的就問：長官，你們這裏有沒有一個叫XXX（父親的名字）的？這不是杜撰的電影故事情節，而是真實的發生在我的父親和他的母親之間。
兵荒馬亂的戰爭年代中尋兒子三年，奶奶沒有掉過眼淚。今天這個白髮蒼蒼，已經年過九旬的老人，卻為了她視若掌上明珠的孫女如今的境遇和出路何在暗中垂淚了。
我躺在炕上，大睜着眼睛望着房梁沒有絲絲睡意。鄉村的夜晚黑的純粹，靜的單純，除了遠近的狗吠，只聽到奶奶和三姐均勻的鼾聲，手腕上那隻上海半鋼手錶秒針清脆的「咔噠咔噠咔噠」一聲聲重重的敲打我的耳膜。兵團的沸騰生活、熟悉的戰友面孔一一從我眼前閃過；窮鄉僻壤的冷清、陌生親戚里道操着陌生口音的絮叨也一一從眼前閃過……這走馬燈的交替旋轉讓我頭暈目眩應接不暇！生活的大幕還沒完全拉開，我就膽怯了！我為自己的孤獨境遇惴惴不安……
農民的作息嚴格遵從天道時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四季輪迴。天剛麻麻亮，鳥兒們嘰嘰喳喳叫了，遠近的公雞們高一聲低一聲此起彼伏開始比嗓門了。像所有勤勞質樸的本分農民家庭一樣，勤快的哥嫂最早開始了一天的勞作。老實巴交的哥哥悶頭挑水灑掃，嫂子點火做飯。
我深深吸着帶着濃濃涼意的春天的清新空氣，里外溜達，無所事事，心情比昨天晚上好了許多。沉悶的風箱呼打呼打響起，裊裊炊煙升起，柴火煙兒混合着貼餅子碴子粥的香氣瀰漫開來。大媽從北屋窗戶下的鹹菜缸里撈出幾塊芥菜疙瘩，噹噹當幾聲刀碰案板響過後，筷子、大碗、粥盆、貼餅子笸籮很快擺上了廂屋地上的小飯桌。
北屋小炕桌兒是我和奶奶的餐桌兒，除了碴子粥貼餅子鹹菜外，還多了三個小碟兒，一碟兒切碎的小蔥兒黃白綠三色相間，一碟兒是大媽自己釀曬的豆瓣兒醬黃澄澄香噴噴，還有一碟兒是黑糊糊發紅的一小坨，不知道是什麼。我湊上鼻子聞了聞，弄清楚了是給奶奶增加營養的「歲數」不小的醬豆腐，小蔥上竟然還有一兩滴香油。奶奶笑眯眯的用筷子頭兒指指小碟兒，催我快吃。我高聲大嗓地宣佈，以後就和大媽哥嫂他們一起，在廂屋裏的飯桌上吃飯了。奶奶問我為啥？人多好幹活，人多吃飯更香！奶奶咧開沒牙的嘴笑了。
縣知青辦還是挺負責任的，聽說他們按照辦事程序，很快就發文通知到我所在的公社，公社又口頭通知到我們大隊（村級）：我的待遇是：每出工一天，無論幹什麼活，都按男勞力最高級別記8分（一個工10分）；每個月領40斤原糧（即玉米粒、小麥粒和雜豆子）口糧，要扣減40斤原糧的價值折合工分。因為我沒有存分，扣我三姐的工分。
家裏平白增加了一個壯勞力，每個月還有40斤糧食的進項。這對一個農民家庭來說可是硬梆梆的經濟收入呀！我大媽高興地顛着裹足又放開的白薯腳，進進出出為我忙前忙後，不是張羅渴不渴要不要喝碗水，就是捏捏衣服角兒問問冷暖要不要加件襖。
有一件事情我至今也沒有弄清楚：關於我的勞動報酬標準是不是摻雜進了伯父的影響力抑或是當大隊民兵連長的表哥的權利影響。當時我們公社所屬的幾個村子都沒有安排下鄉知青，我是唯一的。後來聽說離我們村不遠，大約十來里地、屬於天津寶坻地界的魏莊村有幾個天津知青，我從來沒想到要和他們串聯串聯，因此也就無從得知他們是怎樣的勞動報酬標準。那時的我一頭扎進被推薦上大學的死胡同，除大學招生之外的一切信息全部被我拒絕。
每天我們全體勞動力們都要集中到生產隊（小隊）隊部，由生產隊長一一派活兒。我領到了一個像小學生成績冊大小的記工本，早晨帶到隊部，生產隊長慢條斯理地查問應時的各種農活需求，查問昨天的勞動進度，據此給大家分派今天的活兒；那邊小隊會計有條不紊一一登記每個人昨天的工分。青壯年男勞力每人每天記8分，青壯年女勞力每人每天記6分，依次還有5分的，4分的，能力最低的干一天，只記2分。具體到每個人能享受幾分的待遇，比如對地富反壞四類分子的計分標準，我都不清楚。10分折一個工，工值的高低隨年景好壞和各村自己的副業當年的經濟收入水平而定，到年底結算，分糧食，分紅，農民們才能見到現錢。
像我們老家這一帶，當時一個工值在兩毛左右，據說最高的能到七八毛。不過能有那麼高工值的村子到底在哪裏，誰也說不準，或許只是個傳說。我暗自盤算過，按一個工2毛錢算，我一天可以掙到1毛多，一個月出滿勤一天都不歇，可以掙四五塊錢！即便扣減每月兩三塊的糧食款，還有將近兩塊的「淨掙」，一年干下來，除了每月當月即領的40斤、全年總計480斤糧食，還能有20多塊錢的分紅。難怪大媽對我的到來特別歡迎，高興得了不得。
春天已到，天氣轉暖，節氣不饒人，農民們自覺進入了春耕的大忙狀態。派活兒就在場院的露天地兒。三姐帶我第一次走進場院亮相的時候，滿院子的人都自發起立，爭先恐後地向這個掙8分的女壯勞力行「注目禮」。就連平日不敢喘大氣只敢低眉順眼的地富反壞四類分子們，都從人堆兒後面踮起腳尖兒扒前排人肩膀、伸長脖子夠着看，為的一睹我的芳容，然後回頭竊竊私語。這在村史上絕無僅有！我就這樣開始了我的農民生活。
我感覺自己就像披掛上陣的穆桂英似的，鉚足了勁拉開了大乾的架勢。革命樣板戲《紅燈記》裏李玉和有一句經典台詞：有媽這碗酒墊底，什麼樣的酒席我都能對付！有兵團大田班五年的勞動歷練，什麼樣的農活對我來說，都是「張飛吃豆芽」！我不晚來，不早退，不惜力，不偷懶，不做作，不矯情。沒出一個月，我的表現贏得了所有人的認可。人前人後鄉親們議論紛紛：看着不起眼，沒想到這個丫頭還真挺能幹的。
從春到秋的幾個月內，我干遍了所有女勞力可以乾的農活：搗糞、間苗（玉米苗、穀子苗、棉花苗）、耪地、追肥（化肥、農家肥、氨水）、拔麥子、打場、掰棒子、割穀子、拾棉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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雞對鴨講，格格不入
農活的勞累和農村生活的艱苦對我不是考驗。唯有孤獨折磨我的心靈。
我們村子緊西頭是一條小河，春天解凍了，涓涓細流清澈和緩。幾塊大石頭，把河面分成三四個小支岔。橫不成行，豎不成趟的十幾棵柳樹，有的歪着脖子，有的耷拉腦袋，有的斜探着身子，有的只存着半截子，伴着大大小小的石頭蛋兒、石頭塊兒、石頭板兒，形成了有大有小、有深有淺、陽光樹蔭錯落相間的幾個小水塘。隨着天氣轉暖，幾場大雨一過，河面陡然加寬。這裏就成了半大小子的男孩兒們撒歡兒的樂園，他們光着屁股跑來跑去跳上跳下，折跟頭扎猛子撲騰水玩耍打鬧捉魚摸蝦；姑娘媳婦兒們洗衣服洗澡洗頭消暑嬉笑打鬧說悄悄話東家長西家短扯老婆嚼舌頭樂此不疲。
每天中午三姐都拉我去河邊。我喜歡一個人遠遠的坐着，靜靜的看着，無從加入他們。捧着我的半導體收音機和英語書，或發呆，或旁若無人。我回憶夏天綠色長滿眼的烏加河，回憶躺在烏加河畔的沙土地上仰望藍天，我們燒一抱乾草，然後把小土豆和豌豆莢蠶豆莢埋進灰燼里，餘溫散盡，扒拉出灰底的乾貨，吹吹拍拍，那些燒土豆燒豌豆燒蠶豆呀，那叫一個香噴噴……三姐她們遠遠的招呼我：快點兒過來呀，你那匣子（半導體收音機）嘰里呱啦有啥聽頭！你魔怔啊？
農村幹活的特點是懶散，讓我很不習慣。就拿「腰歇」來說吧。上午下午幹活中間都有一次休息，他們叫「腰歇」。本來就是個抽袋煙、喝口水、上個廁所的短暫休息，結果搞成了男人們抽完煙樹蔭下睡一覺、女人們拿出鞋底子襪子墊兒小孩兒褲褂兒飛針走線，更有甚者，一溜煙兒不見了直到快下工再回來的！剛開始我不明就裏，「腰歇」怎麼沒完沒了？看明白了以後，每天早晨出工時我就背上書包，書包里裝上幾本書。「腰歇」一到，我也找個背靜地方，或躺或坐，打開書包。我知道背後都在咬耳朵，指指戳戳，不摸針線的姑娘家將來誰家敢娶。
為了享受孤獨，我學會了紡線，就是大家從電影、歷史照片裡看到的，延安大生產時期那種手搖紡車人工紡線。盤腿坐在紡車前，左手搖紡車，右手捏着一個小棉花條兒，左手開始搖，右手把棉條掛在線坨上輕輕向外拉，左手搖的速度要勻，不能時快時慢，右手拇指食指捏住棉條要不松不緊，向外拉的力道也要勻，用對了勁兒，紡車就「嗡嗡嗡」響起來了。左手搖，右手拉，棉花條拉成細細的棉線源源不斷，一直拉到右胳膊完全伸直再也沒有餘量，再輕輕把線條向紡車底部的線軸送過去，又細又白的棉線就纏繞在線軸上了。
我特別喜歡紡線：左右手的「搖、拉、送」動作，伴着紡車輕盈的「嗡嗡嗡」聲音，如果紡車木軸還有點兒缺油，還會發出有節奏的輕輕的「吱嘎吱嘎」聲，那真的可以稱作「美妙和聲」！我陶醉其中。每隔三四天，就把紡好的線交到大隊，按分量折合成工分。
村裏有一個「大布廠」，用這些線織布，這是我們村的副業。在大布廠看布機的多是姑娘和小媳婦。他們可以常年在室內，比起風吹日曬的下地幹活兒，顯然輕鬆乾淨得多，一個個都細皮嫩肉兒的，所以他們自我感覺就是城裏工人，高人一等。
據說廠里那幾十台織布機，還是我父親1960年代初期負責引進日本維尼綸成套設備，認識通縣一個棉紡廠的領導，他們更新換代，淘汰了的舊設備呢。反正我不羨慕那些大布廠的工人，我更享受在家紡線，我享受那種「獨自靜好」。
三姐早就眼紅看布機的工作，卻苦於沒有機會。這下來了精神，攛對我：讓老叔（指我父親）跟廠長說說，咱倆都去大布廠吧，當個工人多清閒。我說：你想去你就自己找我爸爸跟廠長說去。三姐乾瞪眼想不明白為啥。
有一天表哥突然帶給我一個消息：縣評劇團要招收新團員，他給我報了名。我一聽，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評劇團招新團員與我何干？表哥笑嘻嘻指指我的月琴，說：縣城培訓三個月，公家管吃管住不要錢，每天還給記全勤工分。要不是你的知青身份，哪兒找這麼好的事兒去？原來表哥的戰友是縣文化館的領導，走了關係才給我找來的「後門捷徑」，我想想划得來。第二天，我坐表哥的「二等」（自行車後座，叫二等），到縣裏報了到。
培訓班設在縣城的文廟內，香河縣的文廟我並不陌生。我母親的老家是縣城有名的大戶人家，我從小在姥姥家的深宅大院裏長大，那時候每年進京回到父母身邊的時光有限，一直到七歲上小學，才長期留在父母身邊住在北京了。那時候我經常光顧文廟，每年一次的「祭孔」是必去的。
我們這幾十個培訓學員按男左女右分別住在大成殿前面兩側的東西廂房裏。女宿舍是東廂房，四間大通鋪。到底是縣文化館主辦的，對學員實行嚴格的軍事化封閉管理，吹哨起床後，先練功一小時，早飯後和吃完午飯小午休後，全是練功，晚飯後還有集體政治學習兩小時，規定內容是讀報紙、學習毛主席語錄和《老三篇》什麼的。
這個三個月的培訓班，說是培訓，其實就是根據每個人的專長，分進演唱、伴奏、舞蹈三個組裏，各人自顧自練習，期間沒任何人教授任何新東西，三個月後選拔人才。我既沒有好嗓子和唱戲的功底，進不了演唱組，也沒有漂亮臉蛋好身材，進不了舞蹈組，只能是「禿子當和尚」將就材料在伴奏組混吃混喝。
兵團過來的人，對再嚴格的軍事化管理也不犯怵，我反倒很享受這種生活狀態。早飯前的一小時練功，我基本就是跑跑步做做操鍛煉身體；上下午大塊的時間，我就用來看書聽廣播英語。我既沒有唱戲天賦又沒有留在劇團願望，何必強迫自己為難自己？三個月脫產學習時間寶貴，機會來之不易，抓緊干好自己的事情就行了。
很快我就成功地把自己樹立成那四間大通鋪的中心人物，好歹我也是「不脫產幹部」出身，有過五年的「幹部」經歷呢，晚上兩個小時的政治學習均由我掌控安排，對我來說，盡可「隨心所欲」。我教唱歌，講故事，講時事新聞，講我所了解的外國比如蘇聯東歐日本的風土人情，講我們建設兵團的趣聞軼事等等等等。
每天晚上，我們這個大通鋪房都熱火朝天，讀書讀報，唱歌一口氣能唱半個小時，有時又突然爆發出尖叫大笑，常常不能按時熄燈。和這些淳樸得幼稚可愛的農村小姑娘們在一起，煩惱離我遠去了。她們喜歡我，聽我的話，因為我見多識廣；我也喜歡她們，感覺比我過去的一班兵都好領導！
不盡如人意的孤獨寂寞依然與我如影隨形：在這偌大的文廟大院裏，每一處房轉角，每一處大樹樹蔭下，人人都努力刻苦，個個都抓緊練功。小常寶想親娘，寶爹想老婆，阿慶嫂刁德一智鬥，郭建光誇獎沙奶奶，唱念做打，手眼身形步，每一招每一式都不含糊；笛子二胡京胡板胡大小三弦兒伴着揚琴手風琴吹拉彈唱，有時互相干擾更有互相合作；還有不少身輕如燕的小姑娘小伙子折跟頭打把勢、劈叉臥腰、高桌下翻、騰跳打旋子；再有幾個咿咿呀呀練聲、咪咪嘛嘛爬高音的，透着滿腦門子的認真較勁，只有我是一個顯眼兒的「另類」！
月琴只是我的擺設，有時候一整天都不帶撥拉一下的。我只偏愛我的書和別人聽不懂的嘰里咕嚕外國話。表哥可能通過他戰友了解了我的表現，給我打過電話，囑咐我要抓緊時間提高自己。人前人後我倒也從不遮掩自己的不認真不在乎。她們大惑不解的是：將來能登台唱戲的縣劇團都吸引不了你，那你還想幹啥？！
時間過的飛快，三個月很快過去了。選拔人才的匯報演出在縣委的大禮堂進行。從邊幕的縫隙，我看到前三排的大木頭排椅子坐了二幾十號人。我們伴奏組獻演了器樂合奏——電影《青松嶺》主題曲《沿着社會主義大道奔前方》。
「長鞭哎～，那個一呀甩哎～，啪啪的響哎～，哎愛嘿哎愛嘿依呦～，一掛那個大車，出了村吶哎愛嘿依呦～。衝破那個重重霧呀，跨過那道道梁哎，沿着社會主義大道，奔前方哎～～」
告別了可愛的小姑娘們和多才多藝的小伙子們，我坐着表哥的二等，又回村了。路上和表哥短暫的交流：
表哥：沒考上劇團心裏咋想的？
我：沒考上就沒考上唄。我真不會唱戲，我也真不喜歡唱戲。
表哥：聽說你根本不用功，整天抱着戲匣子聽嘰里咕嚕誰都聽不懂的外國話？
我：誰說的？誰說聽不懂？我就聽的懂。
表哥：聽得懂又頂啥？那能當飯吃還是當工分抵錢花？
我：又解飽又解渴，比錢還管用！！怎麼着吧！
表哥：？！
自行車駛進村，最先經過小河邊兒。正在嬉笑打鬧的人們停下手，我的七姑八嬸子們爭相打招呼。「呦~！評劇團的演員今天回來啦！」「哎~！有你登台的戲可別忘了咱們吶~！」我偏着身子坐在自行車後座上，剛好把臉扭向背人的一邊兒。
孤獨並不完全是享受
秋天到了。
天真藍真高呀，一隊隊大雁向南飛去，有時排成人字，不一會兒又拉成一字。記得小學低年級時學過一篇美麗的課文：「秋天來了，樹葉黃了，天氣涼了，一群大雁向南飛。」通過學習這篇課文，我知道，南飛的大雁是一個群體，它們之間是有關懷和互助的。列隊飛翔，第一是互助借力，另外還有一個重要的作用，就是互助幫襯。如果有誰傷了或病了，因此掉隊了，那一定還會有一隻雁陪着它。是不是它們排成人字和一字的隊形就是為了告訴頭雁誰掉隊了誰留下了陪着呢？抬頭看着遠飛的大雁，好羨慕它們呀。我默默思忖：大雁群體裏少了一隻，掉隊的那隻就是折斷了翅膀的我。
不知為什麼，接連幾天，腦海里總是浮現「造化弄人」。也許真是造化戲弄我吧，來到農村好幾個月了，除了生活上比較兵團的勞累緊張有改善之外，我竟然感覺不到快樂。有的時候真想不明白，到底這形單影隻的日子有頭兒沒頭兒呀？為什麼要選擇單打獨鬥？能有出頭之日嗎？
農民迎來了一年中最舒心愜意的季節。掰棒子，割穀子，割豆子，割高粱，刨白薯、刨花生、刨砟子、拉秫秸、拉豆秸、拉薯秧……，這幾種農活在建設兵團是沒幹過的。對我來說，都算不上有技術含量的活兒，我一學就會，一干就能幹得很好。秋收忙完接着就是秋種。清地、翻地、打壟、施底肥、播種……秋收秋種是農民一年農活佔比分量最重的，一是全年勞動果實的收穫期，再是關乎下一個收穫期。這裏機械化程度不高，絕大部分活兒還要靠人力完成。
連續二十多天高強度的勞累，我終於病倒了。壓倒我這匹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竟然是比稻草輕得多得多的跳蚤！忙完秋收接着秋種特別累，可能是被螞蟻或什麼不知名的小蟲子咬了幾個紅疙瘩。後來有狗蹦子鑽到衣服里，腰上後背上腿上接連被咬了幾串硬硬的大包。剛開始沒太在意。幹活兒太累時，帶着一身汗躺在樹蔭下歇歇是常事兒。突然有一天半夜渾身瘙癢折磨的我翻來覆去地烙餅。燈下奶奶一查看嚇了一跳：我滿身遍佈紅疙瘩，連頭皮里都是硬硬的大包連成片！天還沒亮又發起高燒。
奶奶急的拄着拐棍顫顫巍巍親自跑到衛生所，請來赤腳醫生給我瞧病。大夫仔細查看身上的硬疙瘩，翻看眼皮，又量了體溫，跟奶奶說：別害怕，她現在的渾身大包是嚴重的過敏反應，我們現在眼睛看不到，估計連胃裏腸道里都有過敏的疙瘩，我聽得清清楚楚，覺得他說的對，我確實感覺胃和肚子裏的腸子都在翻擾、攪動，想吐，吐不出來，肚子下墜，想拉，拉不出來。
大夫經過綜合考慮，確診是由於勞累過度，帶着熱汗受風，內熱外感，加上跳蚤引起皮膚過敏。大夫給了脫敏的藥和退燒的藥，說：沒別的辦法，只有吃藥睡覺，慢慢熬着。可以熬點兒小米粥吃，如果實在瘙癢難忍，可以把小米米湯晾涼之後當藥水兒塗抹。小米性溫味甘咸，入脾胃腎經，滋陰消火，還有催眠的作用……
我吃過脫敏藥片後就開始昏昏欲睡，但是難耐頭劇痛，渾身關節僵硬，身上的硬疙瘩還是又癢又疼，讓人難以安靜下來。頭暈的不能睜眼，任何東西都不能入口，連吃藥喝幾口水都要翻腸攪肚地吐出來，一直吐到黃綠色的膽汁。小米粥也喝不成，米湯抹身上也不起作用。不知道過了多久，迷迷糊糊中，我聽見奶奶和大媽的對話：
大媽：是不是「撞客」了？
奶奶：我看像。叫叫試試。
大媽把一面鏡子平放在奶奶的小炕桌上，又找出一個大銅錢，奶奶接過來，口中念念有詞，一遍遍把大銅錢扔向鏡子。大銅錢當朗朗清脆的撞擊着鏡面。突然，銅錢直直的站立在鏡子上了！大媽一把搶過大銅錢，連啐帶罵，快步出了北屋，不一會兒又回來了，跟奶奶說：我把它扔灶坑裏火燒過了，現在扔到水缸里了，一準兒淹死它。奶奶寬慰的舒了一大口氣，轉身摸着我的腦袋，輕輕的自言自語：好了好了，這回沒事兒了。昏昏沉沉中，我終於睡踏實了。
醒來時，頭不疼了，渾身的硬疙瘩也軟軟的平復下去了，三姐說，我整整又昏睡了三天兩夜，除了喝點兒水，粒米未進。我只覺得頭重腳輕，走起路像踩着棉花，腿軟軟的，搖搖晃晃。奶奶拉着我的手，叮囑我以後再也不能這麼拼命傻幹了，累壞了咋辦？
後來我問三姐，她們拿銅錢鏡子幹什麼啦？
三姐神秘兮兮的說：你碰上「撞客」啦，是奶奶和我媽生把你搶回來的！。
從誰手裏搶回來的？
三姐說了一個名字，我根本不認識。
三姐說：你當然不認識，他都死了好幾十年啦！
什麼？！我一臉錯愕！！
三姐說：沒聽見我媽一個勁兒啐他罵他嗎？他以後不會再來了。
我驚恐的頭皮發炸，後背陣陣發涼，渾身汗毛收縮，起了一身雞皮疙瘩。難道這就是小時候聽到過的鬼故事的現實版嗎？真的讓我碰上了？我照照鏡子，看到鏡子中一個蓬頭垢面滿臉蠟黃的苦臉兒似乎在自嘲：農村是個廣闊天地，在那裏是可以大有故事的！
夢難圓
直到現在，我仍然在為一件事情懊悔不已。
摘完棉花，進入冬閒，奶奶力主我回北京過冬天，因為家裏太冷，別凍壞了。我不想回北京「貓冬」——怕萬一有招生的機會我不在，這一年的苦幹就白瞎了，奶奶逼着表哥給我想個主意（伯父已經於秋天因病去世了）。表哥說：聽乾爹念叨過，找咱們公社的老書記在公社裏給四妹子找個事兒乾乾，我問問去。幾天以後，表哥興奮的告訴我：可以去公社當電話員。
就這樣，我離開了奶奶，離開了老家。沒想到這是奶奶在這世間最後一個冬天。我竟然失去了陪伴奶奶走到生命盡頭的機會。
在公社當了八個月話務員之後，我被挑去縣外貿局當了一年多臨時工，主要工作是協助局領導協調與地區外貿局出口農副產品和手工藝品的業務。
1976年11月份，我被招工進香河縣花絲廠，當了一名燒藍工人。
1977年冬天，中斷了十年的高考恢復了，我和千百萬知青一起參加了招生考試。香河縣的招生學校沒有北京大學，我報考了張家口師範專科學校——那次唯一的有外語專業的學校。然後就是漫長的在期待中的等待。不記得過了多久，縣文教局招生辦打來電話，通知我，要政審了。問我能不能帶他們外調人員進京到我父母的工作單位外調。我說：不但能，而且是特別能！
帶着兩個文教局的幹部一路暢通，完成了外調工作。繼續等，等錄取通知書。我完全有自信。
漫長的冬天過去了。又是一年春暖花開時。各地高校陸續開學。但是我一直沒有接到錄取通知書。後來得知：有一個和我同名同姓的早就報到入學了，也是張家口師範專科，英語專業。那是一個男生。
事情到此，我心情反而異常平靜，異常淡然。
1979年6月我離開了香河縣花絲廠回到闊別整整十年的北京。
心頭飄出林語堂的一段話：
夢想無論怎樣模糊，總潛伏在我們心底，使我們的心境永遠得不到寧靜，直到這些夢想成為事實。
北京大學新聞系，那是我兒時就企盼的夢想。
我欠自己一個夢沒有圓。
今生今世夢難圓。
《記憶》289期